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资管理和国企改革的立法探索朱少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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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资管理和国企改革的立法探索朱少平

关于国资管理和国企改革的立法探索

朱少平

主讲人:

朱少平(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法室主任)

主持人:

熊胥龙(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时间:

2003年12月19日18:

30

地点:

贤进楼501会议室

主持人:

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法室主任朱少平老师给大家做《关于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演讲。

朱老师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在去年的时候他也还曾经来到我们501会议室给大家做关于投资基金的演讲,现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通过了,朱老师作为这部法律的主要起草人,在这部法律通过之后,咱们经济法室今后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国企改革或者国有资产管理这一块的立法工作,朱老师也是其中主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朱老师给我们做精彩的报告。

主讲人:

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探讨国资管理和国企改革的问题。

国企改革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搞了二十多年了,现在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路好象是越走越窄,似乎看不到希望。

但我还是充满信心,关键就是路走对走不对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包括体系改革,包括各种政府机构改革,我觉得这轮政府的改革,包括体制、包括机构的改革,相对过去来说,可以说是最为彻底的一次,当然这一次的彻底他只是为下一步的改革也就是打一个基础。

因为这一次改革尽管是比较彻底,但仅仅才是开了一个头,而且国企改革到底怎么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

今天我和大家讨论的问题,一是介绍情况,二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的《国有资产法》起草到现在已经是十年了,十年中如果不是遇到了情况的话,我们这部法律可能已经出台了,但是由于认识的分歧和换届的问题后来这部法律没有提交审议,但是现在来看似乎难度越来越大。

今天我主要讲一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

我们在座的同学可能对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管理,大家似乎是不太熟悉,我们从那个时候过来,当然最早50年代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经历过,我是一参加工作刚好就赶上了国企改革,过去的国有企业我们不叫国有企业,叫国营企业。

在82年前后改成叫全民所有制企业,然后在90年代初又改成国有企业,我个人认为,概念是越改越错,为什么这么说呢?

国营企业这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

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他确实在经营企业,尽管他不是直接经营,但他也是间接的经营,那个时候叫国营企业是对的。

在78年开始国营企业改革了以后,当时就说政企要分开,企业要成为相对独立的资产经营组织,政府不能直接的管理了,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因此把名称改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这个时候的名称就已经不太准确,但是因为他这个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这个时候把他叫做全民所有制企业也是说得过去的。

后来觉得全民所有制这个名称有点不太合适,就改成了国有企业。

当然我们现在一般还是这样提,但是大家仔细的想一想,我在这里也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个人的想法,什么叫国有企业?

有之所有,所有相对什么来说,我们大家是学民商法和经济法的,那么也就是说,所有它一定是与财产相联系的,它指对某一个财产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这个权利,而企业它不仅仅是一个财产,企业它是一定的财产和经营者和职工以及经营方式的组合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它人格化了以后,它是一个活动的组织,它是有思维的,它不是一个死的财产,因此你说它所有能不能说的通?

就象我朱少平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长,我所有于谁,我所有于我上级的主管部门吗?

我所有于政府吗?

政府即使是任命我,他也是任命我在这个地方干活,而不能管到我的思想,更何况我自己还有我自身的利益。

我自身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那么我就玩命的干,一旦我自身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不一致了呢?

我所有你有什么用。

因此,严格的来说,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用了这么多年,而且大家感觉到名称的使用问题也越来越多。

但是如果我们要改掉这个名称,不叫国有企业,叫什么企业?

现在如果要改的话也很难。

好在这一次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到了几条,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行使,这样以来就好办多了,企业它就是股份制企业,当然就企业名称本身它也可以叫混合所有制,实际上混合所有制是什么所有制?

