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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洛神赋》的主旨论文
探析《洛神赋》的主旨
摘要：
在曹植的名篇《洛神赋》中，作者描述了一个人神相恋却又怅然分离的故事。
对于其主旨历来存在争议，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主张“感甄说”与“寄心君王说”均不成立，然后根据曹植的经历性格并将该赋与此前宋玉、王粲、杨修等人的同类题材作比较，从而得出结论：
《洛神赋》的主旨正是在于借助古老的原型传达觉醒时期的作者在种种矛盾冲突中独特而复杂的生命体验。
关键词：
人神相恋 人道殊途 曹植 洛神赋 集体无意识
三国时期的文学家曹植在其名篇《洛神赋》里讲述了自己返回封地途中，在洛水河畔与洛神相遇，双方心生爱慕之情，无奈由于人道殊途，不得不怅然分离的故事。
由于辞采华茂，感情真挚，塑造了一位明艳动人、神采飘逸的女神形象，历来为后人所赞赏。
然而，对于其主旨，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说法“感甄说”与“寄心君王说”，由于均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包含着主观臆想和武断的成分，均不能成立，但从这两种说法中仍可以发现某些合理的成分和值得商榷的地方，再加上随着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深入，《洛神赋》的主旨仍有分析与探讨的余地。
一、辨析“感甄说”
“感甄说”之“甄”即魏文帝曹丕的夫人甄氏，据《三国志》卷五《魏书·文昭甄皇后传》及裴松之注引《魏略》的记载，甄氏不仅美貌贤德而且文采出众。
她生于汉灵帝光和五年，比曹丕大五岁，比曹植大十岁，原是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后袁绍为曹操所灭，曹丕趁乱将其据为己有。
生魏明帝曹叡和女儿东乡公主。
后曹丕宠爱郭氏，甄后因有怨言而被曹丕赐死，尸首“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后其子魏明帝即位，追谥其为“文昭皇后”。
“感甄说”出自相传李善为《文选》作注的一段文字：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
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
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涕。
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
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
思甄后。
忽见女来，自云：
“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
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令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
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
”言讫，遂不复见所在。
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
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①]
后人对于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认为此说法为小说家附会而成，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卷中注云：
“当是后人旁记于题旁，而阑入《文选》，误为李善注。
”
文选的这段注解是否为李善所注是有待考证的，李善做注注重引经据典，被时人讥为“释事而忘义”。
清人何琇《樵香小记》说：
“李善注《文选》，字字必著其出典，唯《洛神赋》注感甄事，题为《传》曰，究不知为何《传》也。
”对李善做注的说法提出质疑。
此外，文选载有此注者，唯有宋尤袤刻本，其余版本均无此注。
胡克家在《文选考异》中提出这个注是尤袤所加，但早于尤袤的姚宽，在《西溪丛语》卷上曾引过此注，可见此注也并非出自尤袤。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可以推断，“感甄说”最早出现在中唐时期。
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有“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
”[②]的句子，元稹是中唐诗人，可见中唐已经普遍流传曹植和甄妃的爱情故事。
晚唐李商隐的《无题》有“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
