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的喧嚣与腰鼓的热闹 关于陕西建设文化强省的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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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的喧嚣与腰鼓的热闹关于陕西建设文化强省的思考
民歌的喧嚣与腰鼓的热闹
——关于陕西建设文化强省的思考
卜贺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有益价值……并将此提升到“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邓小平先生“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今年有望超过德国，在世界经济中排名第三。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观点：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预言的第二个高潮，至今我们还没看到。
相对于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的文化发展缓慢。
我们的腰包鼓了，但是心灵却在忍饥挨饿。
事实上，我们的民族文化不但没有发展，还有相当程度的退化，一些传统文化遗产甚至沦落到了需要抢救的程度。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但却不是一个文化强国。
不往远里说，同日本、韩国、印度三个周边国家相比，我们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远远不及人家——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俗节庆里的端午节，竟被韩国申遗成功。
陕西是一个文化大省，但却不是一个文化强省。
这一点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相同，其原因也一样——缺乏对于自身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显而易见，说陕西是文化大省是因为陕西拥有非常丰厚的文化遗产，目前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对于遗产的抢救与保护。
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抢救与保护是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而并非仅靠某一方的努力便能大功告成的。
我们必须营造出有利于“保护与抢救”的社会生态，它需要与此相应的政策背景。
我们与此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措施制订都要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悖离了这点，我们有关“保护与抢救”的种种计划便会落空。
今天在这里提供的是我在前年完成的一个调查报告，其目的是为了政府官员在做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措施制订时，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陕西当下的省情。
所谓“文化强省”不是做给外人看的，它不是一个——起码不仅是一个面子工程，需要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它需要本省所辖的区、市、县，乃至乡、镇、村的扎实深入的基层文化工作来做支撑。
它需要陕西整体——特别是农村——文化生态的基本平衡。
近些年来，我一直关注着陕西农村的文化生态。
2006年六月，我接到文化部一项调查任务，从紫阳开始，到岚皋、到宁强、到安塞、到榆林、到绥德、到凤翔……前后三月，发放调查问卷600多份，足迹遍及三秦大地。
沿途所见，感触良多，一些问题引起了我深深的思索……下面仅举紫阳县与安塞县为例。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点，紫阳县在2002年被文化部授予“民间艺术之乡”称号。
而安塞县先后被国家文化部授予“民间绘画之乡”、“剪纸之乡”和“腰鼓之乡”，并被陕西省文化厅命名为“民歌之乡”。
在2006年9月19日晚上的座谈会上，紫阳县委一位官员就如何振兴紫阳民歌①，请教当时在座各位，其态度之热诚，措辞之恳切溢于言表。
作为一个学者，我这次来紫阳是为一个叫做“关注农民文化需求”的课题做问卷调查，面对的问题与“振兴紫阳民歌”似乎有些关联之处。
就在当天早上，我在县城以北六公里处的向阳镇贾坪村做了问卷调查，收回的55张填好的问卷为我们提供了以下的内容数据：
