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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历史批判
经济学的“历史”批判
袁辉 2011-04-02
摘 要：
我们已经从外延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史和经济学史对我们这一学科的发展与认识有何裨益，实际上，对作为现象历史和思想历程的考察本身，就要求我们掌握并运用历史方法。
在经济研究中强调历史方法，我们无非是说，至少应该把历史方法放在与数学方法、计量方法同等的水平来对待。
关键词：
经济学，理论研究，分析方法，历史方法
－－兼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
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门学科的工作者看待客观事物的方式，以及理解客观事物所能企及的范围，这对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尤其如此。
当前主流经济学基于毕达哥拉斯哲学和牛顿力学基础之上的惟理性化、数学化、模型化、计量化趋势和经济学帝国主义狂热突出表现了我们这门学科的精英们试图将经济学打造成像物理学一样的科学的幻想和自己对形而上学的偏好，毫无疑问，经济学在这场运动中逐渐偏离了其经世济国的本意。
借助康德的批判，从内涵（历史方法）和外延（经济、经济学的历史）两个方面考察经济学中的“历史”，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回答这样一个康德式的命题，即“科学的经济学何以可能”，也就是为经济学的科学性划清界限，并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
如果从亚当·斯密算起，经济学已有超过200年的历史，从今天的眼光看，这段历史只不过是理解的深度和状况的琐碎的一种粗糙的混合。
在斯密那里，经济学的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两重性，除了混合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之外，“在《国富论》的第一、第二册，斯密无拘无束地运用了比较静态的方法……而在《国富论》的第三、四、五册以及在《道德情操论》中的大部分，斯密举例运用了所谓的苏格兰历史学派的极不相同的方法……一方面包括了对历史阶段理论的坚定的信念，认为经济生产的一定的‘模式’或类型和人的本质的某种永久的原理是相互作用的；另一方面又包括了深深承认简单和优雅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做充分解释的至高无上的标准。
”
到了李嘉图，就抛弃了斯密的二重性，英国经验主义归纳式的方法让位于法国的理性演绎而一跃成为经济学的正统，“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他信服我们今天所谓的‘解释的假说－－推理模式’。
”
李嘉图以后，历史经验的分析方法除了在德国历史学派那里有过短暂的复兴之外，从来就没有占据过经济学的主流，尽管它掀起了经济学史上对方法论的第一次争论，并且持续长达近30年之久。
随着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的兴起，经济学开始数学化。
杰文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如果是一种科学，它必须是一种数学的科学……几乎每种科学的完全的理论都须使用微分法；经济学的正确的理论自亦不能例外”。
到了近现代，一个典型的经济学推理一般说来首先是一些抽象假设，然后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依照定义式或恒等式建立方程，再利用微积分、泛函、拓扑等数学知识求解模型，最后试图将模型的结论和现实状况进行对比和预测，以此来提出政策建议。
自从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为稀缺与配置的研究奠定其在经济学中的基础地位以来，主流经济学在这一研究向量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20世纪中叶，通过阿罗、德布鲁等的不懈努力，在瓦尔拉斯的框架内，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这更加坚定了主流经济学对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分析范式和经济和谐的信仰。
在主流经济学家试图将经济学打造成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的不懈努力下，对数学的严重依赖以及对历史的忽视也就在所难免，而数学在形式化和简单化逻辑论述的同时，失去了很多模型所不能表达、而在语言之中的东西，在麦克库洛克等一些研究经济学修辞的方法论家看来，数学化可能还舍象掉了许多“言外之意”，这可以从凯恩斯和马克思对使用数学的态度上得到某种佐证。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布拉特指出的，“经济学家使用的数学方法基本上是不适当的”，“也确实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模型假如不是与事实背道而驰的话，也起码是不完全的”；布劳格更是将在经济学方法论中，“数理严格性之所以成为崇拜偶像”的“原罪”归咎于上文已经提及的阿罗和德布鲁。
二、经济的历史
当代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和历史缺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来说，经济学中的“历史”，往往包括了经济的历史、经济学的历史以及历史方法，前两者描述的是经济学中历史的外延，涉及熊彼特谈到的作为分析技术的历史；而后者探讨的是经济学中历史的内涵和实质，或者说，“真正”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
