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j思想史试试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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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j思想史试试题
·唐宋之际思想转型的背景
①北宋前中期，以礼治国是主流，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把以礼治国的思想付诸了政治实践。
但是王安石变法很快就失败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标志着儒学治国原则面临着重要转变，人们已经不相信仅仅通过制度层面的礼乐教化，就可以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
②宋朝从建国以来，一直积贫积弱，先败于辽，后灭于金，和金朝对峙的南宋，又是屡战屡败，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彰显着君臣们无能，也彰显着当时儒学的无效。
③宋太宗时统治政策的转向，由外转向内。
“国家若无外患，必有内忧。
外患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忧，深可惧也。
”
④宋初儒者尊崇韩柳，从而引起人们对人性的关注。
⑤汉唐儒学关于自然和人类社会本源的认识基本囿于宇宙发生论的范畴，这种证明方式虽然比较直观，但是人们难以形成对宇宙本体或万物本源的高层次认识。
魏晋之际的玄学思潮一度把人们引向本体讨论，但是，玄学家们的认识基本未能超出“本未有无”。
（6）唐宋之际儒学的转型，从实质上看，是中国本土的价值系统在面对异域思想文化即印度佛教挑战下，经过长期的冲突、激荡、涵化、反思、整合以后的一个创造性的回应。
加之北宋学者大胆抛弃汉唐学者师古泥古的学风，敢于疑经改经，相互辩论，相互启发，独立思考，大胆立论，讲注义理，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
从而重铸了儒学的形态——宋明理学，有学者则把之称为“新儒学”。
（7）理学的兴起与宋代政治特点密切相关。
隋唐五代的长期分裂和混乱，使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遭到极大破坏，纲常松弛，道德式微，显然不利于大一统政治的稳定和巩固，因此，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宋代的儒学复兴便由此而形成。
理学的产生，出于儒学家变革时弊，拯救文化，整顿人心，重树人伦与儒家价值，重建儒学道德形而上学的主观努力。
理学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
（8））士人身份从门阀士族到文官再到地方文化精英的转变是唐宋思想转型的社会基础
（9）唐宋之际佛教和道教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唐代是佛教和道教的全盛时期，而自唐末五代以后，佛、道二教均趋于世俗化和平民化。
儒、佛、道三教从“三教鼎立”走向“三教合一”
·汉初黄老思想流行的社会背景、主要内容
社会背景：
①汉初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皆来自于社会下层，对于秦王朝二世尚刑而亡的严酷教训不仅记忆犹新，且有切肤之感，自然要予以汲取。
②汉帝国建立在秦亡的废墟之上，面临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经济凋残、民众飘零的烂摊子。
③经过秦末农民战争的冲击，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甚为薄弱，新建的帝国实际上处于某种内外交困的境地。
④强秦的暴政为法家学说带来恶名，西汉初年的政治思想界呼唤一种能够纠正秦之弊的学说
黄老政治的主要内容：
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文武并用，德刑相济；罚不患薄，约法省刑；轻徭薄赋，以农为本
·魏晋玄学：
玄学的4个发展阶段
1、正式玄学：
常被称为“正始之音”，属玄学的开创时期。
主要代表人物有：
何晏、王弼，代表作有《无名论》《周易注》与《老子注》。
其中王弼被公认为魏晋玄学的奠基人。
王弼的政治观以“贵无”论为基础（“贵无”论认为，“无”是自然、社会、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的本源）。
由此，王弼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为名教提供了新的哲学论证。
同时，他也大力倡导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
2、竹林玄学：
以“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为代表，代表作有《嵇康集》、《阮籍集》。
针对司马氏的虚伪名教，嵇康提出“越名教而自然”，即“名教”不同于“自然”，那些儒家的伦理纲常不合乎无拘无束、放任自流的“自然”要求，“名教”应被超越、被摆脱。
而实际上，他所否定的是当时门阀士族所鼓吹的虚伪名教，并不是否定封建纲常本身。
阮籍也支持“越名教而自然”，并蔑视和抨击礼法。
3、元康玄学：
以裴頠、郭象为代表的，代表作有《崇有论》和《庄子注》。
郭象提出“名教即自然”，将“名教”和“自然”二者统一起来，认为名教是自然的存在，服从名教即是顺应自然。
