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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新闻热点素材积累3

告别飞絮围城,可大规模推广组织培养技术1

这届花粥式年轻人:

一边认真爱,一边随时准备离开2

恶俗婚闹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挑衅3

副局长耍官威衍生“续集”缺少公共意识很可怕4

“格聂之眼”被碾出黑眼圈,道歉后不可免罚5

保护隐私不能仅靠“教科书式反偷拍”6

路由器里装摄像头,消费者隐私保护需要“升级换代”7

用数据互联堵上平台审核漏洞8

落户限制逐步消除考验城市服务能力9

赞赏年轻人的奋斗也请理解他们的压力10

涉假疫苗医院“喊冤”,当初“外包”就没想到风险?

11

告别飞絮围城,可大规模推广组织培养技术

2019年05月07日07:

41:

09

来源:

新京报

每年四五月,杨柳絮飞扬。

近日,随着气温上升,北方各地的杨柳絮又开始漫天飞舞了。

北方大部分城市飘絮的通常是杨树,其中最多的要数毛白杨。

其实,最初在城市里面种杨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优缺点,只是时过境迁,我们面对的需求不一样了。

杨树的好处主要有三点,第一,长得快,三五年就可以形成景观;第二,树形好,树冠大适合遮阴;第三,绿叶期长,在很多北方城市,毛白杨从五月一直到十一月都有绿叶。

至于说杨树的坏处,就仅在于飘絮了。

两者相较取其轻,于是在城市建设的最初阶段,杨树的生长速度和树形都是优势。

况且在城市初期,人口密度不是很大,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是很高(毕竟吃饱肚子才是第一要务)。

况且,每年春天也就那么十几天是飘絮严重的时间,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其实,日本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在山上种了很多松树,结果现在一到春季,日本人就饱受花粉困扰。

但今时不同往日,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关注点就从关注肚子饥饱变成了关注全身健康。

这下,杨树的毛病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就是过敏这个大问题。

杨絮纤维的直径只有10.5微米,不能纺织,也无法做有效的填充物。

但是它能引发人体过敏。

当免疫系统碰到杨絮刺激的时候,就会放出假的警报信号。

免疫细胞释放的组织胺等化学物质会刺激平滑肌收缩(产生小疙瘩),扩张血管(皮肤发红),同时诱发刺痒的感觉。

免疫系统打得不亦乐乎,我们人体自然就不舒服了。

杨树就成了让人非常头疼的植物,于是乎,最根本的解决方案就是把那些产生杨柳絮的树,通通换掉。

目前,我国城市种植的树木已经有很大的改变,比如,近年来在北京种植的主要是栾树、白蜡树、银杏树和国槐,毛白杨和柳树的比例真的是越来越少。

反过来说,并不是所有的杨柳树都是罪魁祸首。

杨柳树都是分雌雄的。

而雄性的杨柳树可不会产生什么飞絮,在散播完花粉之后就安安静静地去做“美男子”了。

所以,换杨柳树主要是对雌树“开刀”。

虽说换树是根本性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还有一些特殊地段无法在短时间内替换,比如一些重要街道和景点。

所以,当前还需要一些过渡性措施,主要包括如下三招。

第一招,打针。

通过注射或者喷洒药剂,抑制杨柳树产生种子。

但是,这种方法的工作量极大,并且效果不可预测,所以推广起来相当困难。

而且,成本很高。

第二招,换头。

给雌树换个雄树的头,通过嫁接让原有的雌树变成雄树。

当然了,这种方法的缺点也是工作量极大,甚至比打针还要复杂,只能用在少数特殊区域,而且也很费钱。

第三招,就是从源头上来遏制,那就是专门种雄树。

之前从种子开始种植杨柳树,并不能做很好的性别筛选,只能等它们长大开花,就像是买彩票。

而组织培养技术的发展,让我们可以专门挑选雄性杨柳树的茎叶芽来培养,直到产生成千上万的雄性树苗。

如果这项技术推广开来,飘飞絮说不定就会变成历史书上的记载了。

□史军(中科院植物学博士)

这届花粥式年轻人:

一边认真爱,一边随时准备离开

2019年05月07日07:

41:

02

来源:

澎湃新闻网

文丨陈曦

“曾想用写歌的钱回老家开一家奶茶店。

音乐只是一个出口,不是我要到达的终点。

”曾引发争议的歌手花粥近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如此说。

以为自己要过气的她,现在却更受欢迎了。

 

