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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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1
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
1、介绍
自1980年左右开始，新自由主义时代迄今已超过1／4个世纪了。
在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诸多不确定事件中，有一件是它与金融在经济中日益增长的地位和作用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经济是指与新自由主义并存的经济。
这篇文章的目的即在于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种关系。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由金融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和影响力所引起的。
根据杜梅内尔和列维（2004,1-2），“新自由主义表达了一个阶级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欲望，这个阶级包括资本持有者和他们的权力机构，我们将其统称为‘金融’，以恢复这个阶级的税收和权力…”一些分析家将金融统治的出现视为根本性发展，它不仅解释了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形成，还解释了相关的这个时代的全球化形式（杜梅内尔和列维，2005,17）。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
在我们看来，用“金融化”的概念而不用金融统治的观念能够最好的把握近几十年来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这个概念提出了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扩张性作用。
这里会有争议的是，近几十年来的金融化过程的直接原因来自于新自由主义的重建，而并非金融化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产生。
然而，金融化也有与新自由主义无关的更深的根源。
对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两者关系的这种解释阐明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金融统治和当前新自由主义阶段的金融化之间的巨大差异。
第二部分运用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阶段性波动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解释了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第三部分解释了什么是金融化。
第四部分论述了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的起因以及两者的关系。
第五部分根据我们对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关系的解析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金融统治和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金融化之间的差异。
第六部分作了总结性评论。
2、新自由主义和社会积累结构
资本主义产生几个世纪以来，其特殊的制度模式一直在发生阶段性变化。
新自由主义可以理解为是当前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
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阶段性变化提供了一种分析。
（科兹，麦克唐纳夫和里奇，1994；麦克唐纳夫，里奇和科兹，2010）。
社会积累结构在这里被理解为是一种内在的、长期持续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它刺激了高利润，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一个框架。
根据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每一个社会积累结构都能在几十年内持续刺激经济增长，但在某一时刻它将衰落。
这会引起一段时期的危机，最终将导致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出现。
每一个社会积累结构存在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中，也存在于每一个国家中，尽管不同的国家会有一些制度上的差异。
二战后社会积累结构的创建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
这种积累结构的特点是政府大量干预国内和国际经济活动，完善的福利制度，明显的劳资合作和大企业之间相互关照的竞争模式。
战后社会积累结构同以往的积累结构有明显的差别，政府以往较少干预经济，个体在很大程度上自主活动。
由于政府角色的显著变化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节资本主义”。
1973年左右战后社会积累结构开始衰落，70年代后期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在美国和英国初见雏形。
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这种结构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除了美国，“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不应插手干预经济。
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科兹和麦克唐纳夫，2010）。
这种积累结构较之二战后积累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它的主要特征是消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项目；向反周期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资本完全控制劳动者；由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相互关照的竞争模式。
新自由主义具有一种对所谓“自由市场”的膜拜意识，它反对政府除了必要的功能之外的一切功能。