说不清楚,那么公有制从那体现,公有制实际上通过股权来体现,这就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讲到它的背景就涉及到我们传统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尽管企业它是独立的,但是它的生产经营是由政府部门来控制的,控制的手段就是计划,计划给你下达生产任务,生产多少,生产什么品种,生产规格怎么样,生产数量多少,然后生产完了,由政府来进行分配。

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在计委工作,那个时候就是每年要开一次订货会,那个订货会我们把它统称为“骡马大会”,因为在那个地方开会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采购员都到那个地方来了,物资部门的供应也到那个地方来了,根据国家物资调拨分配的单子,比如首钢,哪怕北京市要用的钢材也必须到那去订去,然后我们在河北开物资订货会,我这个北京的某厂要用北京首钢的钢材,必须到那去订去,假如直接到首钢去,那是不允许的,国家要通过计划分配,甚至两个厂一墙之隔,我要买你的什么东西,是买不了的。

这是我们当时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也是生产多少,我不管,上级给我下达多少指标,我就生产多少,然后生产完了,往哪运,我都不管,在哪个“骡马大会”上产品的供应、调配、运输这都是安排好的,因此企业根本就不用考虑我生产出来以后卖不卖得出去,有没有人要,价格是多少?

这都是安排好的,企业根本就不用操心。

尽管哪个时候也是一个独立的工厂,但是经营是靠计划、靠主管部门来安排的。

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情况就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允许你拥有1%至3%的自销权,我一个企业生产一百万吨钢材,我可以销售三万吨钢材,当时就首钢给它1%至3%的自销权的时候,全国都眼红,当时就叫推行首钢经验,有的就问首钢经验好不好?

好!

但是我学不来,为什么?

因为它有1%至3%的自销权,我没有,所以说它的经验再好,对我也没有用,这是当时的体制。

随着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一直到目前的市场经济,企业一步、一步的走向市场。

目前我们的企业就全国来说,基本上都放开了,就国家手里面掌握的物资,通过计划来控制的不到5%,95%的都放开了。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国有资产是怎么管理的呢?

那个时候的国有资产没有专门的管理,因为我们的国有资产统统固化在企业里面,管理企业就意味着管理资产,经营企业也就意味着经营资产,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

二十多年、三十多年经济的发展表明,我们这种体制效率是低下的,因为政府,政府是什么?

政府它是一个公共管理机关、社会管理机关,任何国家的政府它都具有两种职能:

首先是社会管理职能,这应该说是政府的天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由于我们实行的是公有制,我们奉行社会主义,我们国家在剥夺旧政府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的国有财产,(比如过去的四大家族)以及经过当时的一化三改造,(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形成了庞大规模的国有资产,这个国有资产怎么办?

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因此,我们的政府就把发展生产、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国有企业、经营国有企业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任务。

以至于在它的具体工作中,它本身要管理的这些事情都基本上没有管理或者没有管理好,而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如何经营国有资产方面、如何管理国有企业方面,我们就有一句不好听的话,叫“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既然你是政府、既然你说行使的公共权利,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教育、文化、卫生、国防、政权建设等等,它应该干这些事情,因为即使是政府它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它的财力也是有限,如果它把它的精力、把它的财力用在经济上,那么它用在别的方面就很少。

我们经常这么说,我在国家机关工作,原来我在计委、经贸委都呆过,我们一年对一个处以下干部旅差费是两千元左右,现在基本上也没有增加,两千块钱如果说是坐飞机的话,也就是一个单趟坐到深州去,就别回来了,要回来你就自己走路,(笑)这就是办公经费。

为什么?

因为我们政府提倡节约,勒紧裤腰带搞建设,这话对不对?

对!

但是都是你搞建设了以后,我们怎么办?

老百姓怎么办?

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如果离开了老百姓,你政府在哪搞来搞去,你说你的经济搞的好吗?

然后就是该你干的事情你没干好,不该你干的事情你干的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政府的职能错位。

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国家已经明确的认识到这一点,已经逐步的在变化。

从78年以来,开始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后来是减税让利,然后就是利改税、承包租赁等等,一步、一步地把企业的权利都还给它了。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企业是什么?