作为经济的历史，即经济史（当然也可以包括经济政策史等），根据吴承明的观点，研究的是历史上各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绩效。
熊彼特曾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历史、统计和理论）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并且给出了三个理由，“首先，……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
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
第三，……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理论从经济史当中并没有学到什么，而经济史从经济理论当中得到的和失去的一样多。
”
就第一、第三个理由而言，熊彼特无非是说，经济史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检验（试错）理论的材料，如果经济学家一定要为自己搭建一个实验场所的话，经济史将是最好的选择，尽管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恩格斯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角度也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
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
如果我们认同“经济理论是一个工具箱”，那么，它所采用的原料和输出的产品都具有历史性，都和经济史密切相关。
但在理解经济史的时候，列宁提醒我们，“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和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观点”，因此需要基于熊彼特的第二个理由加以修正。
对于第二点，熊彼特实际上是说，“所有狭义的经济活动都是建立在社会制度、习俗、信仰和观念的联系之上的”，“由于经济学家本人是他自己时代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会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问题只在于影响程度的大小而已”，所以“经济分析的真正功能最好非正式地描述如下：
构成我们对经济体可能的不完全的理解，观察到未受训练的眼睛忽视的联系，在一些核心原理的帮助下讲述似乎合理的因果故事－－有时甚至很有说服力，对经济政策和其他外生性事件的后果做出粗糙的定量分析。
通过这一过程，经济分析的最终产物更像是结合社会环境的模型的集合－－或者说，基于历史状况－－而不是一个单一的适合所有情形的集成模型。
”
正因为如此，在索洛心中，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应该形成良性互动，即“经济学家专注于按照经济世界现在的样子或者我们认为的样子构造和检验模型。
经济史学家试图回答这样或那样的图景是否适用于早期或者其他地方，如果不适用，其原因是什么。
这样，经济史学家可以运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是需要另外具备想象事物在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之前是什么情况的能力……反过来，经济史学家能够提供给经济学家对社会安排多样性和可变性的敏感，尤其是对经济行为和其他经济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更好的理解。
”
三、经济学的历史
作为经济学的历史，也就是经济思想史，或者经济分析史之于经济学的理解和深化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告诉我们“人们对经济现象的了解是怎样发生、改进、以及怎样不断推翻原有分析结构的”。
更何况就今天的经济学工作者来说，没有谁是重新开始的，因为所有人都必须依赖经济学传统，并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传统。
首先，思想史是思想的战场，不是亡灵的画廊，任何一种新思想的出现，往往最初表现为针对新的问题对原有理论的补充修订；即使那些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革命”的运动，总体上也仍旧沿袭着前人的语言和描述问题的方式。
毕竟，“科学分析不单是逻辑上前后一贯的一种过程……不是单纯地对一个客观实体的逐渐发现……它毋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永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如果它有所‘前进’的话，那是以一种纵横交叉的方式前进的；它的前进不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所以，对经济学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在思想史上开始一次“智力方面远征的壮举”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任何特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着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
”