”的诗句。
至于中唐之前，李白也写过这样的题材，其《感兴》其一：
“洛浦有宓妃，飘飖雪争飞。
轻云拂素月，了可见清辉。
解佩欲西去，含情讵相违。
香尘动罗袜，绿水不沾衣。
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
好色伤大雅，多为世所讥。
”但此诗仅是李白就《洛神赋》发的感慨，并没有说宓妃就是甄妃，可见盛唐时期感甄说还未见流传，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有关感甄的资料都在中唐。
既然作者无法考证，辨析“感甄说”就应该从它产生的时代出发。
首先，感甄说产生的大背景是思想观念开放的唐代，唐代小说中私奔、改嫁现象很多，贞节观淡薄，迥异于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彰显了那个时代开放自由的气息，出现叔嫂相恋的题材不足为奇。
其次，中唐时期经历了安史之乱，士人在乱世之后的安定酝酿了一幕幕爱情理想。
再者，不难发现，后世拥护“感甄说”的人，除了李善之外，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诗人、文学家，李商隐曾写过《东阿王》、《涉洛川》等诗，被潘德舆斥为“文人轻薄”、“喋喋不休”。
清代的曹雪芹虽无明言，但从他的作品亦可看出他的倾向。
《红楼梦》第四十三回借写贾宝玉在水仙庵看到洛神的塑像“滴下泪来”，祭奠这个“人间有一、天下无双、极聪明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以表达对金钏的一番情意。
可见，曹雪芹将曹植同宓妃的关系与宝玉和金钏的关系相联系。
如果曹雪芹将其理解为“屈子之志”，则有悖于贾宝玉的叛逆性格。
可以看出，曹雪芹对《洛神赋》的理解，应该同李商隐是相近的，决不似道学家那样附会。
但这里值得指出的一点是，无论是李商隐还是曹雪芹，都对《洛神赋》有一个不同程度的曲解，即将甄氏与宓妃混为一谈，将文学形象看成是生活原型。
此种理解跟文人的生性浪漫是分不开的。
客观上来说，曹植的才高八斗为后世文人所景仰，而他的不幸遭遇更是令人唏嘘不已。
古代不少诗人皆以王佐之才自命，却大多身世沦落，而以诗词名世，他们的命运与曹植相似，所以对曹植多有一种认同感。
[③]如一度仕途坎坷的李白、李商隐等。
李白在《将进酒》中写过：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借曹植自喻抒发自己的壮志难酬。
但一些文人并不满足于此，在了解到同一时期的美女甄氏及其惨死的经历，便不自觉地将二人联系在一起，迫害兄弟的曹丕受到后人所鄙夷，才子曹植与佳人甄氏的爱情模式更加符合文人心目中的理想。
可见，感甄说是时代的产物，融合了那个时期奔放自由的婚恋观念。
同样也包含着不少主观武断的成分。
然而，这一说法至今流传，并不断有人发掘证据试图再次证明它，可见，“感甄”一说绝非毫无情理的杜撰，而是有合理的成分在里面。
一是洛神的原型很有可能是甄后。
因为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从史书中可以得知，曹丕纳甄后是在建安九年，曹操攻破邺城之时，当时只有十三岁的的曹植虽不可能求娶甄氏，但在往后很长的时间里他们是生活在一起的。
在《洛神赋》中，“柔情绰态”、“羌习礼而明诗”[④]的女神宓妃，有可能是生活中“惠而有色”的甄后的艺术再现；在曹植笔下，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风姿，很可能保留着作者对“姿貌绝伦”的甄后的深刻记忆。
总之，洛神的形象，很可能是以甄后为模特儿的。
作者对于人物原型的某种隐情，也可能渗透到作品的形象之中。
但是宓妃不是甄后，它是甄后和许多似曾相识的美人仪容的综合和升华。
[⑤] “感甄说”的缺陷之一在于将现实原型与文学形象混为一谈。
郭沫若对此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
这所谓《记》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书，托梦荐枕，献珠报珮云云，确实是怪诞，不近情理，但子建对这位比自己大十岁的嫂子曾经发生过爱慕的情绪，大约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吧。
不然，何会无中生有地传出这样的‘佳话’，甄后何以又遭谗死，而丕与植兄弟之间竟始终是那样隔阂。
魏晋时代的新人物对于男女关系并不如前代人或后代人所看的那么严重。
例如曹丕为太子时，‘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
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
这足见曹丕、刘桢都相当浪漫。
刘桢的态度在曹丕倒满不在乎，却恼了做阿翁的曹操，以桢不敬，几乎处死了他。
又如再后一辈的阮籍便坦然与嫂话别，醉卧于当炉的美貌邻妇侧而不自嫌。
那么，子建要思慕甄后，以甄后为他《洛神赋》的模特儿，我看应该也是情理中的事”[⑥]
二是曹植与甄氏的生活道路是相似的。
