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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斯大林是否曾劝阻中共与国民党“划江而治
中国学者关于斯大林是否曾劝阻中共与国民党“划江而治”问题的研究是在90年代的初期形成了激烈的争论，“肯定说”和“否定说”成为两种对立的观点。
20世纪90年代“否定说”在学术界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到了2006年韩国学者金东吉提出了新的观点，划江而治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来自苏联大使罗申，源头可能是苏共领导人斯大林。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回忆的真实性不能否定，斯大林有主张中共划江而治和建立“南北朝”的动机与行为，目的是保障苏联的全球安全战略和雅尔塔协定签订以来苏联的在华利益。
[1]
一、“划江而治”问题的来源
此问题是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
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2]毛泽东通过《论十大关系》这篇报告谈起了斯大林妨碍中国革命的问题。
周恩来在1955年与即将赴任的驻苏联大使刘晓的谈话中就提到过此时事，“渡江前夕，米高扬从莫斯科来到西柏坡，他是代表斯大林来的，主要是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听取我方的意见。
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搞‘南北朝’，两个中国。
”[3]通过以上两则材料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对战后苏联干涉中国的革命均存在很大的抱怨和不满，对此本文以相关历史资料考证苏联是否曾劝告中共与国民党划江而治这个问题的存在。
1947年美苏冷战局面的形成，促使了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接近。
[4]（P.100）到1948年3月随着西北战场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胜利发展，中共中央机关于3月23日告别陕北，东渡黄河。
4月11日到达阜平县城南庄。
此时的毛泽东急于想让苏联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从争取与苏联发展全面关系的需要出发，再次提出要求访问苏联，争取苏共的支持。
4月2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要求访苏。
4月29日斯大林回电同意毛泽东访苏。
但10天之后斯大林又建议毛泽东缓行，5月26日毛泽东又从阜平县城南庄迁至平山县西柏坡。
7月4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又一次提出访苏的要求，7月14日斯大林又复电毛泽东苏联领导人到全国各地征粮，11月才能返回莫斯科。
对苏联领导人借口征收粮食，推辞毛泽东访问的一事，毛泽东颇为不满。
9月8日到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从9月12日开始，东北解放军集中主力70万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
会后，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了会议内容，并于10月16日、12月30日，两次致电斯大林，要求11月底和1949年初访问苏联。
此时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平津、淮海战役已经胜利在即。
[5]（P.36-37）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加快了中共解放全中国的步伐，也有力推动了苏共与中共关系的发展。
斯大林感觉有必要了解中共的形势以及对当前时局发展的对策，因此他在1949年1月14日派遣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华，来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和决定。
1月31日，米高扬来到中共所在地西柏坡与毛泽东和中共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多次的会谈。
上述表明，斯大林几次推迟毛泽东的访苏请求，这里既有交通行程和安全等问题因素，又有战局不明朗，斯大林不愿提出过早支持中共等因素的影响。
苏联在二战后要维护雅尔塔体制，保证自身在远东的利益，如与中共过早的高级层面交往，势必会使美英等国家插手介入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及远东的利益。
苏联要确保战后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保证在华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不便于过早提出支持中共。
既然斯大林已经认识到中共将成为执政党，那么派米高扬秘密访华就正如米高扬所说的“带着耳朵来的”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以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为标志，1949年1月苏联对华政策完成了转轨――将最大的在华利益目标从国民党方面转移到中共方面上来。
[6]（P.256）
二、从历史事件分析苏联是否提出“划江而治”
（一）苏联在调停国共内战的态度变化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推进，美国政府也调整了对国民政府仍然政策。
1948年11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进行了长谈，李宗仁表示新的国民政府如果能得到美国政府的军事支持，便可以将中共部队阻截在长江以北地区。
同时，美国舆论也加紧放出国共“和谈”及“蒋介石下台”的空气。
由此，在美国的策动和支持下，国民党政府开始策划划江而治的计划。
[7]此问题产生的直接导火索是苏联对调停国共内战的态度。
苏联在中国的战略利益主要表现为顾虑关内外的这一道分水岭。
