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第二梯次提升大学基础教育计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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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第二梯次提升大学基础教育计画
教育部第二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
大學校院通識教育巡迴講座
哲學領域─思想與文化
聖域與教育
東亞廟學制的建立與發展
講師：
高明士老師
日期：
12月20日
國立東華大學共同科
聖域與教育：
東亞廟學制的建立與發展
高明士
前 言
一部中國教育史的特質，可說是由「學」到「廟學」的發展過程。
廟指孔子廟，一般而言，傳統時代除孔家祭孔的孔子廟（主要在曲阜）以外，其餘縣級以上的孔子廟可說都是屬於學校園地的一部分，所以今日東亞地區所見到屬於十九世紀以前的縣級以上孔子廟，一般說來都是學校。
討論傳統的學校教育，應該先要有這樣的學校園地或說學校空間的理解。
也就是說傳統的孔子廟，應該由教育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用一般寺廟的宗教系統來看待，如果查閱宋元以來的地方志，必須在「學校」欄才能找到孔子廟，而不見於一般寺廟欄，就是這個緣故。
過去的中國教育史研究，或者說東亞教育史研究，一般只注意到「學」的部分，甚少包括含「廟」在內的「廟學」教育研究，少了「廟」的部分，等於說明一部教育史研究，實際只作了一半而已。
在教育史上，為何「廟」的這一部分變得這麼重要？
從遠的背景說，實與古代祭政合一有密切關係，此時也是學祭合一。
所以「學禮」成為宗教活動的一部分。
其後「學」有脫離宗教而求取自主發展之勢，孔子以下的先秦講學活動，即是這種發展的說明。
不意漢武帝設學，將教育目的置於國家目的之下以後，教育遂成為政治附庸。
於是自漢以後的教育，若欲求自主發展，除要擺脫宗教性質外，又多一層去除政治壓力的努力。
前者，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年），將國子寺（後來改稱為國子監）罷隸主管宗教系統的太常寺，而改隸禮部，是重要的里程碑；後者，則在漢代以天制君失效後，起初以周（公）、孔（子）制禮作樂制君，魏晉以後改為以孔、顏（回）等儒門系統之教育力量制君，孔子進而以「百世帝王之師」作為制君的代表，這個時候的孔子已經不是先秦的孔子，而是學問之神，所謂道統的代表，或者說是文化傳統的代言人。
於是藉由教育力量以制君，求取政治合理性的努力，乃成為一千數百年所追尋的目標。
其具體成果，就是在學校建置孔廟，以及隨著廟制而建立的祭祀制度（如配享、從祀等），使學校在王域之內，另外成立「聖域」，雖然，這種聖域的建立，也來自皇權的恩許，但是聖域一旦建立，便成為神聖不可侵犯，也是傳統讀書人的庇護所。
由於中國皇權自秦漢以後日益專制化，在以天制君失效後，設若無設計以孔子為代表的教育力量出來，則中國的專制統治，除非被推翻，否則將是暗無天日。
基於這樣的理解，拙稿擬先探討「廟學」教育制度的由來，以及透過「廟學」教育制度在東亞的普遍化。
一、「廟學」的出現
學校園地中，具體建置廟宇，而成為「廟學」的制度，其事可考者，當始於東晉孝武太元十（385）年，就學制而言，實是自古以來的一大變化，其議可能出自謝石。
孝武帝太元九（384）年，尚書謝石上書曰：
立人之道，曰仁興義，翼善輔性，唯禮興學。
……今皇威遐震，……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
請興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
