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观众服务观众教育观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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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观众服务观众教育观众
了解观众，服务观众，教育观众
留学美国多年，研究的又是艺术管理与博物馆教育，我跟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自然缘分不浅。
隔三差五我就会跑过去一趟，看看展览或参加活动，也写过介绍其新馆设施的文章。
而我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作为教育机构的艺术博物馆：
纽约市四座博物馆案例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案例之一即是MoMA。
有幸结识这座世界名馆的馆长格伦?
迪?
劳瑞（GlennD.Lowry）先生，却是不久前的事情。
2007年9月初，他携家人来中国观光访问。
提前几个月，MoMA国际部主任杰?
莱文森（JayA.Levenson）先生就与我谈及此事，并托我暑假回国时帮助联系劳瑞馆长与中国美术馆范迪安馆长会面。
我欣然应诺努力促成这桩中美艺术博物馆国际交流的好事。
范馆长高度重视劳瑞馆长来访，并亲自安排会见及接待事宜。
后来，由于范馆长随李岚清前副总理访问俄罗斯日程临时变更，改由马书林副馆长代为会见和接待劳瑞馆长及夫人苏珊?
劳瑞（SusanLowry）女士。
中方参加9月7日会见的还有中国美术馆国际部韩淑英主任和李蕴慧小姐，以及陪同的潘晴小姐。
我应邀担任翻译，并与大家一起参观了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和设施。
宾主交谈时的轻松、愉悦和融洽，至今记忆犹新。
回到纽约以后，我又几次见到劳瑞先生，并有机会到他的办公室进行专访。
缘此，我对他本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劳瑞先生1954年生于纽约市，在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镇长大，先后毕业于著名学府威廉姆斯学院和哈佛大学，获得艺术史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1995年他应邀出任纽约MoMA的馆长，当时年仅41岁，可谓少壮有为（此前他已经担任加拿大安大略美术馆馆长等职）。
劳瑞先生任馆长以来的十几年，可说是MoMA历史上鼎盛的时期，最令世人瞩目的就是在他任上完成的MoMA新馆改扩建工程。
此项工程，前后历时近十年完成，现已成为纽约市新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新馆主体于2004年11月完工，重新开张。
二期的教育与研究中心楼工程于2006年11月完成，对外开放。
在其任上的另一重要举措就是，MoMA与纽约的当代艺术中心PS1合并，从而加速了从现代艺术博物馆向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转型。
作为国际著名艺术博物馆的管理者，劳瑞馆长不仅对现当代艺术有精深的研究，而且关注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在艺术博物馆学方面亦有独到的见解和论述。
以下是2007年10月15日劳瑞馆长在其办公室与我谈论MoMA教育功能的访谈录音记录。
原文为英文，后由《中国美术馆》杂志编辑唐泽慧小姐协助翻译成中文初稿，经我审订修改而成。
原文较长，发表时有所删节。
2007年9月7日，来访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馆长格伦?
迪?
劳瑞（左）与中国美术馆马书林副馆长（中）会谈时，兴致勃勃地翻阅《中国美术馆藏近现代中国画大师作品精选》系列画册。
右为本文作者杨应时。
（摄影：
李蕴慧）
杨（杨应时）：
我看到MoMA的建馆宗旨上，开篇即称自己为“教育机构”。
作为馆长，或者资深博物馆管理者，您如何理解贵馆作为教育机构的角色？
劳瑞（格伦?
迪?