因《盗将行》和大学教授网上互怼,《出山》红遍了抖音,花粥逐渐走入公众视野。

简单又好按的C、D、Em等吉他和弦编排,慵懒清新又不需要太多唱功的副歌,对于弹唱新手而言,既容易操作、又容易上手、“上嗓”,因此在这一圈子里传唱度较高。

 

在内容上,花粥的歌如其人,大大咧咧,嬉笑怒骂,看似不正经,却又贴近年轻人的生活。

在《二十岁的某一天》中,天桥、牛肉面、兜里的五块钱等意象,反映的正是因缺乏经济资本,而奉行极简主义的年轻情侣的生活状态。

《老中医》中勾勒出的“身穿大裤衩、手拿大哥大、专治吹牛”的形象,像是花粥性格的外化。

透过歌中身处异乡对着墙谈理想的北方爷们儿的景框,听众瞥见了世俗生活中失意的一帧画面。

 

花粥的音乐很难用二元对立的思维去评判其好坏,但确有独特的一面,或者说一种后现代的气息。

很多的歌是以男性视角创作,但演唱者却是一位素颜、瘦小、扎着马尾辫的姑娘,强烈的对比感让性别的鸿沟在消遣娱乐中被抹平。

而超越了社会性别的因素,正是花粥音乐独特的构成。

 

不过,让花粥从少数人追捧的“粥大爷”,到众所周知的当红艺人,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作品的独特性,而是媒介技术的变革。

在抖音短视频上,节奏欢快、旋律流畅的歌曲,更容易被用作背景音乐。

《出山》正是适应了“短视频+音乐”的传播形式而被传唱。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互联网上,前一刻被粉丝捧起,下一秒就可能被人潮淹没。

不过,在洪流中谨慎掌舵以避免倾覆的危险,或许是花粥不屑的事。

将梦想定位于奶茶店,以及《归去来兮》透露出的,正是她的淡然。

 

她的歌直白到没有修辞,平淡到没有隐喻。

她对音乐很随意,随意到总要去想是否要坚持下去;她对生活也很随意,随意到大学上到了一半,便退了学。

这种对一切都很随意的态度,在精英视角的惩戒性凝视下,饱受诟病。

 

人们对艺人往往是有期待和形象建构的,无论是音乐家还是流行歌手,在音乐面前皆应表现出一种瞻仰或膜拜的状态。

这被视为对音乐这种艺术形式的尊重,也被视为音乐创作者的价值追求。

 

然而,音乐本身只是创作者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在花粥被贴上“音乐人”标签后,有人说她拉低了中国独立音乐的整体水平。

但对于花粥而言,音乐创作与表达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爱好,而不是符合高标准、高要求的音像产品,也不是为了取悦谁。

 

有评论说,这届年轻人用两栖消灭生活的丧。

青年们栖身于主业与副业之间,主业是工作,副业是理想的寄托。

学者塔勒布在《反脆弱》中也说,欧洲文学作家的一个传统就是谋一份闲职,不需要动太多脑筋,在离开办公室后便不会再想起。

这样便有足够的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音乐本是花粥的副业,也是她喜欢做的事之一,然而音乐创造的爱好被整合到为企业创造利润之后,爱好成了工作,各种外在的规制也便接踵而至,这就容易使得音乐创造的田园荒芜。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奶茶店,也成了两栖的花粥新的精神寄托。

 

洗去精英视角下的铅华,退却神圣高雅的外壳,音乐既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折射出一代人的心理状态。

主流意义上的成功学成了多数青年们的包袱,相比成为一个成功的音乐人,开一个奶茶店或许更为自在。

花粥的音乐以戏谑去对抗压力,以遗忘去对抗现实,反而为青年们宣泄情绪提供了渠道。

无论你是否喜欢,花粥都在这,这个时代的音乐,年轻人的声音,也都在这。

恶俗婚闹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挑衅

2019年05月07日07:

40:

02

来源:

中国青年报

文丨默城

近日,山东莘县发布通告,决定对低俗、恶俗、危险闹婚的现象进行集中治理。

通告提到,要充分认识恶俗婚闹危害,严禁恶俗婚闹行为。

禁止在城区道路、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诸如把新郎用胶带捆绑在树上或者电线杆上,浇啤酒、倒酱油、砸鸡蛋,以及扮演种种不雅角色做搞怪动作等任何形式的婚闹行为,违反规定者,依据《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进行处罚。