帝納其言。
於是「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
」（《宋書》卷十四禮志）此處的「廟屋」，當指孔子廟、國子學與諸生省（即博士省）。
《晉書》卷九孝武紀載太元十（385）年二月，立國子學。
所以此等廟屋當在太元十年二月完成。
問題是：
太元十年為何會在國子學出現「廟屋」而成為「廟學」教育制度？
筆者認為此事在中國教育史上，實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
過去在學校所舉行的釋奠祭禮，只是掃壇為殿，現在有了具體的廟屋建築，其作用為何？
值得檢討。
關於這問題，可惜無直接的資料可作說明，此處只能由謝石的上書推測。
謝石說：
「今皇威遐震……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
」顯然在肥水之戰勝利之後，欲藉由振興教育，提倡禮樂，以強化東晉在文化上的正統性，進而對北方作有力的號召。
在謝石上書中（太元九年），見不到在國學中建置孔廟之議，但由翌（太元十）年完成「廟屋」一事看來，自謝石上書後到建築廟屋之前，君臣之間，顯然有一番討論，其結論即在國學中建置孔廟。
這一段討論過程，已不見於今存文獻了。
目前只能由謝石上書的文詞分析與推測，這種顧左右言他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經常可見到。
也是專制王權下，為維護道統而有其不得不的苦衷。
如上所述，自東晉孝武帝太元十（385）年，創建「廟學」制後，翌年，即太元十一（386）年，又追謚孔子後裔，另建孔子廟（宣尼廟），以比擬曲阜孔廟，使東晉雖處偏安之地，猶可宣示文化傳承之正統性。
其後南朝各朝相沿如是，而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三（489）年，也在中書學（原稱國子學）建置了孔子廟。
從此以後，中國南北兩朝在中央官學都設有孔子廟。
到了北齊，文宣帝天保元（550）年，更令郡學立孔顏廟，這是地方官學立聖廟之始。
隋朝建立，據《隋書》卷九〈禮儀志〉的記載，說：
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此處雖無提及孔廟，但北齊國子寺有孔顏廟（《隋書．禮儀志》），隋承襲北齊之制，理應也有孔顏廟，例如隋代的相州州學建有孔子廟，就是明證。
（《隋書》卷73〈梁彥光傳〉）
二、「廟學」的制度化
所謂「廟學」的制度化，主要有兩項特徵：
一是全國學校園地到縣學為止，規定必須建置孔子廟；一是「學」制與「廟」制的完備。
前者，即中央到地方縣學普遍完成廟學制，是在唐太宗貞觀四（630）年。
是年，太宗詔令全國縣學皆建置孔子廟（《新唐書．禮樂志》），在此之前，只有京師及各州（郡）學完成「廟學」制；從此以後直到清代為止，自中央國子監到地方縣學，皆須具備「廟學」制；即連後來出現的書院制度，也是屬於廟學制的形式。
本世紀在敦煌所發現的《沙州圖經》，其載沙州州學、縣學之制，實為唐代廟學制提供最具體的例子。
其卷三云：
州學
右在城內，在州西三百步。
其學院內，東廂有 先
聖太師（廟）堂，（堂）內有素（塑） 先聖及先師顏子
之像。
春秋二時奠祭。
縣學
右在州學西連院。
其院中，東廂有 先聖太
師（廟）堂，（堂）內有素（塑） 先聖及先師顏子之像。
春秋二時奠祭。
醫學
右在州學院內。
於北墻別構房宇安置。
卷五記載壽昌縣之縣學云：
一所縣學
右在縣城內，在西南五十步。
其〔（院中，東廂有先聖太師廟）〕
堂，堂內有素（塑） 先聖及先師〔（顏子之像）〕。
〔春秋二時奠祭〕
（標點及括弧內文字為筆者所加）
《沙州圖經》所載的內容，代表唐朝前期的制度。
其州縣學在東廂均建有奉祀聖師廟堂，也就是採用「左廟右學」制度。
孔聖顏師為塑像，每年春秋二仲月舉行釋奠之禮，此制完全符合唐初以來所建立的廟學制度。
《唐六典》卷4「祠部郎中員外郎」條規定：
