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论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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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论略
二十世纪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论略
2016-05-0314:
42:
37 《江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涂文学李卫东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运动发端于晚清，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开始步入城市化的历史阶段，几经坎坷，缓缓展开，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
纵观20世纪中国城市的发展，一直交织着两条主线，一条是传统的乡村社会日益城市化，另一条是城市的现代化。
这两条主线或者这两个进程互为表里、相互制约、相互推动。
一方面城市化是现代化运动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城市现代化又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反映。
在20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我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步伐也不完全同步，形成一幅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城市化历史画卷。
研究20世纪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不仅能帮助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在规律，对当今快速进行的城市化运动亦有借鉴作用。
一、城市化：
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
所谓城市化，就是传统的农村社会逐步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和过渡的历史过程。
城市化包括很多方面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乡村社会逐步转变为城市社会。
在这一进程中，农业人口大量进入城市，转变为城市市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和价值观念逐步城市化，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也逐渐形成。
为满足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空间不断扩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的功能也不断提升和完善。
在城市化过程中，过去以乡村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观念逐步改变，都市经济和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城市对农村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并最终将农村纳入到自己的发展进程中。
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并产生了长安、洛阳、北京、南京等众多名城，但从根本上来讲，中国古代城市在本质上是从属于乡村的，二者的关系表现为城乡一体化模式。
从城市产生和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主要源于军事和政治的力量，城市的经济功能不明显。
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虽然也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但这些活动主要是为城市里的官僚和军人提供服务的，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消费需要，城市经济的消费性远远大于生产性。
在古代社会，城市的居民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民，因为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角色认知与生活在乡村的农民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城市固然繁华和便利，但对于大部分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如官僚、商贾、士子、脚夫等而言，这里只是他们为官一任的治所、科举赶考的起源地、货迁贸易的暂居所，城市只是他们人生旅途中的驿站，而不是最终归宿。
中国有句古训--“小灾进城，大难返乡”，在另一个层面表明传统观念中城市尽管有便利之处，但乡村才是根本。
20世纪以前，中国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经济活动是一种简单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在广袤的乡村，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除了食盐、金属工具等少数物资外，大多数生产和生活资料都由农民自己生产或在乡间进行简单的交换获得，不必与外界的城市社会发生联系。
在这种体制下，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存在的，是统治者统治广大农村地区的据点，是宣传封建伦理和文化的中心。
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在经济上依附乡村；反过来，乡村在经济上制约城市，在政治上服从城市，二者由此形成一种低水平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晚清以降，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以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育和成长，传统的城乡关系也发生了改变。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沿岸城市率先开埠。
通过这些口岸城市，大量洋货进入中国并逐步渗透到内地，与此同时中国的土货和矿产资源等也在这里聚集、转输到海外。
在这些新兴的城市中，与对外贸易相关的商业和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并导致现代金融、交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这些城市对农村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中国内陆乡村与世界市场建立联系的纽带。
