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不均衡发展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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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不均衡发展资料
张颢瀚，又名张曾芳，经济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江苏
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
学兼职教授。
著有《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对策探索》、《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新论》、《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基础》、《韩国文
化模式与现代化》等，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
工作之余毕十年精力主
持编纂完成《古诗词赋观止》一书。
记者：
中央确定了下世纪中叶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
标。
由于我国各个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区域
差距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关注。
区域差距是否具有必然性呢？
张颢翰（以下简称张）：
我国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由区域
间发展条件的不平衡决定的。
各个地区之间，由于自然资源、区位优
势、交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产业基础等差异，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
的不同基础和条件，由此必然形成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记者：
既然区域间不平衡是一种必然现象，那么我国这种不平
衡状态是否会长期存在？
今后发展的差距是否会不断扩大？
张：
首先，区域间不平衡发展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
表现。
近现代各国经济的发展一般都经过工业化起步阶段、加速发展
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与工业化加速阶段的两个
区域，不平衡发展一般会有扩大趋势。
但是这里的扩大是共同发展基
础上的相对差距扩大，不是绝对差距扩大。
目前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发
展基本属于这种情况。
处在加速发展与稳定发展阶段的地区之间，两
者的差距可能逐步缩小，西方发达国家多经过了这一阶段，我国尚未
进入这一阶段。
其次应看到不同体制、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对区域差距
的不同影响。
在单一市场机制下，由于市场以效益为导向，落后地区
的投资效益相对较低，单纯的市场调节必然加剧不平衡。
在单纯的计
划体制下，通过行政的强制手段，一味追求平均，一平二调，可以解
决不平衡问题，但其结果是抑制了双方的共同发展。
比较适合的方式
是以效益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政府进行适度的调控，使不同地区
能够在不平衡中共同提高，共同发展。
记者：
在不平衡中实现共同发展，这是一个比较具体也是十分
复杂的问题。
能否就这一问题谈谈看法？
张：
区域的发展从地域结构上看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城乡发展
问题，作为西部地区在发展战略上应当注重加强城市的中心功能，充
分发挥城市在一个大的区域中的增长极功能，发挥城市的辐射、推动
作用。
其次应当从不同层次区域中心功能的角度加强县城与乡镇的建
设，加速中西部县、镇的发展，使大、中城市依托小城镇对四周形成
梯度辐射传导。
就中西部的差距来看，主要在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和
农村的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与
农村的城镇化，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乡镇企业发展。
记者：
有人提出乡镇企业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现在进行的企
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将成为历史，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张：
我以为，在我国发展总体进程中，乡镇企业是一个与中国
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过程。
我国农村人口多、底子薄；在农村实现
现代化就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城镇化，实现农村这“两化”
需要长期的巨大的投资，依靠城市积累投资似不可能，只能主要依靠
农村自己。
由于产业投资效益的差别，要在我国多数农村推进“两化”
的实现，就不能忽视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业的反哺，对农
业机械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内在关联和长期支持，是城市
经济无法取代的。
因地制宜发展乡镇企业，并注重体制上的不断更新
与技术上的创新，是一个与农村现代化并行的过程，只有农村实现了
现代化，乡镇企业才有可能成为历史。
记者：
在区域共同发展中，政府担负着重要职能，政府如何发
挥应有的作用？
张：
各级政府有不同职能，中央政府在制定全国宏观战略和政
策时，应当对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放开搞活，以增强发展能力，并以
此作为对中西部地区支持的经济基础。
中央对中西部地区，应在基础
建设与发展教育等方面重点支持，在财税政策上适度倾斜，重在提高
中西部的自我发展能力，而不是苛求缩小差别。
对于中西部地方政府
来说，我以为应当在发动、助动、制动和主动上下功夫。
发动就是制
定好本地区发展规划，注重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引导，调动各方面
的积极性；助动就是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战略政策的实
施中积极推进；制动就是对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和现象要及时
制止和控制；主动就是在推进本地区发展中，政府应积极主动地出主
意、想办法，走在群众前面。
江苏省实施“区域共同发展”战略，推
进后进地区发展；云南省实施全省农业科技电脑专家系统，推进农业
科技发展，都产生了显著效益。
在后进地区发展中还有一个关键，就
是要充分发掘两种资源潜力，发挥两种资源效益。
记者：
何谓“两种资源”？
张：
从广义上看，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都可以作为资
源看待和利用，这些资源有自然性资源，有社会性资源；有有形资源，
也有无形资源。
前者可以包括土地、矿产和劳动力等，后者可以包括
科技、文化、观念和体制、政策等。
如何充分发掘这两种资源，使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政府的重要职能。
在制定发展战略中，后
进地区注意到了如何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性资源，如何最大限度地
发挥其效益还不够；科技、文化、观念、体制和政策这些无形资源，
对经济社会发展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更加长久地发挥作用，
目前尚未从资源角度引起重视。
后进地区的文化观念一般较落后，需
要开发，需要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体制的改革可以解放生产力，大
有开发潜力；中央给予后进地区许多政策，是无成本资源，可以利用，
特别是这些政策可以转化为本地区的具体政策，变为无成本的“再生
资源”，可以大力挖掘利用。
两种资源都有极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过程中，关键
是要解放思想，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制度创新，注意发挥优势与特色，
不断开拓、开放。
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一种规律现象。
这是因为社会经济系统本身就是一种非平衡态系统。
由于某些区域在地理位置、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等方面存在着禀赋上的差异，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的初始条件本身就是不均衡的。