凡州縣皆置孔宣父廟,以顏回祀焉。
仲春上丁，州縣官行釋奠之禮，仲秋上丁亦如之。
這是唐朝前期對於廟學制的規定。
其次，關於「學」制與「廟」制的完備。
從今日的觀點看來，「學」是教學空間，「廟」是祭祀空間，在校園設計上，則以「廟」為軸心而展開。
正常的情況下，均各有其圍牆，但彼此可相通。
教學空間的「學」，主要指講堂，宋末以後，逐漸改稱「明倫堂」。
此外還有特定學習場所、藏經閣如奎（魁）星閣（樓）以及師生住宿的齋舍等。
「廟」常以孔子封號或尊號稱之，如謂宣尼廟、宣父廟、宣聖廟、先聖廟、先師廟、聖廟、文廟等。
「廟」之附屬建築物，從唐朝以後的發展，可知包括照壁、泮池、櫺星門、大成門、大成殿、崇聖祠等，儼然成為一座宮殿，所以又稱「學宮」。
分別而言，可分為前導、主體、後部等三部分。
前導部分包括照壁、泮池、櫺星門等；主體部分包括大成門、大成殿以及兩廡等；後部主要有崇聖祠（啟聖祠）。
整個廟學的附屬建築，尚有鄉賢祠、名宦祠、鐘鼓亭、碑亭等，隨時代不同或地方特性而有差別。
「廟」的祭祀制度，有主神、配享、從祀等制度的建立，以及每年春秋二仲丁的大典（含樂、舞等）與每月朔望的祭禮等。
簡單說，所謂「廟學」教育制度，指學校以文廟為主軸而展開的儒教主義教育。
三、「廟學」制度的發展
１、官學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43〈學校考．祠祭褒贈先聖先師〉條末按曰：
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先聖之廟矣。
然之前賢文集，……皆言廟而不及學，蓋衰亂之後，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頹圯，教養廢弛，而文廟獨存。
從馬端臨一段話，可知自唐到宋的州縣學（含中央的國子監），均已完成「廟學」體制；但遇衰亂而無法正常實施教學時，則常存廟而廢學。
南宋寧宗嘉泰（1201年）《會稽志》卷1〈學校〉云：
宋興，學校之制皆因前代。
惟州郡自唐末五代喪亂，學官盡廢，有司廟祭先聖而已，猶有廢而不舉者。
這段話可印證馬氏說，以為唐末五代衰亂之際，地方學校常獨存文廟而已。
再如宋朝尹洙「鞏縣孔子廟記」云：
宋興，八十載。
……郡府立學校尊先聖廟十六七。
（《河南先生文集卷4》，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這是自北宋以來，從中央到地方縣學為止，多建有孔子廟的旁證。
元朝順帝至元《嘉禾志》卷7〈學校〉云：
廟以崇先聖，學以明人倫。
郡邑廟學，大備于唐，中廢於五代。
宋（仁宗）慶曆中始議州縣皆立學；（徽宗）崇寧間著為令，此州縣學廢興之由也。
此處除說明「廟學」之意義及其緣由而外，亦述及宋以來的發展。
文中對宋代雖只曰州縣學，其實當含廟制。
其下接著敘述嘉興路學，並兼及廟制之修建，最後曰：
「丙子兵火，廟學幸存。
」丙子即元順帝至元二（1336）年。
以上是簡單說明「廟學」制在宋代的發展情形。
遼、金、元時代的情形如何？
遼朝的上京、中京、西京，都設有國子監，其旁建有孔子廟，按時祭祀先聖先師。
監與廟的關係位置，不甚清楚。
其各州、縣學也都有孔子廟。
金朝沿襲前朝，除上京國子監有孔子廟而外，州縣學也是建有廟學。
章宗泰和四（1204）年二月，詔刺史曰：
「州郡無宣聖廟學者，並增修之。
」（《金史．章宗本紀》）這是進一步推廣廟學制的措施。
段成己〈河中府重修廟學碑〉云：
隋唐以來，學遍天下。
雖荒服郡縣皆有學，學必立廟，以禮孔先聖先師。
……至於近代，廟學制益備。
此處再度說明自隋唐以來的所謂「廟學制」，指「學必立廟，以祀孔先聖先師。
」，到宋、金時代已達普遍化。
元朝太宗六（1234）年，在打敗金國，取得金朝中都燕京之後，改其樞密院為宣聖廟。
（《元史．選舉志》）同時在廟旁設立國子學，令侍臣子弟入學。
（《新元史．太宗本紀》）一般認為這是元朝國子廟學最早的紀錄。