对外贸易导致了乡村生产方式和农作物种植品种以及生活习惯的改变，经济联系也取代过去的政治联系成为影响城乡关系的最大因素。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日渐增多，工业的发展使得城市对源自于乡村的粮食、工业原料、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
过去城市依赖乡村主要是因为乡村提供城市生活必需的消费品，现在城市依赖乡村则主要是依赖乡村提供的生产、生活资料和商品市场。
城市从农村获取原料，并将生产出来的商品输往乡村，在历史上二者之间的经济联系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密。
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导致城乡关系日益紧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20世纪中国城市和乡村之间开始“分离”。
在过去，城市和乡村互为表里，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大多与乡村有着密切的联系，随时可以回到乡村。
随着城市功能的转变和城市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城市和乡村逐渐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城市，传统的乡土观念逐渐被打破，新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得以形成。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很快便融入到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中，多数人再也不会回到乡村，传统的城乡关系因此被打破。
在新的经济格局下，城市和乡村有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分工。
在城市，以大机器生产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和以银行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农村的经济形态。
与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大体相当，20世纪也是中国城市的世纪，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20世纪中国城市发展起点较低，中国城市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更为复杂。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是城市现代化的完成和完善化时期；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20世纪则是城市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村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型、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商业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是现代城市初具雏形的关键时期。
20世纪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用“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这一表述也许不能完全涵盖其内容，但揭示了这一进程中最根本的东西，即20世纪中国城市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城市规模和城市居民数量的简单增加，更是城市内部人文生态、景观、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市民政治与文化素质以及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等由传统向现代进行整体的转型。
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20世纪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受诸多要素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素包括商业发展、工业布局的变化等。
与西方传统国家城市化进程主要依赖工业化的推动不同，中国早期城市化运动最初主要发轫于现代商业活动。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动地走上早期现代化的道路。
随着沿海、沿江地区口岸城市的对外开放，中国出现了一批不同以往的新型城市。
与传统的城市不同，这些开放的新型城市与外界有着频繁的交往。
通商贸易的特性使得这些城市在周边农村地区和国际市场之间进行大量的不停顿的物资和信息交换，从而聚集了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各种技术人才，城市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大，在政治、经济、文化、人才、技术、设备、物资等方面影响其他内陆城市和农村的发展。
在通商口岸的示范效应下，20世纪初中国重商主义思想迅速发展。
本着实行“商战”、“挽回利权”的愿望和宗旨，清政府以“自开商埠”、“奖励工商”等方式鼓励商业发展，民族商业资本迅速壮大。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和此后的北京政府颁布了大量促进和奖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加之这一时期国际市场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变化，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推动了20世纪早期的城市化运动。
列宁曾断言：
“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
”[1]商业活动的勃兴对中国早期城市化的推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它加快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破产，加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得城市对农村人口产生一股巨大的拉力，吸引农民源源不断地来到城市谋生；其次，商业贸易活动拓展了城市的空间，促使新的城区形成；此外，商业贸易的发展还导致了重商思想和功利主义的发展，动摇了传统社会“农本商末”的固有观念，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把谋生的手段由土地转向市场，由乡村转向城市，进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以商业活动发展比较早、发展程度比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为例，开埠后汉口、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人口和地理形态均发生巨大变化，城市规模迅速膨胀。
