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现代史中的苏联史.docx
《欧洲现代史中的苏联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欧洲现代史中的苏联史.docx（2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欧洲现代史中的苏联史
欧洲现代史中的苏联史
[德]施泰凡·普拉根博格文 蒋锐 孙立新译
2013-3-813:
16:
59 来源：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2期
摘要：
苏联史就是现代史的同义语，只有把苏联包括在内才有可能书写20世纪的世界历史；苏联的存在对20世纪世界历史的事件序列和结构，对国际体系，对文化关系和微观环境（不只局限于苏联），对政治和社会话语，对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形成，都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能把苏联史错误地理解为苏联疆域内的历史，也不能理解为现代史部门内众多国别史中的一部，因为苏联史同时显示出欧洲和全球的维度，波及西欧和欧洲以外的社会乃至日常生活和生活环境。
因此，本文在兼顾欧洲背景的情况下，试图突出苏联史的几个主要线索，如人口损失、暴政、非斯大林化、苏维埃社会国家、合法性基础的改变、社会的转变、帝国的形成等，并探讨了与苏联现代化和工业化有关的理论问题。
关键词：
苏联史；欧洲；现代史；斯大林；苏维埃
中图分类号：
A81；D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5574（2011）02-0046-20
今天看来，苏联史就是现代史的同义语。
现代史“经典作家”的各种定义对此都没有怀疑。
例如汉斯·洛特费尔斯就从俄国革命爆发和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7年中看到一个“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到来[1]，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也把1917年作为他那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20世纪史的著作的起点[2]，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简明20世纪史实际上是与苏联时代重叠的[3]。
这三位研究兴趣、社会与教育背景、出身和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历史学家的上述一致性，足可以诱使今天的史学家把20世纪称作“苏联世纪”。
不过，这似乎只是在制造不必要的标签竞争，因为已经有一个作为时代称号的“德意志世纪”了[4]。
至于哪个国家可以享有冠名权——在此美国自然是不容忽视的——不过是一个既不能引导深入分析也无助于知识增长的问题。
无可争辩的是，只有把苏联包括在内才有可能书写20世纪的历史。
这适用于欧洲，也符合1945年后世界的情况。
苏联的存在对20世纪历史的事件序列和结构，对国际体系，对文化关系和微观环境（这种微观环境不只局限于苏联），对政治和社会的话语，对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的理论形成，都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这一点尽管早已被人们充分认识，我们还是要再次加以强调，目的在于提醒人们，不要把苏联史错误地理解为苏联疆域内的历史，就是说，不要理解为现代史领域内众多国别史中的一部。
苏联史同时显示出欧洲和全球的维度，它波及西欧和欧洲以外的社会乃至日常生活和生活环境。
就德国的历史来说，苏联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其历史遗产也可以被感觉到。
不仅对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居民，而且对于西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势力，对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至80年代的大学生运动（某种程度上对于联邦德国的东欧史专业），对于安哥拉农产品的中间商，以及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经费配备，苏联史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现实，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经历。
这些由苏联引发的多重复杂关系正是现代史研究的对象，不过目前尚难预见这将对其问题、主题和方法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问题是，怎样才能把苏联史的多层次性置于现代史上欧洲和全球的复杂联系中，并在现代史的研究任务中把它表述出来。
一种实用主义的分割似乎是适宜的：
不言而喻，苏联史首先是在这一地区生活过的人们的历史。
对此，研究工作将继续予以关注并且要掌握大量经验性材料。
至于这些材料怎样才能进一步对20世纪史的理论化作出贡献，目前尚无法得知。
不过，轮廓已大致显现，这将在本文加以介绍。
此外，涉及苏联的现代史研究必须通过有关苏联政治—帝国的和文化—文明的扩张史来加以补充。
这一点有多么重要，下列情况可提供例证：
有关冷战发展和美国政治集团接受极权主义理论的最精彩著作之一，就是由一位苏联史学家写的[5]。
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苏联也影响到它实际上并未出场的地方，就像普希金的“冷漠客人”对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一样。
应当使用哪些概念和分析范畴来阐释苏联史，这显然取决于认识兴趣。
在一份杂志中，已经有人联系20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对1989-1991年剧变的意义进行思考并且为勾勒轮廓提出了建议[6]。
文章认为，必须向未来的研究者提出好的建议，要他们借助系统的理论来研究历史；不能强迫被建议者遵从这一号召，因为历史事实的重要领域是处在被建议的系统概念之外的，或者介于它们之间。
此外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人们所处的时代，在苏联衰落的影响下，苏联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系统地恰如其分地理解?