在此认识基础上，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系列非均衡理论，如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农的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等。
这些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事实上，地域较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似乎找不到均衡发展的先例，象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强国，也都是从非均衡发展开始的。
改革开放后，我国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也选择了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在我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使东部沿海地区得到率先发展，其示范和带动作用是历史性的。
但在这一过程中，区域经济差距被人为拉大，并且超出了“适度”的范围，协调发展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也是非均衡发展的第二部战略。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区域经济的势能一旦形成，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的难度将会变得很大。
这些年国家在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上不可谓不重视，但并无大的起色。
究其原因，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在非均衡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是阻碍经济协调发展的隐性因素，其影响具有持续性。
因此，我们在平衡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此问题应有充分的认识和积极的对策。
所谓“路径依赖”，又可称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特征，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而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
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其主要思想是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
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强化。
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主观抉择，是各种制度模式和经济运行方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是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经济发展是制度的函数，各要素之间只有通过制度才能发挥作用。
制度是最重要的要素，直接决定其他要素的配置和整体效益。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国内经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表面上看是经济上的差距，实质上却是制度上的差异（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通过区域制度的非均衡性安排来实现的。
这种非均衡发展的结果，拉大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差距，更是制度变迁路径和速率上的差距。
这种差距的形成对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持续的：
首先，在初始条件上，以吴越文化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和制度条件率先进行了制度的转型，这种制度创新的初始选择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下使之迅速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形成了创新和发展互动的路径依赖惯性特征。
通过这些制度创新活动,不仅获得了制度和市场优势,形成先入为主的市场地位，而且还获得了市场知识和思想观念创新的“累积效应”。
而内陆地区由于受地理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缺乏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压力和内生性制度需求的情况下，制度被长期锁定，形成了对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惰性特征。
这种初始状态下的制度选择所导致的两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区域制度环境的差异将不断拉大，难以逆转。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落后恰好是经济落后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最难改变的因素。
第二，关于报酬递增来源的理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要素投入减少但产出依然递增的解释。
若按照报酬递减的理论，那些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应该受到要素投入的限制。
但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仍然在增长，而且与不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在拉大。
从中国的地区差异看，沿海发达地区继续作为全国的经济增长引擎处于领先地位。
因此，报酬递增是发达经济保持优势地位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基础的增长理论也可以称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学”。
因此，报酬递增规律也是经济学的客观规律之一。
造成报酬递增的原因可以通过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来解释。
人们观察到，在产出的增长中有越来越大的一个部分不能由投入的有形要素所解释，经济学家把这个部分称作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
一个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起的作用越大，其可持续性就越强。
全要素生产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来源应当是制度的创新。
报酬递增规律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可以通过对制度的不断创新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制度创新导致报酬递增这种良性循环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路径依赖。
第三，报酬递增规律从另一个侧面也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是我们传统观念上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而是制度。
在市场条件下，制度环境可以看作是固定要素，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不可复制性；而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为流动要素。
在区域经济竞争中，流动要素必然流向市场环境好、收益高、制度成本低的地区，从而产生产生循环累积因果论中要素的“回流效应”，即极化效应。
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要素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从未停止过。
制度环境的差异越大，这种流动就越强。
发达国家（尤其美国）就是以其制度优势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获取顶极人才，以保证其国力不衰。
在我国，这种不对称的生产要素流动，使流出地为流入地负担成本，在产品价格与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不同步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剧了内陆地区利益的流失，形成了地区间的“马太效应”。