在山东，济南于1904年开埠通商，此后城区面积迅速扩大到10平方公里左右，“富商大贾麟萃麇至，即负贩小民亦皆提携妇孺，侨寓其间，以谋生计”，以至于“人烟凑集，非常之多，即闲街僻巷，亦如闹市”，“有多年离东省者见之，无不惊讶，大有沧桑之感”。
[2]到1914年，济南人口已从1906年的10万人增长到24.6万人，年均增长1.8万人。
[3]至1936年，城市人口更增加到435136人，大部分人口都自外地迁入。
山东另外一个城市青岛原来只是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开埠以后人口也迅速增加，1902年人口还只有14905人，到1913年就增加到53312人，1927年增加到91500人，1933年达到179033人，移入青岛的人口也多来自邻近地区，如胶州、平度等。
[4]以上情况表明，在20世纪初期商业贸易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除了商业活动外，20世纪中国城市化另外一个有力的推手是现代工业。
在中国早期城市化运动中，许多城市“因商而兴”，但最终成为大都市的城市基本上还是“因工而发”、“因工而盛”。
像汉口、上海和天津等知名城市，最初均得益于商业贸易的发展，但其城市地位的奠定最终还是现代工业的发展。
20世纪是一个工业化的时代，以大机器生产为代表的现代工业使得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
工业促使城市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口高度聚集，从而推动新的城市不断产生，旧的城市不断扩大规模。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工业生产最早出现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企业中。
比如汉口开埠后，俄商在汉口开展茶叶贸易，为提高效率，于1863年在汉口创办顺丰砖茶厂，使用机器生产。
这是武汉地区第一个近代企业。
随后，各国商人在汉口开设了诸如压革厂、打包厂、蛋厂、金银炼厂、制冰厂、冰冻食品厂、灯泡厂等多家企业。
从1863年到1911年，俄、英、德、法、荷、日等国商人在汉开设工厂共76家，涉及的行业包括制茶、制革、打包、蛋品加工、炼金、面粉加工、卷烟、酿酒、榨油、自来水、发电、机械修理、建筑工程等。
考察列强在武汉地区开设的工厂，除了少数从事轻工业制造（如乐器厂）和服务性近代公用事业（电厂），主要为掠夺性贸易服务的原料加工业。
根据统计，外商在汉经营的十二家主要的工厂中，加工工业占83%，占绝对优势。
[5]作为当时最先进生产技术的掌握者，西方列强在武汉开办工业企业的技术力量十分雄厚。
1908年投产的汉口英美烟草公司，为20世纪初武汉最大的外资企业，采用最新机器，“每天生产纸烟一千万枝”。
[6]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武汉工业一开始就站在一个高起点上。
在外资工业的影响下，中国开始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
最初，这一努力是由晚清的洋务大员来进行的，如张之洞在武汉进行“湖北新政”，先后在汉阳、武昌等地兴办汉阳铁厂（1890）、湖北枪炮厂（1890）、湖北织布局（1890）、湖北缫丝局（1894）等现代化工业企业，同时在兰陵街、平湖门等地举办劝业场，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汉阳和武昌的城市格局和城市功能，而且直接推动了黄石、大冶等周边城市的兴起。
洋务运动的发展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更进一步。
洋务运动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继续发展。
还是以武汉为例，因抵制洋货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世纪初期武汉民族工业获得长足发展。
从1912到1928年，较大规模的工业企业从120家发展到301家，如果把较大型的手工业作坊也计算在内，则达600家。
产业工人从清代末年的1.3万人增至民国中期的10余万人，工业资本额从1911年的1524万元增至1930年的近3000万元，工业整体规模较辛亥革命前增长了近3倍。
[7]一个以纺织、冶金、食品加工、机械制造为核心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了。
新工厂的建设大大拓展了城市的面积，过去京汉铁路外的地区偏僻荒凉，如今成为新的城区，城市人口也由辛亥革命前的80余万增加到民国中期的127万。
现代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大量工厂的兴建和大批农村劳动力由农村转到城市，同时新的工人阶级的出现也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城市的社会结构，并形成新的城市文化。
工业时代城市发展与工业化同步，当现代工业在一个城市生根、发展，便意味着这座城市的性质有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中心，而变成一个生产重地。
现代工业生产和工业布局对20世纪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一个工业国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追求，为初步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达到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40年代的工业发展水平，建国初期我国开始了以156个工业项目为中心的“一五”计划建设。
“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先后完成了包括沈阳、北京、武汉、太原、郑州、西安、兰州、重庆等大中城市为核心的八大工业区。
“一五”计划的实施使得我国一批核心工业城市和重要的配套工业城市相继建立起来，并形成了一些以工业产业为纽带的城市群，如以京、津、唐为中心的华北工业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的郑洛汴工业城市群等。
一些新的资源性城市得到大力发展，如煤炭工业城市大同、阜新、本溪等，有色金属城市株洲、个旧等，森林城市伊春、佳木斯等。
“一五”计划完成后，我国又实施了“二五”计划，此后又实施“三线”建设等一系列以工业布局和发展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计划，通过这些工业发展规划，不仅旧有的工业城市如武汉、上海等城市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随着新的工业企业不断向矿业、水利等资源丰富地区聚集，向中国内陆地区和西部地区聚集，一批新的工业城市如绵阳、攀枝花、十堰、六盘水等纷纷建立，重庆、贵阳、成都、西安等西部城市的城市地位和城市功能也迅速提升，中国旧有的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城市布局发生重大改变。