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担负着重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任务，同时推动美国、英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的国内制度转型。
然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仅仅是向新自由主义模式稍稍靠近了一些，如斯堪地那维亚和日本。
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可以被称之为是一种社会积累结构，因为它是一种内在的，长期持续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它带来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增长，并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一个框架。
3、金融化
最近兴起了一种关于金融化现象的文化。
对于这个尴尬的词语学者们的解释各有不同。
最好的、概括性最强的定义也许是爱泼斯坦（2005,3）所提供的：
“…金融化是指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业精英们和金融机构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
”解释一下什么叫“金融”也许对阐述这个定义有所帮助。
金融涉及到购买力在经济活动者之间的流动，其形式是信用扩张或者能作为抵押品的资产所有权。
由于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公司资本主义阶段，证券就代表所有权和信用状况。
当证券可以交易时，金融市场就形成了，信用状况在这个市场中也可以进行交易。
近些年来名目繁多的各种证券在不断产生并交易着包括“金融衍生品”，它们的价值与其他证券的价值挂钩。
因此，金融活动包括交易股票和债券，抵押品，金融衍生品，期货，外汇和很多其它类型的资产。
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活动是与非金融活动有区别的，后者指生产，储存，商品分配和一些非金融服务的生产，这些服务的目的与金融活动并没有直接关系（比如美发或者教育）。
以上对金融化定义的解释指出了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量的变化，但有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尚不清楚。
换句话说，金融化是否意味着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之间关系的变化？
如果这个变化确实伴随着金融不断提升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它是怎样的一种变化？
以下是可能发生的变化：
1）金融部门的影响力比非金融部门的更大。
2）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密切或是更淡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主要以美国为例回顾一下新自由主义时代金融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都是自主活动，后期出现了大量的金融诈骗和过度投机。
20年代末期股市崩盘，银行系统在之后的几年崩溃。
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开始相信过度的自由金融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这个观点极大的影响了对金融的新调节，这种调节成为战后社会积累结构组成部分。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机构是典型的国家所有或由政府在战后积累结构中进行严格调控。
在美国政府控制利率，金融机构的分类由经过核准的商业的类型所决定，金融市场的进入受到严格控制，银行受政府保护。
这些严格的调控使得金融部门必须集中全力来促进非金融部门的资本积累。
20世纪70年代金融市场的交易相对于非金融机构开始变得频繁，利润也随之增加。
全球日均外汇交易量从1973年的150亿美元上涨至1980年的800亿美元和1995年的12600亿美元。
1973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是外汇交易总额的15%，但在1995年下滑至不到2%，这意味着货币交易的膨胀主要是用于金融交易，而不是商品和服务的购买（Bhaduri,1998,152）。
美国的金融资产额在1960-1980年间是GDP总额的1.5倍，在2003年已超过3倍。
（奥尔汉加济,2008,p.xii）。
1960年代美国金融公司的税前利润额平均占全部公司利润额的13.9%，1970年代增至19.4%，1980年代轻微减至17.2%，随后在1990年代增至25.3%，2000-2006年间增至36.8%（美国经济分析局，2008）。
杜梅内尔和列维（2005,38）发现，1980年代早期，法国金融公司的利润率大大低于非金融公司，但是到1990年代后期却大大高于非金融公司。
爱泼斯坦和贾亚德瓦（2005，51-52）发现在经合组织大多数成员国中，1990年代的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持有者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重比1970年代的要高得多。
新自由主义时代金融部门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不仅仅是指交易额和利润额的增涨。
在这个时代，金融机构尤其是金融巨头们突破了他们作为非金融资本积累的服务者的角色而参与到金融交易中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利润。
他们通过金融市场频繁进行交易，而不仅仅只是向非金融部门的机构提供贷款。
新的金融工具的产生和销售基本取代了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之间的长期借贷关系，而这种关系在调节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
4、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在1980年左右资本主义迅速从调节主义转变到了新自由主义。
众所周知的，至少专家们都知道的还有，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金融化的过程已经发生了。
然而，确定这两个变化的原由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化的产生独立于新自由主义。
对于这个观点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保罗·斯威齐（1994）认为经济萧条的趋势是垄断资本主义所内生的，由于经济萧条不断扩大，实体部门的投资机会已经大大减少，这导致投资在1970年代从实体部门转向金融部门。