新郎身体被朋友涂满墨汁,新郎父亲被亲戚打造成“烧火佬”造型,连演员包贝尔的婚礼上也出现了“闹伴娘”……近年来,有关恶俗婚闹的新闻时不时冒出来,发生地点遍布全国各地。

婚闹者用各种各样的奇葩方式去恶搞新郎新娘,甚至是双方父母,不仅把婚礼搞得一地鸡毛,将“烘托气氛和送上祝福”等积极诉求消解得一干二净,还对当事人造成实质性的身体或精神伤害,把喜事变成坏事。

恶俗婚闹属于民风民俗层面,大多数民风民俗属于私域,公权力的介入一般都要很慎重。

可是,政府发文治理恶俗婚闹,非但没有太大的争议,还得到了广泛赞赏和支持,原因何在?

婚闹已从一种传统婚姻文化变异成了“陋俗”。

至于症结,有传统文化糟粕元素的影响,也有规则、秩序等现代意识缺失的成分在。

很多人身体在现代社会,但精神和意识还停留在野蛮时代,这着实讽刺。

恶俗婚闹,毁人身体,害人精神,明显逾越了私人领域范畴,有故意伤害他人以及扰乱公共秩序之嫌,因此理应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

公权力介入恶俗婚闹行为,既合情合理,也符合法治社会的要求。

进一步说,恶俗婚闹的存在,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一种挑衅,更是对文明的玷污。

对于现在蔓延的恶俗婚闹行为,如果再不主动亮剑,积极治理,用制度规范倒逼公众文明意识的觉醒,那怕是逃不掉“道德与文明被其反噬”。

现在,政府发文禁恶俗婚闹,并与法律法规层面的处罚相对接,用制度化的约束对恶俗婚闹说“不”,契合了人心与道义,是道德与法律对社会恶俗行径的理性反弹,有助于移风易俗,扬正气、树新风。

前不久,陕西安康市也开出首张不良婚闹“罚单”,限期一日将公共设施及树木恢复原貌,并处以500元罚款。

由此看,反思和治理恶俗婚闹,可能即将蔚然成风。

说到底,从政府发文禁恶俗婚闹这事上,我们既要看到其中的现实积极意义,但也不能忘了应有的反思。

能从中性的婚姻文化走到“恶俗婚闹”这步,部分人低劣的道德水平怕是难辞其咎,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身处深渊却浑然不知。

所以,光靠制度约束,剔除不了恶俗婚闹,还是要从社会环境中总结共性问题,在逐个击破中确立现代道德与文明。

副局长耍官威衍生“续集”缺少公共意识很可怕

2019年05月07日07:

40:

51

来源:

中国青年报

文丨马涤明

“副局长耍官威”事件,不但衍生出“续集”,最终结局也是争议性的:

一些居民对媒体说,副局长并未道歉,而南关区教育局则表示“已经道歉”,并向媒体展示了视频:

4月28日上午,长春市政府信访办接待了部分业主代表,副局长谭智已在会议上做出道歉。

而对这个“道歉”,舆论仍有不小的争议。

有媒体评论质疑,如此道歉不太“正式”:

只向部分业主代表道歉,更多居民“被代表”了?

还有网友认为,媒体关于“副局长未道歉”的误报道,应该由官方担责——媒体向南关区教育局询问“是否道歉”时,工作人员为何作“不便回答”的回应?

为何不向公众广而告之?

原本只是官员个人不当言论的事件,“续集”中的角色又多了相关部门,这大概是官方始料未及的。

即便这一事件可以画上句号,但对某些问题的反思,恐怕远未到结束的时候。

耍官威是作风问题。

但一些干部何以会保持着“官僚官威作风”?

在群众面前官气十足不说,一言不合就“来脾气”,甚至认为,呵斥群众是理所当然,自己是领导——这种角色错位的认知从何而来,是最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群众面前有耍官威习惯的干部不在少数,当然,也有人将这种毛病归咎于“性格”,认为“官员也是人,是人都有脾气”。

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实际上遮掩着“官本位”价值观、混淆了官员与群众在身份概念上的区别。

