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西方经济学范式无法容纳幸福经济学.docx

陈世清西方经济学范式无法容纳幸福经济学.docx

《陈世清西方经济学范式无法容纳幸福经济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陈世清西方经济学范式无法容纳幸福经济学.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陈世清西方经济学范式无法容纳幸福经济学

陈世清：

西方经济学范式无法容纳幸福经济学

——“幸福—收入之谜”是个伪命题

提要：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

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

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

在幸福经济学看来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的立论前提本来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谜”只是西方经济学范式产生出来的一个伪命题。

田国强、杨立岩在《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一文⑨中，对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提出了他们的解答方案。

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就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

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

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他们的“研究表明,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

因此,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

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

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

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的立论前提本来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谜”只是一个伪命题。

他们之所以会把“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谜”，是由于他们所属的价格经济学范式，即他们所认定的“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范式缺陷，他们所认定的“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即价格经济学和幸福经济学本来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

同时，在对称经济学与再生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是所谓“帕累托最优”简单推导的结果，“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与配置经济学，而一般均衡理论与配置经济学和对称经济学与再生经济学本来也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

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

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

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改进状态：

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可以使其中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

由于从帕累托改进到帕累托最优的核心精神是资源优化配置，而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是配置经济学，“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按照“帕累托最优”后面的西方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社会资源再生不能得到定位和解释，资源不能得到无限开发，扩大再生产不能得到持续进行，社会财富不能无限增加，到一定“临界点”后社会只能原地踏步、静态循环。

“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就是这种理论的逻辑结论。

显然这种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悖。

同时，帕累托改进只讲经济总量增长、收入总量增长、分配总量增长，把人的需要归结为绝对需要——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忽视了人的相对需要——人与人平等的需要，把人的幸福感增强看成只是收入总量的增加，不讲经济总量增长、收入总量增长、分配总量增长后面的平等机制，包括竞争平等机制与效益平等机制。

不平等不可能有幸福感，所以不能解答“幸福—收入之谜”的结论就包含“幸福—收入之谜”的理论前提“帕累托改进”之中。

经济学作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

前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实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利用为前提。

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使人们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

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

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资源如何优化再生。

旧经济学是配置经济学，新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

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用对称经济学取代均衡经济学，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用知识经济学代替物质经济学，用幸福经济学代替GDP经济学，用发展经济学代替增长经济学，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

以价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均衡”。

以价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发展。

幸福经济学本来只能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以配置经济学为范式框架谈幸福问题，用所谓“帕累托最优”为参照来解决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必然会出现由范式错位导致的语境错位，悖论的结论已经包含在悖论的前提之中。

所谓“幸福—收入之谜”本身就是配置经济学范式——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缺陷的必然产物，用配置经济学的模型来解决“幸福—收入之谜”，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只能由悖论走向悖境。

要用再生经济学范式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作为幸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富”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

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经济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富”的增长，本来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增长率数字提高、人均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

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框架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

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甚至反向而行、渐行渐远。

这样的数字提高本来不是作为价值意义上的真正的财富的提高，因此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本来就没有什么正面关系，产生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因此它本来就不是什么“谜”，而只是一个伪命题。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幸福指数，首先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而不是在主流经济学范式框架中建立“规范的”幸福经济学理论模型。

当前流行的口袋经济学、泡沫GDP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

当GDP、人均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这种得到主流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普遍认可的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与国际资本在联手欺骗中国人民。

此时国际政治与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

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际政治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

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产业化”等同于“货币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的始作俑者。

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的理论依据。

所谓的“幸福悖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

国空民穷，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的根本原因。

要通过政府法人人格化，用法律、道德和舆论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避免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空民穷。

通过税收手段，鼓励、扶持个人创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与再就业工程。

要多发行用于基本建设的国库券。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通过各类“高速”交通设施建设，以时间换空间，扩大土地供应。

资源产业、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统一经营；由国家统一经营房地产，保证为国民提供质优价廉的住房，压缩百姓对居住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

要稳定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使货币不断升值、储蓄不断增值。

要持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增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

要扩大政府公共品支出范围，缩小社会领域中（狭义）产业化、货币化范围，最大限度缩小老百姓对公共品买单范围。

要停止教育（狭义）产业化政策，把提高国民知识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教育的支出。