随即带来了金融交易的猛增即我们所称的金融化。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7）进一步发展了斯威齐的分析，他认为由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萧条趋势所导致的金融化转而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产生：
“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垄断金融资本主义的相对物”
杰奥瓦尼·阿瑞吉（1994）详尽的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以及前史，他认为被称作“漫长的世纪”（或积累体制）的一系列积累周期已经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历史的特征。
首先是被热那亚统治的漫长的15-16世纪，最后（到目前为止）是被美国统治的“漫长的20世纪”。
每一种积累体制最终都会带来危机，因为过度的积累和日益激烈的竞争会导致商业利润率和产业利润率下降。
由此而引起的投资从商业和实业向金融的转移是危机的特征（阿瑞吉，1994，214-15）。
依照这种看法，当代的金融化反映了漫长的20世纪中所发生的危机，这类似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金融资本反映了英国在漫长的19世纪中所发生的危机。
然而，阿瑞吉并没有特别的将新自由主义和当代的金融化联系在一起。
如上所述，杜梅内尔和列维（2004）认为金融化所带来的金融资本不断深化的影响力使得新自由主义的重建成为有利于金融资本的渠道。
但这个观点存在几个严重的问题。
如果新自由主义代表金融资本的成功，或者一些更广意义上的“金融”类型，那么就会出现两个问题：
1）这个成功赢了谁？
2）金融是怎样赢得这场胜利的？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如果金融资本的利润高于非金融资本的利润能够引起新自由主义的建构，那么应该存在两者之间较量的证据。
如果新自由主义的重建不能促进大型非金融跨国企业的利润增长，那么它们一定会发起一场令人瞩目的战争。
但是还没有人能证明这场战争的发生。
新自由主义首先发生在1970年代末期的美国和英国。
在美国，向新自由主义转变似乎已经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支持，除了一些特立独行者。
在此之前主要的大企业与有组织的工人联合起来支持调节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科兹，2002）。
1970年代大企业放弃了这种联合，这使得新自由主义重建进展迅速，因为工人自己根本无力阻止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
在英国，当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开始重建新自由主义时，资产阶级内部对此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是并不赞成金融资本与非金融资本竞争。
——反对意见最初来自于金融和工业部门中的保守派，他们反对撒切尔夫人对于向上流动的强调。
关于这个观点即金融统治引起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一些鼓吹者们对“金融”作了广义的界定，这使得这种观点能够解释金融资本与非金融资本之间不存在任何竞争。
杜梅内尔和列维（2005，21-22）将“金融”定义为“…机构（金融系统：
商业和投资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和个人（也即）资本家们——或者部分资本家们，因为有些资本家比其他资本家的‘金融性更强’”（如括号内所言）。
被排除在“金融”之外的资本家包括“小股东或小业主”，他们和公司管理人员“不在金融范围之内”（“金融可用于指资本所有者而不是管理者”）。
因此，金融似乎不仅仅包括金融机构，还包括所有大资本家，但不包括小业主、小股东和管理人员。
也就是说，金融与大资本多少有些相似，可能还包括小金融机构。
如果大资本都支持新自由主义，那么资产阶级不反对新自由主义构建也就不足为奇了。
小企业始终都会支持自由主义——在美国这是与新政和战后调节主义制度背道而驰的。
而且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一路飙升，他们的富裕程度令人咋舌。
这让我们没有理由去反对这1/4个多世纪的新自由主义。
然而，如果广义的“金融”包括所有大资本，那么就没有必要去解释新自由主义代表金融的胜利了。
自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来大资本一直都是统治集团的成员。
大部分大资本即使不情愿，也会支持调节主义，福利国家，二战后有力的工会社会积累结构。
对“金融”作如此广义的界定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资本内部没有大战争。
我们无法得知为什么在1970年代后期大资本放弃了调节主义而选择了新自由主义。
如果对金融作狭义一些的界定，只是指著名的金融资本，那么就必须回答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金融资本是如何取得统治地位的？
按照这种观点，非金融资本在战后积累结构中应该是居于统治地位的。
那段时期美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一直都在抱怨对他们的严格监管。
直到1970年代末期新自由主义占据了主流经济学地位，包括一种新的观点即国家调控是有害的而自由市场始终是最好的，美国国会才于1980年和1982年通过了两项新法规以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监管。
这推动了金融化的发展。
因此似乎是新自由主义的重建拉开了金融化的序幕。
表1说明了美国金融企业的税前利润额占整个企业税前利润总额的比重。
直到1989年，大约放松金融监管后的第七年，这个比重才开始超出1970年首次达到的20%。
1989年以后尽管波动很大，但整体呈显著的上涨趋势。
因此在美国，金融利润快速增长的时期明显出现在对金融部门进行新自由主义重建之后。
这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新自由主义的重建导致了金融化的发生，而不是金融部门日益深化的影响力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重建。
然而，金融化不仅仅只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果。
一旦进入公司资本主义阶段我们就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明显的金融化趋势。
19世纪公司的出现使资本家的资产从个人资产转化为公司资产。
资产所有权也从直接持有公司转化为持有金融证券，这代表了间接持有公司。
这使资本家有机会去逃避他们作为个体时始终面临着的一个大问题—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产生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风险。