副局长来了脾气,就怒怼居民说“现场鉴定你听不懂话”,但若换了对方是她的上级领导,即便有脾气恐怕得忍着,而不一定“是人都有脾气”。

也难怪谭副局长那一句“我这块也是急躁了,态度也不好,希望你们能理解”的道歉,被认为既缺少诚意,更谈不上深刻。

关于这次官民对话,舆论关注点始终不是引发吵架的原因,而是吵架本身——无论孰对孰错,官员在这种场合都没有“发飙”的权利。

在公共场合,官员必须克制,这是官员的职业身份所决定的。

现代社会中,官员是一种职业,其职业是公共服务者。

官员面对民众时,正确的角色定位应是服务者;认为在民众面前也是领导,是认知的错位。

而耍官威,多由这种认知而来。

再者,一些官员自觉或不自觉地耍官威,也是缺乏公共形象意识的表现。

官员作为公务人员,其公共形象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政府,反映着公共服务的成色。

因而,官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随意,更不可以“态度蛮横”。

官员、政府部门都有公共形象管理的责任。

官员要时刻注意自身的公共形象,政府部门要管理好所属人员以及部门的公共形象。

在公众面前,首先要表现出平等且谦抑的态度,而不是高高在上。

官员在群众面前情绪失控、态度蛮横,根本原因是把群众视为管理而不是服务的对象——这是“耍官威事件”的本质。

要让所有领导干部都能接受“服务”而非“领导”的逻辑,除了教育,更要强化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

既是公众事件,官方有必要将事件进展与结局向社会公开。

官员不当言行伤害的不只有在场居民;所有发生在官员履职、公共事务过程中的问题,都有关广义上的公众利益。

这也是副局长“态度不好”成为公共话题的原因所在。

“道歉”作为公众事件进展的一部分,还应当面向公众。

官方认为副局长已经道歉,但更多居民和公众乃至媒体都“误解”为“未道歉”,这是否也反映出相关部门公共意识的不足?

期待“副局长耍官威”事件成为一堂生动的公共管理课,更多官员和部门能通过这堂课,丰富关于公共形象、公共意识的认知。

“格聂之眼”被碾出黑眼圈,道歉后不可免罚

2019年05月07日07:

41:

13

来源:

新京报

作为我国藏传佛教24座神山之一,位于四川理塘县的格聂神山近年来人气走高。

该景区内的一个重要景点,就是高山草甸之上一处圆形湖泊——格聂之眼,这被不少网友称为“通往天堂的眼睛”。

但就在最近,一段“越野车队碾压‘格聂之眼’植被”的视频,在某社交平台热传。

当地管理部门介入调查发现,“格聂之眼”周围植被被碾压破坏较严重。

目前,涉事自驾车队“赤野越野俱乐部”发布了致歉信,并删除了相关视频。

格聂神山景区建设管理筹备组和理塘县林草局,也做出了书面检讨、向当地公开道歉、开展恢复草地工作等处理。

虽然相关车队人员已经做了书面检讨,其中的内容也算言辞恳切,但从社交平台来看,网友对其道歉并不买账。

而从报道来看,这份“苛刻”也并非全无道理。

首先,景区设置了警告牌,明确标明,“生态脆弱区,亲,勿碾压草场!

”而据报道,景区管理人员表示,曾在车队进入景区前跟领队和每一个车主反复强调不许碾压植被。

也就是说,这些车队人员并非不知情,而是怀揣侥幸心理。

而拍视频上传网络炫耀的行为,也说明涉事人员的虚荣心远远大于敬畏心。

在此语境下,仅仅“道歉并责成开展植被恢复工作”,远非此事的终点。

要知道,格聂神山的大部分区域属于海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以湿地和野生动物作为保护重点,作为湖泊的“格聂之眼”,显然是不能忽视之重。

从后果上讲,诚如该景区人员在微博上说的,在“格聂之眼”压出“黑眼圈”,植被恢复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对脆弱的高原生态是致命打击。

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规定,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或者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可以根据不同情节处以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给自然保护区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造成自然保护区重大污染或者破坏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涉事车队的行为,从法律上显然应该付出应有的代价。

在这方面,不乏镜鉴:

2017年4月,3名攀岩爱好者将26枚螺钉钉入三清山风景名胜区的巨蟒峰。

当地检方以涉嫌故意损毁文物罪对3人提起公诉。

检方认为,张某等3人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破坏了珍贵的自然资源,仅提起刑事诉讼,不足以弥补其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

经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并进行诉前公告,向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

虽然当地认为涉事车队“积极配合调查、认错态度诚恳”,但此事显然还是要秉着“谁破坏谁负责”的原则,对于破坏者要处罚到位,不光是责令其恢复,还应予以处罚乃至处以惩罚性赔偿。

