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仰与道德之间重塑中国理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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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仰与道德之间重塑中国理想

在信仰与道德之间重塑中国理想

——价值中国专访世界著名哲学家、管理哲学家成中英教授

　　在这一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在亮丽的经济数字背后，社会失序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更进一步说，社会失序意味着一种新生态的酝酿。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中国都需要一场重建信仰的社会进步运动。

价值中国：

成老师，您在全球做了很多宣传中国哲学的东西，很了不起。

新儒家代表人物冯友兰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在做这些传播的工作，后来被“文革”打断了，现在需要一个重新对话的过程。

您是前辈，我们也在做一些文化的传承、传播的工作，这个访谈也是对我们支持。

成中英：

这是为了文化建设，我觉得作为一个关心这方面的学者，这个是必须的，也是比较需要的。

价值中国：

您的工作让我们十分敬佩。

现在存在所谓的社会失序或道德底线的丧失，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这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

这是在转型期的正常现象、还是我们的文化基因产生的问题？

成中英：

从很深层的结构看，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用来发展的生活价值，可以包括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从这个方面讲，要不断的让生活价值能够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生活力量，一种维护精神持续的力量，这样社会才会持续健康发展。

任何一个社会要持久发展，都要有这种文化力量和道德力量。

中国的历史就是由这种文化生命或者道德生命来持续充实发展的。

但是这个力量在近代有很大的伤势，这两个伤势到了更近代受到了更大的挫伤，就好像一个人本来很正常，突然发生了一个什么状况，就产生了衰弱的病态，因为你的活力不够了，适应环境的力量不够了，对一个社会来说就表示文化老化。

从文化传承和精神传承来讲，我个人认为是明代后期就开始有点衰弱了，如果推的更早，甚至从北宋时代就开始衰弱了，因为有外族侵略，中国文化本身的发展不够。

衰弱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中国人口很多。

经济发展能不能够去维护社会健康地持续，能不能维护一个健康的社会生活，道德和精神的价值是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发挥的。

中国从明代到清代，经济这些方面应该还是不错的，逐渐有一种新的分配，但是我们维持的经济形态还是闭塞的，再加上外族的统治，思想上也没有活力，整个社会只维持了一个形式，所以从某个意义上讲，清朝的鼎盛时期还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它内在的活力，这种只用思考来面对问题，到乾隆就等于到了一个极限，所以这样就造成了对外面世界的不了解，闭关自守，对未来没有宏图大计，自己本身又有一种积弱。

但同时代的西方，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而且活力很强，市场也建立起来了，所以，这样就造成两方面的丧失，首先是在经济层面，经过中法战争，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整个国力消沉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精神的文明也受到了挫伤，也就是对自己慢慢丧失信心。

这就是所谓的精神文明伤势。

什么叫精神文明伤势呢，就是缺少一种活力，缺少一种自尊自信，缺少一种对宇宙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生命本身价值的认识。

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假如是一个宗教，那就等于是宗教被涣散掉了，也就是宗教的失落，中国不是宗教涣散而是道德、文明的一种消沉。

当时虽然中国维持了一个一般的制度，但是已经很脆弱了。

所以“五四”以来，中国就彻底不行了，这是个大问题，因为造成伤势的过程是渐次演变的，原来内心的东西本来是有活力的，但现在丧失了。

从西方来看，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中国的影响。

从远处看，中国的文明是很高雅，中国是礼仪之邦，所以启发了西方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但是中国实际上是非常虚弱的，他不是真正的活力，而是从唐宋遗承下来的一种文明风貌，所以也没有出很好的大思想家，也没有对社会的一种理想进行思考。

所以，我的要点是中国文化的伤势是一个逐步消沉的过程，有一个逐步消沉的背景，然后经过两次打击，一个是五四，否定了中国文化的那个运动，但也启发了新儒家重新创建的活力；另外一个就是“文革”。

文革就把原来的元气打掉了，体现在中国的文化理想与中国的核心价值以及中国的道德与理想这一块整个就打掉了，最主要就是把这个传承的系统打掉了，就是说没有一个管道让大家去学习。