“这是因为在斯大林的观念里，苏联在关外无论怎样支持中共，即为美国人所侦知，都不在美国的干涉范围之内。
而在关内，中共如此顺利地开展推翻国民党的军事斗争，都很可能招致美国的干涉。
显然，如果刚刚撤离中国的美国军队再度大规模进攻中国，打着反共旗号参加对中共的作战，苏联势必会面临美军长期占据中国、威胁苏联的局面。
因此，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开始使用“两面派”的手段，一面秘密地积极援助中共，一面却指派驻华外交官员主动向国民党官员，包括向美国驻华外交官提议，调处国共内战。
”[4]（P.100）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美国和桂系军阀的逼迫下，发布了《新年文告》，宣布停止战事，恢复和平，他本人下野，蒋介石集团再次想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获得喘息的机会。
毛泽东在1949年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号召全党和人民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
蒋介石集团于1月8日分别向美、苏、英、法四国，提交备忘录，表示希望各国政府参与国共之间的调停。
随后苏联与中共的几封电报往来，牵扯出了苏共对调停国共内战的态度和划江而治的主张。
在苏联收到照会的第二天，即1月10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致电毛泽东，表明自己的调停态度，并提出建议。
电报指出，国民政府的举动是“美国授意的”。
其目的是向世人宣布南京政府赞成和平，如中共直接拒绝南京人的和平谈判，则是主张继续进行战争。
[6]
从电报的内容看，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来电显然是不满的。
电报表明，斯大林准备接受国民党的请求，参加国共调停，但前提是中共同意参加苏联的调停。
斯大林在电报中为中共拟定谈判条件，主旨是反对美国参加调停，同时也为中共拒绝国共谈判建议为自己留下了退路。
1月12日，毛泽东又给斯大林回复了电报，电报首先为苏联政府草拟了一个答复国民政府的文稿。
电文主要内容是，苏联不同意参与对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并建议苏联接受中共所持的立场。
1月11日，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了补充电文意在说明苏联的立场，该电称：
“从以上所述看出，我们提出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草案旨在阻挠和谈。
很清楚，没有外国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调停，国民党不会和谈。
同样，没有蒋介石和其它战犯参加，国民党也不想谈。
所以我们预计，国民党将拒绝按中共所提出的条件举行和谈。
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同意和谈，因而不能指责它想继续打内战。
与此同时，国民党将成为破坏和谈的罪魁。
这样，国民党和美国的和谈伎俩将被揭穿，而你们可以继续进行所向无敌的解放战争。
”同时，斯大林把国民党政府关于调解和谈的照会全文电告了毛泽东。
斯大林态度之所以发生转变，是毛泽东的回电和13日对奥尔洛夫的谈话起到了作用。
[6]印证了斯大林为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采取的迂回策略，建议中共和谈，但是有条件的和谈，和谈条件由中共提出。
[7]这样做就是将国民党置于谈判的被动之地，使中共掌握了谈与不谈的主动权。
从国民党方面讲，是不会放弃和谈，从斯大林发给中共的这封电报措词上表明斯大林还是希望中共不要拒绝调停的建议。
后来经米高扬也证实说，“苏联希望中共方面得到中国政府和谈倡议的通知，并征得中共方面对苏联充当调停人的同意。
”[1]
在1月14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毫无疑问，南京和美国的和平建议是欺骗政策的表现”，南京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和平，而是要休战，利用喘息的机会，积蓄战争储备物资，加强长江一线的防御力量，而后撕毁停战协议，再次发动全面战争。
斯大林预料到国民党不会接受谈判条件，但中共还要采取迂回的政策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为中共制定了谈判的政策。
一是新组建的联合政府议席的席位分配上，要为中共保留三分之二的席位。
二是总理、总司令，可能包括总统的职位留由共产党人担任。
三是建立的联合政府为唯一合法的政府，命令国共两党的军队要宣誓效忠联合政府。
斯大林提出的这些建议，显然已经考虑到国民党政府不会接受，“这样他们会彻底孤立”，中共就会在政治上占据主动权。
电报最后说希望我们的建议，中共可以接受，我们还可以一如既往的做朋友。
毛泽东在收到了这封电报后对于斯大林的态度大为缓和，他在1月14日给斯大林的复电中首先表示“我们与您的基本方针（利用与国民党和平谈判、将革命继续进行到底）完全一致”。
在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在文章提出了与南京和谈更加严厉的八项条件，而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没有一条是蒋介石可以接受的，他除了下野，无路可走。
至此，毛泽东与斯大林在和谈的策略和手段上已经达到了一致。
通过对10日之内这些电报的对比，斯大林在电报内容和语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韩国学者金东吉认为正是通过商讨和谈事宜电报的往来，给毛泽东造成强烈的印象，即斯大林要在中国划江而治和南北朝的说法，源头就在于此。
[1]而罗申散布的“空气”同样也会传到毛泽东，势必会引起毛泽东对大国调停的高度警惕。
尽管1月14日和15日斯大林与毛泽东来往的电报，双方都认为“问题已经解决”，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与李宗仁和谈的建议，但双方内心都结下了疙瘩。
这就是毛泽东认定斯大林让中国划江而治。
从1948年7月起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就不断散布，苏联不信任中共，中国将出现“南北朝”的空气。
1948年7月15日，司徒雷登在发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
