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文学语言因革论.docx
《商周文学语言因革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商周文学语言因革论.docx（2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商周文学语言因革论
商周文学语言因革论
内容提要:
殷商时期文学语言的代表文献是殷商甲骨卜辞、铭文和《尚书·商书》，这些文献的语言可以称之为“殷商古语”，特点是艰深古奥。
西周时期存在两套书面语言：
一是沿袭前朝的“殷商古语”，另一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文言”。
这两套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区分十分明显。
西周铭文、周原甲骨卜辞、《周书》《周颂》《大雅》语言因袭“殷商古语”，《周易》卦爻辞、《国语》中西周散文和《诗经》西周风诗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
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殷商古语”逐渐走向衰落，“文言”因其接近时代、贴近生活、易懂易写、便于交流而广为接受，成为春秋战国以后主流文学语言。
关键词:
文学语言;殷商古语;文言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时期语言变化最大：
一是在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殷商古语”艰深古奥的特色。
西周时期，“殷商古语”继续占据文坛主流地位，但亦有部分作品尝试运用周人的“文言”。
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周人“文言”逐渐取代具有七八百年历史的“殷商古语”，成为自春秋战国至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文学语言，这是中国文学语言第一次大变革；二是在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取代“文言”。
第二次文学语言大变革是由当时文坛领袖胡适、陈独秀等人振臂提倡，它来得迅猛而剧烈，堪称是一种“断崖式”巨变，而第一次语言变革则呈现出一个长期的、自然的、渐变的过程。
惟其如此，第二次文学语言变革广为人知，而第一次文学语言巨变却少有人论及。
因此，揭示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巨变是非常必要的。
一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
殷商古语
什么是文学语言？
学术界将文学语言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
“广义的文学语言，泛指在民族共同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成的规范化语言，它包括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包括科学著作、政治论文和报刊杂志上所用的一切书面语言，以及经过加工的口头语言。
”“狭义的文学语言，是指文学作品的语言，即诗歌、小说、戏剧文学、散文等文学创作中的语言，以及人民大众口头创作中经过加工的语言。
”[1]文学性和审美性是文学语言的两大特性，“文学语言是对普通语言的语音、语义等的审美特性的运用、加工与升华”（《文学语言学》，第4页）。
本文所指的商周时期文学语言大都是在广义层面上而言的。
殷商甲骨文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成熟的中国文字，因此我们将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定在商朝。
现存殷商文献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尚书·商书》，此外还有存在不少疑问的《诗经·商颂》。
甲骨卜辞与铭文是可靠的第一手殷商语言资料，而著于简帛的《商书》和《商颂》就要复杂得多，因为它们在传播过程中或多或少地经过后人的改动。
《商书》中的五篇文章，《盘庚》（上、中、下）是古今学者公认的殷商文献，但即便如此，《盘庚》中也有后人羼入的文字。
其他四篇殷商文诰中也有周人的文字[2]。
因此我们在论述时要特别谨慎小心，尽量避免将《商书》中的周代语汇作为殷商语言来讨论。
情况最复杂的是《商颂》，古今学者对《商颂》有“商诗”和“春秋宋诗”两说。
