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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古语词新词语和詈词

第十讲古语词、新词语和詈词

一.古语词界定中的分歧

发轫于二十世纪50年代的关于现代汉语中的古语词的讨论,虽然略显清冷,关注者寥寥,却一直充满着分歧,什么是古语词,古语词的范围有多大,古语词同文言词语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也影响着古语词研究的深入。

关于古语词的性质主要有以下五种意见:

(1)非现代汉语词语说。

即认为古语词是古代汉语中所使用的、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用或少用了的一些词语,这些词语不应看作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成员。

(2)古代、近代汉语词语说。

即认为古语词“是指古代、近代汉语的词汇”,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已作为传承词为现代汉语所吸收”,另有一小部分“通常不再使用”。

(3)现代汉语书面词语说。

即认为古语词是“产生、流行于古代而只在现代书面语中沿用下来的词语(如‘谒、履、徙、莞尔、其、者、勿庸置疑、暴戾恣睢’等)”,其中“还包含一些在古代白话著作或白话作品里出现过而后来一直用在白话文书面语当中的单位(如‘怎生、恁地、些须、端的、落草’等)”,它们无疑应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成员;至于那些产生、流行于古代而同样也能在现代汉语口语中使用的词语,如“人、手、身、山、平安、三心二意、岂有此理”等等,以及进入近代或现代之前便已消亡的词语,如“耜、奚、布帛、榜眼、章台”等,则均不属于古语词。

(4)现代汉语文言色彩词语说。

即认为古语词是产生、流行于古代而被现代汉语所吸收的具有文言色彩的词语,多用于书面语,有些在口头上也很习用;至于那些“从古代一直沿用到现在的一些已成为现代普通话的基本词的词(如‘山、水、来、新’等)”,以及那些“已经死了的词汇”,则均不属于古语词。

(5)在现代汉语中有特殊用途的古代汉语词语说。

即认为古语词是产生、流行于古代而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有特殊用途的词语,它既包括那些具有文言色彩的词语(如‘目、履、食、甘、倦、迕、囹圄’等),也包括一些虽不具有文言色彩但反映古代的社会生活的词语(如‘劓、刖、谥、太监、朝廷、科举、状元、员外’等)。

第一种意见,现在所持的人可能已经不多了,古语词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一点持这种意见者也承认,虽然是“少用”,但毕竟仍在使用,它们不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一分子又是什么呢,显然无法自圆其说。

第二种意见虽然没有像第一种意见那样明说古语词不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成员,但实际上也包含这层意思:

只要是古代、近代汉语中使用的词语,不管现代汉语中用还是不用,也不管用在书面语还是口语中,有无文言色彩,统统应视作为古语词。

可见,这古语词并不是现代汉语词汇层面的。

三、四两种意见在承认古语词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成员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同时一致认定那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亡的词语也不是古语词。

但在度量的尺度和确认的原则上还是有所差异的:

其中“现代汉语书面词语说”将古语词严格限定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让古语词同现代普通话口语里的词相对立,而将那些也能出现在现代汉语口语中的古汉语词语,不管有无文言色彩,统统逐出古语词;同时却将一些古白话词语也纳入了古语词中。

与之有别,“现代汉语文言色彩词语说”则将古语词限定在具有文言色彩的现代汉语非基本词之内——让古语词同不具有文言色彩的词语及现代汉语基本词相对立,像“岂有此理、青出于蓝”等在口语中习用但具有文言色彩的词语,它也视作古语词;但并不接纳那些没有文言色彩的古白话词语。

第五种意见是目前关于古语词的性质的一种比较通行的说法,目前高校的“现代汉语”课教材一般均采用此说。

这种意见也承认古语词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成员,但是它把第三、四种意见中那些被认为已经死亡因而逐出古语词的词语,如“耜、戟、布帛、榜眼、章台”等,也作为古语词的成员,并且给它一个名称,叫作“历史词”。

二.古语词和文言词

在讨论古语词的性质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那就是古语词同文言词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分歧也是出奇的大,主要有以下四种意见:

(1)古语词就是文言词。

张世禄先生指出:

“古语词是古代语里所使用的一些词语,在现代普通话里已经不用或很少用的;这样的词语,常常在一些古典作品当中见到,也往往从许多文言文的作品里流传下来,所以也叫做文言词。

”许德楠先生也指出:

“古语词是为现代汉语词汇所吸收的文言词”。

张静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不但解释了“古语词”之称作“文言词”的原因,还专门指出“历史词”不是“古语词”。

(2)古语词包括文言词。

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二版)指出:

“古语词包括一般所说的文言词和历史词,它们来源于古代文言著作。

(3)文言词包括古语词。

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重订本)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古语词与文言词是不同的概念。

古语词是指曾经隐匿了现在又出现在语言中的词。

文言词是一个较大的概念,它包括古语词和一直在口语中沿用的带有文言色彩的词,例如‘父母’、‘子女’。

(4)古语词同文言词不对等,存在交叉现象。

刘叔新先生指出:

“不少人把古词语理解为文言词。

其实,两者并不等同。

”因为有些古语词不是文言词,而是一些古白话词语;而有些文言词(如‘耜、荱、寤生’等)也不是古语词。

我们大体赞同刘叔新先生的意见。

说“赞同”,是指我们也认同“古语词同文言词不对等,存在交叉现象”这么一种看法;说“大体”,是指我们在一些细节方面并不赞同刘先生的做法,这些细节表现在:

其一,我们不赞成将一些古白话词语,如“怎生、恁地、端的”等,看作是古语词,这些词,我们认为倒是的的确确的在进入现代之前便已消亡的词,它们在现代汉语词汇层面无立足之地,当然也就不能看作作为现代汉语词汇一分子的古语词了;而不是文言词的古语词恰恰是被刘先生视为在进入近代或现代之前便已消亡因而被逐出古语词的那些词,如“乡试、榜眼、钦差”等,这些词在表述古代的社会生活时还会用到。

其二,我们也认为有些文言词并不是古语词,但不是刘先生所说的“耜、荱、寤生”之属——“耜、荱”类词同“寤生”类词显然有别,不宜混为一谈,我们所说的并不是古语词的文言词指的是这么两类词:

一是那些在现代汉语中已不是词而仅仅是语素的古汉语书面语词,如:

“扉、履、目、冠、砥、食、甘、徙、迕”等;二是那些现代汉语中根本不用的古汉语书面语词,如“汀滢、泛拜、汗汗、汪浪、沐食、决遂、沃衍、沓蔼、注错、洪纷、流亚、游扬、渠央、渊令、溟涨”等。

当然,区分古语词和已废弃了的古汉语词并不是一项极其容易的工作,翻开一部《辞源》或《汉语大词典》,要指出哪些是古语词,哪些是已废弃了的古汉语词,是要费一些工夫的,有的甚至是颇难把握的。

刘叔新先生曾经指出:

“现代汉语的古语词同已经死掉的古词语有时不易区分。

古书读得多、熟谙文言的人们,在书文写作中往往会用上消亡了的词语,古代一些别致有力的词语也正是通过这种途径而不时被发掘出来。

于是被人们废弃好久的词语仿佛又复活,它们是否取得古语词的资格,一时颇难判断。

”基于此,他认为:

“古语词的类集并不凝固而无发展,它是处于一种常会扩大变动范围的活动状态的。

”这都是一些颇有见地的意见。

我们认为,既然古语词呈现出的某种变异性和不确定性将长期地、永久地存在下去,今后会怎么样,谁都无法预见,那么,我们只能根据现阶段,根据眼前的现代汉语语料,只要是现在尚未进入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古汉语词,恐怕只能是作为已废弃了的古汉语词。

当然这其中会存在一些分歧,但主体部分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三.古语词的性质及其类别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讨论古语词的性质问题。

“现代汉语书面词语说”和“现代汉语文言色彩词语说”所存在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均把一些产生、流行于古代,反映古代社会生活的词语排除在古语词之外,是殊为不妥的。

同时,它们同“在现代汉语中有特殊用途的古代汉语词语说”一样,对具有文言色彩的词语均没有给予必要的限定,从而不适当地将一些在现代汉语中已不是词而仅仅是语素的古汉语书面语词,如:

“扉、履、目、冠、砥、食、甘、徙、迕”等,也看作为古语词。

由此观之,现代汉语中的古语词应该是这么一种词:

它们是来自于古代汉语词汇系统中、以双音节词为主体、在现代汉语中有特殊用途、一般用于书面语中的现代汉语词语。

古语词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就是具有文言色彩的古汉语书面语词,以双音节词为主,如“臧否、润笔、伉俪、逡巡、囹圄、合卺”等,当然也包括一小部分在现代汉语中偶尔也使用的单音节文言虚词,如“之、而、其、以、甚”等。

另一类是虽不具有文言色彩,但在表述古代的社会生活时还会用到的古汉语词,一般均为双音节词,如“婕妤、尚书、翰林、匈奴、驸马、探花、举人、知府、县丞、太尉”等,也包括极少的一些单音节词,如“戈、戟、耜、劓、刖、剕、谥”等。

为了便于指称,前者也可以称为“现代文言词”,以区别于同古语词存在交叉关系的“文言词”,后者可以称为“历史词”。

大家平时所谈论的古语词具有“可以丰富现代汉语同义词序列”、“可以使语言简洁匀称”等作用,说的是现代文言词的作用,与历史词无关;至于说具有特殊的表达效果,那就既包括现代文言词,也包括历史词。

由此可见,现代文言词与历史词在现代汉语中发挥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前者的适用语域、使用频率及应用价值均非后者可比,尤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四.什么是新词语

什么是新词语?

这个“新”是个模糊词,它主要模糊在两个地方:

一是时间概念,即出现了多久以后的词语才不是“新词语”;二是范围问题,即指的是形式新还是内容新,还是两者都是新的。

对此,学界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先谈第一个问题。

一个以前不曾有过的词语自出现后,在多久的时段里,可以适用于“新词语”这个名称,这是关系到新词语的所指对象的问题。

绝大部分学者使用的时间词是“近些年来”,而刘叔新先生则将这一时段框定为15~20年左右,即产生时间在这一时段内的,便是新词语,超出这一时段的,就不再是新词语了。

无独有偶,朱永锴、林伦伦二位虽然讨论的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和产生渠道,但客观上则是强调了关于“新”的这个时间概念——20年左右的使用期,因为他们将80年代以来新出现的词语统统称作“新词语”。

如果按照这种认识,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汉语新词语就应当是80年代以来“陆续产生而稳定地使用到今天的词语”。

这种意见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

再谈第二个问题。

新词语的范围有多广,所谓“新”究竟指的是形式(即词形)新,还是内容(即词义)新,还是形式、内容两者都新。

符淮青先生明确指出:

“新词就是新创造的词。

它或者指示的对象是新的,或者代表的概念是新的,同时它的形式也是新的。

如:

‘四化、四人帮、责任制、人才学、经济特区’。

形式是旧的,有了新义,新义和旧义有明显的联系,这样的词不是新词。

如‘检讨’,旧义为学术上的检查探讨,后来的意义是自我批评。

后一个意义仍有检查之意,是从旧义发展过来的,不是新词。

有些词代表新概念,在形式上同历史上曾出现的词相同,但意义毫无联系,这种词应算新词。

”所举的例子是“经济”和“仪表”。

在此之前,周祖谟先生,张永言先生等也持相同的意见。

可见,符先生们所认可的新词有两种:

一种是词形、词义两者都新的词语,一种是虽然词的形式是旧的,但词义是新的,而且新义同旧词形原先承载的意义毫无联系。

沈孟璎先生的看法与符先生的意见略有差异:

沈先生将凡是“赋予原词语以新义”的,不问新义同旧义有无联系,统统看作是新词语。

当然,这种意见也由来已久,早在50年代初张志公先生就将“赋予旧词以新的意义和新的用法”作为构成新词的四种方式之一,认为“新词并不是单指新造的词”,同时也指“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用法”的词。