曹植的一生以其父曹操去世的建安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的曹植深受曹操的宠爱，“几欲立为太子”[⑦],但最终因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魏志·陈思王植传》），而被善弄权术的曹丕占了上风。
后期的曹植受到兄长曹丕的迫害，报国无门，迁徙频繁，生计维艰。
再来看一下甄后的经历，“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⑧]（见《世说新语·惑溺》），后《三国志·魏书·文昭甄皇后传》记载“黄初元年，帝践祚。
践祚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
后愈失意，有怨言。
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而裴松之注又引《汉晋春秋》曰：
“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
可以推测，甄后被赐死与郭后有莫大的联系。
《三国志》卷五有《文德郭皇后传》记载，郭氏很有心计，常常替曹丕出谋划策，曹植争立太子的失败也可能与郭后向曹丕献策有关。
可见，曹植与甄氏的命运相似，都是由最初的受宠到后来的失意，他们都是曹丕即位后的受害者。
但据此指出“感甄”是《洛神赋》的主旨则是片面的，从创作感兴的角度理解“感甄”应该更为恰当。
“感”有感发之意，它的起点是客观的人或物，在文学创作的起始阶段，主体在对外物的观照中受到触动，然后在物我交融的基础上引发直觉思维，主客体之间相互运动形成审美意象。
“感甄”不同于“记甄”，因而作品不可能是对真实人物与事件的忠实记录，也不是作者为思念甄后所作，如果《感甄赋》确实曾经作为《洛神赋》的最初篇名，那么甄氏作为一个作者在日常生活中有所接触的人物，极有可能是创作联想的发端，感情的诱因。
作者在返回封地途中，途经洛水，触景生情，由神话中的宓妃形象怀想到一年前惨死的甄后，相似的命运使作者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内心悲愤苦闷，感情难以自持，从而下笔成篇，是合情合理的。
文学作品的主旨是作者通过文章内容表达的思想情感，忽视了文章内容，单以作者的生平遭遇、前人所述去臆断得出的结论是缺乏根据的。
如果以“感甄”为主旨去推测文章的内容，那么得到的只会是一篇感物怀人之作。
从全文来看，“感甄”的意味并不鲜明，仅有最初的“感”，也难以成文。
在创作的具体过程中，作者以“感甄”为契机，结合自己的生平遭遇，通过想象、联想等方式加工成文。
或许到创作的后期作者已然忘却了最初的诱因，因为贯穿于作品始终的是作者内心长期饱受压迫，理想难以实现的苦闷的情感，并非“感甄”之义。
作者虽可能从“感甄”出发，却又不为“感甄”所限，将现实的感概寄寓在人神相恋的故事中，将文章的意蕴引向更远更深的领域。
因此，“感甄说”仅仅可以作为揭示作品创作动因的一种合理解释，而用以概括全文主旨显然是不恰当的。
二、辨析“寄心君王说”
关于该赋主旨的另一种说法是“寄心君王说”。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清代的何焯、丁晏、朱乾、潘德舆。
何焯认为：
“《离骚》：
‘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
’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作为此赋，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
”[⑨]（《义门读书记》）丁晏《曹集铨评》则云：
“序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
余尝叹陈王忠孝之性，溢于楮墨，为古今诗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
”[⑩]
最为激烈的是潘德舆的说法：
“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远……即《洛神》一赋，亦纯是爱君恋阙之词。
其赋以朝京师还，济洛川入手，以‘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收场，情词亦至易见矣。
盖魏文性残刻而薄宗支，子建遭谗谤而多哀惧，故形于诗者非一，而此亦其类也。
首陈容色以表其才，次言信修以表其德，继以狐疑为忧，终以结交为愿，岂非诗人托讽之常言哉？
不解注此赋者何以阑入甄后一事，致使忠爱之苦心，诬为禽兽之恶行。
千古奇冤，莫大於此。
”[11]
清代的朱乾更是在拥护这一说法的同时驳斥了“感甄说”：
“然则‘感甄’之说有因乎？
曰，有之。
按《魏志》,黄初三年立植为鄄城王，所谓‘感甄’者，必鄄城之鄄非甄后之甄也。
注‘《集韵》“甄，音绢，同鄄，卫地。
今济阴郡鄄城或作甄”今读甄后《薄生行》，倦倦文帝而非有二心,子建拟《蒲生行》,亦款款于君恩而非有邪志。
然则《洛神》一赋，乃其悲君臣之道否，哀骨肉之分离,托为人神永绝之词，潜处太阴，寄心君王，贞女之死靡他，忠臣有死无贰之志……”。
归纳起来，这几种说法的依据有两点：
一是原文中的“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二是自序中提到：