从现有文献来看，“宋诗说”遇到强有力的反证材料[3]；但如果将《商颂》视为商诗，它的语言难度又明显低于《诗经·周颂》；若要将它视为周诗，文献又不足以证明。
为了行文的严谨，本文采用疑则阙疑的方法，暂不将《商颂》作为殷商语言的论述对象。
殷商文献中有相当多的生僻词语，语汇底色相当古老，殷商文法在大的方面与后世文言相近，但也有不少特殊之处。
奇异的文字符号，古老艰深的语汇，具有特定含义的成语，大量的通假字、假借字，似通非通的语句，没有规律的浓缩，间或出现的特殊文法，程式化的行文，还有因为甲骨断残和青铜器锈蚀而造成的文字残缺，这些因素使殷商文献很难读懂。
殷商文献语言与春秋战国以后的语言差异甚大，为了区别起见，本文将殷商文献语言以及西周时期仿古的文献语言称为“殷商古语”，将从周民族兴起并逐渐流行的语言称为“文言”。
卜辞、铭文、《尚书》文诰三者语言差异甚大，但它们仍然存在某些相同的时代特色，古奥艰深是“殷商古语”的共同点，其中各体文献语言又有自己的特点。
甲骨卜辞是殷商文献中难度最大的语言。
现存殷商卜辞始于盘庚迄于帝辛。
完整的卜辞有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几个部分，格式固定，有一套不易理解的占卜术语。
例如：
“癸巳卜，争贞：
有白彘于妣癸，不左。
王占曰：
‘吉，勿左。
’”（《甲骨文合集》2496，第486页）在这条卜辞中，“有”通“侑”，是商代祭名。
“左”意为“吉利”。
不懂得“有”“左”就无法读懂这条卜辞。
又如：
“戊申卜，贞：
其品司于王出？
”（《甲骨文合集》23712，第3038页）“品”是商代祭名，“司”是神名。
这条卜辞贞问：
在商王出去的时候，以品祭方式来祭祀司神好不好。
卜辞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特有词汇，如未来名词“羽”“生”，车马单位名词“丙”，语气副词“惠”“气”“骨”，否定副词“弜”“妹”，情态副词“迟”“迅”，时间副词“鼎”，范围副词“同”“历”，介词“邲”“攣”，连词“兄”“氐”“延”，语气词“执”等，都不见于殷商其他文献[4]。
卜辞中有一些成语，如“兹卜”“求年”“大启”等等[5]。
卜辞文法与后来“文言”大体一致，但也有一些特殊文法，例如，卜辞以“勿”作为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词，用“惠”提示宾语前置，将副词“其”用在动词和宾语之间，一个动词带三个宾语，等等（《甲骨文语法学》，第291—296页）。
甲骨卜辞具有某些文学因素，但对它的文学成就不能估计过高。
卜辞往往从东南西北几个方位进行贞问，构成整齐的句子排列，例如：
“癸卯卜，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
”（《甲骨文合集》12870，第1816页）有些论者将这条卜辞与汉乐府《江南》比附，视其为歌谣，其实四方贞问是卜辞的格式要求，与《江南》只是偶然的形式巧合，虽然这类卜辞句式整齐，但不能将它们视为古代歌谣。
此类卜辞每句最后一字相同，也不能将其看做是押韵。
不过，有些卜辞善于描写事物，例如：
“王占曰：
有祟。
八日，庚戌，有各云自东，宦母。
昃，亦有出虹，自北饮于河。
”（《甲骨文合集》10405，第1532、1533页）卜辞大意是，商王占卜说，有灾祸。
到了八日庚戌，东边乌云弥漫，天空昏暗。
到日头偏西时，天上出现彩虹，虹的一头在天空北面，另一头直插黄河，如同巨龙饮水。
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彩虹饮河的描写，充满了想像力，“饮”字尤其传神。
卜辞并非通体难解，它有一批浅易的基本词汇。
如“日”“月”“星”“麦”“禾”“粟”“牛”“羊”“马”等，它们在“文言”和“白话”中仍然继续运用。
殷商铭文出现的时代较甲骨卜辞要晚一些。
现存最早的青铜器铭文是武丁晚期作品。
从武丁晚期到文丁时期的铭文语言比较简单，少则一两个字，多则三五个字。
有些铭文记载族名，如“亚舟”（《殷周金文集成》2.380）、“亚弜”（《殷周金文集成》2.383，第13页）等。
有些铭文记载器主之名，如“子妥”（《殷周金文集成》3.1301,第287页）、“妇好”（《殷周金文集成》3.1337,第295页）等。
有些铭文记载被祭者之名，如“且（祖）丁”（《殷周金文集成》3.798，第41页）。
“司（一说“司”当为“后”）母戊”（《殷周金文集成》4.1706，第52页）等。
有些铭文标记铜器所放位置，如侯家庄西北冈1001号商代墓葬出土的三件盉，铭文分别为“左”（《殷周金文集成》15.9315）、“中”（《殷周金文集成》15.9316）、“又（右）”（《殷周金文集成》15.9317,第71页），这三条铭文就是标明三件盉在墓室摆放的位置。
有些铭文记载职官，如“夫册”（《殷周金文集成》2.392，第14页）。