较之于上述两种意见,朱永锴、林伦伦二位所认可的新词语的范围可要宽泛得多,他们认定的新词语主要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是新外来词,既有形式、意义全新的,如“克隆、厄尔尼诺”等,也有形式新而意义旧的,如“的士、克力架”等;第二种是复活的旧词语,如“光顾、老板、暗娼、绑票、祠堂、家谱”等;第三种是产生了新义或新用法的旧词语,如“联姻、输血、强人、进贡”等;第四种是自粤方言进入普通话的词语,如“发廊、大排挡、发烧友”等;第五种自然是利用汉语现有语素新造的词。

从词的形式、意义的角度来考察,这里实际上涉及到这么几种情形:

形式、意义全新的,形式新而意义旧的,形式旧而意义新的,形式、意义全旧的。

我们认为,新词语的“新”主要指的是形式,所以形式、意义全新的(如‘传媒、担纲、克隆、厄尔尼诺、大排挡、发烧友’等),以及形式新的、意义旧的(如‘第三者、强暴、文胸、性骚扰、的士、巴士、克力架、发廊’等),无疑应视为新词语。

形式旧的、意义新的词语,我们倾向于符淮青先生的意见,即要看新义同旧义有无联系,若毫无联系的,实际上属于同形词,是两个不同的词,表新义的自然宜看作新词;若有密切的联系的,实际上属于多义词,两者是同一个词,就不宜看作为新词,而只能视作原词新派生的意义。

至于形式、意义全旧的,就更不能看作是新词了,像“小姐、先生、太太、光顾、高就、赏光、老板、老板娘、国货、分红、股票、期货、底薪、嫖客、暗娼、绑票、撕票、梅毒、性病、祠堂、保镖、家谱、宫廷”等词语早在建国以前就大盛其道,颇为流行,1978年版和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均予以收录了,怎能当作新词语呢?

五.新词语的类型

现代汉语词汇近100年的发展史上共有三次词汇发展的高潮,其主要标志便是新词语的大量涌现:

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次是建国初期,一次是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

其中尤以新时期的这一次最为壮观,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乃至数量上,均非前两次可比,因此尤应大力加以研究。

兼采各家之长,我们认为,80年代以来新词语的类型可以用以下的图表来概括:

新造词:

热点、走穴、吃请、超市、追星族、五大生

形式、意义全新的词语外来词:

克隆、厄尔尼诺、桑拿浴、热狗、MBA

地域方言词:

举报、心态、T恤衫、、服装城

新造词:

老记、第三者、洗手间、美眉、菜鸟

新词语形式新、意义旧的词语外来词:

的士、巴士、克力架、曲奇

地域方言词:

埋单、炒鱿鱼、收银台、房车、镭射

形式旧、意义新的词语:

托派、空调、人流、气管炎、偶像

(新义同旧义毫无联系)

六.新词语的特点

新词语,尤其是新时期的新词语,在语音形式、结构形式(包括构成成分)、词义架构及所集中的词汇类聚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特色。

1.新词语的语音形式

双音节形式是现代汉语词汇最常见的语音形式,翻开一部《现代汉语词典》,双音节词满目皆是,而三音节、四音节词语则很少。

新词语的语音形式是否一仍旧贯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对李行健、曹聪孙、云景魁主编的据称“记录和汇集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现代汉语中新出现的新单词和新词语5300余条”(见该词典前言)的《新词新语词典》所收录的词语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

我们抽取了A、B、C、D、J、K、L、M等字母统辖下的所有词条,考察了它们的语音形式。

为了客观地反映情况,以减少抽样调查的偶或性,我们将调查A、B、C、D四个字母统辖下的891个词条的结果制成“表一”,而将调查J、K、L、M四个字母统辖下的881个词条的结果制成“表二”。

表一:

语音形式

双音节

三音节

四音节

五音节

六音节以上

数量

239

239

271

73

69

百分比

26.82

26.82

30.42

8.19

7.74

例词

保底、爆满、筹建、党票

安全月、斑马线、半脱产

白金唱片、白专道路

百慕大三角、包工包产制

城乡集市贸易

表二

语音形式

双音节

三音节

四音节

五音节

六音节以上

数量

235

187

285

96

78

百分比

26.67

21.23

32.35

10.9

8.85

例词

机遇、基建、集训、离休

零增长、健美操、建设性

集体福利、纪实小说

街道办事处、结构工资制

阶级异己分子

从“表一”、“表二”反映的数据来看,双音节语音形式受到了三音节形式和四音节形式的严峻挑战,其优势已不复存在,双音节词语的龙头老大地位已为四音节形式所取代。

新词语的语音形式实际上呈现出了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局面。

2.新词语的构成成分

现代汉语词语的构成成分一般是由现代汉语中的词根语素和词缀语素充当的,这种情形在新词语,尤其是新时期的新词语中同样受到了挑战。

新词语除了以传统的现代汉语词根语素、词缀语素作为构词材料之外,还将大量的外文字母和数词作为构词材料,从而涌现了一大批字母词和数词缩略词。

如上述所引的《新词新语词典》以及郭熙主编的收录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出现的新词语的《汉语新语汇词典》中就收录了许多分别以数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为构词材料构成的新词语,详见“表三”:

表三:

《新词新语词典》

词素

构词数

89

21

145

62

49

6

7

9

5

15

例词

一言堂

二进宫

三大件

四化

五保户

六大物资

七害

八字宪法

九土归田

十六条

表四:

《汉语新语汇词典》

词素

构词数

72

35

123

24

39

4

2

11

7

17

例词

一次性

二手烟

三大球

四流

五大生

六合彩

七五

八宝箱

九大

十年内乱

这些由数词充当构词语素构成的词语大多是数词缩略词语。

关于字母词,张涌泉曾经编了一部《字母词词典》,沈孟璎也编了一部《字母词典》,足见字母词之来势凶猛。

3.新词语的结构形式

主要采用词根复合式法构词是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之一,新词语在结构形式上可谓全面开花,多姿多彩,除了继续采用词根复合式法构词以外,派生法和减缩法更是大显身手。

派生法的频繁使用造就了一批新兴的准词缀,如“超、新、多、反、非、零(以上前缀)坛、热、感、户、角、难、风、霸、星、型、制、族(以上后缀)”等。

说它们是“词缀”,是因为它们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可以不断地创造新词;而且构词位置固定,或始终位于词首——前缀,或始终位于词末——后缀;同时,它们还具有类化作用,由它们创造的新词往往构成一个以它们为核心标志的大词族。

说它们是“准”的词缀,是因为它们的词汇意义只是略为弱化,还很明显,在词义的形成中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汉语中意义完全虚化的典型的词缀,如“子、儿、头”等还不太一样。

如“超音速、超高压、超短波、超导体、超声波、超现实、超短裙、超负荷、超集团……”等中的“超”、“乘车难、买煤难、喝水难、用电难、购房难、看病难、入学难、订报难……”等中的“难”的意义都很具体实在。

而反过来,一些单音节词根一旦因为反复构词成为新兴的准词缀,就更强化了派生法在新词语造词中的作用,派生法的使用频率也就不断增加。

同派生法一样,减缩法也成为新词语构词中的一种常见的手段,由减缩法而产生的大量新缩略词语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笔者曾经指出:

“减缩构词法在‘五四’前后还不是太普遍,所以陈望道在其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还将之作为一种修辞法,取名曰‘节缩’。

而且所举的白话文例子也仅一二。

此后,则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建国以后,成了一种特别能产的构词法之一。

”“由于缩略词构词简洁、方便,且内涵丰富、容量大,再加上它的词义同语素义的密切关系——直观性强,透明度高,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各个层次人们的青睐,预计还会有长足的发展”。

4.新词语的词义架构

从理论上讲,新词语应该都是单义词,因为产生时间较短,还不可能派生出新的意义。

《新词新语词典》所收录的1949年以后新出现的词语是否如此呢?