世祖至元四（1267）年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廟。
（《元史．世祖本紀》）到成宗即位，詔中外崇奉孔子。
（《元史．成宗本紀》）又詔：
曲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廟學、書院，贍學土地及貢士莊田，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廟宇。
自是天下郡邑廟學無不完葺，釋奠悉如舊儀。
（《元史．祭祀志》）
此事說明元朝建立之初，也致力於廟學制的推廣。
甚至邊區如雲南、福建、兩廣，特殊地區如軍隊駐地、轉運司治所、鹽場等也都有廟學的建置，民間在鄉村里社也有自發創建，其普及程度，超越唐宋。
明太祖洪武十五（1382）年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
五月，南京新建國子監孔子廟完成，帝親詣釋奠，並頒釋奠儀注於府州縣學。
其國子監孔子廟的建制，是以廟在學東，中間為大成殿，左右為兩廡，其前為大成門，此亦即「左廟右學」之制。
（明朝黃佐《南雍志》卷7載洪武十五年六月「敕建太學之碑」、《明史》卷3〈太祖本紀〉、《明史》卷50〈禮志〉）
成祖遷都北京後，將北平府學改為國子監，並重建孔子廟。
明末清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21「文廟」條云：
文廟在城東北，國學之左。
元太祖置宣聖廟於燕京，以舊樞密院為之。
成宗大德十年，京師廟成。
明太祖改為北平府學，廟制如故。
永樂元年八月，遣官釋奠，仍改稱國子監孔子廟。
尋建新廟於故址，中為廟，南向，東西兩廡，……正殿初名大成殿。
嘉靖九年，改稱先師廟，殿門為廟門。
萬歷二十八年，廟宇易以琉璃。
明朝郭磐《皇明太學志》（嘉靖三十六年刊，崇禎間增刊本）卷1〈典制上．建學〉，即以「廟學」說明太學之建制，並附以「廟學圖」。
這就是今日北京國子監與孔子廟的由來。
其廟學建制，仍然採用「左廟右學」之制。
王陽明〈萬松書院記〉（《王陽明全集》卷7〈文錄四〉）云：
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群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
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
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
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
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
據此，可知明代全國的學校（自中央到郡邑）均建有「廟學」，廟學之外，又有書院，以輔助官學的不足。
到清代，北京國子監的廟學制仍沿襲明朝之舊，「為廟於城東北隅，太學之東；殿曰大成。
……廟後建祠曰崇聖。
」（《欽定大清會典》卷45〈禮部．先師之禮〉）此處的太學是通稱，實即國子監，廟當然是孔子廟，或曰文廟，仍為「左廟右學」建制。
雍正二（1724）年六月，世宗以平定青海，而遣官恭詣太學、闕里，告祭孔子；同時又令：
「各省修理文廟、學宮」。
（《清朝文獻通考》卷74〈學校考．祠祭褒贈錄後〉）乾隆（1738）三年二月，高宗至國子監文廟親行三獻禮，同時下諭禮部曰：
朕祗承丕緒，嚮慕心殷，國學文廟特命易蓋黃瓦，以展崇敬。
（清．龐鍾璐《文廟祀典考》卷1〈祀典紀盛〉）
這是今日北京所見文廟為黃瓦之由來，但在此處也是以「國學文廟」並稱，實是「廟學」的具體說明，此處的國學是通稱，仍指國子監。
清代對廟學及曲阜孔廟之尊崇，不遜前朝。
其於地方之直、省、府、州、縣學，除文廟之外，又規定在文廟左右並建置忠孝、節孝、名宦、鄉賢四祠。