实体企业在面临任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新产品和新技术所带来的无形磨损的风险。
因此，资本总是在寻找能逃避这种风险的方法。
方法有很多，比如追求垄断统治或政府的保护等，但资本所有权从持有实体资本转变为持有金融资本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为什么洛克菲勒来源于石油的巨额财富会迅速转变成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原因也许也在于此。
美国大通银行，洛克菲勒银行和公司或工业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即使银行业尤其是包括向实体企业提供中长期贷款的银行业务也面临着一些风险。
证券交易显然会更安全一些。
最理想的是当出现任何危险时资产形式都能即刻改变。
在这种方式下，仅仅工人承担了新产品和新技术所带来的风险，资本仍然是安全的。
这解释了爱波斯顿所认为的金融化的趋势。
金融化趋势受到制度结构的制约，这种结构反映了不同阶层和组织的力量对比。
二战后的金融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战后调节主义积累结构的制约，但同时也施加压力来抵制各种监管手段。
在这个阶段末期，金融机构找到了各种方法来逃避部分监管手段。
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1970年代开始盛行，这种压力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调控的呼声结合起来为迅速恢复银行的自由提供了理由。
如果金融统治不能解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那么什么能够？
新自由主义积累结构形成的背景是战后积累结构所引起的危机。
在1970年代战后积累结构已经无法再刺激利润的增长。
世界经济此时变得一片混乱，主要原材料价格、通胀率和汇率出现大幅波动。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持续跌落（尾注5）。
面对高失业，高通胀和国际外汇市场的混乱，在1960年代行之有效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此时变得束手无策。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
哈维（2005）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统治阶层对1970年代发生的危机所作出的调整。
他强调新自由主义是“重建资本积累条件和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的大工程”（哈维，2005，19）。
然而新自由主义对于恢复调节主义时期的那种快速积累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确是恢复了精英阶层的权力和财富，但美国最大的受益者是金融家，大企业的CEO 和一些新兴部门如计算机，互联网和大众传媒的所有者。
这种分析将资产阶级看做一个整体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重建，因此它也认为金融资本和非金融资本之间对于新自由主义不存在激烈的分歧。
但是，认为新自由主义有益于绝大部分资本的分析并没有完整的解释新自由主义的产生。
在很多方面令人感到吃惊的是1970年代出现了一种旧自由主义的新版本。
它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二战后放弃了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而选择了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这种结构为资本主义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
在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还没有明显表现出是重建资本主义影响力的唯一的或者是最佳的方式。
美国的一些特立独行的资本家们如投资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廷在1970年代鼓吹一种新的调节主义制度结构，认为它会克服以前的调节主义制度结构的弊病。
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罗哈廷的观点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导致一种新自由主义积累结构产生的一个因素无疑是对理想化的过去的追求。
在那个时代政府和工会不插手干预经济。
过去对于自由市场的崇拜——政府不干预经济并与工会联合——必然要求大资本的帮助。
有力的工会组织为工人争取到了工资的增加和对工作环境的一定的控制。
调节主义的政府对企业征税并限制他们的市场活动自由。
随着利润下降，企业必然要求削减工人工资，增强对工作环境的控制，减少税负，逃避政府调控，这使得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开始求助于资本。
对新自由主义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是调节主义的政府，对企业征收高税和富裕有力的工会损害了经济效率，打击了投资并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不仅仅只是要求削减工资、恶化工作环境、生产不安全产品和转嫁税负的权利。
但是，追求理想化的过去并不是导致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唯一因素。
在1970年代的具体历史环境下，有几个因素解释了1970年代末期新自由主义积累结构的产生。
首先，1948-1973年间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趋势越来越强烈（科兹，2002）。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市场此时开始变得相对孤立，它们的竞争力越来越强，比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公司会互相侵入彼此的市场。
因此，在1970年代早期，长期建立的对手间互相关照的竞争模式瓦解了，比如汽车，钢铁和电子机械，这些领域在每个国家都是由少数垄断企业所控制。
随着垄断势力的衰落，大资本再也无力去考虑长期以来国家调控和工会的优点了，尽管它们稳定了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重要关系。
相反，由于担心在新的、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中的生存问题，大企业将注意力转向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去降低成本和加强控制。
这为大企业放弃之前与工人的合作并联合小企业提供了理由，正是这种合作产生并维持了战后社会积累结构，而小企业始终是反对调节主义的。