20世纪是一个工业化的时代，工业化对我国城市化的推动是全方位的，除了工矿企业的建立和机器大生产外，工业化还带来许多相关产物，如城市文教卫生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城乡现代化水平与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
20世纪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变化，皆可从工业化这条线索去分析和考证，20世纪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乡村社会因现代工业的发展，变成城市社会的历史。
通观20世纪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我们看到影响20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有商业贸易和工业建设两大因素。
在20世纪前期，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商业贸易的发展，到了20世纪中后期，城市发展的动力则主要来自于工业化的推动。
这种阶段性发展格局的形成与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程度以及内部、外部的环境密切相关。
除了这两个要素外，影响20世纪中国城市化的其他因素还有很多，如人口数量的变化和流动、现代交通方式的革新和交通格局的变化等，尽管这些因素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也很显著，但与上述二者的影响相比相对较小，而且对这些影响因素的讨论，都可以放在对上述二者的研究中一并进行。
二、城市现代化：
城市有机体的形成与城市功能的复合化
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于19世纪末发轫，20世纪后进入全面发展期，城市现代化运动与这一进程大致相当。
城市现代化是指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及城市建设和城市空间等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发展和转换的历史过程，具体表现在城市的生产、市民生活、城市管理以及工厂、住宅、城市广场、道路、通信、生态环境、文化教育、医疗设施等各项建设中，是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水平目标的建设过程。
与通常所说的区域现代化不同，城市现代化以城市为中心，是特定城市空间的现代化，或者说是城市功能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城市现代化亦包括十分丰富的内容，本文着重讨论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有机体的形成和城市功能的复合化问题。
与封建时代相比，20世纪中国的城市已经具备比较完备的现代功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许多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特征。
首先，城市由孤立的区域中心变成广泛联系的有机体。
20世纪以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城市，虽然历代都有传世的名城，但这些城市的功能结构主要体现在军事防御和政治中心方面。
由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依靠封建政权的行政与军事行为，加之小农经济的封闭性，有限的交换主要在区域内部进行，除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垂直行政统辖关系外，城市之间并没有建立有机的商业联系，更没有形成城市网络，每座城市都是相对独立或孤立的。
即便是像汉口、苏州、佛山这样的海内知名的城镇，也分属不同的经济区。
另外，作为一个内陆型农业国家，城市要么是建立在内陆腹地的政治中心，要么是建立在边塞的军事堡垒，沿海地区除了广州、泉州等少数城市外，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的城市系统。
进入20世纪后，随着近代工商业活动的开展和交通条件的变化，城市的影响力和辐射区域扩大了，城市开始改变过去垂直隶属和管理的格局，超越过去的区域与外部发生横向联系并形成城市网络。
由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和新兴工业城市、矿业城市的兴建，出现了一批仅具有纯粹经济功能的城市和一批典型的专业化城市，它们相互协作，超越旧的行政隶属关系和地区管理网络，建立了新的经济交往机制和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并进而形成新的城市网络。
如汉口过去只是长江中游的经济交换中心，进入20世纪后，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和交通格局的变化，汉口与上海形成了互动和联动的城市机制。
武昌本为两湖的政治中心，由于汉阳铁厂的兴办，它不仅与汉阳连为一体，而且跨越行政疆域界限，把触角伸向管辖范围以外的城市，将江西萍乡等城市纳入其能源供应基地，并直接推动大冶等新兴城市的形成。
在新的城市关系形成过程中，政治和行政的力量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城市间经济的交往与整合。
如上海作为一个经济大都会不仅在20世纪初成为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同时凭借自己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影响力连结了南起广州、香港、澳门、福州，北到青岛、天津等沿海城市和上至宜昌、沙市、汉口，下迄九江、芜湖、镇江等沿江城市。
在新的城市网络形成过程中，现代交通业的发展和交通格局的变化也极大地强化了城市之间的联系。
如京汉铁路修建后郑州、信阳等城市的经济被纳入武汉商圈，现代轮船运输业的发展更将武汉、九江、沙市、宜昌、武穴等城市连为一体，城市间经济互动格局初具雏型。
至20世纪中期，随着新中国有计划地对全国工业布局进行规划和调整，一批以工业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形成，如以沈阳、鞍山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城市群，以京、津、唐为中心的华北城市群等，成为这一时期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特征。
在这一时期，新兴的城市群往往以大的工业城市为中心，配以资源性城市，相互协作、相互补充。
如东北工业城市群中既包含沈阳、鞍山这样的大型工业城市，也包括抚顺、本溪等资源性城市。
过去，中国约70%的工业及工业城市分布在东南部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城市化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不平衡的状况。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经历长时间停顿后的城市化进程呈现爆发式的发展态势，形成一系列城市群（圈），其中最突出的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唐城市群。
新的城市群如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巴蜀（四川盆地）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都在培育和形成中。