显然，共产主义政体的崩溃预先规定了提出问题和进行研究的角度，并导致了历史主线的出现。
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和1989—1991年剧变这三次划时代变革已经决定了俄罗斯—苏联历史的轮廓，并且“难以卸却的遗产负担”又宣告归来，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历史学家的挑战，即探求这几个时代之间的因果联系[7]。
相反，下列观点——尽管原则上不对这个研究计划发生怀疑——应当受到反对：
1·迄今为止，出于种种原因，研究工作走向歧途，因为它处在构建历史工作的虚渺高空，没有找到解决真正焦点问题的答案；2·它坚信，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国内战争成为苏联史变革性的同时也是创伤性的起点，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沙俄帝国深刻危机的导火索，主要处于另一种历史作用的框架内；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划时代意义只是相对的，因为希特勒德国所侵袭的苏联社会早已被27年之久的内外战争、暴力和恐怖统治所毁坏；4·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触动苏联的制度，甚至巩固了这个制度，相反的新现象却在国际关系和苏联作为世界大国的角色中显示出来，借助革命、帝国、民族这些构建中的大范畴虽然可以描述20世纪的几个主要特征，但它们却基本停留在“大而化之”的状态中。
相反，新近的研究探讨了苏联史中那些可以认识的——对现代史的定义者来说总是如此——社会政治现象、政治统治关系以及“亲身经历者”的生（幸）存与日常生活领域。
归根结底，这些研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研究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前述观点不同，本文试图在兼顾欧洲背景的情况下，突出苏联史的几个主要线索，它们或者不存在于前面提及的三个概念框架内，或者存在于这个框架中别的地方。
然而首先必须声明，本文只是刻画一些轮廓，特别是描述一下关于苏联现代史研究的任务，目的在于以这种方式确定苏联史在欧洲现代史中的地位。
因此本文也不是一篇文献报告。
此外，对1917—1945年这个时期只进行了相当简短的论述，因为关于这段历史已有多种总结性报告了，而且现代史的困难性也不允许在这个地方反复讨论。
不过，考虑到欧洲的背景，应当增添几点补充性的也许以往很少被注意的内容，包括零散的关于苏联现代史研究机构特点的介绍。
相反，1945年后的时期却没有受到多少关注，尽管对1945—1953年期间的斯大林主义缺乏研究的落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
以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的年代作为考察对象的现代史研究，除了个别例外，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其他地方都还没有出现。
因此这一部分应当受到特别关注。
这个研究领域尚未得到开发，这种情况对于欧洲范围内比较现代史的编撰很不利。
如果以比较的眼光来看有关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大量研究工作，那么不能不指出另一种明显落后的状况，这表现在：
国内从事东欧史研究的人员在数量上大大少于德国史的研究者；在联邦德国不存在专门研究苏联现代史的机构，这与对联邦德国史和民主德国史的研究形成鲜明反差[8]；因此现代史研究只能出自大学里那些不只是针对现代史的东欧史研讨班和大学外那些不只是从事现代史研究的研究所；以苏联史为重点的教授席位被取消了[9]；在俄国，对这个时期档案资料的查阅要比对德国史资料的搜集困难得多；俄罗斯史学家还同这个时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10]；人数众多的美国研究机构则要么专注于3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要么专注于冷战、外交和国际体系。
所以本文第二部分试图就后斯大林主义时代现代史中的几个主要方面作一探讨。
在此也对这个帝国发表一些个人见解，这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应当按照贯穿于本文的、有关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中心议题来剖析前述若干现象，因为苏联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这些问题迄今还没有受到多少注意，但它们却可以把这个历史分支推向欧洲大背景。
关于1917—1953年时期的研究状况
苏联史的全部建构都必须从人口损失开始。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饱受各个方面灾难的打击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开始的，自1917年起——虽然不是自十月革命起——一股瓦解的浪潮席卷整个国家，衰落的俄罗斯帝国没有一个角落不被触及。
十月革命后情况更糟，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变不仅没有阻止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十月革命使大灾难在那些年间的欧洲畅行无阻。
难以想象的大规模人口损失再一次唤醒我们的记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过程中，俄国有两百万人丧生；至于多少人死于1918—1921年的国内战争，已无法获悉准确数字。