日益深化的经济全球化对大企业和小企业一视同仁，这将促使大企业采纳小企业长期以来的观念。
其次，大萧条的发生是说服大资本支持二战后调节主义积累结构的主要因素。
大萧条的残酷已经威胁到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存活。
由于害怕二战后这样的萧条再次发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似乎成为资本主义存活的唯一保证，但他们必须向工人阶级妥协。
到1970年代大萧条的阴霾已经基本散去。
它最终被定义为是一次特殊的、不大可能再次出现的历史事件。
大企业支持国家调控和劳资双方相互妥协的主要理由因此也可以消失了。
再次，1940年代末期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威胁已经消失了。
1940年代末期社会主义联盟在欧洲似乎非常强势，中国也迅速加入这个联盟。
在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并伴有大批追随者。
这促使资方向劳方妥协以免遭改革的威胁。
到1970年代末期，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在欧洲已经渐行渐远，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似乎停滞不前了，人们丧失了早期的革命热情。
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政党这时候成为了改革者。
诸如福利国家和工会这样的机构此时似乎没必要再成为任何一种新积累结构的组成部分了。
以上的因素都能够解释1970年代末期新自由主义积累结构的出现。
这种结构在1980年代末期得到完善和巩固，这时欧洲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瓦解，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1990年代随着英国劳动党和美国民主党的执政，新自由主义积累结构得到政府的肯定被稳定下来，新自由主义的这两个双生地使新自由主义积累结构在那些年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而不是如在选举争夺战中所宣传的那样去放弃这种结构。
因此在我们看来，新自由主义并不仅仅代表金融资本的利益。
它还代表相对统一的资产阶级在1970年代调节主义积累结构危机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变化的利益。
作为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金融化受到战后积累结构的制约，在新自由主义开始重建时得到缓和。
一旦新自由主义积累结构建立起来，金融化就有了适宜的发展环境。
5.金融资本与金融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一些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德国，金融资本家的影响力开始显露出来。
根据这个发展鲁道夫·希法亭提出了金融资本的概念（希法亭，1981）。
当资本主义金融化在近几十年中开始发展时，将其称作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融资本的新形式可能更赚人眼色。
然而历史记录表明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现象。
我们对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两者关系的分析清楚的显示出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化之间的区别。
为此我们以美国为例进行讨论。
19世纪后期，以摩根集团为首的纽约银行家们将触角伸向了日益壮大的美国工业。
美国工业进程于1880年代开始于铁路。
到1890年代银行业的控制扩张到了制造业和通讯业，1900年之后扩张至电力和光。
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纽约的银行已经控制了美国绝大部分非金融企业（科兹，1978，24-39）。
这些银行在主要企业的董事会中均设有代表并且往往直接任命企业的CEO。
银行家尤其是摩根的目的在于消除“过度竞争”并建立起“秩序”。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银行家们设法将两种资本家排挤出大企业的决策层外。
首先，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排挤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即开设了很多新的大公司的企业家们。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1901年摩根准备创建自己的美国钢铁公司时与最冷酷的砍价者安德鲁·卡内基进行的那场谈判，最终将卡内基挤出了钢铁业（约瑟夫森，1962）。
摩根认为这样的企业家会不断的破坏竞争形式从而阻碍有序的工业发展。
其次，摩根试图赶走金融投机商们，比如杰伊·古尔德，他们先买入公司的控制股权，通过各种高明的手段劫掠公司资产，再在危机来临之前将其卖出去（约瑟夫森，1962）。
摩根和其他的银行家们认为金融投机商和过度竞争的企业家们一样都会危害到工业发展。
经过这样的发展，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起来，银行成为新组建的金融集团的协调中心——希法亭把这种关系称为“金融资本”。
标准石油公司最初是以花旗银行为中心，后来以大通银行为中心，从中产生了一个主要的金融组织（科兹，1978,35-39）。
关于这个阶段的金融资本的一个重点在于，它具有垄断的特征，对投资新兴工业比较谨慎，但它的目的还是通过维持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的紧密联系来发展实业部门。
“金融”这个概念将那个时代的金融投机商比如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盗窃者的杰伊·古尔德和摩根以及其他大银行家们联系了起来，但是必须要说明两者在地位和作用上的区别。
1920年代美国中西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区产生了新的金融中心，一些大公司也在银行的势力范围之外产生（如福特汽车公司），纽约银行家的影响力有所减弱。
1920年代的后十年美国实行自由放任主义政策，金融投机商此时卷土重来，例如克利夫兰的范·Sweringen兄弟和芝加哥的萨米尔·英萨尔（科兹，1978,46,48）。
新的金融投机商们致力于“金融革新”，他们成立了铁路控股公司，节能部门和投资信托机构（投机商共同基金的托管人）。
1920年代后期掀起了一股投机热，甚至一些老牌银行也参与了进来。
旧式金融系统是建立在金融与工业密切合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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