87.27﹪的人认为当地没有文化站或文化室等活动场所；
98.18﹪的人没参加过文化站或文化室等组织的活动；
98.18﹪的人认为参加当地的文化活动不方便；
25.45﹪的人喜欢能够亲身参与的文化娱乐活动；
94.54%的人对目前当地农民文化生活的评价为“不满意”；
据该村村长贾学奎说：
他们村会唱民歌的年轻人很少，十成里连一成都不到。
而正是这个贾坪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是陕西省群众文化活动开展活跃的先进典型，是陕南有名的民歌师范村。
那时村里几乎人人都会唱民歌。
老年人唱，年轻人唱，小伙们唱，姑娘们唱，干活的时候唱，生活的时候唱，贾坪村俨然就是一个歌的海洋。
1975年春季陕西省民歌工作会的现场会，便是在该村召开的。
我并不打算将以上的情况告诉这位官员，他在这里为官已近四年，这些情况想必他是知道的。
我们应该共同面对的是，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个局面呢？
6月份我曾来过贾坪村，那次来是为了听茶歌，确切地说，是想听茶妹子唱茶歌。
但村支书贾学锡告诉我，茶妹子都到南方打工去了。
陪同我的县剧团小贾告诉我，即便找到了茶妹子，她们也未必就会唱茶歌，该村女孩都在广东东莞台资企业做鞋，一年里回不来两个月，茶妹子已变成鞋妹子。
到哪座山，唱哪里歌，据小贾说，她们中不少人已学会了粤语歌。
我暗自思忖，对于这些“一年里回不来两个月”的茶（鞋）妹子来说，东莞和紫阳，哪个是家乡？
找不见茶妹子，我们只好找茶大妈和茶大婶。
茶大妈叫刘国琴，娘家原是高桥人，今年已经48了。
她说她从小便会唱茶歌，但当我们请她唱的时候，她却用各种理由来推托，后来扭捏了半天，才给我们唱了一首《十爱姐》：
一爱姐来好人才，十人见了九人爱，好像仙女下凡来。
二爱姐来好头发，梳子梳来篦子刮，梳个盘龙插鲜花。
三爱姐来好眉毛……
当刘国琴唱到“六爱”的时候，说什么也不愿往下唱了。
为了动员茶大妈，我便用“超女”来启发她，要放心大胆地“想唱就唱”。
她说她听过“超女”，但“难听死了！
”
茶大婶叫夏召美，今年刚刚43，据为我们引见的贾学锡书记介绍，夏召美“很能唱”，因为她的嗓音很好。
夏召美唱了一首《倒采茶》。
这首歌的歌词有二十四段，曲调却只有上下两句（从曲式上讲，属于典型的双句体）：
腊月里采茶下大凌，王祥为母卧寒冰。
王祥为母寒冰卧，天赐鲤鱼跳龙门。
冬月里采茶冬月冬，秦琼打马过山东。
他在山东为好汉，丢下妻子受孤单……
夏召美的嗓音倒是不错，但她唱歌的时候面无表情，眼睛也是时闭时睁，有的歌词忘了便顺着调子往下哼，加上旋律翻来覆去就那么两句，让人听起来像念经，并不觉得有多好听。
贾书记倒是很大方，到底当过宣传队长，主动给我们唱了一首：
这山呀望见那山高，望见乖姐捡柴烧。
你没的柴来我给你捡，你没的水来我给你挑。
莫把乖姐晒黑了。
……
说老实话，这位宣传队长的歌声也未见得比大妈大婶的好多少。
第二天，我在紫府酒店二楼用早餐的时候，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摇滚乐，我向吧台摆了摆手，音乐停了。
我问那个放摇滚的姑娘爱不爱唱山歌，她说她嗓子不好，我追着问道“你爱不爱听？
”，她给我说了实话——不爱听!
她是当地人，叫吴家艳，家在农村，21岁，初中文化程度，是这里的领班。
吴家艳告诉我，她们喜欢“超女”，喜欢刀郎，喜欢摇滚，喜欢四大天王。
她还说，他们的经理是个文化人，格调比较高雅，经理在的时候，她便放吉它、钢琴、萨克司，经理不在的时候，她们便放流行音乐和摇滚。
说到紫阳民歌，吴家艳说不光是她不喜欢，她所认识的一班小姐妹中，基本上没人爱唱，没人爱听。
不仅是吴家艳，也不仅是贾坪村，我在紫阳随机采访过许多年轻人，在民歌与流行歌曲之间，他们大都喜欢后者。
就像刘国琴不喜欢“超女”一样，吴家艳她们就是不喜欢民歌。
既不爱唱又不爱听，紫阳民歌还怎么振兴？
须知：
民歌之所以能从古至今，到处流传，最直接的动因便是老百姓的喜闻乐见。
换句话说，唱民歌是他们寻找快乐的需要。
那么紫阳的先民们为什么选择了民歌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呢？
在我看来，那是因为他们当时的生存环境使得他们别无选择！
紫阳地处汉水上游，秦岭和大巴山之间。
千百年来，自然条件恶劣，地处偏僻，交通闭塞，老百姓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种地累了，男女就相互唱着打情骂俏；妇女在家里做活，一个人孤独寂寞，便唱个民歌解闷；放牛的单身汉，常扯起山歌宣泄心中的压抑，并从中得到愉悦……
另据有关文献载：
紫阳水长歌长，山多歌多，紫阳县北是秦岭，南是大巴山和米仓山，山山相望，山路盘桓，唯有歌声方能在山岭间传递信息交流情感，民歌都是源于生活的源于自然的，紫阳乃是山水迂回的地方，紫阳的民歌便也婉转绵长。
从内容上看，紫阳的很多民歌都是以生产劳动、谈情说爱为题材的，比如紫阳是知名的茶叶产地，到处茶山，孕育了山民的各式采茶歌。
看来，“山里人生来爱唱歌”是有其自然社会条件的。