要做一个强国，需要两个东西，一个是制度、经济活力，一个就是文化活力。

文化活力是安定社会的一种力量，经济是发展社会的力量。

好的社会是经济活力带动文化活力，文化活力再创造经济活力。

最糟的就是经济不行了，文化也不行了。

有这样的状态，就是早期没有发展经济，只有文化在，那是空架子，那是可能的。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经济好了，文化活力没有了，刚才说到的那个核心价值，现在就是在这个状态。

这个现在不重要，现在大家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价值判断，那什么重要呢？

有两个，一个是只需要科学知识、科学技术，可是这个是违反人的发展规律的。

人要全面发展，要是没有这些文化的东西，那么经济发展有什么东西去调整这种竞争状态，对于钱怎么去做高尚的运用，还有就是怎么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这些都没有了，因此现在剩下的只是庸俗的功利主义。

另外一个是大家一切从利益着想，赚了钱也不知道怎样去用，所以这是社会一个最大的危机。

这个危机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么如何补救？

因为，伤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再加上两次的打击，所以要彻底地自觉的去进行文化的补课，我觉得这个是政府应该重视，民间要自发，企业、商业、经济要帮助推动，要有这种危机感。

我现在的担心是，大家能不能有这种文化危机感，是不是还迷失在或者陶醉在经济的成长之中、利益的追求之中，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危机。

但不是没有希望，比如说社会失序，卖假药、伤害幼儿等，这很多都是病症，没有一种责任感、对人不关心、为了一点钱就杀人放火，这些案件多的时候，社会能不能出现一种新的秩序，有良知的秩序，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迹。

当然，作为文化人士，我觉得应该经常提出来讨论，作为像你们这样一个专业媒体，那么更应该不断去呼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我觉得就只能是这样。

但是国家在教育方面是不是应该加强这方面，比如我们现在在讲国学，国学不是不是一阵风的问题，是实际需要人投资，需要更多人参与，而不是让几个人在作秀，这些事情都是要去考虑到的。

价值中国：

您刚才讲到的信仰和宗教。

我们认为，信仰不一定就是宗教，或不一定要变为宗教。

现在知识界和媒体界都在讲要重建社会信仰，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信仰和道德之间有什么关系？

成中英：

你的这个问题问的非常之好。

说得很对，信仰不一定非是宗教，甚至是不需要西方宗教的方式来发展。

宗教的方式就是你必须去信仰上帝，或对来世负责，或者有一个乌托邦的理想，这是宗教信仰。

中国人信仰的是什么，中国重视的有两点，一点是重视对生命本体的认识，这用传统的话说叫“知道”，比如孔子说：

朝闻道，夕死可矣。

道是什么呢，它并不是一种上帝，是一个正确的生命真理。

能够让人认识到自己对人生有了满足感，有了成就感。

不是说去追求钱，追求财富，是希望能够推动社会持续的改善、改革。

最主要就是自己能够安身立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一个是“知道”，一个是“立命”。

“立命”从某种角度讲是“天命”。

“天命”就是在整个宇宙中有一个开朗的生活形态，你会发挥你自己，你可以实现你自己，并不是说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或者来世。

在整个可以看到的有生里面，你可以做有意义的事情，你可以发挥你自己。

我觉得就是要建造这样一个社会，让更多的人说：

我可以做有意义的事，我能够发挥我自己，不管我自己有多少才能，只要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也不会去嫉妒别人，也不会去糟蹋自己。

感觉到这就是我，我在应有的位置上。

现在需要有这样一个想法。

现在的人都不是很满足自己的，就是别人看他，他应该是很满足了，但是他还是不满足，因为他找不到一个价值的网络。

那怎样找到一个价值网络呢？

中国人不是要信仰一个超越的宗教，那是死后的世界。

中国人认为死后是不可知的，因此，在生前他总觉得自己应该有所发挥，有所成就，能够受到别人尊重，这就是中国的一个道德的宗教。

这个东西很不幸，还没有建立好。

每个人都有不满足，不满足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没有一个道德的智慧或宇宙的智慧，无法赋予自己生命一种内在的意义。

