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长杜青林形势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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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长杜青林形势报告

农业部长杜青林形势报告：

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

　　我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数量最多的农民和历史最悠久的农村。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

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十一五”时期，我们要实施“转变、拓展、提升”三大战略。

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6年4月25日在中宣部等六部委联合举办的形势报告会上的报告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未来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重视“三农”问题一贯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部署，为未来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全局关系重大，对农村影响深远。

　　1.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重大步骤，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要有城市的和谐，更要有农村的和谐。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

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人口的国家里，没有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发展的进程明显落后于城镇。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04年全国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仅为21.6%。

其中，农村经济发展的实现程度为12.1%，农村社会发展的实现程度为33.1%，农村民主法制的实现程度为69%，农村人口素质的实现程度为15%，农民生活质量的实现程度为28.7%，农村资源环境的实现程度为-22.4%。

如果农村的落后面貌不能得到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不能得到提高，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突显期。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很重要的就是要协调利益矛盾，消除过大差异，维护社会公正，保持安定有序。

目前，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反差很大。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巨大反差。

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22∶1，绝对额相差7328元。

二是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存在巨大反差。

2004年，占总人口60%的农村人口，只占有23%的义务教育经费，仅享有25%的公共卫生资源，农村文化事业落后，农民文化生活相当贫乏。

三是城乡基础设施和面貌存在巨大反差。

2004年，还有46%的村不通自来水，4%的村不通汽车，7%的村不通电话，相当多的村没有卫生厕所，没有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

四是城乡公共资源分配存在巨大反差。

1990～2004年的15年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增长率有10年低于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率。

1997～2005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连续9年低于城镇。

2005年底，农业贷款余额仅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7.8%，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仅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4.4%，均远低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

我国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是要坚持扩大内需方针。

扩大内需的潜力在农村，出路也在农村。

正如温家宝总理讲的，“只要农业和农村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农民的收入能够持续增长，中国就不愁发展的空间”。

多年来，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80年为65.7%，1990年为53.1%，2000年为38.2%，2005年为32.9%。

也就是说，占总人口2/3的农村居民只消费了全社会1/3的消费品。

发展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一方面有利于刺激和扩大中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农村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创造对原材料工业品的大量需求，解决这些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好地支撑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从农业和农村发展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破解“三农”难题的战略选择。

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仍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

当前，突出的问题有：

一是资源短缺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矛盾。

我国是一个农业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人均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农业每年缺水约300亿立方米。

资源短缺加大了我国农业发展和农产品供给的压力。

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也令人担忧，不少地方已受到污染，生态环境保护的形势非常严峻。

除工业污染外，每年有近30亿吨的畜禽粪便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和利用，每年使用的4600多万吨化肥和约30万吨农药，利用率仅为30%和40%左右，这对耕地和水资源都造成了严重影响。

二是农户小规模生产与实现农业集约经营的矛盾。

我国有2.49亿农户，户均耕地为7.3亩。

因为分配承包地要肥瘦搭配，远近结合，每户耕地又被分为若干块。

这种状况增加了我国发展农业集约经营的难度。

尽管这些年，我们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摸索出了在农户小规模生产基础上实现农业集约经营的途径，但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还比较小，带动能力还比较弱，特别是龙头企业与农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业集约经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富余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矛盾。

我国有4.9亿农村劳动力，富余劳动力达1.5亿，每年还要新增600万农村劳动力。

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提高农业生产率难度很大。

目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只相当于北美国家的1%，也只相当于国内第二产业的1/8和第三产业的1/4。

我国农村劳动力富余人数众多，即使转移出一半，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每人占有的资源也十分有限，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不容易。

四是农业和农村投入不足与农村要素外流的矛盾。

发展农业要靠投入，但农村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不断流出农村。

1998～2004年，我国净减少耕地1.08亿亩。

农村储蓄资金等要素外流问题也比较突出。

从各国的经验看，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的作用，农村生产要素容易流出农村。

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农村生产要素外流，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要素投入，农业就可能受到削弱，农村就可能出现衰落。

除上述矛盾之外，扩大农业对外开放与加强国内产业保护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加入WTO以来，在农产品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国外农产品进口也快速增加，并在2004年首次出现农产品贸易逆差，达46.43亿美元，2005年逆差仍达到11.38亿美元。

今后农产品贸易逆差很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国外农产品大量进口对国内农户生产和加工企业已产生了不利影响，突出的有大豆和棉花两大产业。