1926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包括1921—1922年大饥荒——它导致四百万到五百万人丧生——在内，苏联的实际人口数比预计人口数少了2800万。
特别是处于兵役年龄段的青年男子大量减少，1917—1922年间，可服兵役的青年男子中有31%（670万人）早殁[11]。
在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青年人都不曾如此大规模减少。
这些数字掩盖了不久前在乌拉尔地区的区域研究中被称为“灾难中的生活”的那种日常生活[12]。
这项资料确凿的研究，再一次清晰展示了一种人类生存的政治、社会与日常史维度，就其悲惨乃至野蛮的状况而言，这样的人类生存在当时欧洲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曾有过。
到下一次人口灾难出现，中间只隔了短短11年。
尽管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已经造成数千人死亡，但这一数字在人口统计学上的意义远不能同1933年的饥馑和瘟疫相比：
大约600万人成为它的牺牲品。
恐怖统治则雪上加霜，使情况变得更糟，据说从1928—1941年大约有800万人死于各种“清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方面牺牲了2600—2800万人。
1945年战争的结束并没带来人口增长，1946年饥馑期间，又有200多万人早殁。
至于有多少人死于集中营，也许永远不会得到精确统计。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很多人1945年后被关押在古拉格集中营，导致大约占苏联全体居民3%的人在斯大林主义政体的强制机构中艰难度日。
过高估计可怕的死亡数字是毫无意义的。
迄今我们还完全缺乏理解这些人道灾难的范畴，这些灾难产生的原因各异，凶手、动机和情况都不同。
近几年的研究发现了大量记录事件经过的档案资料，其中部分已出版。
但是，除了牺牲者是同一社会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成员这个事实外，假如还存在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又是什么呢?
似乎可以认为这些事实和事件是互相关联的，只是历史学家（其他学科的科学家也一样）目前还完全没有掌握它。
不过问题在于，在回顾20世纪的时候，苏联的毁灭和死亡浪潮是否只是一系列毫无内在联系的“偶然事件”[13]。
在集体流放事件中，这种联系已经很明显了，而且作为20世纪暴政史的一部分不能再被忽略了。
大量死亡只是人口损失史的一部分，而这个损失史在其他领域也以极度的规模表现出来。
沙皇帝国崩溃后，各种组织机构悉数瓦解。
旧的治安机构，包括民兵和正规军也衰落了。
特别是，法律制度遭到严重侵蚀，以至于在俄国建立法治国家举步维艰，而且这种困难久久难以克服。
于是，一个持久的法治紊乱阶段开始了，布尔什维克的法治虚无主义又使这种紊乱变本加厉。
新政权同时还打碎了原有的经济和所有制制度，这早已为人所知。
教堂和宗教作为价值观的核心受到激烈批判，家庭作为一种机制在政治、社会和法律上被严重削弱，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行政管理精英和文化精英——被迫流亡国外；汪达尔主义的图象破坏运动开始了对政治象征符号的摧毁，使当时还发挥作用的日常生活标志消失了，代之以新的标志；数百万失去家园和父母的少年儿童成帮结伙地流浪在城市和乡村。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苏联史开始时，传统的损失和瓦解现象发生在所有领域并伴随着人员死亡，其规模之大在欧洲是绝无仅有的。
这是一场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关系、价值、生存条件的根本性危机，死亡、暴力和不安全的经历无处不在。
制作一张那个年代在欧洲所发生危机的排序表似乎颇具嘲讽意味。
然而，没人能够回避这样的经验性结论，即苏俄危机的深度和广度是无可比拟的。
20年代初意大利发生的事件和新兴巴尔干国家——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自1929年起组成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很不稳定的政治状况与动荡的社会、种族状况，都无法与苏俄的情形相比。
就是德国因战败而导致的危机也没这么严重；德国的失败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而且它所造成的危机只有一部分可以从经验上加以测定。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德国，对自身危机的认识和对民族灾难的觉悟显然更加强烈，尽管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大危机发生在苏俄。
单就人口危机而言，下述事实对于苏俄来说几乎完全不为人知，也不被承认，即：
危机对当时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何种后果，例如，损失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国内战争那一代人，从中形成了何种生活感受和生活态度。
几乎没有人把这些灾难解释为苏联史的基础并将其与后来的发展相联系。
显然，作为历史变迁中政治、社会和经济史的苏联史著作都对此避而不谈，这与下述看似可信的论证有关，即：
牺牲者虽然作为统计数字而出现，但并不作为无声的历史参与者而出现，而幸存者则会更彻底地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暴力、大规模死亡和巨大的破坏行为视为事件序列的背景，那将对苏联史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那种局部可观察到的以新形式重新回归的宗教是对危机的一种反应吗?