（同前引《欽定大清會典》、《欽定大清通禮》卷11〈吉禮．先師春秋釋奠〉）這是清代對前代規制的修正，此即明確將治統要素（前列四祠）加入道統區域，導致道統、治統廟制產生混淆現象，有利於滿清政府的統治。
以上簡單的敘述，可知自唐以後至清代為止，中央的國子監到地方的州縣學，也就是全國的官學，均以「廟學」作為普遍的學制形態。
這樣的學校制度，指校園由「廟」的祭祀空間與「學」的教學空間兩個共同構成，而成為傳統學制非常重要的特徵。
２、聖域的界定──下馬碑的出現
金朝在「廟學制」的發展過程中有一重要突破，就是金章宗明昌二（1191）年在曲阜孔子廟欞星門左右各設置一個下馬碑，其歷史意義重大。
（明朝陳鎬《闕里誌》卷11〈林廟誌〉）此制有無適用於轄區內的學校孔廟，不得而知，但章宗尊孔，重視學校教育，則為事實。
如同年四月，以孔子五十一代孫孔元措襲封為衍聖公。
（《闕里誌》卷14〈詔誥〉）同年五月戊辰，詔：
「諸郡邑文宣王廟隳廢者，復之。
」（清朝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14〈祀典〉）；四年，親臨釋奠於先聖（《闕里誌》卷6〈祀典〉）；至泰和四（1204）年二月，如前所述，下詔州郡無宣聖廟者，增修之。
這些措施中，均無明言各地文廟亦須建置下馬碑之事，可能一時尚無推廣到各地。
但《（陜西省）定遠廳志》（光緒五年刊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270號），卷9〈學校志〉在敘述「歷代尊崇典禮」時，亦記述：
「金章宗明昌二年詔廟門置下馬牌」。
此處無詳細說「廟門」是指曲阜孔廟或包含全國各地孔廟，而此節所敘述的內容是包括全國的郡縣學，依此看來似乎可適用於全國。
實際如何，有待查考。
明憲宗成化十六（1480）年春二月辛酉，「命所在過孔門者皆下馬。
」（《闕里文獻考》卷14〈祀典〉）既然過孔門者皆須下馬，則孔門之前必須豎有下馬碑。
此處所謂的「孔門」，當不只是指曲阜孔門而已，應當包括全國各地的孔門，也就是全國所有的「廟學」。
所以至遲到此時，已將廟門前建置下馬碑的規定，推行到全國廟學之地。
今日吾人在曲阜孔子廟前仍可見左右兩個下馬碑曰：
「官員人等至此下馬」，北京國子監孔子廟前可見到下馬碑曰：
「大小官員過此皆下馬」，在台灣台南台灣府學孔子廟前的下馬碑曰：
「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韓國漢城成均館孔子廟前的下馬碑曰：
「大小官員過此皆下馬」（按，此碑文與北京同），日本東京湯島聖堂不見下馬碑，但仍宜有其制，詳細待查。
因為筆者於2001年10月到水戶德川家的西山莊，發現其入口右前方即立有「下乘」兩大字之石碑，此即下馬碑。
筆者於2002年12月赴越南順化、河內、北寧參觀孔廟，雖不見有下馬碑，但在順化阮朝皇宮前則有下馬碑的建置曰：
「傾蓋下馬」，相信孔廟也應有其制。
傳統東亞教育文化中，具有獨特的普遍性，於此可見知一斑。
３、書院
宋初的書院教育，恐怕一開始就受到唐五代以來「廟學」制的影響，而具備廟（祠）學之制。
其開風氣之先者，正是嶽麓、白鹿洞兩書院。
若取較明確的時間，宜設定在開寶五（976）年。
真宗咸平五（1002）年，敕有司重脩繕，又塑宣聖、十哲像的措施，可視為宋代全面性實施「廟學」制（含官學與書院）的開始。
宋代的書院，因接受政府贈書或學田等益處，導致走向半官方化，也逐漸成為廟學制的形態，只是書院教育本為私學教育形態，其與官學相較，乃呈現多樣化，尤其在奉祀對象方面。
過去討論書院教育，一般是偏重藏書與教學兩項功能的說明，對於書院供祀問題較少著墨。
最近出版的楊慎初、朱漢民、鄧洪波等著《岳麓書院史略》（1986）、李才棟《白鹿洞書院史略》（1989）、同氏著《江西古代書院研究》（1993），以及毛禮銳．沈灌群主編《中國教育通史》第三卷《宋元明清時期的教育》（1987）、李國鈞主編《中國書院史》（1994），均已注意到供祀問題的重要性，這是非常可喜的現象。