按照传统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目前尚未产生循环累积因果论中的“扩散效应”和不平衡增长论中的“涓滴效应”，梯度推移理论中的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目前也未自然发生。
在市场制度下这种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一是生产要素的“回流效应”所产生的报酬递增的临界点未到来；二是通过制度和技术的联合创新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使报酬递增得以持续。
因此，目前依靠市场机制无力改变非均衡发展中的路径依赖，全面协调发展的提出和实施只能依靠政府之手。
第四，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政治资源的区域分配不均衡所导致的路径依赖的影响也将长期存在。
我国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分配是一致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以计划经济手段在东部沿海地区创建市场经济模型，并赋予其优惠的政策、制度创新的探索和试错权利。
同级行政区的领导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在国家政策制定和讨价还价能力等方面均高于内陆地区。
这种政治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使国家的各种政策长期向东部倾斜，国家重大投融资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严重不均，这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重要物质起点。
当先开放地区完成制度转型后，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在与内地发展竞争中更处于优势地位。
为维护地方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他们也将极力维护原有的制度安排并对这种非均衡制度安排产生路径依赖，这也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之一。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一种规律，非均衡发展实现后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也是一种规律。
因此，从非均衡发展到相对均衡和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美国从五大湖向南部和西部的梯度转移经历了几百年；巴西于1960年向内陆迁都至今未能改变严重的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俄罗斯开发东部更是举步维艰。
我国的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在市场条件下，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的经济距离一旦拉开，将会得到强化，难以逆转。
因为市场的理性选择是嫌贫爱富，个人的理性选择是利益最大化。
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寻求通过政治途径对既得利益进行制度性保护。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对由非均衡发展向相对均衡和协调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阻力。
作为平衡和协调经济发展的主导者——政府，一方面要逆市场方向而做，加大对内地的投入和转移支付的力度，作为对非均衡发展战略实施的成本补偿；另一方面，应当在公平的制度环境下，解决路径依赖问题，重点是解决内地的“体制锁定”。
由于制度与技术以及利益分配的超稳定均衡，只能依靠外部力量来打破这种均衡状态。
诺斯指出，要扭转“路径依赖”和突破原有“体制锁定”状态，必须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
也就是说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和技术创新，应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不是内生变量，由外界强行植入一个新的制度和技术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发展的过程中再逐步内生化，演变为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
政府这两方面工作，前者可喻为输血，后者可喻为造血，二者应同时进行。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和选择
吴文丰
我国从1949年建国到今天，区域政策经过了从均衡发展战略向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变，在参考诸多材料的基础下，将这一转变进行简单梳理，且提出新时期新的发展战略：
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并论证其合理性。
一、均衡发展战略向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变
建国之初至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我国实行的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传统均衡发展战略，主要是围绕中、西部开发展开。
既有其当时的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又有其社会主义公平因素和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正确认识的影响。
产生的结果是：
对于开发中西部资源、支援东部地区经济建设和增强全国的经济实力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总的效果并不佳，牺牲东部和全国的整体利益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既没有让中西部脱贫，而且限制了东部的发展，浪费了东部的地理人才优势，且对于中西部的投资规划不合理，“山、洞、散”等布局模式，遗留问题颇多。
40多年的均衡发展战略，最终以失败告终。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急于寻求新的发展战略，此时也有大量国外先进的经济发展理论传入国内，其中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转变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森的区域成长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国家经济早期发展阶段，区域差距会扩大，倾向于不均衡成长，随后区域将不均衡程度会趋于稳定，当发展成熟之后，区域成长会逐渐缩小，倾向于均衡成长，在这其中极化、扩散效应相互作用。
本质上是一种由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理论。
从国际角度来说，国外很多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采用了这一发展战略。
举例来说，美国在其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先是发展东北部五大湖地区，然后向中西部、西海岸、南海岸、墨西哥湾转移；日本也是先发展那沿海，然后向腹地推进。
鉴于此，我国开始正式采取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即重点突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一是投资倾斜。
向东部沿海的投资比例逐年提高；二是改革开放梯度倾斜。
实行先开放沿海，逐步内陆的开放格局；三是政策倾斜。
优先发展沿海，实行经济特区等优惠政策。
出现的结果也是非常明显的，东部被解放，优势被释放，资源被利用，资金被引进，政策被使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问题和反思
非均衡发展战略产生的成果是巨大，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就可以看出，这里不太详谈。
但是三十年采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也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失误：
一是区际经济差距全面拉大。
西部地区在各指标上全面落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
改革30年中，西部地区的GDP增速慢于东部地区。