“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
然而，这两项并不能成为“寄心君王“的佐证。
首先，从全篇来看，文中叙述了洛神与作者相遇的情景。
赋中的“君王”，是宓妃对“余”的称呼，而“余”即是曹植自指，在文章的开头，御者也将曹植称作是“君王”。
曹植当时的封号是“鄄城王”，宓妃称他作“君王”是合乎情理的，而且在前文中，如若按照“寄心君王”的说法，曹植应当以洛神自比，以表明其对君主的思慕之情，而作为主人公的男子就不应当是作者自己。
这种说法显然是与文章内容相悖的。
其次，针对自序中提到的“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由此推论出曹植继承了屈宋之志也是较为牵强的。
宋玉有《高唐赋》《神女赋》，记载了与楚襄王对答梦遇神女之事。
《史记·屈原列传》载：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12]要想正确理解曹植《洛神赋》的主题及洛神形象的譬喻之义，不能完全脱离屈原的《离骚》。
《洛神赋》一文中出现了众多的香草名如幽兰、桂玄芝、椒、蒲等，还有神女飞升的情景：
“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
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因此，有学者据此将《洛神赋》亦看作是楚辞的延续，继承了楚辞于香草美人中有所寄寓的传统。
《洛神赋》的创作无疑受到了《神女赋》启发，在表现方式上也借鉴了楚辞的形式与手法，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神女的象征意义明显发生了变化。
比较一下赋中洛神即宓妃形象，我们会发现《洛神赋》与《离骚》有明显不同。
《洛神赋》中的宓妃是美、善的象征，曹植不厌其烦地对其容貌、动作、神态进行描写，完全是称颂之词。
同时，我们注意到《洛神赋》中有所谓“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在申发相恋与倾慕之情的同时仍然有所节制。
这与《离骚》中的宓妃很不一样！
在《离骚》中，我们看到的宓妃却是以“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
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13]的形象出现的，而曹植要“寄心文帝”的话何以选择宓妃这样一个“骄傲”、“淫游”有争议的女神呢？
即使我们说曹植改造了宓妃的形象，将其塑造成美与善的象征，然而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宓妃的形象比作君王仍然是难以圆满的，如果要“寄心文帝”的话完全可以选择湘君等人格更完善的女神。
因此我认为曹植选择宓妃并改造宓妃不应当被视为处于政治寄托的原因。
抛开以上针对这两点依据提出的质疑，再从情理上来看，“寄心君王”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
曹丕曹植两兄弟的关系一向是对立，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及登上帝位之后，曹丕屡次迫害曹植及他一众好友，如果说曹植是心悦诚服地效忠自己的兄长，恐怕让人难以信服。
再者，在曹植写作《洛神赋》之前，任城王曹彰暴毙，返回封地途中，自己又被迫与兄弟分离，曹植当时的心情是极度悲愤的，又怎可能在赋中抒发自己与曹丕的两情相悦之情，表达自己寄心君王的的愿望呢？
同样，这种说法的产生及繁盛也有其深刻的根源。
从主观方面来说，拥护此说法的是清一色的道学家，他们大多宣扬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对于“感甄”一说所宣扬的叔嫂之恋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从客观环境来看，清代是“寄心君王说”的繁荣时期，这与清朝统治者推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加强中央集权是密不可分的。
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也深受影响，在创作与解读某些作品的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会流露出忠君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曲解，但也给我们一种启示：
《洛神赋》与前人作品明显存在着一定继承关系，解读其主旨并不能单一的针对作品本身，需结合诸多因素去加以探求。
三、独特的生命体验
对于文学作品的主旨，不能脱离时代去考察。
《洛神赋》的创作，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
依附于曹操的建安七子中的王粲、陈琳、应玚以及七子之外的杨修，均作有同题的《神女赋》，这些赋作于同一时间，属于切磋技艺之作，此外阮籍《清思赋》，谢灵运《江妃赋》，江淹《水上神女赋》等，都属于同一类的“神女”题材。