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大步迈进，紫阳今天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从当地农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来看，紫阳民歌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同昨天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一些村子里的青年农民外出打工，长年不归，即便采茶之季的田间农活，雇请的也是外来民工；有些地处深山老林的村子由于退耕还林的需要，已被政府干净利落地整村迁出，当年连环的生态链条如今彼此已不再衔接，须知：
原汁原味的紫阳民歌必须滋生在原产地原生态原居民的基础之上。
如今紫阳人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都已改变，古老的紫阳民歌已然断绝了其生存的本源——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没有放牛的牧童了，哪来的牧笛；没有砍柴的樵夫了，哪来的山歌；没有老式织布机了，山歌中所谓的“姐在房中织绫罗”也失去了现实的支撑；至于前面提到的那个：
“山里人生来爱唱歌，开口一唱几大箩”也经不起时间的消磨。
因为如今即便是山里人，装东西也早就改用塑料袋而不用筐箩了。
还有那些年代久远的民间传说，什么“秦琼打马到山东，王祥为母卧寒冰，”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简直就是符号障碍，他们根本听不懂。
即便是紫阳民歌专家张宣强强调曲调中所蕴含的那个“审美价值”②，也与年轻人的审美取向格格不入，比如那首《倒采茶》，承载24段歌词的旋律只有两句，显得既冗长单调，又乏味枯燥。
从历史角度看，山歌是自然经济的产物，茶歌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而如今中国已经到了市场经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时期。
艺术方面的教科书中曾经告诉我们，唱歌源于“劳动的愉悦”。
但同是“劳动的愉悦”，在工厂做工和在家乡采茶的愉悦是不一样的，试想，如今的茶妹子们，一年里倒有十个月在工厂做工，车间里轰鸣的机器声完全遮蔽了她们记忆中那个寂静的茶乡——即便她想要放声高唱，那歌也只能是《机器猫》或《喜唰唰》，而绝不是《南山竹子》和《采茶忙》。
明代戏剧家王骥德曾断言：
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
用现在人的话来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紫阳民歌需要原汁原味地加以保持；作为一项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它的价值取向则完全两样。
紫阳民歌能否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在保持基本韵味的基础上加入新的艺术元素（如音乐的、舞蹈的、文学的等等），使之能够产生新的韵味，从而与青春的心灵吻合与时代的精神合拍，成为今日年轻人追捧的对象。
因为我们更看重的是，紫阳民歌作为当地一种传统的文化资源，能否为紫阳的新一代农民提供快乐，丰富他们今天的生活。
很显然，你不能指望刘国琴夏召美他们来领导紫阳民歌新潮流，因为他们所唱的紫阳民歌已经远离了今天的生活。
新一代的紫阳农民需要新的紫阳民歌，没有新的紫阳民歌，他们当然会做出别的选择。
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物质生活的提高为当今农民提供了多元选择的可能性。
事实上，今天的农村青年需要比他们前辈多得多的文艺样式来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岂止是一个紫阳民歌。
这次由文化部教育科技司、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文化报社三家共同设计的“关注农民文化需求”的调查问卷中，第一栏设问“日常文化娱乐生活主要有哪些”的相关选项多达17项：
看报、看杂志、看文学作品、看电视、看电影、看演出、听广播、唱卡啦OK、跳舞、看影碟、玩扑克、打麻将、打电子游戏机、上网、收藏、文艺创作、其它。
这在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眼界扩大了，世界缩小了。
当农民面对一台电视机的时候，他的感觉和城里人一样：
地球真的变成了一个村。
事实上，紫阳政府可以民歌为依托来振兴紫阳民歌，但紫阳民歌无论再怎么振兴，也不可能取代紫阳农民全部的文化生活。
我们应该看到，随着当今文化产品的日益丰富和娱乐空间的渐次拓宽，年轻一代势必更为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的所好所爱。
他们倒不一定在乎这种文化娱乐的具体样式是来自城市或是来自于家乡，来自他乡或是来自西洋。