要停止医疗（狭义）产业化政策，建立公费医疗体系，把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医疗的支出。

要停止发行各类彩票，避免“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心理对国民主体性的负面诱导，强化国民主体素质，把提高国民主体性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并压缩百姓对各类捐赠的支出。

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

只有国富民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才有确实保证，幸福悖论才会消除。

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个体经济人追求效用极大化这一基本假定，这一假定完全不能反映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具体关系——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之间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方法说明：

边际分析方法本质上是价值分析方法，它同价格经济学不兼容。

在价格经济学中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是价格经济学的悖论。

这个悖论说明：

不管经济学家们是否自觉，经济学都是一种文化；而以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的数理经济学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以价格经济学为框架容不下福利经济学，也就难以对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现象作出完整解释。

现实的经济活动渗透人类一切活动、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价值关系也渗透人类一切活动、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

因此，不能把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解成生活中任何一个领域都存在价格关系、金钱关系。

经济学帝国主义不是金钱至上，不是价格帝国主义，效益也不仅仅是金钱的成本收益比。

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说明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

幸福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

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才是完全的，供求才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才是充分的，市场才是出清的。

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的有序性、和谐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

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对称的市场机制、和谐的市场机制、幸福的市场机制。

如果说“计量经济学”对应的经济学范式是价格经济学，那么幸福经济学由于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所以没有计量经济学的潇洒空间。

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所以有时在追求精确性的同时，会造成模糊，而有时模糊方法反而会使其精确。

在这里，模糊与精确、定性与定量、结构与要素均为对称的范畴，也是对称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计量经济学”由于过分追求经济数据的精确性，反而会走向准确认识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的反面。

特别要建立幸福经济学，用精确的数字方法则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人的幸福感是根本不能计算的；如果要使人的幸福感能得以准确评价，唯一的办法是定性的结构分析，而定量的模型分析根本帮不上忙。

这就是对象和方法的对称。

对于传统经济，精确的数理模型分析工具有近似的性质，而靠直觉建立起来的定性分析的结构性模型反映经济本质与规律则更准确。

当然，这里的结构分析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非线性的五维结构。

在主流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框架中建立幸福经济学模型，是内容和方法的不对称。

所谓由于人与人之间互相攀比，且攀比度会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提升，所以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会使人的绝对收入增加、相对收入减少，“当总收入超过了临界值”，“增加收入可能不会提高社会的幸福，反而会减少福利。

……提高所有人的收入并不一定增加所有人的幸福”，“从A点到B点以任何方式的经济增长，可以使得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但是至少会使某个人受到伤害”，从而产生“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将会导致帕累托无效的结果”⑩，也是配置经济学的逻辑怪论。

这里渗透的攀比逻辑与配置经济学的竞争逻辑是同一个逻辑。

在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看来，由于资源有限，为了争夺有限资源，人和人之间就要展开竞争。

人与人之间是狼，所谓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弱肉强食的狼道经济，发财就是吃着自己的碗里看着别人的锅里；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而且最好你的全部都是我的。

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投机垄断哄抬物价内外勾结，只要不犯法，犯法不被发现，发现不被制裁，制裁收益大于成本，就可以干，而且可以大干。

撑死了胆大的，饿死了胆小的；贫富分化就是这样产生的，两极分化就是这样形成的。

这就是仇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所谓“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幸福感下降不是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经济越发展人们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越严重，那只能是因为经济越发展两极分化越严重。

否则，如果任何经济越发展人们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都会越严重，那么得出的荒谬结论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回到平均主义。

这说明，因为攀比造成的绝对收入增加相对收入减少、幸福感下降，不是经济发展、财富增加本身造成，而是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配置经济学范式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错误引导造成。

而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资源是可再生的；资源通过开发来再生，通过合作来开发，通过开发来双赢。

如果说工业经济是资源配置经济学的时代背景，那么再生型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

知识经济时代，合作才使你能够赚大钱，如果你低估或者否定了合作的作用，真以为万事无需求人、只靠自己，你就无路可走——开小杂货铺也要和别人合作，否则杂货铺都不能维持生计。