真正能够感知到，找到自己的一种工作或者价值的方向，为人为己能够做出一些自己能够做的、尽量做的，能够受到尊重感的事情。

当然这很难，很多人可能达不到这个境界，但这个境界可能是在传统的儒家、传统的文化社会里是做的到的。

第一就是对得起良心，对人对天对父母，就是没有遗憾、没有歉疚，也就是死而无憾；第二个要求是在生活上尽量减少一些烦忧，这是很理想的境界。

中国人认为这就是宗教，生儿无忧，死而无憾。

当然无忧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有忧，又能够超越，能够化解，对未来能够有一种积极的成就来作为寄托，那这样你的人生就有了内在的充实感。

这就是中国的宗教。

现在从欧洲、欧美再到整个亚洲的中环境、大环境的变化，甚至是生态、天地、气候的变化，这种变化里面包含着意义，我们需要有一种价值判断，判断应怎样能够帮助自己、帮助别人、帮助社会、帮助生命来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儒家，是一种人的价值，他应该同时重视物的价值，他用一种什么方式来关注物的价值，他是不是应该对环境能力、生物能力、社会变迁等有些建树，对一些弱势群体的管理方式应有怎样的提示、创新，他根据的原则是不是依然具有一种回答问题的活力，这是永久的东西。

就像以不变应万变，儒家是需要在变化之中革新，重新锻炼出来，必须要获得新的生命，所以有“周德虽衰，其命维新”的说法，那个命是要更新的，不更新不行。

就好像我们要吃饭、睡觉，你说：

我不需要睡觉了。

这不可能。

身体也是一样，身体是很好的一个比喻，你还是你自己，但你要与时俱进来维护你的活力、持续性。

价值中国：

就是您讲的“更新”和“与时俱进”的问题。

我再接着延伸一下，拿台湾和大陆，我们可以做个比较。

台湾的文化更多的应该是中华民国建国之后的文化，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引进的。

可以说，孙先生引进的其实更多是西方的思想，比如说他讲自由、平等、和博爱，他讲“三民主义”。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您讲的中国儒家文化的更新或维新的某个方面？

成中英：

是这样的，儒家文化能够更新，这证明有一种再生能力，这是是一种常道。

常道就是仍然能够产生对应社会需要的一种方案、一种处方，而且是经过考验的。

这样就是常道。

但如果是食古不化，今天还坚持过去的有些三纲五常，反而是对现代人的一种负担，不但不能够对现代人的生活改善、规划、美化，反而产生一种不好的效果。

比如，子女和父母的关系里面是有常道的，这就要重新解释了，就是父慈子孝是是传统的方式还是现代的方式表达，子孝一定要用传统方式表达还是不要孝道了？

我们给他一个新的诠释，既然是诠释，就是说原来的精神还是可以继承下来。

对于孙中山先生，我觉得他还是想保持中国的所谓“常道”的一些基本价值，而且他也想引进一些中国没有的。

就是我们没有的只好引进，我们有的应该把他发挥出来，而且还能够适应我们的环境，帮助我们更好的发展或求胜，那么这为什么不用？

从科学、客观的角度来讲，一个文化能够长久持续下去，一定有持续存在的道理，能不能把那一部分持续存在的常道拿出来给他一个新的培养为我们所用，这当然是可以的。

有些东西的确是中国比西方的制度好的，比如习惯的问题，习惯本来是一种文明的习惯，代表你自己，别人有别人的文明习惯，那我们不需要借助别人的文明习惯。

如果是和习惯没关系，又不能产生一种适应环境的价值或行为方式，那我们就需要改进、引进。

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就是这个意思。

我认为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中国文化，他那时和我们今天的精神还不一样，所以他还能讲道统的继承，他又引进民主，引进议会制度还是很重要。

在民生这一块，他主张大力发展经济、实业计划这块，这实际上是中国在九三年以后逐步在做的。

中国还有两个重大的制度性东西得到了保留，分别是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

考试制度是让大家都有机会通过国家考试，进入到所谓的公务员行当中，还可以再上升，所以我觉得考试制度还是很有意思的。

至于监察制度，中国以前有御使，主要就是监察政府公务员的，孙先生强调的是监察权的问题，所以宪法里有检察员。

所以，我觉得孙先生还是保持了这些东西的，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制度。

价值中国：

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知识和伦理的问题。

伦理很大程度上就是道德，但实际上这里还有知识论的问题。

佛家也讲“善知识”，这也是知识和伦理的关系。

成中英：

这个问题仔细分析一下，就是说中国对知识是非常看重的，但是中国人看重知识，就像是安身立命就需要对天地宇宙和人的来龙去脉的这种知识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中国是很重视的就是人文的知识，所以孔子也特别重视这方面的，所提倡的教育更实用的就是礼乐执教，怎样去有德性的处事做人。