这些早期铭文只是青铜器上的标记，还不能算是一种独立文体，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性。
到帝乙、帝辛时期，开始出现三四十个字的记事铭文，如《我方鼎》四十一字，《四祀卣》四十二字。
此时铭文重点渐渐落在记载功烈祭祀先祖之上，并有“用乍（作）某尊彝”等套语。
如《小臣缶方鼎》：
“王易（锡）小臣缶湡责（積）五年，缶用乍（作）享大子乙家祀尊。
”[6]商王将湡地五年的赋税赏赐给小臣缶，缶为此作祭祀礼器。
又如《小臣邑斝》：
“癸子（巳），王易小臣邑贝十朋，用乍（作）母癸尊彝，隹（唯）王六祀，彡（肜）日，才（在）四月。
亚矣（疑）。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6页）癸巳日，商王赐小臣邑贝十朋。
小臣邑为此铸作祭祀母癸的斝。
时在帝辛六年四月，族徽“亚疑”。
殷商铭文中多用通假字和假借字。
通假字如“隹”通“唯”，“彡”通“肜”等。
假借字如“锡”借为“易”，“泛”借为“凡”等。
殷商铭文中不少人名、地名、官名、祭名、物名难以辨认。
从总体上看，殷商铭文语言简朴，尚处于起步阶段。
对后世散文影响最大、传播最广、最有代表性的“殷商古语”，还要算《商书》语言。
传世的《商书》有五篇：
《汤誓》《盘庚》（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和《微子》。
殷商古老语汇构成了《商书》语言的艰深底色。
这些古老语汇分两种情形：
一是文字生僻，如“懖懖”（意为“拒绝善意”）、“敩”（意为“体察”）、“憸”（意为“小”，以上见《盘庚上》）、“厎”（意为“致”）、“咈”（意为“违背”）、“颠隮”（意为“陨坠”，以上见《微子》）等。
二是常字古义，即词语是后世“文言”中常见的词语，但词义却是殷商古义，读者往往识其字而不知其义。
名词如称国都为“邑”（《盘庚上》），称年轻人为“冲人”，称天子为“天胤”（《高宗肜日》），称众位官员为“师师”（《微子》）。
动词如用“刘”（《盘庚上》）表示杀戮，用“厎绥”（《盘庚上》）表示安定，用“和”（《盘庚上》）表示宣布，用“猷”（《盘庚上》表示谋划，用“话”（《盘庚中》）表示会合，用“臭”（《盘庚中》）表示枯朽。
形容词如把大说成“丕”（《盘庚中》）或“图”“戎”（《盘庚上》）。
代词如把如何说成“如台”。
连词如把于是说成“越其”（《盘庚上》）或“丕乃”（《盘庚中》，等等。
《商书》所用的语助词是“越”“式”“诞”“肆”“猷”“丕”等，与春秋战国以后的“之”“乎”“者”“也”等完全不同。
将这些古老语汇组成句子，读者便会觉得如读天书。
例如：
《盘庚下》“吊由灵各”：
[7]吊，淑、善；灵各，神灵。
“吊由灵各”意为“迁殷之善是由于上帝的神灵”。
《微子》：
“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
”（《尚书校释译论》，第2册，第1076页）发，起；出，出逃；狂，读为“往”；吾家，我；耄，昏乱；逊，顺；荒，读为“亡”。
这两句是说：
“我是选择出逃呢，还是昏昏然随同殷朝一起灭亡呢？
”《商书》古老语汇多如此类。
《商书》中有些语汇是殷商成语。
王国维指出，“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
”[8]古代不少注家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往往从“单语”角度解释《商书》中的成语。
例如《盘庚中》“咸造勿亵在王庭”，伪孔安国传：
“众皆至王庭，无亵慢。
”[9]伪孔传把“勿”解为“无”，把“亵”释为“亵慢”，这虽然勉强可以说得通，但却与上古礼俗不符：
在商王掌握臣民生杀予夺大权的时代，焉有臣民敢在王庭亵慢之理？
刘起釪指出，“勿亵”是古成语，意为“不安”（《尚书校释译论》，第2册，第903页）。
这个解释准确地描绘了臣民在王庭紧张、惶恐、局促、不安的情态，比“无亵慢”之说强多了。
近现代学者相继发掘出《商书》中一些殷商成语，诸如“罔知”（见《盘庚上》，意为“不保”，用杨树达说）、“慼鲜”（见《盘庚中》，意为“保护”，用刘起釪说）、“在上”（见《盘庚中》，意为“在上天那里”，用刘起釪说）、“爽德”（见《盘庚中》，意为“离心离德”，用刘起釪说）、“小大”（见《微子》，意为“从下至上许多人”，用刘起釪说）等等。
“殷商古语”中的成语与“文言”“白话”中的成语有四点不同：
一是“殷商古语”中的成语多为两字，而“文言”“白话”中的成语多为四字；二是“殷商古语”中的成语往往用通假字或音近字表示，形成同一成语多种字符的情形，如“致告”（见《盘庚上》和《微子》，意为“传达、相告”，用刘起釪说）又作“指告”，“文言”“白话”中的成语字符则基本是稳定的；三是成语来源不同，“殷商古语”中的成语是直接从口语中提炼的，而“文言”“白话”中的成语则一般来源于文献典籍；四是“殷商古语”中的成语到秦汉以后就不再有人使用，而“文言”中许多成语至今仍活在“白话”之中。