单打独斗的赚钱模式是算术级数，合作的赚钱模式是几何级数。

合作可以带来再生，再生可以带来双赢。

合作的目的是互惠。

互补胜刚强——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合作可以以小制大，合作可以产生生产力。

在再生经济学中，所谓“最优”是通过合作把蛋糕做大并取得双赢的目的。

人是社会的动物。

只有合作才能生存和发展，人际关系就是命运，市场经济就是合作经济。

合作→再生→双赢，是好的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就是合作的经济。

双赢是合作的前提。

市场中企业与企业的合作，企业中企业家与员工的合作、员工与员工的合作都体现了市场的合作。

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依靠市场的合作而取得的。

以至于我们说市场就是合作的代名词，双赢就是合作的代名词。

在合作经济学中，信息开放性是基础，创造性是起点，对称是核心，再生性是途径，共享双赢是归宿。

在合作经济学中，信息经济学由消极的博弈论上升到积极的主体论，信息经济学让位于创业经济学。

合作→再生→双赢，是经济增长方式。

通过优势互补、双赢合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能促使经济落后的国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后来居上，从而缩小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走向人类共同富裕、和谐发展，使社会五度空间相互之间向有利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化。

合作才能双赢，懂合作者为商家。

市场经济是一个广泛的合作经济，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大规模的合作，就没有所谓市场交换，因而也就没有所谓市场经济。

做生意离不开合作。

人们的利益实现都无一例外的是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

只有懂得合作，善于合作，才能最大化自己的财富。

真正的最优：

合作→再生→双赢。

所以真正的最优是合作。

合作→再生→双赢，使经济学由竞争经济学向合作经济学转型。

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人际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交易关系，人与人是狼，必然把商场看成是战场；再生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谐经济、双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型经济。

企业内外，人与自然、人与人互相依赖、共生共荣、和谐统一；能与狼共舞，才是英雄本色。

与狼共舞靠什么？

靠平等竞争——合作主导下的平等竞争。

合作主导下的平等竞争靠什么？

靠游戏规则，当然是显规则而不是潜规则，如果是潜规则也是可以拿到桌面上讨论、拿到阳光下晒太阳的潜规则。

游戏规则靠什么？

靠诚信。

诚信靠什么？

靠道德。

道德靠什么？

靠信念。

信念靠什么？

靠理论。

当然不是靠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理论。

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理论公然宣称“经济学不讲道德”，专门教人怎样尔虞我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因为资源有限，只有食肉动物——敢于吃人善于吃人的动物才能适者生存。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所谓“公平”是弱者、无能的人、食草动物的呐喊或呻吟，真正的强者是肉食动物，应该成为世界的主人。

人类是从肉食动物中进化而来，而不是从食草动物中进化而来；而人类中的精英，就是肉食动物中的肉食动物，处于肉食动物进化链中的顶端，当然也处于肉食动物食物链中的顶端，所以只有他们吃别人的份，没有别人吃他们的理。

这是机会平等，是西方经典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典，你不懂这个道理，说明你不是精英，所以就乖乖等着被人吃吧！

只有“非主流”的再生经济学才是合作经济学、食草动物经济学、偶尔吃肉也绝不吃人的经济学。

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虽然也会产生收入不均、贫富不同，但绝不会造成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心理不平衡、人的幸福感下降。

和谐经济，是新的经营模式。

旧的经营模式：

商场如战场。

商家之间、老板与员工之间是狼，你输我赢，你死我活，必须彼此防范。

做生意像赌博，办企业要冒险，风险越大机会越大。

新的经营模式：

双赢合作、蛋糕做大，宽严相济、有张有弛，物尽其流、人尽其用，信息通畅、资源共享，企业诚信、团队精神，机会平等、良性竞争，有序扩张、稳定发展。

和谐商场是和谐经济的具体表现；和谐经济，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和谐经济，是人类二次创业的实践模式。

自私经济学均

衡

配置对抗经济学

调和经济学

经济学

逻

辑

与

历

史

再生：

对称经济学

（合作经济学）

经济学范式与人的行为方式

供给与需求、价值与价格哪个为主的背后，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物为中心。

以供给为中心

以物为中心：

价格经济学、金钱经济学

以价格为中心

以需求为中心

以人为中心：

价值经济学、幸福经济学

以价值为中心

经济学范式与经济核心机制

对称经济学使经济学第一次实现了经济发展和人的幸福的统一。

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的幸福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两个本质不同的范式。