前者主張供祀的目的在於「突出其道統源流和建院功績，以進行傳統和典型模範教育。
」李才棟氏則認為供祀是「展禮」的一種表現，「包含著尊師、重道、崇賢等含義，是一種生動的教育過程，也是朱熹所謂『格物窮理』的重要方面。
」此外，王炳照氏也以為書院祭祀活動的目的主要有二：
一是樹立楷模，感發志向和信念，使學者「入其堂儼然若見其人」。
二是標榜學派學風特點和旨趣，激勵後學繼承發揚學派特色。
是一種形象化的教育手段。
此等主張，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第一，進行模範教育；第二，提示學術源流；第三，提倡尊師重道，可謂對盛氏說的進一步發揮，均有見地，值得重視。
惟筆者以為供祀的教育作用，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提示聖賢可學而至，也就是教育理想的具象化。
第二，供祀之祠宇，除儒門之統而外，亦有其他祠宇，提示人生價值的多元化，並非侷限儒者一途。
第三，透過供祀禮儀，進行人格教育與文化傳承教育。
四、東亞教育圈的成立及其特質
自從唐朝普遍推廣廟學制以後，廟學之制遂成為此後傳統學制的基本型態。
不但此後宋、元、明、清諸朝的學制是如此，即連鄰近之韓國、越南以及日本的傳統學制也是如此。
因此，廟學制的成立，可以說是東亞諸國傳統的共通基本要素之一，在我國以及東亞教育史上實是一項重要的發展。
筆者將這種文化的共通現象，稱之為「東亞教育圈」。
其形成的時機，與「中國文化圈」（或謂東亞文化圈）一樣，是在七、八世紀的隋唐時代。
以下對新羅、日本、越南等地創建廟學制略作說明。
新羅方面，六八二年創建國學制度，其國學有無建置孔廟，史籍無明確記載，但八世紀以後從唐朝攜回「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圖，即置於大學」；惠恭王以後又常幸學（當含釋奠），聽學官講經，因此，頗疑景德王六年（747年）實施國學經學教育前後，當亦已建置孔廟。
《三國史記》卷四十雜誌職官下收錄「其官銜見於雜傳記，而未詳其設官之始及位之高下者」，其中有「孔子廟堂大舍」之職，足證新羅已建置孔廟，而此孔廟當如唐制建置於國學之內。
唐制孔廟，在國子監設有「廟幹」二人，其編制列于國子學之內。
（參看《唐六典》卷21國子監條目錄）地方官學之孔廟，如國子監制一樣，設有「廟幹」，員額不明，或只一人。
劉禹錫：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撰于開成元年，西元836年）（見《文苑英華》卷846）云：
「指蹤有役夫，灑掃有廟幹」。
則廟幹之職責在灑掃，或含看守等雜務。
無論如何，孔子廟本身是設有專人管理，唐制如此，新羅亦然；唐曰廟幹，新羅曰大舍。
高麗朝以後，直至李朝，廟學教育制度是共同的特色，歷代提倡儒教的學校教育以及定期在學校舉行釋奠之禮，可謂不遺餘力。
日本方面，其古代學校的創建，亦取法唐代廟學制的形式，所以大寶、養老〈官（職）員令〉規定大學頭的職掌，是「掌試學生及釋奠。
」（《令集解》卷3）〈學令〉也規定：
凡大學、國學每年春秋二仲之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孔宣父。
（《令集解》卷15）
於是大寶元年（701年）二月十四日丁巳有釋奠之禮的舉行，此爲釋奠之始。
（《續日本紀》卷2）至於聖廟的建立，史無明文，但《延喜式》（927年制定，967年公布）的大學寮式，規定釋奠儀式中，有「庿」、「庿司」、「庿戶」、「庿庭」、「庿室」、「庿門」、「庿堂」等場所（同書卷50雜式所載之〈諸國釋奠式〉略同）；《本朝文粹》卷九、十收錄有關九、十世紀在孔廟（聖廟）釋奠後講經之詩序文多篇，可見聖廟在古代日本是存在的。
頗疑廟學制的建立，在大寶元年（701年）之前，既已出現。
神護景雲二年（七六八年）七月三十日，大學助教膳大丘自唐歸國後，建議仿唐新制，對孔子的尊稱，將孔宣父改爲文宣王。