同样，在政治上他也主张“无为而治”，认为君主应少私寡欲，同时善于用臣。
4、东晋玄学：
为玄佛合流时期，前期以玄释佛，后期以佛解玄。
因此，讨论非有非无的佛学取代了讨论本末有无的玄学，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以张湛为代表，其注《列子》，综合崇有、贵无学说，把世界和人生视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虚伪无常，主张采取“肆情任性”的纵欲主义人生观，把玄学引入了绝境。
这在政治上反映了门阀士族的没落。
·道统论中国古代儒家关于传道系统的学说。
唐朝韩愈在《原道》中明确提出道统理论,把道的内容规定为“仁”和“义”,以排斥佛教和道教之所谓道;又仿佛教诸宗的祖统,编造了儒家的道统,即“先王之道,圣人之教”的传授系统。
此“道统”由尧开始,传之舜,经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至于孟子;孟子死,道统断绝。
他以孟子继承者自居。
韩愈的道统论是基于排佛倡儒的需要而提出来的，目的是抬高儒家在历史上的正统地位,与佛老相抗衡。
其中心思想为儒家一向倡导的仁义道德。
宋代朱熹对韩愈的道统说进行了概括,把韩愈排除在外,认为在传道系统中,程颢、程颐上承孟子,自己上接二程。
道统说曲折地表现了世俗官品贵族企图重建门阀谱牒制度的愿望,在政治上真实反映了官品贵族与僧侣地主之间的竞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为统一思想而实行的文化专制政策。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引“春秋大一统”理论，建议罢诸子百家之学而独存“六艺之科、孔子之术”。
由于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力加反对，武帝只罢黜了“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并起用好儒的田蚡为相，把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学于官学之外，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
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之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大为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阴阳合分论西汉董仲舒提出的规范社会政治关系的理论。
他说:
“凡物必有合”,世间任何事物或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有与其相对的方面,形成一系列对应关系。
如上下、左右、寒暑、昼夜、君臣、父子、夫妻等等。
这些关系都受阴阳之道的支配,所谓“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
阴阳合分论在政治上主要是强化阳主阴辅的社会等级制度,倡导德刑兼备,德主刑辅的统治政策。
认为整个社会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形成了相互区别又相关联的两方:
一方是君、父、夫,为天生的主宰,另一方是臣、子、妻,是天生的从属。
这三对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关系。
人类社会就由无数这样的主从关系叠垒而成,君主则居于顶端。
·王符东汉哲学家，一生不仕，隐居著书。
著有《潜夫论》，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术、风俗等方面的虚伪与黑暗，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抨击。
其主要思想有民本论、德化论、重贤论、明君论、重法论等等。
汉朝末年政治斗争的特点，其实就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冲破禁忌，独立地发表对时局的不满和抗议。
王符以潜夫议政而耸动朝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外、自成一家的社会批判学说，为仲长统等人开其先河。
这是王符政论的意义之所在。
有也。
”
·王充东汉哲学家，无神论者。
批判“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世界由“气”组成,自然界的“灾异”是“气”变化的结果,与人事无关。
论文强调内容,注重文章的实用价值。
著有《论衡》一书，全书贯穿着反儒、反谶纬、反迷信的精神，以唯物史观为哲学的出发点，是一部中国古典唯物论的不朽之作。
内容十分丰富，论及天地自然、家居、圣人、吏治、富贵、谶纬、鬼神等诸多当时社会的热点问题。
《论衡》一书在当时被视为“诡异”，禁止流行。
直到灵帝时，才被蔡邕发现，带至洛阳。
蔡邕仍不敢公开献之世人，而秘藏于书库。
王充也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异端。
·刑名之学原为战国时期名家研究形体与名称关系的学说。
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法家和名家都着重研究了“形”和“名”的关系，批判了儒家用旧的“名”去否定新的“实”的正名论，认为名是根据事实定的，事实在不断发展变化，旧的名与新的事实不相适应了，就应当革除旧的名，建立新的名，并以此来肯定社会变革，以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同时，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制度，推行法治，也需要解释法律条文，研究刑法的名称。