企业都是人组成的,他的思想在计划生产条件下形成的这种观念,哪能够在一朝一夕这么容易就改过来呀!

我举一个例子,在座的同学有的可能有小孩,有的可能没有小孩,小孩在出生了以后,在他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恨不得“宝贝”你能不能站一站呀?

往哪放一下,不行,然后再抱着,这么一点、一点的试,然后到半岁、八个月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站,站完了,一定要让他走,即使是摔跤也让他自己走,因为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让他走的话,将来他就走不了。

如果说小的时候不让他自己走路,等长大了以后他就走不了路了,对我们许多的国有和国有企业职工来说,同样是这个道理。

一旦职工进了国有企业了以后,我职工在主人,那个我要护着你,那个我要保着你,不管你干活不干活工资照拿,然后实行了市场经济了以后,你让这个企业走到市场上去,他开始“骂娘”了,老东西,我该走的时候你不让我走,现在我走不动了,你让我走,对不起,要死咱们一块死,有的人就这样的思想。

因此,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难度那么大?

就在这,因为很多人习惯了这种模式,习惯了这种惯性,你让他自己走,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走。

我们现在很多项目都是这样的,很多企业也是这样的,各个企业换个人是这样,再换一个人还这样,为什么?

但是如果说一旦把它卖掉了以后,卖给私人,半年立刻见效,原来亏的一塌糊涂,马上私人就可以盈利。

我今天一个朋友从湖北给我打来电话,有一个公司原来是国有的,后来以零资产卖给了人家,卖的时候企业欠债是500多万,一个人把它买了以后,经营了半年,现在盈利300万。

所以说,过去这个体制就因为政府包办多了,然后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职工他的主观能动性已经发挥不出来了。

(我所说的是有些企业,不是所有的企业,但是有不少企业都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企业、我们国有资产的管理就要彻底的改变过去的这种模式,包括在本届政府以前,从78年开始这么四五届政府他们都在逐步的往这方面进行改革,但是都没有这次这么深入。

我讲的只是它的一个背景,一步一步都在使企业走向市场,都在实行政企分开,但是都没有提政资分开,如果你这个政资不分开,政企就分不开,为什么?

你要管资产,你要经营资产,而资产在企业里面,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要把企业分开,你怎么分开呀!

你把它分开了,这个厂长你让他在社会上选或者招,有什么用啊!

最后你要考核保值增值,还得听你的。

因此,我们这一轮的国企改革也好,国有资产改革也好,就是面临这么一个背景,怎么使政府从具体的日常经营里面、从资产经营里面抽出身来。

也就是说,要把我们政府它过去的一身二任,怎么变成一身一任?

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国家已经认识到政府的职能应该是两个,一个就是社会管理,一个就是资产管理,即使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也有一个资产管理的问题,尽管他不是公有制,但是他的政府要正常的运行也有资产管理的问题,他从税收里面拿出一块来,建大楼,搞公益事业,他也干。

我们到美国去、到德国去,他们每年就是政府建的项目也不少,每年也有一个大的预算盘子,拿个预算盘子确定应该建这个、应该建那个,但是那个他不是经营性的,而是公益性的或者政府机关所用的,但是他也得有人管。

就是说,他的两个职能叫做一强一弱,政府的日常管理就由财政部门或者其它的事业单位来管理就行了,而我们的政府在过去最多的时候是四十多个部门、三十多个特设的机构,在上一届政府的时候,我对朱鎔基总理最好的评价就是他在上一届里面把十个左右的政府部门第一步变成国家局,一下子都放在经贸委里面去了,原来一个部门最多的时候都是一两千人,变成一个局就有三五十人,一下子放到经贸委里面的委管局。