新一代的农民不仅需要新一代的歌，确切地说，需要新的文化生活。
而眼下令人尴尬的现实则是，旧的乡土文化正在衰亡，而新的乡土文化还未生成——特别是乡土文化中的本土文化，还正处于胚胎之中，根本无法与当下如日中天的都市文化相抗衡。
为了振兴紫阳民歌，当地政府做了许多工作，从1998年开始，每年举办民歌大赛，一年一个举措，一年一个花样，2006年是“百名妇女茶山对歌”，各乡镇选拔歌手队伍参赛，选拔过程就是各地的歌会。
此外，县委宣传部文化局与紫阳县茶叶产业办公室还联袂出了《紫阳茶歌》的VCD，文化馆定期举办民歌培训班，编写民歌教材，并将紫阳民歌纳入到当地中小学的教育中去了。
去年安康刘市长来到紫阳时强调打好两张牌：
一个富硒茶叶；一个紫阳民歌。
前一张牌打得如何我们暂且不说，后一张牌已经打得有声有色了。
但让我疑虑的是，民歌是政府手中的一张牌？
按当地人的话来说，民歌姓民不姓官啊。
过去紫阳民歌能够从古到今，四处流传，靠的是老百姓的真心喜欢。
而今天振兴紫阳民歌，也不能仅靠政府的一厢情愿。
无论你振兴的愿望多么迫切，总得要尊重艺术的流传变化的普遍规律吧。
2004年7月16日《安康日报》有一篇叫做《紫阳民歌的一点遗憾》文章，作者张斌这样写道：
在紫阳,真有这样一种民歌文化现象：
县级领导高度重视，基层干部淡而化之；政府大力提倡，民间少有响应；一方面唱民歌的群众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几个财政供养的歌手越唱越红……
紫阳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权春国曾多次在会上发出呼吁：
紫阳民歌不能总由几个人来演来唱，而应该发动广大群众来积极参与。
紫阳县民间艺术演唱团一位青年歌手曾对我说：
唱民歌现在已经成了上面布置下来的一个任务。
省上的、市上的领导来了，外面的旅游团体来了，临时准备一台民歌演唱会。
在许多情况下，不是我们想要唱，而是上面让我们唱。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的群文系统掀起了一股产业化浪潮。
这股浪潮冲击的一个结果，便是促进了文化与旅游的结合。
从某种程度讲，这很容易导致一种倾向：
将本土的文化资源打造成专供来宾观赏的一台戏，而与当地农民缺乏了联系。
前些年我们在安塞县（陕西另外一个文化大县，也曾被文化部命名为民间艺术之乡）县城广场曾看到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腰鼓表演，那整齐划一的动作、变化多端的队形以及腰鼓手们精湛的技艺，即便是外行人也能一眼看出，那是经过精心构思专业导演反复演练而专门演给外面人看的，不用说，那些腰鼓手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一位当地干部对我说：
这些欢实的腰鼓手们，都是冲着钱来的。
有钱则锣鼓喧天；没钱，他们便偃旗息鼓。
这些年安塞以石油产业为依托，经济发展势头很猛。
2004年仅在地方财政收入这一块，已经突破了2亿元（而紫阳县则属于国家级贫困县，2004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只有２６１２万元）。
手里有了钱，安塞的政府官员在文化上显示了他们的胸襟与气魄，他们先后举办了三届安塞杯“陕北过大年”全国摄影大赛、首届剪纸大赛、农民画大赛、三届腰鼓大赛、民歌大赛、千人腰鼓表演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并开发了腰鼓、剪纸、农民画三个系列共40种文化旅游产品。
创作并排演了大型陕北民歌史诗《信天游》，参加陕西省第四届艺术节演出并引起轰动。
但我想追问的是,如此繁多的文化活动有多少农民参与其中？
这些活动能在多大程度上,调动起该县16.39万农民的文化热情？
8月27日，我曾在安塞以西54公里的高桥乡刘坪村做过一个问卷调查：
他们中间50%的人，每天用于文化娱乐的时间只有或不足半个小时。
44%的人每月用于文化的消费低于5元钱（这5元钱，说白了就是他们看电视时消耗的电费），76%的人近年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文化活动，92%的人对于当前自身文化生活的现状评价为“不满意”。
在该村收回的问卷中，农民们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改善农民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得到好的熏陶。
多建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多组织文化活动，给我们的生活增添快乐……”
我们再把话题拉回到紫阳9月19日的会议上，围绕着“紫阳民歌”的焦点问题乃是“如何振兴”。
这些年来，我们已见惯了各种振兴：
京剧要振兴，越剧要振兴，豫剧要振兴，晋剧要振兴。
仅在陕西境内，关中要振兴秦腔迷胡，陕北要振兴信天游，陕南要振兴民歌……在这此起彼伏各种“振兴”中，有多少“振兴”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在我看来，一旦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振兴什么，应该尊重当地农民自己的选择。