这种危机已把现有的所有信任感都破坏无余了[14]。
共产主义政权凯旋高歌式的自我吹捧，以及自导自演、喋喋不休、神话般夸张的历史目的论，梦幻般的进步乐观主义，技术官僚的未来统治和从现实看纯属荒谬的消灭一切暴力的社会乌托邦，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并不全是从意识形态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幸存者为克服普遍存在的争斗和死亡而进行的努力。
上述情况加强了在意识形态上早已预先规定的把由历史所选定的人和蒙羞的“原有人”（byvieljudi）相互区别开来的简单划分。
服从共产主义立场观点的部分青年人，可以获得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历史优先权，这个观念曾得到较低年龄段布尔什维克党员——在1917年平均为29岁——的坚决拥护[15]。
不光布尔什维克，而且许多知识分子和1917年后年轻一代的成员，都曾经醉心于先锋队的角色，坚信自己是优选者，唯有自己拥有塑造未来的能力。
如果人们仍然继续坚持这种思想，那么国家政权在众多阅兵式、纪念日和节日上的宏大表演就算是一种在坟墓上跳的用魔咒召唤生命和未来的舞蹈了。
苏联领导人试图在对列宁的狂热崇拜中把居民的“形而上需求”转向国家政权[16]。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
如果谁从死亡数字得出结论说，这种死亡记录肯定在人们的思想和著述中普遍存在，并且会是一种与具体环境相应的按照美学原则进行的创作，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对死亡的描写很少见，并且其微不足道的数字与实际发生的普遍死亡形成鲜明对照。
通常的描述是针对敌人的，那是有充分历史理由的死亡。
杀死敌人，成为战胜死亡和使幸存者——包括杀人者——进入更好的生存状态的一种途径[17]。
随着革命胜利，这种形式的优质生存竞争已经结束，但它却转向了别的领域，例如借助优生学和实验医学，或者通过哲学-技术-自然科学方面的驻颜与长寿措施。
与苏联初期相同的类似问题，也存在于1941—1945年以后的时期，当时民众还既没有从恐怖统治中，也没有从生活环境的大破坏中走出来，进入一种和平的有序的和可计划的状态。
虽然斯大林主义晚期的恐怖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针对性的，即他至少在事后抓住了那些可列举出名字的团体，但是在1945年以后，却有比战前还多的人被送进了集中营。
数百万被遣返回国的人都曾在洗脑集中营中呆过。
从希特勒德国活着回来的苏联战俘，又陷入了苏联当局的魔爪，被视为潜在的颠覆分子。
集中研究这一时期当事者经历和心态的专著目前还很少，仅有的研究则展示了一个消沉与冷漠的社会。
战争期间短暂的宽松环境，作为专制政权下难得的自由和宽容，在战后迅速结束了，这使形势变得更糟。
自身和家庭十多年的高压经历，屈辱，如影随形的生存威胁，担惊受怕，对暴力机器的顺从，一直处于最低限度的社会和物质需求，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社会及其人文环境来说，对于革命后据说是世界历史性的文明方案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破坏、毁灭和死人，这些初期行为对于以后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深刻影响?