虽然部分的赋作已经遗失，但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不难发现此类赋作具有相似的模式与主题。
首先，赋中对神女之美做了详尽的描绘；其次，作为抒情主人公的作者因内心对神女产生爱悦之情，渴望与其交接。
最后，由于“人道殊途”神女在留恋徘徊后倏忽而逝，留下主人公独自哀伤惆怅。
曹植以其高超的文笔，独特的想象，真挚的情感赋予《洛神赋》震撼人心的力量，使其成为魏晋时期以神女为创作题材的辞赋的杰出代表，以至于大多数研究者在探究该作品的主旨时仅仅是着眼于作品自身，忽略了其产生的文化背景以及与同时代同类型作品的关联。
共同的表象背后一定有其得以产生的心理基础，即人类共同的深层体验，它来源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
而人神相恋的神话产生于原始母系社会，它的延续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是相联系的，体现的是人类对生命、个体本身的困惑与思考，随着文明的发展，原始的情欲逐渐被礼教道德所压抑，这一神话便以原型存在于人的潜意识之中。
屈原的《离骚》中有这样一段：
“朝吾将济於白水兮，登阆风而絏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
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
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謇修以为理。
”可以看作是这一原型的最早体现。
其后，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也继承了这一神话模式，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儒家伦理协助统治者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封建社会，以禁欲主义为特色的儒家道德也在持久的发展。
直至东汉末年，天灾人祸，军阀混战，冲击着这个维系封闭社会的绳索，觉醒的知识分子从儒学的束缚中解放，极力寻找个性解放的出路，文学作品关注的范围开始扩展到个人的精神的领域。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倾向、特有的偏见与心理病症，一个时代就像一个人。
它的意识观有自己的局限，所以需要补偿性的调整，这种调整由集体无意识来实现” [14]时代提出了补偿的要求，邺下的大背景为“人神”原型的萌动提供了温床，这一时期出现的以神女为表现题材的赋作，标志着“人神相恋”原型的复活。
荣格认为，“原型只是一种遗传下来的先天倾向，它拥有生成具体意象的能力，生成具体意象后才会被意识所察觉。
原型可以生成丰富多彩的表层，也就是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意象了。
但是透过这些细节化了的意象，我们又可以把握住抽象的东西——原型。
”[15]这也正是从《离骚》到《洛神赋》女神形象不断演变、不断被赋予新的象征意义的原因。
《离骚》中的美人被理解为明君贤臣或者是美政理想的象征。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被称作是“人的觉醒”的时代，神女所拥有的象征意义也不断被发展深化，决不再仅限于政治上的寓意，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曾指出：
“诗赋欲丽”，标志着审美的觉醒，文学开始摆脱政治的附属地位而逐渐独立。
此时期的赋，表现的内容大都是人神相恋却怅然分离的故事，处处流露着伤感的情调，彰显的是个人生命的兴发与迫于礼防的压抑的对峙。
《洛神赋》体现了时代普遍的文化心理与作者自身经历、思想特殊性的结合。
曹植所处的魏晋时期，是人的自觉的时代。
文人开始对人的个性价值进行集中地探讨，他们努力地张扬个性，力避集体创作的盲目性，增强了创造，想象的自主性。
《洛神赋》作于黄初三年，较于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同时期作家，曹植后期的境遇尤为坎坷。
除了孔融因为政见不同，被曹操杀害之外，其余的建安六子在经历了战乱流离之后，都先后归附于曹操，而他们前期的作品大多反应动乱的现实、抒发怀才不遇之感，而后期生活安逸，作为邺下集团的一员，他们作品则较多赠答、宴游之作，远不如前期之深刻。
纵观曹植的一生，前后反差极大，因而他的生命体验是尤为独特与深刻的，具体表现在：
（一）从立志报国到壮志难酬。
“生乎乱，长乎军”的曹植，幼年和少年都是在征战不息的环境中渡过，时代动荡、个人经历及父亲曹操影响，使曹植自少年时就渴望建功立业。
他前期的代表作《白马篇》中就塑造了一位立志报国，视死如归的游侠形象，正是作者的写照。
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始终贯穿他的一生，直至其晚年仍向皇帝上书请求带兵出征。
后期的曹植屡遭迫害，迁徙频繁。
建功立业的思想并未因此磨灭，却不再是主流。