与过去强调行政隶属关系不同，新的城市群往往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以一个或几个城市功能较强的中心城市为核心，依托具有紧密经济联系和地域相邻性的周边城市，扩大城市经济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形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融合性和互补性，从而构成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关系。
其次，城市由传统的单一功能向现代复合功能转化。
中国传统城市除了汉口、镇江等少数商业性城市外，多属于政治和军事中心，城市功能比较单一。
进入20世纪后，工业与商业因素开始取代政治和军事因素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直接的动力，城市的功能也开始复合化。
如天津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由早期的军事重镇演变为华北地区经济中心。
汉口本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商业港口，进入20世纪后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也变成了工业中心，甚至一度成为全国闻名的文化和政治中心。
中国古代城市功能比较单一的根本原因在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的聚集功能也因此较弱。
20世纪前，在中国的城乡关系中，农村居于城乡矛盾运动的主导地位，社会经济的重心在农村而不在城市。
进入20世纪后，由于机器工业的发展，城市拥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力量。
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城市，城市的经济功能超越其政治和防御功能是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主要趋势。
城市核心功能的转变意味着在城市的功能结构要素中，经济因素成为现代城市功能的主体。
以武汉在20世纪初的发展为例，武汉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三镇鼎立”到“三镇一体”的发展过程。
在三镇之中，武昌和汉阳都是“城”，汉口则为“市”。
三个风格与功能迥然不同的区域隔江相望，独立存在。
20世纪以前，作为“城”的武昌和汉阳主要是地区政治与文化的中心。
在这两座“城”里，既有气势威严的衙署，也有书声琅琅的学宫。
对于“城”的功能，最具象征意义的要数设在武昌城内的贡院，它既是封建士子十年寒窗，一朝题名的出头之地，也是封建统治集团选拔青年才俊充实官僚阶层的考选之所。
正统的封建文化观念在这里集中展示，站在高大的城墙上俯视广大农村的封建官员也从这里走出。
可以说城墙既是物质的防御堡垒，更是封建时代的精神世界。
与武昌和汉阳这两座“城”相比，汉口这座“市”则显得比较另类，它的存在和发展都主要是商业推动的结果。
作为明清以来因商业因素而成为“市”的典型，汉口的城市功能一开始就具有非政治化倾向。
汉口长期以来没有成为地方行政中心，而只是一个附属于省、府和县的地方政权的商业性市镇，早期汉口城区布局完全是自然与商业贸易相结合的生态产物。
美国汉学家罗威廉在对汉口进行详细的研究后断言：
汉口城市鲜见政治功能色彩，“没有从政府那儿获得认可和照凭”，不仅政府极少甚至根本不干预汉口的市政事务，而且“市政高级官员也很少真正地干预该城的事务”[8]。
虽然基于非政治化功能架构，汉口商业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并成就了一代商业名镇，但它政治地位低下，城市影响力低，难以进一步发展。
武汉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在前，“市”在后，城市的商业功能在发展初期就表现出独立于城市其他功能独自发展的特征，体现出一种“城”、“市”分离的特点，尽管三镇在各自城市功能的发挥和影响上均达到了传统农业社会发展的高峰，然而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
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总体背景下，城市发展被置于不受重视的角落，除了关系国计民生的引盐、漕粮贸易外，政府根本无意于对城市商业、行政和文化功能进行整合和发展，三镇城市功能单一和分散。
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后，包括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等在内的一系列现代工业企业的建立和文教事业的发展，使武汉的城市功能日益复合化。
汉口由一个单纯的区域性商品交换中心向现代金融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同时发展的近代国际性商业港口转化。
武昌和汉阳过去主要是作为行政首府或防御要塞而存在，随着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等现代化工业企业的创建以及兰陵街、平湖门等地劝业场的举办，工商业职能逐渐凸显。
民国初期，随着一批现代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企业的设立，武汉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加之这一时期武汉现代市政制度的确立和市政事业的进步，武汉这座传统的区域中心逐渐演变为一个比较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大都会。
1926年12月国民政府北迁至汉口，汉口这座历史上行政级别极低并远离政治的商业埠头一跃为具有国际政治影响的“赤都”。
不久，国民政府宣布武汉三镇统一为“京畿区”，武汉在行政制度和市政体系上最终完成了整合，也标志着武汉城市功能复合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20世纪中后期，特别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的现代交通、电信、文教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城市功能也越来越强，真正成为我国经济活动的中心、生产要素的集中地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与农村相比，城市在科学发展、生产设备、劳动技术、资金、物流、通信、市场容量、人力资源以及居住条件等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能产生巨大的聚集效应和经济利益，成为所在地区经济的增长点。
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日益增强，城市作为行政中心的色彩日益淡化，人们已不再简单地将城市与行政中心划等号。
当城市成为工业社会生产的承担者和组织者，成为社会化大生产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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