劳瑞）：
首先，我们作为教育机构是由纽约州特许的，该州的相关文件将我们划定为教育机构。
我对此的理解是，我们的责任，或者目的，是尽我们的最大可能教育最广大的公众，使之理解现当代艺术的重要性，为他们提供理解现代艺术的历史语境，以及参与、欣赏现代艺术成果的工具，并使得现代艺术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杨：
将博物馆作为“教育机构”是出于怎样的理念？
劳瑞：
我认为美国博物馆倾向于把自己当做整个教育矩阵的一部分。
在许多方面，我们是使得艺术和艺术的价值为广大公众所知的综合教育手段的组成部分。
这在美国被认为是一种教育活动。
杨：
您认为这种理念或者宗旨是如何在博物馆（包括MoMA）得以实现的？
劳瑞：
有多种方式。
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收藏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艺术品，在能够呈现其历史与美学价值的环境中展示这些作品，进而围绕这些展览组织活动（公众活动）来使广大而丰富的公众欣赏、理解艺术品。
与大学的情况相比而言，我们所致力的是一种非正式的、自我引导的教育。
杨：
您提到了藏品和活动。
这些涉及了包括策展部和教育部在内的博物馆不同部门的工作。
我想知道博物馆的不同部门是如何协作以实现其教育功能的。
劳瑞：
我认为它们还没有密切相连。
理想状态下，它们应该是极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策展部显然专注于收藏、展览和展厅内部的布置，而教育部则着眼于将这些收藏、展览和布置作为开展公共活动的平台。
但是教育部和策展部需要不断交流，这样策展人才能明白观众对艺术品有什么样的疑问，而教育人员才能明白策展人通过他们的展览想要传达什么东西。
应该把它们的目的看成是密切相连的，而不是互不相关的。
杨：
除了策展部门，还有哪些部门与教育有更密切的关系？
这些部门是如何协作的？
劳瑞：
他们通过不断地会面和谈话来合作。
我想说的是，博物馆有一系列研究部门：
策展、典藏、档案室和图书馆。
所有这些部门都与教育部工作交叉。
杨：
贵馆提供的教育活动主要有哪些形式？
劳瑞：
我们提供从成人到儿童的各种课程、导览、藏品手册、网络项目等。
我们可以给你一本教育活动的手册。
杨：
博物馆的“教育角色”是否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
劳瑞：
的确有“小教育”和“大教育”之分。
“小教育”是指教育部门为其顾客所提供的教育服务，这里的顾客既包括普通参观者，也包括高度专业化的学者。
而“大教育”则包括了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
展览的陈列方式、灯光的调配、在空间中的体验，所有的这些都是“大教育”的一部分，旨在使公众参与对艺术的思考。
杨：
就教育而言，您提到这是一种非正式的、自我引导的学习。
您认为博物馆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正式的学校或者课堂教育有何区别？
MoMA新落成的教育与研究中心楼远眺。
（摄影：
杨应时）
劳瑞：
我想每个人的学习方式都是不同的。
我们的教育最主要的是通过观看展厅中的艺术品来实现的。
我们所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体验。
这里没有教室，也没有老师给你讲中国哲学。
我们所提供的是一个空间，其中的艺术品被以某种方式精心组织，以期揭示出这些艺术品的意义。
并且我们还会通过其他一系列活动来拓展这种体验。
但是，我们首要的艺术课堂就是展厅。
杨：
我听说，美国博物馆之所以强调教育功能，一个实际的原因是出于筹资的需要。
作为博物馆馆长，您是怎么看的？
劳瑞：
在美国，不同的博物馆获得支持的方式不同。
的确有大量资金是用于教育项目，但我并不认为筹资是美国博物馆如何看待自己的决定因素。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希望向我们的人民展现那些曾经定义了以往文明的伟大艺术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教育公众那些作为文明社会一部分的艺术品的价值。
这是我们天然的教育职责所在。
要想培育积极、睿智、民主、了解历史的公众，博物馆是一个途径，当然还有图书馆、大学、学校。
美国博物馆总是把自己看做一种实用的途径。
我指的是，几乎所有的美国艺术博物馆总是把自己看做广泛意义上的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使得那些原本只能被少数人看到的伟大的艺术和珍宝为众人所享。
杨：
这的确是一种民主⋯⋯
劳瑞：
对美国的博物馆及其教育功能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小民主”，也就是使广大公众能够接触、欣赏到以往的文明和我们当前的文明。
杨：
我注意到您在《谁的缪斯：
艺术博物馆与公信原则》一书中对博物馆观众的评论。
您谈到了观众人数与他们在博物馆的体验质量之间的关系。
我希望更多了解您是如何看待观众开发与公众教育之间的关系，二者有时似乎是冲突的。
劳瑞：
在展厅中独享艺术品的体验和跟众人挤在一起观看的体验，这两者之间总是需要某种微妙的平衡。
博物馆，至少美国的博物馆，在根本上是公共场所。
你得跟其他人一起观赏艺术。
那你就必须平衡如何让尽量多的人得到尽可能强烈的感受。
有时候，博物馆太受欢迎，反倒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杨：
就像MoMA！
）观赏艺术总是很难，可是如果人们不喜欢在这里的体验，我们也不会这么受欢迎。
我想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学习的方式各不相同，而这正是游戏的一部分。
应当尽可能使体验细致入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导览、幕后讨论这些特别活动。
但是总体上说，大多数观众还是要跟很多人一起观看藏品。
无论你是怨天尤人，还是欢欣鼓舞，你得接受这个事实：
人们意识到艺术很重要，乐意来此观看。
杨：
如何评估在博物馆的这种非正式的、自我引导的学习经历，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许多教育工作者都非常热衷于博物馆教育服务的评估，而策展人和其他博物馆专业人员总体而言似乎对此缺乏兴趣。
您对此怎么看？
劳瑞：
我本人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策展人。