大豆进口量已大大超过国内产量，棉花进口量也占到国内需求量的40%。

这种状况，抑制了市场价格，影响了农民增收，冲击了国内加工业。

现在贸易保护呈加强趋势，许多国家都纷纷利用贸易保护措施和技术壁垒控制国外农产品进口，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难度加大，贸易摩擦明显增多。

　　3.从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规划》明确的重要任务，又是《规划》实现的重要基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不断降低，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目前，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2.4%，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没有改变，农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影响没有减弱。

农业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统一，具有特有的多功能性。

农业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要保证农产品供给，扩大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而且具有生态功能，可以有效地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还具有社会功能，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各种旅游观光农业和休闲农业等，展现了现代农业文明成果，传承了农业传统文化，对推动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所以，对农业的看法要与时俱进，充分认识“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的深刻道理，努力完成《“十一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部署。

一是要加快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未来五年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标，这就是耕地保有量保持在18亿亩水平，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从0.45提高到0.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亿吨左右，五年转移农业劳动力4500万人，城镇化率提高到47%，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

这些指标体现了发展是硬道理和要科学发展的战略思想，反映了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要求，坚持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是积极的，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二是要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全面发展。

《“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在发展现代农业上，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农村流通体系；在增加农民收入上，要挖掘农业增收潜力，增加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完善增收减负政策；在改善农村面貌上，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积极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在培养新型农民上，要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在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上，要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财政资金投入的重点转向农业和农村，鼓励金融资本进入农业和农村，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在深化农村改革上，要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巩固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

这六个方面贯彻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体现了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五位一体”的工作布局，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三是要使农业和农村有实实在在的发展。

《“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了新农村建设的14项重点工程。

包括大型粮棉油生产基地和优质粮食产业工程、沃土工程、植保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改造和中部四省大型排涝泵站改造、种养业良种工程、动物防疫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农村饮水安全、农村公路、农村沼气、送电到村和绿色能源县工程、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农村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这些重点工程都涉及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关乎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应当看到，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加大农业改造和农村建设的力度，是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和普遍的趋向。

在上个世纪60年代，韩国把重点放在扶持国内幼稚工业的发展上，使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

但同时，工业与农业发展失衡，城乡差距急剧扩大。

为改变这种状况，从1970年开始，韩国在全国实行“新村运动”。

在70年代初，重点是大规模建设农村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由村民民主讨论、自主选择，政府给予补助。

在70年代中期，政府又推出了增加农民收入计划，重点支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帮助农民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到70年代后期，重点转向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农村工业，通过农产品加工增值来增加农民收入，培育农村自立发展能力。

在“新村运动”的头十年，韩国政府累计投入2.8万亿韩元，参加新村运动人数累计达11亿人次。

经过建设和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农民收入逐步接近城市居民水平，到2004年，韩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0.84。

韩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实现了城乡工农协调发展。

但也有一些国家在这个阶段走过一些弯路。

比如拉美一些国家，虽然发展的起点不低，工业的基础不错，农业的资源丰富，但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农业缺乏国民经济产业体系的有力支持，加之放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了社会公平失衡，国家政局不稳，经济大起大落，错失了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

我国有我国的国情，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上，既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困难。

从有利方面看，我们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有全党全社会对“三农”的高度重视，有农民群众改变农村面貌的迫切要求和强烈愿望。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目前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二三产业的比重占到87.6%，城镇化率超过43%，国家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

可以说，推进新农村建设，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必要的物质基础。

但也要看到，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最多的农民、历史最悠久的农村，与其他国家相比，要彻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困难会更多，任务更艰巨。

目前，东、中、西部的农村差异很大，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04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比东部地区分别低22.2个百分点和45.6个百分点，西部农村小康建设分别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至少落后10年和5年。

全国农村还有2365万左右的绝对贫困人口，有近5000万低收入人口仅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

因此，建设新农村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要贯穿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需要经过几十年，有些地方甚至需要上百年的艰苦努力和不懈奋斗。

建设新农村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

中央反复强调，在新农村建设中，要全面理解“五句话二十个字”的总要求。

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规划，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基本原则。

切实做到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的政策界限。

为了贯彻中央的精神，从今年开始，农业部启动了新农村建设示范行动，准备在全国选择一批不同类型的村，采取科学规划、集成资源、省部共建、以点带面的办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二、做好“十一五”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建设新农村，经济是基础，必须把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只有生产发展了，改善农民的生活才有条件，改变农村的面貌才有坚实基础。