人均GDP方面，西部地区人均GDP在1952年为全国平均值的69.5％，在1978年下降为约68％，到1998年则进一步下降为57.9％；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在在1990～1998年间又出现较大程度的下降（由22.81％下降为18.99％）；财政支出占全国的比重在1990～1998年间也明显下降（由29.09％下降为24.09％）。
这些比较表明，改革后，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大大加剧了，这种情况在改革进入中期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西部地区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
二是地区经济倾斜与产业结构倾斜不协调。
产业结构上，西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及东部地区相比，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仍然偏高，而且市场化水平低，技术比较落后，广种薄收的传统生产方式仍比较普遍；第二产业比重分别低于全国和东部地区近7个和8个百分点，而且主要是资源型与军工型的企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能力弱，轻工业落后尤其明显，对人民生活改善作用不足；第三产业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最接近，但这并不表明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因为评价产业结构先进与否的标准除了产值指标，还应看其产业内部构成的现代化程度，西部的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商品流通业与旅游业，信息、金融等新型第三产业发展则全面落后，而且由于改革滞后等原因，人员素质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要求有较大差距。
三是区域之间的经济摩擦和碰撞日益加剧。
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两个诱因：
一是价格体系严重扭曲。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价格体系不合理，农副产品、能源、原材料和矿产等初级产品价格偏低，剪刀差严重，造成中西部资源利润流向东部，东部获得了“双重利润”。
二是政策上的攀比。
东部认为优惠政策促进经济更快发展是必需的，中西部也需要“雪中送炭”，都要求政策上、资金上更多倾斜，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之间的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三、新战略选择：
非均衡协调
战略上的改变必须考虑成熟，而且事关重大，马虎不得。
而中国过去的非均衡发展那战略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改变战略成了必须之举。
要到共同繁荣、社会和谐的目标，必须认真思考下一步应该采取哪种发展战略。
当期，固有的发展模式有两种：
一是均衡发展战略。
即均衡分布生产力，特别是工业生产力，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发展。
但是这种战略的要求比较高，必须经济成长到一定阶段和发展水平方可采用。
否则，分散财力、人力、物力，发展效果低。
不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二是非均衡-均衡发展战略。
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所采取的战略，先非均衡，在均衡，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突出的问题是倾斜的尺度过大，东部与总西部差距拉大，西部的生产能力不强，人才外流，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和落后，成为我国经济整体实力提升的一个瓶颈，因此调整和完善区域发展战略势在必行。
当前学术界最为推崇的是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主要内容是：
第一，经济的发展要有重点、有差异、有特点，而不能平均用力，非均衡系统中需要存在支配性力量和增长极，不同时期要选择不同的重点地区。
第二，我国的特殊国情与国外有所差异，尤其是中西部基础较差、发展落后，需要在东部发展的带动下，实现中西部和沿海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摘要]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如何实现区域经济之间的平衡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典型的地区——粤、苏、浙三省根据各自要素分布的特点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
资本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人力资源与外资密集型的工业园模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模式。
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东北部、中部、西部等各经济区域实现经济发展与赶超战略的关键在于根据自身要素分布的特点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建立起相应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
在实行区域经济差别式发展二十余年来，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
林毅夫、王绍光等学者的研究都证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正呈现扩大趋势。
那么，经济发展滞后地区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呢?
本文以此为思路，首先对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思考其他地区的有效借鉴模式。
一、分析框架
本文以Mankiw增长模型为基础，对我国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进行考察（1990—2004）。
采用C-D生产函数将三要素经济增长模型的人均对数形式表示为：
在式
（1）中，对人力资本的测量是分析的难点。
本文采用对各类受教育水平进行加权测算，相应权重由主成分分析法加以确定的方法来考察人均人力资本水平。
定义：
a0=Ln（A0），yt=（Yt／Lt），kt=Ln（Kt／Lt），ht=Ln（Ht/Lt）。
同时，考虑到模型中相关变量具有单期滞后效应，即变量T期值依赖于T－1期值的情况。
那么式
（1）可表示为：
二、经济发展典型区域的发展模式分析
运用计量模型对经济发展典型的粤、苏、浙三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进行考察。
通过三要素模型的长期协整方程，考察各解释变量的长期贡献度水平；通过误差修正方程，分析各解释变量增长率的贡献度水平。
经单位根检验表明，三省相关变量数据均为，
（1）变量。
首先，考察经济发展最为显著的广东省。
其协整方程式与误差修正模型表示如下：
式（5）、（6）表明，对广东经济增长的长期水平而言，人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每增长1％，将各自带来人均工业产出增长0．28、0．35、0．37个百分点。
在该省经济增长中，对人力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的敏感度要高于对物质资本投入的敏感度。
而对短期经济增长而言，人均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和人均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0．30和0．16，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为0．056。
其次，我们考察江苏省经济增长情况。
其协整方程式与相应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式（7）、（8）协整关系意味着，从经济增长的长期角度来看，江苏人均物质资本、人均人力资本和人均劳动等三要素对人均产出的贡献度分别为0．38、0．39和0．23。
同时，其技术水平以0．0271的速率作用于经济增长。
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人均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和人均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0．40和0．08。
最后，对浙江省进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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