有些文化遗产，从形式到内容都已老旧，老百姓对其已失去了兴趣，本就属于淘汰的范畴，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气去振兴一个本来就该衰亡的东西③。
至于某种需要原汁原味加以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制订相关政策时，可以忽略它的民间需求。
但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深入了解，这类具有抢救保护价值的东西，在所有文化遗产中，占有多大的比重。
陕西前些年为抢救保护而搞的那个“十大集成”及“志书”，里面涉及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浩如烟海，难道件件都需要光大需要振兴吗？
因为对于当下来讲，加强农村基层的文化建设，切实改善农民的文化生活，比各种“振兴”重要得多，也实际得多。
紫阳和安塞都是驰名全国的文化大县，而在文化大县这个盛名之下，我们应该诘问他们振兴民歌振兴腰鼓的目的和用意：
为谁振兴？
为谁所用？
这有点类似毛泽东当年提出的问题：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
具体到今天的民歌和腰鼓：
是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将其打造成一块金字招牌，让外人看了炫目耀眼（如果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塞的腰鼓已经振兴，腰鼓的今天便是民歌的明天）；还是将其作为一项普及性的文化活动，促使其在当地农村广泛开展，让农民兄弟们喜闻乐见。
须知，鱼是放在水里养的，花是放在土里栽的。
要想养鱼和栽花，我们必须要提供适合它们生长的水和土壤。
如果脱离了这一点，我们即便看到了花和鱼，那也只是塑料花与标本鱼，缺乏自然生命的活力。
文化虽具有装饰功能，但它毕竟不是胭脂口红；我们应该发挥它的核心作用：
丰富人们的精神，美化人们的心灵。
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不能像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那样，只顾眼前的“昙花一现”，而是要考虑到它如何能够深入广泛，如何能够“可持续发展”。
最近以来，各地政府官员都热衷于“申遗”，一些官员竟把“申遗”当成了目的，因为“申遗”一旦成功，将会被算作执政的政绩。
在我以为，“申遗”只是契机，决非目的。
如果把“申遗”作为目的，则很容易承袭以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树立本地形象，吸引外商投资，打造旅游品牌，增加商业收入，极少数腰鼓打得好民歌唱得妙的农民或许能够从中受益（比如安塞如今便有“怀揣剪刀走世界”、“背上腰鼓闯九州”的说法），而大多数农民却只能窝在家里，沦为电视机前的消极看客。
农村一旦缺乏了文化生活，一个直接的负面效果便是日益兴盛的麻将赌博。
我在刘坪走村串户分发问卷的时候，房前屋后，三叉路口，不少地方都摆着麻将牌，连看西瓜的茅草庵子里头都有搓麻声传来。
村里一位年轻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
他们村打麻将的人比打腰鼓的人多得多。
在紫阳县向阳镇贾坪村书记贾学锡看来，现在村里的文化活动开展的还不如文革时期。
那时节村里的文艺活动十分活跃，男女老少人人都会唱民歌。
那时他是宣传队的副队长，时常上台表演亮相。
我问贾学锡，现在还能否组织起宣传队？
贾书记说：
连门都没有！
要知道，当年大唱革命歌曲是上面作为政治任务布置下来的，内容都是配合当时形势的（如学大寨、学小靳庄，批林批孔，贫下中农办大学等），唱与不唱一上纲便成了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弄不好会遭到批判斗争的。
反过来说，当时村里宣传队排练演戏是记工分的——精神和物质是联在一起的。
现在村组没有了这一正一反的两个杀手锏，干部的权威便也丢失了大半。
三中全会之后，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随着集体生产形式的瓦解相伴而来的是农村公共生活形式的瓦解，识字班、夜校、包括篮球队、文艺队这样的群众组织便也难以组织了。
大家不在一起开展劳动生产，便也不在一起进行文化学习和娱乐活动了。
这在许多农民看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解放以后，政府把农民所有的事——从生产到生活，从劳动到娱乐——全都包了，如今生产劳动由农民自己说了算，至于如何开展文化娱乐，许多农民们还是等着政府的安排。
作为基层的乡镇一级政府，现在已经无力安排。