因此，后人把法家和名家的学说称为“刑名之学”。
·理理学又称性理之学，主要谈论性与天道。
性与天道的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提出，但是往往被用于阐明社会政治问题的论证手段，还没有在本体思维方面进行深入探究。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
汉唐儒学关于自然和人类社会本源的认识基本囿于宇宙发生论的范畴，这种证明方式虽然比较直观，但是人们难以形成对宇宙本体或万物本源的高层次认识。
魏晋之际的玄学思潮一度把人们引向本体讨论，但是，玄学家们的认识基本未能超出“本末有无”。
理学开山祖周敦颐重新勾画了一个宇宙生成图式。
张载提出“太虚说”。
二程正式使用“理”作为宇宙的本原。
朱熹认为理是“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也”；气是“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但是，理气同出一源，不可以言先后。
陆九渊也认为理是宇宙的本原。
陆氏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区别在于，程朱把理看成是独立的存在，而陆氏认为，“心即理也。
”
·理一分殊是理学思潮的核心命题，它的根本政治价值是论证了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秩序的合理性。
首先，他们将道德伦常上升到本体的地位，天理与道德是同一事物。
其次，他们提出天理先于事物而存在，道德从而具有了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的绝对权威。
再次，理一分殊成功地论证了社会不平等的合理。
张载从“太虚即气”出发，比较明确地阐述了“理一分殊”的思想。
“二程和朱熹对“理一分殊”的表述十分明确。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
”朱熹对“自无极而太极”作了重新解释，认为应是“无极而太极”。
他还借用禅宗“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解释一和殊的关系。
陆九渊一派主张“心即理”，故不讲理一分殊。
·性周敦颐认为性源于太极，其中除了人之性，还包括天下万物各自的性。
他将天下之性分作五种，刚善、刚恶、柔善、柔恶、中，惟有中是最佳这性。
张载提出，性与天、道一样，都源于“太虚即气”。
他将性一分为二，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命题。
天地之性是是至善至美的圣人之性。
气质之性是天下万物各自具体的性，有善恶之分。
二程提出“天命之性”“生之谓性”的概念。
天命之性“乃极本穷源”之性，至善无恶。
生之谓性是人们“受生之后谓之性尔”，经由气的运行而形成，又称为“才”，“才禀于气，气有清浊”，故才有善恶。
朱熹进一步发展二程的学说。
朱熹认为，人性不同于物性，人物的性是禀受天地之理得来的，人物未生时，天地之理流行于天地之间，理禀受到一定形气之后才成为性。
但理一旦进入形气体质就不可避免受污染。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同一的，二者的关系好比是理与气的关系
·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内容及意义
宋明理学人性论的一对重要范畴。
北宋张载最早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对称。
天地之性又称“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或“本然之性”，是人未生之前与万物共有之性,是善的根源;气质之性是人出生后具有的特有本性,是恶的根源。
程颢、程颐同意张载的性二元论观点,认为人性有二,一是“天命之谓性”,一是“生之谓性”。
“天命之谓性”是“理”在“性”中的体现,其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
朱熹也采取了张载和二程的说法,认为“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二程和朱熹把“天地之性”的来源和本质说成是“理”,这与张载说成是“太虚之气”是不同的。
意义：
张载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适合地主阶级需要的人性学说，气质之性解决了人性恶的根源问题,是对儒学人性论理论的完善与丰富。
南宋朱熹高度评价了他的“气质之性”说,说他“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
张载以他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学说，总结了历史上人性善恶的争论，把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宋明理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修之术：
为了达到善本性，理学家们提出种种进修之术：
·张载主张“穷理尽性”。
认为，尽性是悟解和把握自身本性的过程，人们能够穷尽自身品性，就能进一步穷尽他人和万物之性，以至通达天性。