我认为这种评估是有趣的，但并非是本质性的。
一个艺术博物馆首先是关于艺术的。
展示艺术的方式越智慧、越有分量，博物馆对其宗旨的实现就越充分。
你可以问某个具体的项目是否有效，是否达到了既定预期，人们是否以某种可量化的方式获得了知识。
但是，事实上在我看来，仅仅是让人们停下来思考那些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留神想过的问题，你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是一种碰撞，一种体验，但是很难形象地量化。
一个美国家庭在MoMA参观。
（摄影：
杨应时）
观众在MoMA馆藏的凡高绘画前交谈。
（摄影：
杨应时）
杨：
MoMA是如何与其他机构合作以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教育机构的？
劳瑞：
我们有多种多样的活动。
在较高层次上与大学合作，在更广泛的层次上与高中和小学合作，开发活动，并与他们发展伙伴关系。
这对那些观众是有益的。
作为知性的机构，我们总是希望了解别人可以做什么。
但是你必须记住，你所看到的博物馆的教育方面是它的产出；而它的投入则是艺术，这是我们的重点。
杨：
另一个我感兴趣的话题是MoMA的新大楼。
这个新扩建的大楼对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有什么特别的相关之处或贡献吗？
劳瑞：
新大楼实现了我们的两个目标：
第一，如果你承认在这里学习的首要课堂是展厅的话，我们现在有了更多、更好的空间来展示我们的藏品，因此可以让更多的人以更有效的方式接触到展品。
新大楼显然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第二，我们新建了教育与研究中心，一个与展厅空间完全相呼应的空间，旨在阐明教育与研究在我们的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
所以，这个集图书馆、档案室、教室、典藏与策展办公室为一体的教育与研究中心，正好与展厅相对，教育和研究项目的工作人员可以直接看到那些正在享受他们工作成果的观众，而展厅里的观众反过来也可以看到正在为了这些活动而忙碌的学者和教育者们。
这么做某种意义上是希望创造一种镜像，使博物馆的不同方面融为一体。
杨：
在教育方面，您认为MoMA所面临的挑战、障碍或者问题是什么？
劳瑞：
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让人们相信现当代艺术是重要的，值得关注，并且提供最大多数的公众欣赏眼前艺术品必需的工具。
这是一个很大挑战――因为你所持的是高端智性产品，希望吸引的却是最大多数的公众，想以此带给他们你觉得是非同寻常的体验。
所以你必须提供多种进入方式，观众有着不同背景和兴趣点，而你必须找到能够联接你所做的事情与他们的背景和兴趣点的机关所在。
你必须尝试并不断验证你的方式，以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
杨：
您觉得在交流或教育过程中，现当代艺术是一个需要特别讨论的问题吗？
劳瑞：
传统而言，让人们对现当代艺术感兴趣比让人对历史上的艺术感兴趣更难。
我认为过去的15年，也许20年，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突然间大家都关心起现当代艺术来了。
我认为我们所开发的活动项目对此贡献不小，当然也是因为现代艺术激动人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因此，过去人们想看希腊和罗马艺术、中国的卷轴画或者文艺复兴艺术，而今人们似乎对现代艺术情有独钟。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书写、建设它，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它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杨：
就对公众的交流与教育而言，您认为现当代艺术难度更大吗？
劳瑞：
有可能，因为你所面对的艺术家所采用的表述方式常常是没有任何历史语境可供参照来作出判断的。
对不熟悉当代艺术语言的人而言，这种艺术就可能显得很笨拙，令人迷惘，难于理解，甚至不知所云。
我们的部分工作就是告诉人们为什么事实并非如此，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东西不一定莫名其妙，看起来不像艺术的东西其实就是艺术。
你知道，这需要花时间。
不是人人都会理解，不是人人都会喜欢，也不是人人都会感兴趣。
我们只能把这当做事实来接受。
杨：
在教育方面，除了阐释现当代艺术的困难之外，MoMA还面临什么其他的挑战、障碍或者问题？
劳瑞：
我觉得没有。
我们很幸运地坐落在大城市里，因此拥有获得巨大资源的可能――智力方面的、资金方面的，以及其他方面。
我们有明确的使命，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现在又有了能够满足基本需求，甚至超出我们预期的这么一个空间，可以说我们已经拥有了一直在寻找的平台，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尽量聪明、高效地使用它。
杨：
如果可能，您想给MoMA带来怎样的改变？
劳瑞：
我已经用了十年时间来改变这个博物馆。
你看到的就是我想做的。
再考虑别的什么改变对我来说为时尚早。
我重新建设了整个博物馆，把它拆分又组合，使它迥异于之前的样子。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我应该在十年前回答这个问题。
但这就是我的回答。
就像你所看到的，为此奋战的整个团队用这种方式再造了这个博物馆。
现在我们需要在这个大楼上花更多的时间，需要在我们的活动项目上花更多的时间，来明白我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还有什么我们没有实现的？
至于这座大楼赋予了我们怎样的能量，接下来会是什么样子，也许要几年以后才知道。
杨：
从馆长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教育在整个博物馆的组织结构图中占到怎样的位置，或者说是如何反映的？
劳瑞：
老实说，我觉得这么看待一个机构是不对的。
所有的组织结构图都是一种顺手拿来的描述某些部门和某些职责的方式，根本不能反映机构的实际状况，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真正发生的联系。
在这里，我们希望创造一种相当横向的机制，鼓励大量的跨学科、跨部门的讨论。