“六五”期间（1981-1985），乡乡都有文化站，后来随着改制、撤区并乡、资产置换，原十区一镇的文化站卖的卖、迁的迁，最近才恢复了三个镇的文化站。
虽说时下县辖的19个乡镇都有文化专干，但许多文化专干干的并不是与文化有关的事情，他们只是占用了文化口的指标，。
再往上便是县，紫阳县文化馆自从1997年开始，业务经费已经不再列入财政预算，直到前年，文化馆还只保证人头工资的90%，其它什么都没有。
馆长杨文友说：
业务干部下乡组织辅导节目，给不了出差补助，最起码得把交通住宿给管了吧，但我们连这也做不到。
从2005年到2006年，杨文友为了馆里的各种开销个人垫付了6000元钱，直到现在也没有报。
按照紫阳县文化旅游局局长胡培德的说法：
“紫阳这种财政状况，根本没有钱来扶持农村文化。
在安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吕农看来：
随着农村文化阵地的大面积丢失，基层文化的工作不再“以文化民”，遂使农民成了“化外之民”。
吕农说的对！
文化除过娱乐（toenjoy）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化功能。
多少年来，我们将农村的文化建设视为坚守阵地，通过这块阵地，我们向农民们宣传党的政策，活跃他们的精神生活。
一位多年从事基层文化的干部说：
以往我们时常下乡演出，通过农民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现在想要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唯有诱之以利了。
前些年我在安塞采风的时候，当地一位上了年岁的腰鼓手曾对我说，过去老一辈人打腰鼓是为了给神还愿，我们当时打腰鼓是为了给党宣传，而现在人打腰鼓都是为了钱。
没办法啊，人们不信神了。
有些年轻人不光不信神，什么都不信！
什么都不信的人什么不敢做啊！
乡土社会失去了精神殿堂，物欲在农民的胸中膨胀。
诚然，这种膨胀的欲望曾经为当初农村改革开放提供过巨大的驱动力量，但毋庸讳言，这种原始的力量如果缺乏现代文明的制约，必然酿成种种大患，这将极大地影响农村社会的未来发展。
贾坪村的支书这样对我说：
如今社会进步了，让人看的东西多了，但让人参与的东西少了。
今天农闲的时间比过去多，但村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大家除过看电视，便是打麻将。
县上曾组织过紫阳农民民歌大赛，但村里响应的并不多。
现在吃饱穿暖了，但日子却过得很乏味，有时候简直闲得发慌……
这些年来，紫阳和安塞以及陕南陕北的许多地方都在大面积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凡是近来去过那里的人都能看到，当地的自然生态已经得到了很的改善。
但毋庸讳言，文化方面仍然贫瘠荒芜。
当然，作为外来的游客嘉宾，多半都迷醉于民歌的喧嚣与腰鼓的热闹，而事实上，在当地农民的心中营造一片绿洲或许更加重要。
文化部前政策法规司司长康式昭在一篇题名为《“人民”在哪里……》的文章中说：
人民的最大数量部分存在于占总人口70%以上的农村,离开了农民，忘记了农村，文艺为人民服务就成了一句空话。
事实上，应该将抢救与保护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满足农民文化需求结合起来，这样更容易营造一个有利于抢救保护的民间生态。
同样，把一个文化大省建成文化强省，需要这样的民间生态。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政府在这方面的提倡号召与政策引导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提醒的是，这种提倡与号召不能脱离今天的现实，这种政策引导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因势利导。
退一步讲，我们的有关部门在制订相关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其科学性，基层政府在执行有关政策时，要强调它的有效性，特别是县一级政府，不要沉溺于表面上的歌舞升平。
反过来，要尊重农民的文化权益，保证农民的文化供给。
注释：
①：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7000年前紫阳就有人类活动，这里人类文明的历史最早就是以古代传说和歌谣的方式流传下来的。
据说，《诗经》中的“周南”、“召南”等25首歌谣就流传于紫阳在内的汉江上游。
近年来中国开始重视文化遗产，紫阳民歌因其历史悠久样式独特而声名远播，2002年，紫阳县因为紫阳民歌被中国文化部授予“民间艺术之乡”称号。
2006年初，国家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安康市紫阳县的“紫阳民歌”名列其中，排在音乐类第50名。
②：
在张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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