最近苏联大使罗申对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彭昭贤谈话。
彭从谈话中意识到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某种不信任，显然担心他们采取类似铁托的那种路线。
还有一件事能证实苏联意欲在中国制造“南北朝”，司徒雷登在1948年12月1日给美国国务卿信中谈到，他预料到在解放军突破淮河的时候，苏联大使可能会重新提出他的调解建议，调解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中国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
这两则材料成了苏联要划分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依据。
苏联大使罗申散布的这些东西，目的之一是掩护苏联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支持，离间美蒋关系，减少美国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同时并不排除中共一旦同意调停，苏联顺水推舟，出面调停国共内战，从中获取最大利益。
这也是国民党集团寄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的原因。
（二）米高扬秘密访华对划江而治问题的分析
1949年初，米高扬访问中共驻地西柏坡给毛泽东施加了很大压力，希望尽快成立联合政府。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时，不再谈要不要民主党派下台的问题，而是在何时何地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
所谓的联合政府，就是共产党吸纳民主党派参加的政府。
学者薛衔天的观点认为，米高扬就民主党派的参政问题并没有与毛泽东进行讨论。
米高扬认为中苏两党在如何对待中国民主党派问题上最大的分歧，是因为他没弄通毛泽东在1948年4月给斯大林两封电报的真实意图。
“1947年下半年中共提出打倒美蒋的口号之后，就决定了对外政策对苏联‘一边倒’的发展趋势。
但苏联能否接纳中国为真正的盟友，取决于中共的内外政策是否符合马列主义原则。
而苏联是马列主义的样板。
苏联共产党一党专政，不允许其他党派存在，而中国却保留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派，斯大林会不会视为异端？
他给斯大林两封电报是试探斯大林对中国民主党派是如何看法。
联系随后中共批评南共，表示自己绝不走‘第三条道路’的说法，上述解释是合乎逻辑的。
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复电打消了毛泽东的一切疑虑，毛泽东便按既定的方针筹建联合政府，吸纳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参加政府。
”[6]P.（237-238） 而韩国学者金东吉在俄罗斯查到了斯大林与毛泽东往来函电的原件和其他原始文件，证实了米高扬提出联合政府的问题。
米高扬建议中共“不要拖延建立中国革命政府，应在联合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这样有利。
占领南京或上海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新的政府.....建立政府之后，共产党就不再是游击队而是作为政府在行动了，这样会有利于进一步对蒋介石的斗争。
”[1]毛泽东随后正面拒绝了米高扬的建议。
“中共的资料说，米高扬劝说中共不要过长江，赞成按（公元420-581年）南北朝的方法对中国划江而治。
[8]罗申也曾在中共渡江前对美国驻广州的领事官员说，“如果中共试图夺取全国，就会‘骑虎难下’。
”[9]（P.113）在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的一段谈话说道：
“国际上有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半信半疑，劝阻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
”[10]金东吉认为，米高扬的建议与斯大林的调停属于同一性质，是代表斯大林要求停止内战，搞“南北朝”和两个中国的。
此时斯大林其用意还在于对中共的疑虑和不信任。
（三）对苏联使馆南迁广州的举动对“划江而治”的分析
1949年1月18日，国民政府通知各国驻华使馆，政府将在21日由南京迁往广州，并要求他们一同前往。
苏联政府答应了这一要求。
随后罗申带领使馆人员将使馆迁往广州。
作为中共盟友的苏联将大使馆迁到广州，很自然地给行将灭亡的国民政府带来错觉：
苏联或许将力促北京和谈，为国民党保留一块地盘。
苏联人为了维护雅尔塔体制，保证自身在远东的利益，直到最后一刻仍与国民党政府维持正式的外交关系，直到1949年10月2日，即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才与国民党断绝关系。
[9]（P.112）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里墨在《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治》这篇文章中谈到了罗申南迁广州的目的。
“虽然与前任大使不同，罗申发自中国的报告仍属机密，但是国民党外交部关于罗申在华外交活动的记载，清楚地表明，罗申的使命与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米高扬使命是相似的。
当米高扬试图把中共限制于长江以北的时候，罗申则力图在中国南部维持苏联同国民党的关系。
”[9]（P.102-103）上述材料进一步证实了苏联使馆南迁广州是仍抱着不信任中共，企图在国共两党间搞平衡，推行“南北朝”的目的。
由于现在党史研究者对于中国解放战争时期方面资料的匮乏，中共党史的资料部分还没有解密使得研究工作进展缓慢。
划江而治问题是中苏关系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限于作者手中资料的匮乏，研究受到一定的限制。
关于苏联是否曾劝告中共与国民党划江而治问题研究还待于今后在文献的整理和阅读中继续考证。
无论历史事件的发生和领袖人物的言论怎样获得后人的评价，还要深入当时的历史背景，做客观而有公证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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