第二步把委管局撤销,把职能分到经贸委里面的各个局里面去,这种改革尽管说它不彻底,但是这一次改革如果没有那一次改革的基础是做不到的。

就因为那一次改革以后,把经贸委变成一个庞大的机构,经贸委是三大职能,第一种就是国企和国资的管理,主要从国企的角度来进行管理;第二种市场管理,包括整个流通的管理。

第三种宏观管理,包括投资和一些宏观政策以及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等等。

这三大职能在这一轮改革里面他分了三部分,第一部分到原来的计委现在变成发改委,就是有关生产、调度、产业政策、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管理他分到了发改委里面去了,第二部分有关流通领域,过去包括经济贸易、进出口等等这些他就划到商务部去了。

剩下的关于国企的这一部分,他拿到了国资委。

也就是说,上一届政府的改革为这一届政府的改革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使我们这一届的政府一开始从机构上就把它分开了,这种分开有什么好处?

第一步它实现了政资分开,刚才讲到了我们政府有两大职能,一个社会管理职能,一个资产管理职能,资产管理我们全国形成了11万亿的国有资产,其中有7万亿是经营性资产,这些资产在过去都体现在企业里面,我作为国家、作为政府对这个市场不能不管,那么就要占去政府部门的相当一部分职能,我们过去有机械部、冶金部、兵器部、电力部等等十几个部门,每一个部门管什么,当然他们有一个行业管理职能,除开行业管理职能还有什么,因为行业管理职能第一行业规划、第二行业协调,别的没有了,再有就是企业怎么生产,企业怎么生产同时就意味着资产怎么管理,那么这些部门管就管这些。

把这些部门撤销了以后,职能干什么去了?

职能就到经贸委去了,经贸委是什么?

经贸委还是国家的职能部门。

因此,我们的政府尽管改来改去、撤来并去最后国家还是在第一管社会、第二管市场,更多的精力放在管市场上面,你就很少有精力来管社会。

从经济来说,我们国家去年是1万7千亿的税收,1万7千亿的税收如果拿来相当一部分去搞企业了,搞经营了,那么你还有多少用来发展社会事业、用来开支政府的日常运转?

那就只能是勒紧裤腰带。

这一次改革首先他把资产从政府的口袋里面分出来、从政府的职能里面分出来。

分出来之后我们剩下的政府部门,包括发改委、商务部和一些其它的部门,你的职能是什么?

你就全心全意做好你的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管理,不要一天到晚老想着国有资产怎么保值增值呀!

国有企业应该怎么搞啊!

你想哪些东西之后,你就没有心思考虑别的了。

我们的钱过多的用在那一块的时候,用在这个地方就很少,因为GDP有限,税收它毕竟有限,因此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动,就是政企分开了。

但是分开了以后,这就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分出来的国有资产应该怎么来管理?

就我们目前的国有资产管理来说,按照十六大的要求,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出资人,地区以上的政府要设立国资委。

我们从政府部门里面分离出来的国有资产它应该有个代表,当然在今年三月份和四月份的时候讨论,国有资产分离出来了以后应该怎么办呢?

最后全国人大提出来一个方案就是设立国资委,设立国资委当时我个人设想,我也写了相应的著作和发表了文章,既然要搞一个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该是把所有的国有资产管理都到这里面来,当然如果要设立这样一个机构难度是非常的大。

就目前机构的设置来说,我们基本上是三大块,国务院设立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这个管理委员会它是由三大块组成的,第一快就是原来经贸委管理国有企业的这一块职能,包括人都过去了。

第二块就是财政部有一部分管理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的这一部分职能和人过去了。

第三块就是过去我们中央有一个大型企业工委,大型企业工委它是干什么的?

它是管理大型企业集团人,因为党管干部吗!

党管干部不仅仅是政府的干部,还有一个企业的干部,这一摊子业务也合过来。

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这么三摊业务和人合并起来组成了国资委。

按照国资委的三立方案确定它的性质是什么?

它就是代表出资人,什么叫出资人?

出资人说白了也就是投资人。

但是这里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目前来说没有解决的,就是说,国有资产从这几个部门分离出来了,成立了一个国资委,国资委给它的定性就叫出资人,因为这个国资委它是国务院的国资委,国务院的国资委它只管理中央这一块的国有资产,这一块的国有资产我刚才讲的是,11万亿里面有7亿在这个地方,但地方上还有一块呢!