幸福经济学是对经济学重新定义与定位，改变政治经济学范式，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把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认为任何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都可以用“理性”、“人的自私本性”、“效率”、“科学”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

西方经济学是“带血GDP”的理论基础；由于同道德和审美相脱节，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只有利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经济总量最大化等数字最大化，没有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西方经济学不讲人的全面发展实质上是不讲经济主体性。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都是自私的”的理性，与人的道德理性是对立的；西方经济学的社会货币化、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一切向钱看的经济理性与人的道德理性是对立的；西方走过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是羊吃人、人吃人的历史，与人的道德理性是对立的。

把中国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西方经济学定位于中国主流经济学，把西方走过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定位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会给人一种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信仰破灭的错觉，从而造成信仰危机，并由信仰危机引发道德危机。

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道德滑坡、道德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其根源就在于改革的定位错误、改革的指导理论错误、在改革过程中占主导定位的经济学、经济理性错误。

这是人的幸福感不会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增加而增强的根本原因。

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离不开人的行为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和人的行为方式的统一离不开实证性与规范性、科学性与主体性统一的再生经济学的指导。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规范性”包括田国强的“幸福经济模型”的规范性是数理模型的“规范性”、经济学操作层面的“规范性”，而不是与实证性相对而言、与主体性同一层次的规范性。

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是对配置与再生不加区分、投机与投资不加区分、正当收入与不正当收入不加区分、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有钱就是爹有奶便是娘的经济学，总体上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不可能会有真正的规范经济学。

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财富增长不是人幸福与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把人看成财富增加的手段，产生“财富悖论”、“幸福之谜”是必然的。

所以要解开“财富悖论”、“幸福之谜”根本的办法是把西方主流经济学颠倒的主客体关系再颠倒过来，用规范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相统一的再生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代替“实证”的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

配置经济与实证经济学、再生经济与规范经济学之间是对称的，然而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在配置经济时代，规范经济学也有立足之地。

在地震等大自然灾害来临时，仅仅在有限资源的配置中，就不一定遵循西方经济学“理性人”、“经济人”的自利性原则；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度难关，甚至有不少人舍己救人、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去换取别人的生命，而在此期间并不是人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而是人的直接本能反应在起作用。

在这里，有限资源的配置过程就显示了经济学的规范性、道德性。

这根本上是由于，配置过程也可以是再生过程——价值再生过程，或道德价值再生过程。

因此“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探讨“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的相应解决方案，即使在技术操作层面也不可能是规范的。

同时也不可能实证，因为已经被上述事实所证伪。

在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再生经济学看来，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幸福感不一样、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说明幸福有相对性。

对于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强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幸福的，损人利己是不幸福的；通过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幸福的，不劳无获是不幸福的。

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差的人却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崇拜厚黑学，贪图“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劳而获的生活。

但幸福的相对性蕴含了幸福的绝对性。

不管什么人、他（她）的人生观是什么、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幸福的，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肯定是不幸福的。

有社会安全感是幸福的，缺乏社会安全感肯定是不幸福的。

国家强大、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是幸福的，领土被占、民族分裂、社会动乱、国破家亡、被殖民被奴役肯定是不幸福的。

少有所养、书有所读、老有所靠、安居乐业是幸福的，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养不起孩子、死不起坟墓肯定是不幸福的。

自我实现、无怨无悔的人生是幸福的，一辈子一事无成肯定是不幸福的。

人格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是幸福的，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肯定是不幸福的。

改革开放以来GDP大幅增长、老百姓货币收入大幅提高而老百姓幸福感大幅降低，生活中“有钱不是万能，无钱万万不能”等现象说明，钱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用幸福的相对性否认幸福的绝对性的幸福虚无主义，或把幸福的绝对性归结为钱的绝对性的幸福庸俗主义都是错误的。

前者否认了幸福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者把幸福经济学归结于西方经济学、庸俗经济学。

幸福的绝对性不能理解成钱的绝对性，幸福的绝对性就是幸福的本质、幸福发展的规律、实现幸福的途径。

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是幸福的充分条件，满足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物质财富。

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人格平等、社会安定，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才是人的幸福的充分条件。

国家和民族只是放大的个人，有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尊严，有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