我们仍然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调查《新词新语词典》A、B、C、D四个字母统辖下的891个词条的词义架构状况。

我们发现,情况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891个新词语中多义词竟多达96个,占总数的10.1%。

其中90个是双义词,依次为“爱人、安家落户、安全系数、半边天、半成品、半导体、包干制、包教包学、保护伞、保守派、保龄球、保险箱、保育院、报销、报废、爆发户、备战粮、本土、笔杆子、笔会、避风港、编审、变色、变色龙、标准化考试、表态、兵力、兵团战士、拨乱反正、播火、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部部长、不挑不拣、残渣余孽、测试、插队落户、产前、长城、长航、成分、吃大户、持平、出身、出台、除四害、穿靴戴帽、传达报告、传宗接代、船儿亮、吹鼓手、达标、打歼灭战、打牌、大包干、大辩论、大兵团作战、大队、大锅饭、大户、大集体、大军、大鸣大放、大篷车、大前提、大青年、大字报、带头人、单干户、单位、单行本、淡化、淡季、当权派、党费、党校、等级工资制、涤卡、第三者、掉队、调兵遣将、顶替、定案、定型、毒化、毒箭、电老虎、对台戏、对子、顿悟、多米诺骨牌”等,都仅有2个义项;5个三义词:

“长征、传达、大陆、点子、对策”等;1个四义词:

“对话”。

当然,单义词还是占了绝大多数。

再加上新词语的构成成分——语素的意义同词语的意义关系密切,往往一目了然,因此,新词语从词义架构上来看并不复杂,词义脉络简单清晰。

5.新词语所集中的词汇类聚新特点

新词语,尤其是新时期的新词语,在词汇类聚上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即外来词(以英美外来词为主)、方言词(以香港粤语方言词和台湾‘国语’方言词为主)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数量涌入普通话新词语中。

关于外来词的涌入,笔者曾经指出:

“五四以后,西风东渐,伴随异域文化而来的外来词也不断涌入现代汉语中,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主流面。

从“五四”前后,到建国初期,汉语中的外来词主要以来源于欧美的和日本的借词为主……建国初期,汉语中外来词主要以来源于前苏联的借词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则主要以来源于欧美的借词为主,而且多半是音译词……也有一些是音兼意译词……还出现了许多字母词……”

关于方言词,尤其是香港粤语方言词和台湾“国语”方言词的涌入,笔者曾经指出: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大陆同香港、台湾交往的增多,不少港、台地区一些特有的词语也悄然进入普通话词汇系统中,如《现代汉语词典》等未收但已在大陆广泛使用的表‘爱情不专一’的‘花心’、表‘男性微凸的腹部’的‘啤酒肚’、表‘工厂商业企业办公用的楼房’的‘写字楼’、表‘从事零星劳动、按钟点计酬的人士’的‘钟点工’、表‘商品最能吸引顾客的特点或艺人最能叫座的专业’的‘卖点’、表‘运用某种手段使女性胸脯增大’的‘隆胸’、表‘满座、座无虚席’的‘爆棚’等香港粤语词语以及表‘避孕套’的‘保险套’、表‘未曾相见而以互相通信所结交的朋友’的‘笔友’、表‘倒买倒卖’的‘炒作’、表‘年轻新手在社会上初露头角’的‘出道’、表‘知名度高的、走红的’的‘大牌’、表‘违法翻印’的‘盗版’、表‘获得者’的‘得主’、表‘处于低潮’的‘低迷’、表‘输液’的‘点滴’、表‘在绘画、摄影、舞台、广告中将各种媒体组合在一起来表现的综合性的艺术’的‘多媒体’、表‘煽动感情’的‘煽情’、表‘一个社会单位的问题’的‘个案’、表‘溶化消解’的‘化解’等台湾词语。

这些词不少人会以为是大陆新造词,其实不然。

七.詈词和骂人话

1.詈词的含义

什么是詈词?

詈词就是骂人话吗?

这个问题学界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詈词”一词,国内不少语文词典均未收录。

《词源》只收录了“詈言”一词,解释为“骂人的话”;《辞海》只收录了动词“詈”,释为“骂;责骂”;《现代汉语词典》也只收录了动词“詈”,倒是在举例中提到了“詈辞”,并作了解释:

“<书>骂:

~骂│~辞(骂人的话)。

”。

惟有《汉语大词典》既收了“詈言”,释为“骂人的话”,也收了“詈辞”,释为“诟骂的言辞”,还收了“詈语”,释为“骂人的言语”。

从释义来看,三者似乎是等义词,没有什么区别。

20世纪90年代以降,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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