险恶的环境使他不得不将生存放在首位。
此时，儒家思想退居次席，在命途多舛、壮志难酬的苦闷中，道家思想逐渐显露出来，作者企图在自己营造的虚幻缥缈的仙境中暂时忘却自我以寻找一丝慰藉，幻想自己可以远离现实的羁绊，追求精神上的超然与洒脱。
（二）从交友广阔，诗酒唱和的贵公子生活到友人离世，亲友相继被迫害，自己却无力救助的境地。
友情是曹植生活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16] 经常和朋友诗酒唱和：
“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与诸多文人桴鼓相应：
“鸣铸啸匹侣，列坐竟长筵”（《名都篇》）。
他的诗作如《送应氏二首》、《赠王粲》、《赠徐幹》，每一首都是那么深情诚恳。
史载，建安二十二年冬,徐干、陈琳、刘桢、王粲因染疫气而“一时俱逝”，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借故杀了曹植亲信杨修，次年曹丕继位．又杀了曹植好友丁氏兄弟。
曹植身处动辄得咎的逆境，无力救助友人，深感愤忿，内心十分痛苦，作于这一时期的《野田黄雀行》就塑造了一位“拔剑捎罗网”、拯救无辜的少年侠士，借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懑。
黄初四年，曹植的兄长曹彰在京师无故暴毙，自己在返回封地的途中又被迫与兄弟分离，悲愤之下，曹植写了《赠白马王彪》，表现了他对曹丕手下鹰犬的痛恨，对曹丕迫害兄弟行为的抗议。
兄友的离世使作者内心的苦闷愤恨无处倾诉，长久以来备受压抑，必然要通过写作宣泄。
（三）从生命的兴发到生命本能饱受压抑。
曹植的骨子里带有道家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天性。
《三国志》本传说他“饮酒不节，不自雕励，率性而行。
”从他早期的《斗鸡篇》《名都篇》等作品，可以看出他在邺城过着嬉戏畅游、放荡不羁的贵公子生活。
以曹植的性情，对于生命本能的爱悦自然是无法隐讳的，自然会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艳如桃李的佳人，明月楼高的思妇，空灵飘逸的神女，虽未必有其人，却足见作者对异性美的关注体验，其中隐约流露着本能的爱悦之情。
在曹植的后期，死亡的威胁依然存在，政治上的失意加上忧生的恐惧，迫使他将本能的爱悦之情压抑在意识深处，而对生命悲剧的体认使他后期的作品处处流露着忧患意识和悲剧的情调。
后期生活的种种磨难使曹植陷入了苦闷、愤恨、恐惧相互交织的复杂情感中。
正所谓“诗穷而后工”，[17]从作家与现实的关系出发，现实中的坎坷与磨难会使作者经历丰富，情感丰厚，然后把亲身的际遇，与现实的矛盾和内心积郁熔铸诗文中，作品内容才会充实饱满，深挚感人。
经历过争立太子的失败，在猜忌迫害下屡遭贬谪、忍辱偷生的曹植，心境悲愤苦闷。
前后天渊之别的生活使他后期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处境的哀叹，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而这一时期的《洛神赋》就是这些独特体验下的产物。
曹植笔下的洛神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心生向往之情却又飘然远逝。
作者对待神女的感情又是如此真挚动人，据此可以推测，女神的形象与他无法实现的理想确有很多相通之处。
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指出：
“梦就是一种被压抑的愿望经过伪装的满足，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它和梦一样都巧妙地伪装了那些被压抑的愿望。
”从这点来说，将《洛神赋》理解为理想得不到满足的苦闷之作是较为合理的。
然而，这里的理想多被看做爱情理想或者政治理想，未免有实化的倾向。
即使有政治理想也应该是属于作者的潜意识，在曹植的后期，依附于他的杨修，丁仪、丁廙兄弟相继被杀害，与他一同朝京师的兄长曹彰暴毙身亡，自己又屡遭迁徙，过着囚徒一般的生活，长期处于一种压抑愤懑的感情之下。
这种感情被意识强迫停留在潜意识深处，一旦遭遇某种契机，就会表现出来。
在《洛神赋》中，作者的情感几经曲折变化，从爱悦到自持再到惆怅，始终弥漫着哀伤的气息，是长期以来饱受压抑的生命本能与情感的自然宣泄。
如果将它纯粹地看作是政治理想的幻灭或是爱情的失意，则无疑是片面的，也无从解释作品巨大的感染力从何而来。
《洛神赋》是古老的神话原型在魏晋时代的自然流露，作者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以其高超的笔法，真挚的情感又赋予了这个神女原型丰富的内涵，洛神这个艺术形象，极有可能是以现实中甄后为原型，但从深层意义上来说，她是一次集体的无意识与个人的情感体验相结合的产物。
从这点出发，就不难理解，《洛神赋》的主旨正是在于借助于古老的原型传达觉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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