不论就精神创伤、社会内部状况来说，还是就力图淡化暴力史的研究者来说，以下事实都具有重要意义：
后斯大林主义社会的历史，的确应当从集中营的幸存者开始书写[18]。
赞成书写暴政和暴政后果史不应导致与其他任务保持距离，也不意味着不加区别地对待从1917年到1953年的发展，将其写成一部没有区别的犯罪史，或者完全忽略其他必要的研究方向。
从欧洲比较现代史的角度看，恰恰在其他领域，尤其在社会史领域——在此社会史被理解为包括文化史的扩展——要做的事情很多。
比如妇女史，要超越目前已经得到深入研究的20年代妇女史，仔细考察妇女在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已有一项开拓性研究描绘了二战期间和二战后苏联女工以及“废墟妇女”的情况，她们承担了大部分重建工作[19]。
与之相关的似乎还有一篇关于尚未得到很好研究的苏联性别史的文章[20]。
对于其他未被包括在“工人”、“职员”和“农民或集体农庄成员”范畴内的社会群体，也需要进一步研究[21]。
尤其有理由抱怨的是，区域研究很不够，人们习惯于“自上而下地”观察地方的情况，以至苏联史始终是出自莫斯科视角的历史。
不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暴力无处不在，人们应当或必须致力于研究这一现象，如果他想撰写一篇令人信服的关于斯大林主义历史的文章的话。
所有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著述都应当服从这个律令：
每一部地质学史都应涉及恐怖[22]；每一部关于苏联教育学的著作都应提到对教师的肉体摧残[23]；每一篇自述文献都应提及暴力经历[24]；在论述少数民族问题时都应提到对包括俄罗斯族人在内进行的屠杀、暴力和镇压[25]，如此等等。
在叙述1953年以前的苏联史时，不可能对暴力和毁灭轻描淡写，事实上，近几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持这样见解的著作。
然而，过去却并不总是这样。
最近25年间，关于两战期间苏联史的编纂在这方面已发生重大变化，今天人们已不再认为，斯大林主义就是以1928—1929年的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为特征的新计划经济时代[26]。
然而某些方面仍有欠缺。
能够与关于大众汽车厂的著作[27]相比拟的研究还没有出现，不过已经有了关于个别企业，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于企业环境的区域性研究[28]。
关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似乎绝迹了，这也与研究机构的缺乏密切相关[29]。
在此，指出研究趋势的一个特殊性是有必要的。
在历史科学发生所谓范式变化之后，无论在德语区还是在盎格鲁-萨克逊语区，文化史都占据主导地位了；在美国-美语苏联史学中，一些转向语言学的儿戏已登上前台。
但令人费解的是：
第一，它们是如何批判性地远离了专制政体的；第二，它们如何“根据文本”——哪怕较为接近地——诠释斯大林主义的核心问题，即暴力。
那些被枪毙的人绝不是由于语言学问题，因此转向语言学就意味着在那些牺牲者面前止步不前了[30]。
对暴力史的认识，首先是俄国人研究中的一项功绩，他们自1991年以来做了大量工作，以便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这里所指的不只是诸如卡廷屠杀案、战后遣返者以及德国战俘等引起轰动的问题，而且还涉及苏联领导人亲身参与犯罪的情况。
有关政治局内部活动和决策过程的重要知识，已是众所周知的了[3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同行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文献。
不过，要对这些工作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将会使本文变得臃肿不堪。
对斯大林主义的大部分和重要的清算工作，是由名为“纪念碑”的团体进行的，这得感谢俄罗斯历史学的后共产主义环境，况且这种清算工作既没有得到国家资助，也不与专业研究发生组织联系。
然而，仍有若干历史领域还一直处于封闭状态。