而这一块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11万亿国有资产它有一个总量管理,总量管理在哪?

对这个问题似乎我们现在没有很明确的回答,包括我们现在的国资委和国资委的三立方案它主要是从出资人这个角度对国资管理作了一系列的规定。

大家如果经常看报纸或者上网,看到李融荣经常在报纸上讲,国有资产应该怎么考核、应该怎么评估、应该怎么转让、应该怎么国有股减持等等,他讲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从整个国家的国资总量管理似乎讲的比较少,而且这个职能现在似乎还没有完全给他。

按照我的设想,应该是全部都交给他,那么就好办了,但是现在只能明确出资人地位,出资人地位明确了,全社会的国有资产应该怎么办呢?

谁来管理呢?

就面临另外一个问题了。

对于全社会国有资产的总量管理、宏观管理、综合管理这个职能怎么办?

现在还没有明确。

当然国有资产法在93年开始起草的时候,我一直考虑的是全社会的国有资产。

那么,这个国有资产它分三大块,第一块叫经营性国有资产,第二块叫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第三块叫资源性国有资产。

我们不说人民大学这个牌子值多少个亿,人民大学的牌子值很多钱的呀!

一个“可口可乐”它值两百亿,人民大学不值一百亿呀!

因为考大学的时候大家都以考上人民大学为荣,所以这个净资产也有价值的。

这个我们先不说,就光这些固定资产折合起来不也得值好几个亿呀!

这也算事业性国有资产,因为人民大学属于国立大学。

所以说,行政事业的资产,第一它要管理,第二还有一部分它要转化的,比如说我们教育部有一些政策,允许一些大专院校可以设立一些独立的商学院、或者合资的一些学院,合资它里面的一部分财产是要转化的,也有一部分它可能就要卖了。

也就是说,行政事业性资产它转化为经营资产的时候,我也要管理吗?

再一个就是资源性资产,资源性资产作为土地,比如没有开发的土地,放在哪个地方每人管它,一旦要开发了以后,可能成几十倍、几百倍的往上长。

当初我刚到北京的时候,一套住房一万块钱、二万块钱我们拿不出来每人买,现在几百万块钱一套的住房也是有不少人来买,因为它增值了,第一,资源的开发权他可以卖;第二,开发出来的转为经营资产他也要纳入经营资产管理。

因此,我们考虑法律的时候是把这一块都放进来了。

而我们现在的改革设立了国资委,然后划给他的就这么三块,除此以外的怎么办?

因此,国资委的改革仅仅是一个开头。

下一步的改革还有很多方面的。

比如说还有一块,我们现在交给国资委管的这一块,它是叫存量的国有资产,现有的国有企业把资产交给它了,增量的,比如国家财政、发债拿多少钱搞建设,搞什么建设?

往哪个分投资,这一块还不归它管?

归发改委来做,因此,目前的国有资产改革它仅仅是第一步,把这几块职能从原来政府们里面把它分离出来,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这一个就己经相对于我们过去分十个左右的专业部门来管理,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相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可能任务更重,因为那个时候干的怎么样,资产还有一个自然增值的问题,而且这个增值和政府正常的职能是放在一起的,没有进行考核的。

而现在一分离出来之后就有一个考核的问题了,我把七万亿元的资产交给你,你在一年过程当中没有增值,还是七万亿,那就要说出来原因了,你这个资产管理到底有没有效啊!

或者说是有增值存是地价增值,那也不行啊!

你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

而且现在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分离出来了以后,他是出资人代表,出资人代表就是一个投资者,那么政府对这一块怎么管理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对于这个总量管理是谁来负责,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提出来。

我们在坐的有博士生、有硕士生,大家如果写毕业论文把这个问题考虑、考虑,我想对我们的改革可能会有帮助的。

我在我的这本著作当中写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有很多地方与我们的现状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越研究觉得这方面的问题越多,也觉得我们国企改革的任务越重,而且越有味道。

大家想一想,几万亿的资产就在我的笔下想来想去,如果你的思路得到了国家的认可,那是什么境界,那是什么劲头!