《商书》某些语句因其过于浓缩而导致理解困难。
如《盘庚上》“无傲从康”：
盘庚语意是“你们不要骄傲，不要放纵，不要贪图安逸”，史官本应写成“无傲，无从（纵），无康”，但他省略了后两个“无”。
今人可用顿号来表明这是三层意思，写成“无傲、从、康”，但古代没有句读，阅读难度可想而知。
同样的例子又见于《盘庚下》“予其懋简相尔”：
懋，勉励；简，挑选；相，视才而用。
这一句意为：
“我将会勉励你们，从你们当中挑选人才，视你们的才能而加以任用。
”三层意思被史官浓缩为一句。
再如《盘庚下》“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从东汉郑玄到宋人蔡沈都未能把此句讲清楚，直到近人戴钧衡《书传补商》，才把这一句话意思讲通。
鞠，养育；谋，谋划；保，安；居，居住；叙，任用；钦，尊敬。
这一句意为：
“凡是那些能够养育民众的人，以及那些为民众安居谋划的人，我都会叙用他们，尊敬他们。
”这些意思今天要用四句话才能表达清楚，却被《盘庚下》作者浓缩在一个九字句之中。
以上是记言句的例子，语句浓缩的情形也见于《商书》的叙述句。
如《盘庚上》“率吁众戚出矢言”：
率，因；吁，呼；众戚，众位贵戚；矢言，誓言。
此句因过于简略而导致注家不同解释：
伪孔传以为是盘庚对众忧之人讲话，吴澄、姚鼐以为是盘庚对不愿迁都之臣讲话，牟庭主张是不愿迁都大臣对盘庚讲话，俞樾认为是盘庚呼贵戚出来，让他们向民众传达自己的讲话（《尚书校释译论》，第2册，第935、927、927、930页）。
从上下语境来看，当以俞樾解释为正确。
这句话有三层意思：
一是盘庚呼贵戚出来；二是盘庚向贵戚发表讲话；三是盘庚要求贵戚将自己的誓言传达给民众。
《盘庚上》作者或许没有想到，他的一个叙述句竟让后人猜了三千多年。
《商书》大量运用通假字和假借字[10]。
例如，《西伯勘黎》“天既迄我殷命”：
俞樾指出，当时殷朝尚未灭亡，“既”不能解为“已经”，而应解为“其”，意为“将要”。
“天既迄我殷命”，意谓“上天将要终止我们殷国的大命”[11]。
又如《微子》“天毒降灾荒殷邦”：
《史记·宋微子世家》写作“天笃下灾亡殷国”[12]。
“毒”与“笃”通，笃，厚也。
“荒”与“亡”通。
“天毒降灾荒殷邦”，意谓“天厚降灾来灭亡殷国”。
《商书》常用假借字。
例如，“修”是“攸”的假借（见《盘庚上》，用孙诒让说），“则”为“贼”的假借，“倚”是“踦”的假借（见《盘庚中》，用陈乔枞说），“冲”为“童”的假借（见《盘庚下》，用刘起釪说），等等。
《商书》古注中那些“读为”某音的字也是假借字，如“选”读为“纂”（用俞樾说），“昏”读为“敏”（用刘起釪说。
以上见《盘庚上》），“失”读为“佚”（用刘起釪说），“浮”读为“佛”（用俞樾说。
以上见《盘庚中》），“怠”读为“怡”（用于省吾说），“懋”读为“勖”（用刘起釪说），“多”读为“侈”（用吴汝纶说），“绥”读为“佗”（用杨筠如说），“庸”读为“封”（用杨筠如说。
以上见《盘庚下》），“方”读为“傍”（用段玉裁说），“雠”读为“稠”（用郑玄说），等等。
识读《商书》这些通假字和假借字，需要有足够的学力和才力，《商书》中不少通假字、假借字是在千百年之后才被那些饱学之士认出来的。
以古老语汇作为语言底色，于古语之中多用殷商成语、通假字和假借字，组合成句时又高度浓缩，古奥艰深的《商书》文诰语言就是这样炼成的。
“殷商古语”是中国最早的文学语言，它奠定了书面汉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的基本格局，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
作为发轫期的文学语言，“殷商古语”的难度也是最高的。
迄今为止，还有几千个甲骨文、铭文的字符不能辨识。
《商书》虽然经过历代学者考释而基本可以讲通，但是并不能保证这些训释完全正确。
拿文学性、审美性标准来审视卜辞、铭文和《商书》语言，显然它们都还缺乏。
有必要说明，“殷商古语”中多少也有简易的因素，“殷商古语”中的部分浅易语汇在“文言”乃至“白话”中继续使用，“殷商古语”文法与后世的“文言”“白话”大体一致，《商书》中偶尔有一些生动的比喻，如“若火之燎于原”“无起秽以自臭”等，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二西周对“殷商古语”的因袭和新变
在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文学语言在此时正经历着重要的因革。
西周存在着两套文学语言：
一是相对简洁平易的周人“文言”；二是晦涩艰深的“殷商古语”。
两套语言系统，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区分十分明显。
在西周前中期，“殷商古语”占据文坛主流地位，周人的“文言”处于次要地位。
“文言”的情形留待下文讨论，本节专论西周的“殷商古语”。