（《續日本紀》卷29）《延喜式》卷二十〈大學寮式〉記載釋奠十一座，其中規定：
二座先聖文宣王先師顏子
從祀九座
這是有廟、有學與祭禮的具體說明。
越南方面，在北屬中國時期之實施情形，多無可考。
漢末之際，士燮出任交州太守，越南史臣吳士連以爲越南「通詩書，習禮樂，爲文獻之邦，自士王始。
」（《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全書》卷3〈士紀〉）屬於吉禮之一的釋奠之禮，或於此時開始實施於交州。
但西漢末、東漢初，錫光任交阯、任延長九真太守時已創立學校，論釋奠之禮之起始，自然也可追溯至此，只是均無直接證據而已。
其明確而可靠之記載，當在李朝聖宗神武二年（1070年）八月之「修文廟，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畫七十二賢像，四時享祀。
皇太子臨學。
」的記載。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卷3〈李紀〉）「皇太子臨學」，當含主持釋奠之禮在內，而此時既已「修文廟，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畫七十二賢像」，則一Ｏ七Ｏ年之際，當已建置國子監及文廟。
易言之，此時當已完成了廟學制（含從祀制）。
廟學制是「東亞教育圈」的基本特徵；而「東亞教育圈」的存在，又是推動「中國文化圈」成長的基本動力。
這個文化圈的推動力與政治秩序的推動力是有別，後者是以中國為主動，他國為被動，而教育事業則由各國主動推展。
往後中國國力時有消長，東亞政治秩序也時有調整，但無礙於中國文化圈歷久不墜，究其原因，當是「東亞教育圈」繼續存在的緣故。
東亞教育圈在共通的廟學制建構下，其教育發展的特質，可有如下幾項：
１．漢字教育、２．儒學教育、３．養士教育、４．成聖教育。
後三項的成立，也還是以公、私或僧、俗方面實施漢字、漢文教育為前提，所以中國文化圈或東亞教育圈也可稱為漢字文化圈。
至於「儒學教育」，指教育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養士教育」，指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吏才；「成聖教育」，指教育理想在於成聖成賢。
所以東亞教育圈的教育特質，簡單說就是實施儒教主義教育。
學校以文廟為主軸而展開儒教主義教育的作用為何？
此即學校教育透過「廟學」形制的規範，使為師者身兼經師與人師，可視為聖賢的化身，學生學習的榜樣；而學子平時與廟中聖賢為鄰，又瞻仰為師之人格、學問，乃體會步登聖賢堂奧之境是有可能的，這也是東亞傳統共通的成聖教育特質。
以下擬就成聖教育再作進一步說明。
宋朝周敦頤所云：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又云：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周子全書》卷2〈志學章〉）
周子的希聖希賢說，影響日後教育理念甚大。
例如宋代四大書院之一的湖南嶽麓書院，除建有文廟以外，並有崇道祠，以供奉朱熹（晦菴）、張栻（南軒）兩先生，六君子堂以供奉地方良吏。
明末黃衷的〈嶽麓書院祠祀記〉說：
院舊有祠，以祀晦翁、南軒。
……文公（張栻）集諸儒大之成，以明聖賢之道，講學于茲，吾師焉；安撫（朱熹）于茲，吾師焉。
……夫所謂過化者存焉，吾祀之。
（《萬曆．重脩嶽書院圖志》卷8）
此處是說明書院建置祠宇，專祀先賢，以作為士子學習之典範，萬古流芳。
足見在教育園地裏，祭與學是分不開關係的，兩者皆成為「學禮」的主要內涵。
清．龐鍾璐《文廟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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