我在87年就提出来这个问题,我就说国家职能有两个方面,但两个职能要分开,这是我87年提的口号,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副处长,没事的时候就在那瞎想,大家可能就问我,你有什么爱好?

我说我没什么爱好,抽烟吗?

不抽!

喝酒吗?

不喝!

喝茶吗?

不喝!

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人去看病,大夫就这么问他,问完了以后就说,你看什么病,回家去等死得了。

(笑)但是我有一个爱好就是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那发楞,再不然我就坐在那写东西。

确确实实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要考虑的问题非常、非常多,那么你国有资产是这样的,其它方面也是这样的,但我也不是说几年就这一个问题,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

比如说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我是80年看到日本有个《中小企业法》,我说我们为什么不搞一个中小企业法?

然后一有机会我就说,一有机会我就提,刚好到了98年赶上了职工大量下岗的时候,国务院也从97年开始关注中小企业安排职工下岗的问题,那个时候经贸委成立了一个中小企业司,最后把这个建议提出来,他们就说可以,就制订中小企业法,三年的时间法出台了。

当然这个管理比我们中小企业这个政策还重要,虽说中小企业的法律出台了,四十多条,里面实实在在有具体政策的不多,很多都是一些原则,当然这些原则也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我们国有资产那就不一样了,七万亿国有资产,还有三百五十万亿的资源性资产将来要逐渐开发,所以说,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也是非常有趣的。

刚才讲到了实行这种改革以后,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分出来了,分出来的这块职能里面它实际上还是两块职能,一个是综合管理,一个是具体经营;具体经营它有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代表出资人,一部分代表使用者。

我们现在出资人这个地位基本上明确了,而国有资产综合管理这个职能还没有完全明确,这个工作量很大,也可能在这一届能够有个眉目,也可能这一届没有眉目,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目前,我们的财政部还在管国有资产的有关问题,比如说国有资产经营预算谁来管?

我们过去没有一个独立的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既然国有资产分离出来了,国家投资了那么多钱,任何人都不是傻瓜,比如我拿一百块钱投出去,最后我要考虑一百块钱能够带回来什么,而我们过去国有资产干了这么多年,国有资产投啊,投啊,投!

设立企业设啊、设啊、设?

设了这么多,最后产值效果怎么样不知道!

就是这样还要不断的往里面投,因为企业经营它亏损啊!

当然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养了这么几千万的职工,对社会稳定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就一个企业来说,我投钱设立企业、搞经营是为了赚钱,你说不赚钱我干它为什么呀?

也就是说,赚钱了以后怎么办?

赚了钱了以后我作为投资者,赚了钱你得给我吧,给我这个钱,我拿这个钱干什么呢?

既然是国家,应该干社会事业,应该是扩大经营。

曾经也考虑过要编织国有资产预算,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而且我特别尊敬的一个领导他也提出来,(现在已经去世了)企业利润就让它留在企业里面滚不就完了吗,干吗还要上交啊!

这话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啊!

企业发展了它还在企业里面,它还是国家的,在拿滚来滚去就行了。

但是如果跳出来一想,作为一个投资者投资了一个亿、一千个亿,最后钱就是公司里面转来转去,我投它干什么?

因此,这一次机构改革了之后现在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国有资产不仅要经营,而且要编织预算。

在深化体制改革过程当中我们还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国有企业是减员增效过程当中,有大量的职工要下岗,我们现在从全国来说已经下岗了两千五到两千七百万人,大部分通过再就业,通过自谋职业已经解决了,大概现在还没有安排有五六百万人,但是这些职工他下岗有的是提前退休,以及后来的这部分人他们都有一个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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