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十一五”时期，我们将实施“转变、拓展、提升”三大战略。

“转变”战略，就是要转变农业发展理念，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转型，转变农业资源利用方式，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体制转轨，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拓展”战略，就是要拓展农业功能，拓展农业产业链条，拓展农产品市场，拓展农村社会化服务领域，促进农村产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提升”战略，就是要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农业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农业政策法规支持保护能力，提升农业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提升农民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能力和竞争力。

为此，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1.确保粮食稳定增产，大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粮食安全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

现代农业建设必须把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重点。

2004年以来，粮食生产出现了重大转机，但增产的基础并不稳固，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

“十一五”期间，我们将围绕10000亿斤的目标，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着力提高资源保障、物质装备、科技支撑、抗御风险和政策支持等五个方面的能力，努力构建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长效机制。

抓好粮食主产区，就稳定了全国粮食生产的大局，国家粮食安全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目前，黑龙江等13个粮食主产省粮食播种面积超过全国的60%，产量超过70%，商品量超过80%。

13个主产省是今后粮食增产的主要依靠力量，也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重点区域。

从2004年开始，我们在13个主产省选择了484个县（场）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力争到2007年建设5000万亩标准粮田，新增粮食生产能力120亿公斤；2008～2010年再新建设标准粮田1亿亩，粮食生产能力再增加100亿公斤左右。

为保障国家商品粮源，在集中连片的优势粮食产区，建设一批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

同时在粮食产销平衡省区和一些粮食主销区，注意稳定粮食生产。

在西部贫困缺粮地区，努力提高粮食自给率。

实现“十一五”粮食生产目标既有难度也有可能，只要我们加强建设，粮食增产还是有潜力的。

黑龙江垦区，2005年粮食总产突破200亿斤，比1995年翻了一番，向社会提供商品粮达170多亿斤，可供京、津、沪三大市居民吃上一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粮食生产，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发展粮食生产有很大的不同。

在粮食市场放开的情况下，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证种粮农民收益，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用经济的办法保持粮食市场的基本稳定。

今后，除了继续搞好储备粮的吞吐调节和粮食进出口调节外，调控粮食市场的重点就是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从前两年的执行结果看，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功能主要体现为：

一方面在引导农民发展粮食生产上效果明显——给农民交了底，使农民对种粮有比较稳定的收入预期；另一方面在稳定市场粮价上效果明显——起到了托市作用，对市场粮价走势产生积极影响。

可以说，2004年和2005年粮食大幅增产，最低收购价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今年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在3月初就公布了，时间大大提前，对农民搞好春耕生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今年的最低收购价水平是：

白小麦、红小麦分别为每50公斤72元和69元，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分别为每50公斤70元、72元和75元。

　　2.继续推进结构调整，积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升级，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前提。

“十一五”期间，我们将以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为龙头，大力推进农业的标准化、市场化和产业化。

争取到2010年，41个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的生产集中度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农产品优质化率年均提高3～6个百分点，订单农业面积年均增加5个百分点。

农业标准化是结构调整的着力点。

“十一五”期间，我们将推进农业标准化全程监控，完成制修订3000项农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建设500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县（场）；加快农业品牌化建设，认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2000个；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重点建设和完善90个部级质检机构和1200个县级质检机构；强化对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的监控检测，部级例行监测范围扩大到全国36个大中城市的主要农产品，省级例行监测范围扩大到所有地市。

目前，黑龙江农垦在农业标准化建设上走在了前面。

建设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是推进农业市场化的关键环节。

“十一五”时期，我们将充分利用现代流通手段，建设大市场，联结大网络，搞活大流通。

重点完善以批发市场为中心，以集贸市场、零售经营门店和超市为基础，布局合理、辐射力强的全国农产品流通网络。

重点支持发展农产品直销配送、连锁经营、电子商务交易等流通方式，完善全国鲜活农产品运销“绿色通道”网络，实现省际互通。

深圳农产品股份公司是一家由517万元注册资金起步，现已发展成为20亿元净资产，年利税2亿元的上市公司。

公司农产品批发、拍卖市场的交易额连续16年居全国第一，加上在上海、北京、山东等地合资建设的11家市场，交易额突破470亿元，辐射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等地。