穷理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穷理即是学也”。
·二程和朱熹都主张“格物致知”。
“格犹穷也，物犹理也，若曰穷其理云尔。
”“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
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
”二程和朱熹都认为“格物穷理”有多种途径，“或读书明义理；或论古今人别其是非，或应事接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
”其中以读书学习最重要，“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
”
·陆九渊主张“心即理”，认为格物致知难以格尽万物，“天下万物不胜其繁，如何尽研究得？
”于是提出“发明本心”。
其要点有
（1）圣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处开端。
（2）经常作深刻反省和反思。
（3）通过学习求助于圣贤，但他反对读书贪多贪快。
（4）剥落。
“人心有病，须是剥落。
”
·理欲之辨
·周敦颐没有明确论述理欲关系，但是提出了“无欲”的主张。
·张载认为，人人有利欲之心，故难达到理想的道德要求，“仕之难成久矣。
人人失其所好，盖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
”要求人们反归其天理。
·二程和朱熹将天理纳入本体系统，对理欲问题作了详尽的发挥。
首先，他们进一步辨析了理、欲的内涵。
天理是宇宙本体和道德本原，对于人来说，构成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以有天理也。
”人欲指的是人们的种种欲求。
两者的区别在于：
凡超出维持人之生命所必须的欲求即是人欲。
其次，程朱阐述了“灭人欲”之方是克己和持敬。
程朱的克己与孔子的有所不同，“不论克己或持敬，都必须随时注意自己有言行举止。
·童心说：
是明代后期李贽对文学的主张。
《童心说》是李贽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提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就是真心，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以童心为文，才能写出好文章。
他把文学作为宣扬其反传统、肯定个性精神的社会思想的有效工具，把代表人的赤子真心的“童心”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最高准则，这种进步的文学发展观，打破了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的禁锢，是制约整个晚明文学革新的重要杠杆。
·陆九渊号象山，出身官僚家庭，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他是维护宋代封建统治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他批评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支离”，没有他的哲学“简易”。
提出“心即理”的主观唯心论，认为封建教条是人心固有的。
进而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把心作为世界的本原，这是彻头彻尾的唯我论。
在认识论上，他认为“心外无理”根本不必从客观事物去认识真理，只要认识“本心”就能了解宇宙的一切；只要修养“本心”，就能和宇宙合而为一，其实他所谓的本心就是封建的伦理道德。
著有《象山全集》，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深远影响。
·致良知王守仁伦理学说的基本宗旨和核心思想。
“致”即恢复,达到;“良知”即与生俱来的天赋道德观念。
“致良知”即恢复内心固有的道德观念。
王守仁认为:
“良知”即是天理，良知在心中,不必外求,只要加强内心修养,善念就会得到扩充,恶念就会得到克服,就可以恢复内心固有的道德观念。
通过“致良知”恢复自己内心固有的“天理”,自然也就认识了“天理”。
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知行合一：
明代王守仁提出的认识论与伦理学范畴。
意思是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两者是同一的,不可分的。
“知行合一”的知,主要指对封建伦理的认识,行则是对忠孝等的践履实行。
王阳明把两者看成是一体的,互相包容的,他认为行需知的指导,知需行来完成和深化。
“知行并进”,道德才能不断提高。
这对抵制程朱学派的空谈性命之风有积极作用，但他所谓知,即是吾心之良知,所谓行,即是致良知于事事物物,混淆了知行的界限,夸大了主观动机的作用。
明清之际王夫之批驳这种观点是“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
·王夫之明末清初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遗著有一百多种，大部分收集在《船山遗书》为中，在自然观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元气”一元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宇宙是由元气构成的物质实体。
在哲学根本问题上，对佛学、老庄（即道家）的唯心主义，对儒家正统的宋明“理学”和“心学”，都进行了批判。
在“道”（规律）和“器”（物质）关系问题上，坚持了“器在道先。