当然他也不是反对科学知识。

科学是个现代现象，科学要刻意的追求客观事实或者从物理层面对自然有一个认识，更精确去认识自然的一些规则，然后来调整我们的生活，甚至来控制自然的制约从而改善我们的生活，这个是逐渐去发现的。

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个想法，虽然中国的发明、发现很多，但是认为是需要适可而止，不需要进一步去探查，能够把它的利用发展出来就好了。

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人多，最终要把注意力放在维护社会的安稳、和谐上。

这就是在知识上可能和亚里士多德、希腊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中国之所以重视知识是要用了来改善人或者建立人的道德态度，这就是我说的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忽视专业的整体的科学知识技术等等，这里面你可能发现，在西方，通过大规模的知识开采去掌握自然的资源，来发展人的财富。

所以中国缺少这样的一种这样的知识，不是没有知识。

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科学的知识，一种就是所谓实践的、道德的、具有人文内涵的知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知识。

那你说的善知识，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佛教所说的善知识，就是那个人被普渡，能够解脱、能够超脱世俗凡尘、烦忧的状态，这就是善知识，就是具有慧根，给他一种认识，他有所觉悟了。

我们要说的知识是一种新的知识，能够创造新的价值。

不一定否定过去境界性的知识，而是说对整个世界有利的、有作用的能够改善社会的这种知识，这种知识很重要。

虽然我们对物理界的知识，中国可能发展的不错，但对社会发展的知识，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儒家文化，这些知识都是需要更新的，要与时俱进，不能把过去社会制造的这种理论用到现代社会，他有过时性，有时域性。

最后一类知识就是自己对自我精神价值选择的问题，也就是知识与价值问题。

人们是有知识的，但是有知识了，除了那种中性的客观知识，基本都是基础知识，都是实用的、功利的，那么这个知识就不能代表价值，他没有目标和评价，而我们需要这个评价和目标。

我们要发展一个文明，我们要知道什么，我们要认识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应用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的用，而且还是一个安身立命，维系整体精神的一种平衡状态或自我发展的状态。

价值中国：

价值层面不仅仅是工具。

您一直在倡导中国式的管理哲学——C理论，那么C理论和西方式的管理哲学最明显的区别在哪里？

成中英：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

我还没有回答过这样的问题，每次要重新讲C理论时，我都要思考一下C理论最好的表达方式。

西方的管理，一方面它重视技术、客观的知识，所以它产生一种叫作科学的管理，甚至于把人也当作客观的对象，来进行客观的管理，当然工程更需要这种效率，这是西方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我并不否定，但只是在已经规划好的社会秩序或稳定的市场里面，有很重要的用处。

但是我们也考虑到管理不只是把人只当物来管理或只管理物，要考虑到人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要考虑到怎样去带动人心、开发人心，让带动的人心或开发的人性能够实质地产生群策群力的执行力、推动力，这样你的公司、企业才能快速发展。

所以这里就不是单纯的科学的问题，而我认为这是一种哲学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传统比较重视心，比如希望能够掌握别人心理的感应或认同，我说的心理是包含两个层次，要管理好物质上的程序、货品的流动，但中国还要进一步到如何管理人心，能够团聚人气，能够产生人和人的信赖，这有助于公司长久的发展，以更好的团队关系来开发新的产品。

价值中国：

有一个类比——管理与之相关的一个词，就是领导。

“领导”是否是可以更接近所谓“心”的层面？

而管理更接近“脑”的层面。

成中英：

你的说法是对的。

因为我所说的心理是领导其中的一个工人，从决策到领导，从领导到市场开发，从到产品的生产到人力资源人心的沟通，领导是很重要的。

因为领导是火车头，当然火车头要持久，发动力就要来自于对外面世界、对自我的认识。

所以一定要靠领导人，通过他自己的行为和理解，对他所领导的人产生示范和启发的作用，让他们能自动自发的做要做的事，这就是好领导。

好领导并不是说要勉强你做什么、要把你管住，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