周人在祭祀、誓师、训诰、册命、纪勋、占卜等重大典礼场合都运用“殷商古语”，西周重要文献如《周书》《周颂》《大雅》、卜辞、铭文的语言都是沿袭殷商。
《诗经·大雅·文王》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13]周人既然自信以旧邦而获新命，为何不能开一代语言新风，大胆地运用周人的“文言”，而要沿袭深奥的“殷商古语”呢？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先说历史文化因素。
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是夏、商主盟下的一个西方诸侯小国，从后稷之子不窋奔窜戎狄以下十二代，周人都是处于戎狄之间，过着亦夏亦夷的生活，直到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父由豳迁岐，周人才开始有意识地“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廓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册，第114页）。
经过太王、王季特别是姬昌几代人的经营拓展，到殷商末年，周人的政治、军事势力迅速扩展，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的程度。
尽管如此，周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领域，在文化上要远远落后于有着近六百年发展史的殷商。
唯其如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抱有一份敬畏心理。
殷商末年，在记载周人向殷商进贡方物的甲骨文中，周人自称“小邦周”，对商则称“大邑商”，这两个称呼道尽了周人面对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殷商的谦卑心理。
灭商以后，周人虽然在意识形态和礼乐制度上多有革新，但仍在很多方面因袭殷商。
论者指出，在周初二十种祭礼中，有十七种祭祖礼都是殷周同名[14]。
杨宽《西周史》指出，先周文化只有陶鬲而没有陶鼎，周人的铜鼎是从商文化中学来的。
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将殷商末年和西周成、康、昭、穆时期的青铜器划为同一时期彝器。
他们从文物考古角度证明了商周之际的文化传承。
周公制礼作乐，诗人歌咏王季、姬昌与大邦殷商的联姻，《诗经·大雅·大明》说：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王季娶殷商女子太任为妃，太任生文王姬昌，她在周民族文化中有着圣母一般的地位。
《大明》又说：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伣天之妹。
文定厥祥，亲迎于渭。
”（《毛诗正义》，第967、968、970页）诗中歌咏的这位大邦之子就是来自殷商的文王之妃太姒。
从这些诗句可以深切地体味到，周人认为“大邑商”血统高贵，即使是在灭商之后，周人仍以能够与“大邑商”联姻为莫大的荣耀，从而在国家大典中予以歌颂。
了解商周之际两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差异以及在这种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周人心理，就不难理解周人为何沿用“殷商古语”。
其次，商周之际，有一批学养深厚的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残暴统治而由商奔周，成为周人文诰、颂诗、铭文、卜辞创作的主体力量。
例如，辛甲就是归周的殷商著名史官。
《史记·周本纪》载：
“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说：
“辛甲，故殷之臣，事纣。
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
”（《史记》，第116页）辛甲归周之后，被任命为周国太史，成为周文王的股肱之臣。
西周初期另一著名史官尹佚（又称史佚、史逸）可能也是从商朝而来。
商代晚期铜器有《尹光鼎》，西周早期铜器有《尹伯甗》，透露出尹氏由商转周的轨迹。
尹佚归周当在文王之世，他历仕文、武、成三朝。
据《逸周书·克殷解》载，周人克殷之后，他在武王代殷仪式中宣读受命文书，并主持“迁九鼎三巫”之礼。
《逸周书·世俘解》载，周武王举行献俘礼，命史佚在“天室”宣读册书。
商周之际的著名寿星彭祖也是由商归周的史官，他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15]。
《吕氏春秋·先识览》载：