的唯物主义观点。
在认识论上，提出“名从实起”的论点，认为实物是第一性的，概念是第二性的。
强调“行”是“知”的基础，批判了陆王学派关于知行学说的唯心论观点。
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性。
但是由于时代认识的局限，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
·顾炎武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
曾参加过江南的抗清战争。
学问很渊博。
其哲学观点有朴素唯物论倾向。
在认识论上,他认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道在器中”,承认“气”是宇宙的实体;他重视实践的作用,主张把书本知识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在社会观上,反对君主专制,反对“独治”,主张天下“众治”。
他研究经学、音韵、史地等,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命,注意广求证据,开清代朴学风气。
其诗多感情之作,常流露对清朝统治的不满情绪;在音韵学上,对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等方面多有贡献。
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各地风俗、方物、地理等甚详,为研究古代经济及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
另有《日知录》等。
·黄宗羲明末清初的思想家。
曾经参加过抗清斗争，失败后潜心讲学著述，代表作有《明夷待访录》。
他无情地揭露和抨击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
他认为君主的封建专制统治是“天下之大害”，君主的言论不见得就对，应该由公众判断。
主张应由公众制定天下之法，以取代君主一家之法。
他反对农本商末之说，主张工农皆本。
并且进一步提出变法救世的主张。
他的思想对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人性好利说：
人性好利说，是构成法家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之一。
人的本性是好利的，人性好利主要表现为人的生存欲望和生存需求。
好利的本性不是后天形成的。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
”上至圣人明君，下至庶民百姓，概莫能外。
“利”的底蕴有二：
一是物质上的利益，如官爵、土地等等；二是精神利益，譬如社会名望。
“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人性好利，故君主可以控制之。
“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提出治国要以利为枢机，将人类对利的这种永恒追求纳入统治者所需要的轨道。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实行法治。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
”一切绳之以法，天下就可太平，以法治国便成了法家的最高理想。
·泰州学派以王守仁弟子王艮为代表的学派。
因王艮及其中多数成员为江苏泰州人,故名。
主要人物还有王襞、颜均、罗汝芳、何心隐等。
该派的理论基础虽来自王阳明心学,将心看作宇宙的本体,但在具体阐述中却有所不同。
王艮主张“百姓日用即道”。
要求从日常生活中贯彻封建伦理道德;,提出淮南格物说,认为“立本”、“安身”、“明哲保身”以及个人的行为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还肯定人的情欲的合理性,听任心本体的自然发展。
这些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的否定封建纲常的社会思潮,带有违背封建纲常的“异端”色彩,对当时的封建社会秩序具有破坏作用。
该派在明朝中、晚期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谶纬之学
谶纬之学是流行于两汉时期的一种学说。
谶纬是中国古代谶书和纬书的合称。
“谶”，即一种神秘的预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又分为符谶、图谶等；“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以迷信方术、预言附会儒家经典。
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依据，适应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故流行一时。
东汉时，谶纬之学被称为内学，尊为秘经。
魏晋后日渐衰落，刘宋后谶纬之书更是受到历朝查禁
·名教出于自然
王弼从贵无的宇宙本体论出发，主张“名教出于自然”的法哲学观。
王弼的自然就是无，无即是道，是贯通一切事物的统一法则。
因此王弼认为自然为本，名教为末。
名教出于自然，本于自然。
这个命题竭力证明的是，提倡名教与崇尚自然的互为表里，维护封建名教，确实出于自然之道
·越名教而任自然
东晋时嵇康的观点，他认为名教不同于自然，即儒家的纲常伦理不合乎无拘无束、放任自流的自然要求，而是一种追名逐利的工具，另外，应该超越、摆脱名教的束缚，不谋富贵，不尚名节，以求精神上自我解脱。