你不妨去看看那些组织结构图，那些小小的图表，但事实上它们根本不能告诉你现实中一个博物馆，或者任何一个什么机构是如何运转的。
任何严格按照那些图标运转的机构显然是呆板无趣的。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此希望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它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完全无视那些机构性的条条框框，而鼓励人们根据需求自由流动，因不同的课题而自由组合。
杨：
事实上，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它是一个整体⋯⋯
劳瑞：
首先，我对组织、建筑什么的一无所知。
我是一个艺术史家。
我思考艺术，希望别人也能这么做。
如果这里的每个人都在本质上参与实现我们的使命的话，那么。
我们就在本质上参与了教育活动。
杨：
能谈谈您最近到中国的访问以及与中国潜在的合作机会吗？
劳瑞：
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正在经历重大变革的国家和社会非常激动人心。
但是从一次旅行中学到的东西毕竟有限。
它只能给你一个国家的最基础的介绍。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我还没有来得及消化。
不过很显然，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在中国尚未引起多大关注。
在北京和上海之外，甚至即便是在北京和上海，还未真正形成关注现当代艺术的社会氛围。
当然，那里有艺术家。
不过，你知道，中国有自己悠久的传统，我们也有自己的传统，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但是我不知道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的交流能达到怎样的程度。
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充满好奇。
将来某一天，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合作的展览和项目，但是现在说什么还为时过早。
只能说我们对将来充满期待。
杨：
当前，中国新建了很多博物馆，已有的博物馆很多也得到扩建。
您是否观察到中国博物馆在与公众互动方面有何努力？
劳瑞：
我所看到的东西还不足以让我得出真正有见地的看法，说什么还为时过早。
我总是很警惕初到一个地方就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妄加评论。
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有着巨大的能量和激情。
如果这些最终转变成充满活力的现当代艺术博物馆景观，那当然很有意思。
显然目前还不是这样，但是可能会逐渐改变。
杨：
您在任馆长期间领导了整个MoMA的改扩建工程。
在中国，许多博物馆正计划改建或扩建。
对于如何考虑教育因素，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劳瑞：
我不知道该建议什么。
我认为所有的博物馆都是地域性的。
它们所面对的是很独特的当地环境和条件。
公立博物馆与私立博物馆，都市的大博物馆和乡村的小博物馆，单一藏品和多样藏品，百科全书式的和针对性很强的博物馆，它们的方式各不相同。
把一个地方的经验套用在另一个地方上，几乎总会出问题，我对此十分警惕。
美国的博物馆之所以运转良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是私人赞助的，各自有各自的功能。
中国的博物馆是否基于相同的基础，甚至应不应该基于这样的基础，我全然不知。
我认为人们应该考虑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他们的资金来自哪里，以及面对各自不同的顾客群，他们的职责何在。
然后，再来问自己：
“在这种框架之下，我们如何做得更好？
”
杨：
我注意到在贵馆的入口处，有用不同语言写成的“欢迎”标记，其中就有中文。
您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对国际观众，尤其是中国观众说的吗？
劳瑞：
我觉得作为一个机构我们应该尽可能热烈地欢迎所有参观者。
我们国际观众的人数正在增长。
我们理应给予礼貌和尊重，用他们易于理解的方式跟他们沟通。
我们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机构。
而一个国际机构就应当意识到组成这个世界的不同声音。
这只是对外服务方面微不足道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对于来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不讲英语的中国观众，我们准备有中文的导览手册或宣传册，他甚至可以在参观者服务台找到讲汉语的人。
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他们更放松，确保他们能得到他们想了解的关于这个机构的相关信息，同时鼓励他们观看艺术品并提出问题，使他们更积极地参与体验。
而不是仅仅由于语言所引起的人为障碍，无法取得直接的联系，无法得到疑问的回应，无法更多地了解艺术品。
所以，讲多种语言的能力对我们馆的教育工作至关重要。
你需要了解观众并且能够用使之感到轻松的方式与其交流。
杨：
对于国际观众，你们有哪些教育服务？
劳瑞：
我们的导览手册已经被翻译成六七种语言。
还有另一本宣传册也翻译成了六七种语言。
而最终我们还需要实现能用六七种语言上课、导览。
我当然希望我们能用十种语言，不过目前来看，六七种语言就够用了。
我认为要是无法交流的话就无法教育，而如果不说同一种语言就无法交流。
因此，最基础的问题当然就是要明白谁来参观我们的博物馆，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说何种语言――如果我们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且有所帮助的话。
杨：
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翻译唐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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