“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
武王大说，以告诸侯。
”[16]向挚奔周时带来了殷朝的“图法”，作为见面礼献给新主。
《史墙盘》载：
“于武王既氒殷，微史剌且迺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于周，卑（俾）处。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154页）这位微史是归顺周武王的众多殷商史官之一。
殷商史官由商奔周，直接将“殷商古语”带到西周。
西周初年某些重要文诰就是出于辛、尹等史官之手。
《尚书·洛诰》载：
“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
”同篇又载：
“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
”（《尚书校释译论》，第3册，第1497页）这两处的“逸”即尹佚，《洛诰》即是尹佚之作。
《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之语云：
“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
”[17]《周书》中一批语言艰深的篇章，诸如《大诰》《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多方》《君奭》《立政》等都作于西周初年，它们很可能是由商奔周史官的作品。
第三，文学语言本身有其稳定性和延续性。
在文化诸要素之中，语言的变化最为缓慢，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轻易改变。
易代可以给文学语言增添若干新的词汇，但不会使语言发生质变。
这是因为，语言只是一种思想交流工具，这一个政治集团可以用它，另一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同样可以用它。
因此，“殷商古语”并没有因为殷商王朝的覆灭而被丢弃，反而在新生的政权之下重获生机。
周人卜辞、铭文、雅颂和文诰都在不同程度上因袭“殷商古语”。
周原卜辞的刻写风格接近帝乙、帝辛时期的殷人卜辞，以至于有些学者怀疑它们就是出于殷人之手[18]。
西周铭文是沿着殷商铭文的路子走下来的。
某些殷商铭文套语在西周得到沿用，如“用乍某尊彝”“隹王某祀”等，西周铭文也像殷商一样多用通假字和假借字，如“苟”通“敬”，“或”通“国”，“尸”通“夷”等等。
《诗经》雅颂语言像殷商文献一样晦涩艰深。
兹举一例，《国语·周语下》载晋国大夫叔向逐字解说《周颂·昊天有成命》：
“其诗曰：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
亶厥心肆其靖之。
’……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
二后受之，让于德也。
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
夙夜，恭也。
基，始也。
命，信也。
宥，宽也。
密，宁也。
缉，明也。
熙，广也。
亶，厚也。
肆，固也。
靖，龢也。
”[19]叔向之所以要逐字训释，是因为到春秋时期，人们就已经读不懂《周颂》了。
《周书》语言尤其深得《商书》的神髓，《商书》语言的几大核心要素——古老语汇、成语、通假、假借、浓缩——都在《周书》中得到完满的继承。
《周书》语言底色一如《商书》古老，例如《大诰》称“政权长久”为“大历”，把“高官厚禄”称作“大服”，将“不可相信”称为“棐忱”等等。
《周书》的语助词如“越惟”“爽惟”“迪惟”“诞惟”“洪惟”等，在“文言”中是看不到的。
《周书》运用了不少成语。
经王引之、孙诒让、王国维、杨筠如、于省吾、刘起纡等人发掘的成语有：
“昧爽”（意为“天快亮之时”）、“昏弃”（意为“背弃”）、“敷佑”（意为“普有”）、“由哲”（意为“昌明”）、“迪知”（意为“用知”）、“丕丕基”（意为“伟大的基业”）、“作求”（意为“仇匹”）、“初基”（意为“开始”）、“保乂”（意为“保有并治理”）、“速由”（意为“赶快按照”）、“敬忌”（意为“敬畏”）、“丕显”（意为“伟大光辉”）、“冒闻”（意为“上闻”）、“天显”（意为“天命”）、“迪屡”（意为“屡次兴作”）、“要囚”（意为“幽囚”）、“所其”（意为“自始”）、“监兹”（意为“鉴戒”）、“灵承”（意为“善受”）、“庸释”（意为“用厌”）、“丕时”（意为“大承”）、“答扬”（意为“答谢颂扬”）、“降格”（意为“神来享佑”）、“昭登”（意为“往来”）等等。
《周书》多用通假字，如在《康诰》中，“眚”通“省”，“懋”通“茂”，“衣”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