这样大型的农产品现代流通网络，是发展现代农业必不可少的市场载体。

发展产业化经营，实行产加销一体化，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荷兰的耕地面积只相当于我国的2%，人均耕地也只有1.8亩，而农产品出口额却居世界前列。

他们的成功之道就是实行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

以花卉为例，荷兰在世界许多大城市建立了信息网络，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全球花卉市场的需求动态。

研发中心根据各地的需求预期，培育最新的品种。

利用温室设施进行工厂化生产，从种到收形成流水线，每个温室就是一座农产品工厂。

这样的经营模式，使荷兰农业成为高产出、高效率、高收益的产业。

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生产谷物6.8吨，肉类14吨，奶类54吨，创造产值6.5万美元。

3.依靠科技进步，切实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依靠科技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才能加快农业增长方式转变。

“十一五”期间，我们将通过深化改革，理顺农业科研管理体制，优化农业科研资源配置，加快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和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努力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大能力。

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关键是培育主导品种。

这方面我们已有了一定基础，目前我国的超级稻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现已育成了28个亩产700～800公斤的新品种。

矮败小麦育种技术的突破，可增产20%左右，亩产超过700公斤。

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既抗棉铃虫，又抗蚜虫，还可减少农药用量超过60%。

最近又选育成功三系杂交转基因抗虫棉，单产提高25%以上，制种成本降低50%左右。

新型抗禽流感基因工程疫苗，能同时抗禽流感和新城疫两种疫病。

这种疫苗成本低廉，可通过喷雾、饮水、滴鼻等生效，不需注射，使用方便，将引发禽类免疫方式的新变革。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主攻方向是使先进实用的主推技术进村入户。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30%多一点，比发达国家大约低50个百分点。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增产增收潜力很大，即便一些常规性技术，只要进村入户就能取得明显成效。

如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既增产又省肥，还减少污染，一般每亩可节本增效25元，一举多得。

去年全国4.8亿亩农田实行了测土配方施肥，今后将进一步扩大面积，争取到2010年对10亿亩农田进行测土配方施肥。

同时大力实施科技入户工程，到2010年，培育100万个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2000万个农户，发展1万个新型农业技术服务组织，使重点示范区先进实用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达到90%以上，农业综合生产成本降低15%以上。

加快发展循环农业，以节地、节水、节肥、节种、节能和资源综合循环利用为重点，推广一批应用节约型技术，推进节约型农业发展。

以色列在这方面堪称世界典范。

这个国家缺水少土，沙漠荒山占2/3，50%的地方年降雨量不到150毫米。

但现在，不仅全部耕地普遍实行了喷灌或滴灌，而且将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运用到灌溉中，对作物所需水、肥、药实行精确化、标准化的定时定量供应，每一立方水可生产2.3公斤粮食（我国只能生产1公斤）。

经过多年努力，水肥利用率达到80%～90%。

这个干旱少雨的国家，椰枣林、葡萄园、果园到处可见，粮食、蔬菜、水果不仅改变了长期依靠进口的状况，而且能大量出口。

有专家测算，按照以色列的水资源利用率，地球可以多养活百余亿人口。

发展以生物质资源为主的农村新能源和新材料也大有可为。

如我国年产作物秸秆约7亿吨，只有少部分粗放利用，大部分弃于田或毁于火，如把作物秸秆利用60%，就可生产1亿吨燃料乙醇，过去农民丢弃在田间地头的秸秆每斤就可卖一两毛钱。

据专家测算，我国有近15亿亩的边缘地可以种植生物质植物，如果充分利用起来，既可以开发出新能源，也可以增加农业的收入。

　　4.加强农业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我国人多地少，农户生产经营规模都很小，北美农户一般经营上百公顷，欧洲农户一般经营几十公顷，日韩农户一般经营也在几公顷，而我国农户不足0.5公顷。

要使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能在日趋激烈农产品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从国外经验看，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主要分两种类型：

一类是提供专业性的服务，一类是提供综合性的服务。

欧美等农户经营规模较大的国家，一般都是围绕农户的专业化生产提供全过程的系列服务。

有的负责农资供应，有的负责测土施肥，有的负责喷洒农药，有的负责储运、加工、销售。

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2%，而为农业配套服务的人员则占15%。

综合性的服务主要是对农户从农资供应到产品销售，从生产到消费，提供信息流、物资流、金融流等方面的全方位服务。

农户经营规模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