嵇康的“越名教”之论是针对司马氏集团的假名教所发，而不是要否定伦理纲常和君主政治制度本身。
“任自然”则指顺从人性之自然，这尤其是指任心之自然，而不要事先以名教礼法等是非标准来束缚住人的思想与行为，并且猛烈抨击现实社会中的一切恶浊现象和门阀士族的残暴政治
·名理学
汉魏之际以考核名实和辩名析理的方法研究人物考察的一种思潮。
“审察名理”之说，始于先秦的名家。
名理学成为一种思潮，则发端于东汉末年的王符。
王符针对当时“群僚举士”往往“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的现象，提出“选贤贡士，必考核其清素，据实而言”，“各以所宜，量材授任”。
曹操推行“唯才是举”政策，直接推动了名理学的发展。
名理学在魏初成为官方哲学，其内容也由具体人物的评论发展为抽象的人才标准以及才性关系的讨论。
徐幹的《中论》提出“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的名实观，使人才标准的研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刘劭的《人物志》所提出的考课法，不仅拟用于以考核百官，而且扩大到察举征辟。
才性之辩，是名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有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等四本之论。
具体内容今已失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精长逻辑，善于论辩的人，一般称为“精练名理”、“善谈名理”。
当时，谈玄说理，蔚为风气。
刘义庆《世说新语》中保存了许多名理资料。
正始之后，名理学被玄学所替代
·《白虎通义》
中国汉代讲论五经同异，统一今文经义的一部重要著作。
又称《白虎通》、《白虎通德论》。
班固等人根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白虎观会议上进行经学辩论的结果纂辑而成，计4卷。
该书以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为基础，解释自然、社会、伦理、人生和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其所列门目，对社会生活、国家制度和伦理原则等作了基本规定，实际是一部以今文经义为依据的国家法规。
主要注本有清陈立撰《白虎通疏证》等
·天命不常/天命非常/天命靡常
周公的天命思想，意思是上天所授予的大命是不固定的，并不是永远地保佑某一个人或者一个王朝。
天命不常的原因在于王朝施行德政与否，商代夏，周克殷的原因在于夏商的后代君主没有实行德政、怀抱小民，因而天命不会保佑夏商王朝。
周公“天命不常”的思想是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第一次在理论上对于朝代更替的社会事实所做的解释，对强化周王朝的政治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方面从天命的角度论证了周灭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如何顺应天命，巩固周王朝政治统治的问题
·性善论
中国古代人性论的主要观点之一。
战国时孟子首先提出。
孟子认为人性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关于人性善的根源，孟子认为是产生于先验的无差别的良知良能。
性善的基本内容就是理和义，表现为敬长和爱亲。
孟子的人性论揭开了人性的一个侧面，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是对于人性的认识从根本上是片面的，它忽视了社会实践对人性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孟子所说的人性是抽象的人性
·性恶论
荀子认为人性恶，并认为人的本性是先天造就的，否定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决定作用。
荀子从人的感官欲望、权势欲望的无止境说明了人性恶、人的本性好利。
由于人的恶的本性，破坏了社会秩序和财产关系的稳定，社会道德也因此而沦丧。
所以，荀子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使人的欲望得到满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时时刻刻抑制人恶的本性，同时，他主张在社会实践中矫正人的本性，化性起伪，最后达到善的境界
·老子的道论
老子将“道”抽象化，概括为普遍的、无所不包的最高哲学概念。
在他看来，“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
道还是价值判断的标准，老子主张与道认同，固守道的基本精神。
老子也用朴素的辩证法的观念解释道的基本精神，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
·老子的无为政治主张
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治国。
一方面要求统治者薄赋税、轻刑罚，慎用兵，尚节俭。
另一方面实行愚民政策，推崇小国寡民的理想国
·庄子的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是庄子哲学的突出特点。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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