特别令人讨厌的是，最关键的文献仍受到政治监控，档案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意的，档案法使档案保管员不知所措；如果涉及人事的或“敏感的”案卷，其公开出版就会受到严格限制。
人们不能肯定，这些案卷是否会损害那个通常被称为“民族形象”的轮廓模糊但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
而要对此作出判断，在许多情况下要听凭档案保管员的好恶，而他们则由于没有明确根据而宁可正面坚持职守。
俄国人的现代史研究把重点放在了史料搜集和出版上，这与档案馆和档案保管员糟糕的财政状况有很大关系，他们不得不依赖外国通过出版项目或研究计划而提供的财政资助。
因此，对概念的“进一步加工”大都留给了西方史学家来做，这与其说是由于缺乏专业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下列事实：
单靠无聊的思想工作是难以为家庭挣来面包的。
因此，苏联时代的传统尽管已经发生变化，但可惜仍在继续，而那些在范式上已经作了重大调整的西方史学家，同样还要利用苏联的研究来作为自己解说的采石场。
关于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现代史的研究
正如我在导言中所说，1953年是苏联史的转折点，但我们也不应回避有关这一年代的疑问。
这个问题不仅与二战中大大扩张的苏维埃帝国相关，而且也涉及在苏联长期延续的结构特征。
像德国1945年那样的深刻转变，在苏联是不存在的，1953年也不是。
退出政治舞台的是一个独裁者，过去只要他不发话，任何重大决定——特别是在对外政策上——都无法作出。
斯大林去世及其对后来发展所带来的后果，首先证明了这个年代（1953年）的合理性。
但是也有大量理由否定其转折意义，因为整个体制既没有崩溃，其核心部分也没有被毁。
机关干部还是原来那些人，政治术语似曾相识，斯大林死后的“集体领导”完全是由斯大林分子组成的，他们原先就在斯大林最亲密的小圈子里共事。
斯大林时期的建设“成就”，如计划经济、集体农庄、1936年宪法、秘密警察的无所不在、分裂成原子的社会甚至集中营等，都照旧存在[32]。
只是由于斯大林死了，在人为推动下（如国内战争中、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期间、30年代的恐怖统治中、二战前和二战中的放逐时期，由于逃亡、疏散和迁徙——顺便提一下，这在1941年前也发生过——以及由于后来迁回被占领地区，由于重建以及由工业化引起的强劲城市化）而始终不得安宁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开始不稳定，不巩固了；不计其数的迁徙者直到60年代才停下来，他们曾成百万地穿越苏联并展示了苏联史的另一个特征。
城市化在1953年以后继续发展甚至进一步强化。
庞大的空间开发，如在偏远地区和原始森林地区获取原料、垦荒运动或新建城市等，构成了1953年以后时期的特征，再一次推动了苏联内部的强制迁徙浪潮。
就已知情况而言，这种大规模迁徙与20世纪整个欧洲的放逐和迁徙运动汇为一体[33]。
如果说迁徙——大部分是强制性的迁徙——构成20世纪欧洲史的一大特征的话，那么苏联内部的迁徙运动也是其一部分。
迁徙是在1912—1913年从巴尔干开始的，随后一直扩展到整个欧洲，到20世纪最后十年又在巴尔干大规模发生。
对整个民族的放逐，同数以百万计强制劳动者及其家庭的迁徙以及在政府号召下向新开发工业区和新居民点自愿迁徙一样，都属于这一潮流的一部分。
就人们所知，仅仅苏联内部的迁徙运动——可惜对它还缺乏长时段研究——在规模上就已超过了中欧和西欧。
对于迁徙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尚需进一步研究[34]。
有足够的理由使1953年的转折意义相对化，而且所有这些理由都支持以下努力，即：
在不否认每个时期的特殊性的情况下，把74年的整个苏联史置于另一种解释框架中。
只有这样，有关研究才能把握苏联的全部试验，并把它从孤立的零星的信息中引导出来。
然而不少人仍沿用下列已经毫无意义的划分，即以1917—1929年为一个考察时段，接着是直到1941年的斯大林主义研究，然后再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则以晚期斯大林主义为研究对象。
对于晚期斯大林主义，如前所述，还没有出现系统的研究[35]。
与对斯大林主义的研究如出一辙，对1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