若涉嫌犯罪,则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很多“想法超前”的驴友,专门瞄准那些尚未开发、保护力量薄弱的奇景美迹,去这些地方打卡。

对于这种现象,各地管理部门应有足够的警惕和重视。

保护隐私不能仅靠“教科书式反偷拍”

2019年05月07日07:

40:

56

来源:

北京青年报

文丨乔杉

近日,一名青岛爱彼迎(Airbnb)民宿房主被警方行政拘留。

据了解,这位房主在所开的民宿里,将摄像头装进路由器,并对着卧室。

发现房间内藏着路由器的是一名从事信息安全工作的游客,他此前曾通过商业安全和隐私保护培训了解到如何检查偷拍设备。

而其揪出隐形摄像头的过程,被一些网友称为“教科书式反偷拍”。

该游客表示,目前已经收到爱彼迎返还的房费,但尚未收到平台方的正式道歉。

(5月6日《北京青年报》)

现在民宿正处于风口上,有数据预测,到2020年,民宿市场将达到300亿元规模。

其实,住民宿也不便宜。

统计显示,国内优质民宿平均价格已经达到401元/晚,价格与四星级酒店不相上下,有些高端民宿的价格则超过1500元/晚。

人们之所以选择民宿,更多还是因其自由,更能感受到一个地方的人文气息。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无论选择哪一种住宿方式,安全都是必须考虑的。

也正是因为担心当前民宿市场的良莠不齐,很多人选择了类似爱彼迎这样的大平台。

可就目前来看,大平台也未必太平。

就像青岛这家爱彼迎民宿,房主竟然在房间里装了摄像头。

有些巧合的是,就在上个月,新西兰一家爱彼迎民宿,也被发现了隐藏的摄像头。

这是已经发生的,谁也不知道沉默的大海里还隐藏着什么。

这位揪出隐形摄像头的游客,无论是隐私意识,还是“火眼金睛”,都值得学习,也确实可以称得上“教科书式”。

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意识,都有这样的专业,确实能够大大提升自己的安全指数。

可是,细看其全过程,即便具有安全意识,也未必就能“逃过一劫”。

据称,这位游客从事网络安全方面的工作,平时很关注信息安全方面的问题,此前也曾报名参加过一个隐私保护相关的课程。

“教科书式反偷拍”的门槛有些高,一般人根本就不具有这样的能力。

即便是一个从事网络安全工作的人,也未必每次都有时间和心情这样。

据了解,当天,这位游客,“除了电视、烟感器、路由器,还检查了每个能看到床的插座孔、暖气片、插头和电源适配器等外露装置。

”看到这一切,只能让人苦笑,这哪是旅游,简直就是“炫技”,甚至还有一点“强迫症”。

这个责任,其实根本就不应该由游客来承担。

爱彼迎是全球知名的短租平台,游客选择爱彼迎,是基于一种信任。

爱彼迎只要接了单,就有责任、有义务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当然,爱彼迎也有“难言之隐”,作为一个线上平台,走的是共享经济道路,很难对线下实施充分监督。

可是,轻资产不是轻责任,共享经济再时髦,也不能违背基本的商业伦理,不能平时“甩手掌柜”出了问题当“甩锅侠”。

游客选择短租平台,选择一家民宿,不能成为碰运气的事。

有关方面也应该对民宿实施更充分的监管。

现在,对于包括民宿在内的住宿业安全问题,有关方面还是十分重视的,不仅有着各种制度,还经常进行各种检查。

隐私问题也属于基本安全问题,同样应该纳入到事前防范和监管的重要内容,在常态化和长效化上下功夫。

一旦发现存在安装偷拍设备等行为,则应迅速查处、从严惩治。

当然,一些偷拍设备可能不是房主安装的,这就更需要有效的监管和惩治,倒逼民宿高度重视问题。

“教科书式反偷拍”虽然让人佩服,但保护隐私不能仅靠“教科书式反偷拍”。

现在民宿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不能让宽容成为纵容,放任和助长各种问题的发生。

对于爱彼迎这样的平台来说,不能再走野蛮生长的道路了,而是应该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路由器里装摄像头,消费者隐私保护需要“升级换代”

2019年05月07日07:

40:

12

来源:

澎湃新闻网

文丨欧阳晨雨

又是一起人赃俱获的偷拍事件。

近日,一段聊天记录引起热议。

一名网友称在青岛入住Airbnb民宿时,发现路由器里可能藏有摄像头。

几经确认后,该网友拆开路由器,发现了摄像装置和储存卡,随后报警。

民宿房主被行政拘留20日,并处罚金500元。

 

真是细思极恐。

这名游客发现偷拍,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他从事信息安全工作,“曾通过商业安全和隐私保护培训了解到如何检查偷拍设备”,这才有了被网友称赞的“教科书式反偷拍”。

但是,现实中,并非人人都是信息安全专家,类似这样“偷拍遇上了克星”的概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确保住宿者的隐私安全,是民宿服务平台的责任和义务,不能甩锅给消费者。

就这起案件来说,涉事的民宿自然要为偷拍事件负责,提供民宿服务的Airbnb平台,承担着诚信履行合同的义务,也绝不应是事不关己的第三方。

 

从法律上看,对于偷拍他人隐私的不法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还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并且,“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

此次民宿房主被行拘20日、罚款500元,算是顶格处罚了。

问题是,这个看似严厉的处罚,真能起到震慑作用吗?

事实上,此类行为并不一定只能归入行政处罚范围,并由此作出“降格”处理。

如果将偷拍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从性质上看,类似针孔摄像头等“偷拍神器”,属于“暗藏式窃听、窃照器材”,在宾馆、民宿等场所偷拍,还可能涉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犯罪。

一旦被确定为刑事犯罪,所受到的惩罚当然远比行拘加罚款严重。

 

不过,这些关联罪名的成立,都需要达到一定的后果条件。

在办案实践中,常把偷拍行为看作是对个人隐私的轻微侵犯,既然没有造成“致人死亡”“身心疾病”等危害后果,也就很难纳入刑事追究和惩罚的范围。

但事实上,即便只是偷拍行为,在一些国家,也往往面临刑事处罚。

 

翻看新闻报道,类似在旅馆、民宿等经营性场所安放偷拍设备的案例并不鲜见。

时代发展到今天,消费者隐私保护也面临着“升级换代”的需求。

对于偷拍行为,惩罚也应到位,立法有必要改进,适当降低入罪门槛,以更高昂的违法成本,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用数据互联堵上平台审核漏洞

2019年05月07日07:

39:

53

来源:

新京报

近年来,类似吴鹤臣事件时有上演。

但这样一起事件发生在水滴筹上,多少有些让人遗憾。

就在3月27日,水滴互助宣布获得了近5亿元的B轮融资,已经成了网络互助平台中的独角兽。

按理说,作为互助众筹平台,水滴筹理应承担着更多更严格的审核和监督责任。

这并非该平台第一次遭遇类似质疑,2018年5月,该平台曾发生过一起骗捐事件,此后,水滴筹宣布将加强全流程风控,加强治疗进展督察。

但吴鹤臣事件证明,水滴筹的审核依然存在漏洞。

事实上,不仅是水滴筹,轻松筹等其他众筹平台都曾出现过类似事件。

审核问题已成了网络众筹平台的通病。

这些平台或许忽略了一个缺陷。

在传统人情关系之中,向陌生人求助是一件困难的事,而这样的隐形门槛,事实上也能够限制那些试图“不劳而获”者——不到万不得已,没人会走上这样一条困难的道路。

因此,有病却没钱治时再去求助他人,是社会的价值共识。

而当网络平台以技术手段消灭了这一重门槛,必然导致某些“不怀好意者”蜂拥而至。

对网络平台来说,设置某种审核上的高门槛和防火墙也就有了必要性。

否则,这种商业模式就变成了对道德底线的逾越和冲击。

类似状况不断发生在其他领域,网约车平台要承担对乘客安全的保障,电商平台要承担对商品质量的监管。

互联网公司须以各种技术手段提高自身的监督审核能力,否则,以某些互联网平台的垄断性特征,任何一点疏忽都是对公共利益的极大侵犯。

而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应当意识到,单靠某些互联网平台的力量,无法解决很多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

无论如何,网络众筹平台以模式创新部分解决了普通人的医疗保障问题。

吴鹤臣事件的出现绝非个体性的善恶偶现,也不是一家平台的弊病疏忽,归根到底,技术的力量只是改善的原始推动力,要真正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仍需公共管理上的改革与进步。

比如说,既然某些骗捐问题频频出现在众筹平台上,除了要求互联网公司规范审核责任之外,社会保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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