其次，通过思想史或者分析史的梳理，可以获得新的灵感。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经过26年的沉寂，在1930年帕累托最优才被重新发现；交易成本概念也是在科斯1937年的经典论文发表30年之后才引起经济学家广泛注意的。
但是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家的共同体类似于完全市场，这意味着经济思想史可以被现代经济学家合理地忽略，因为有效市场的逻辑暗示着所有有价值的思想都包含在当前的课程里了；并且我们所担心的可能会被遗忘的思想只不过是一些其重要性还没有被充分发掘的思想火花而已，从艾奇沃思“核”到非合作纳什均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事实证明，以经济思想作为商品的市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效，这一点在各个经济学流派之间表现得更为明显；英美传统和欧洲大陆传统的经济学缺乏必要的交流和融合，即便是在同一理论传统内部，也存在着主流和异端的持久争论。
经济学说史上很多有价值的流派需要我们在比较的过程当中重新发现和进行现代性反思，比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弗赖堡学派、瑞典学派等等。
即便撇开“灵感”不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他所研究的科学的历史中吸取有用的教训……从成长过程受到阻碍的间歇中，从我们对机遇的依赖，从如何避免去做某些事情，从纠正的偏差中也都可以学到东西。
我们学会弄清楚为什么我们实际上走到多远以及为什么没有走得更远。
我们也知道接着而来的是什么，以及怎样和为什么接着而来”。
毫无疑问，分析史或者思想史向我们展示了经济理论逐渐发展的过程，它的幼年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和壮年时期等等。
我们知道，西方最初的经济思想散见在哲学家的著作当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科学可以分为三类，即理论知识－－物理学、数学和第一哲学，实践知识－－伦理学、家政学和政治学，以及创制知识－－修辞学、诗学和辩证法，而经济学属于家政学（希腊语家政学“oikonomia”旧译作经济学“economlcs”）；从蒙克莱田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起，经济学这个名词开始登上大众舞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到如今经济学成为显学，并且流派林立，这样一段漫长（如果我们愿意这么称呼的话）而又艰难的历程，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楚，那些依旧适用的正确的东西已经成为经济学的日常语言，充当着经济学家这一团体的黏合剂，并且维护着经济学在“科学范式”意义上的科学性。
而那些错误的或者过时的思想对我们而言，也不无裨益，正像瑞典的语言学大师索绪尔指出的，“从方法论观点看，认识一下这些错误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一门科学在草创时期的错误，就是最初从事研究的人所犯错误的放大了的写照”。
KarenVaughn也认为，“我们需要直截了当地强调经济学史的有用性，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帮助学生们加强理论能力，或者向他们展示跨学科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它能影响我们对经济学本身的看法，包括经济学潜在的成就和致命的缺陷。
”最后，正如熊彼特强调的，“人类行动的任何领域都能显示人类的心智活动，但是没有哪个领域像经济学领域那样逼近实际的思想方法；因为在其他领域中人们不会这样不厌其烦地报告他们思想活动的过程”，所以经济分析史“从具体事物中展示逻辑，从行动中展示逻辑，并展示与想象和目的密切结合的逻辑”，通过这种展示和报告过程，我们可以洞察人类思维的方法，因为“科学的习惯和过程的规则不仅要由那些外在的逻辑标准来判断；它们自己也对这些逻辑标准产生反作用。
”
此外，还应该指出，经济学本身的分工到了今天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单个经济学家不再可能理解他本人熟悉的狭窄领域之外的所有业务，通过经济学史的考察，我们可以俯瞰那些引起经济学家兴趣的问题以及经济学的全局，如果不能清除，至少也能减轻狭隘性和片面性。
四、经济学中的历史方法
我们已经从外延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史和经济学史对我们这一学科的发展与认识有何裨益，实际上，对作为现象历史和思想历程的考察本身，就要求我们掌握并运用历史方法。
在经济研究中强调历史方法，我们无非是说，至少应该把历史方法放在与数学方法、计量方法同等的水平来对待。
（一）历史归纳法
提到归纳法，不能不提经济学史上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和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关于方法论的第一次争论。
“历史学派方法论基本和独特的信条是：
科学的经济学的致知方法应该主要地－－原来说是完全地－－在于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以及根据历史专题研究所作的概括。
就经济学专业的科学部分而言，经济学家……应该扎入经济史的海洋，去调查研究各时各地的种种具体类型或过程的活生生的细节，并学会如何吟味这些资料”；门格尔批评德国历史学派“所讨论的并不是理论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视角问题……是从实用经济学的视角考察经济现象的……这样的研究通常是很表面化的，对于理论经济学来说是不相干的”，他认为，“我们可以将经济领域区分为三大类科学：
首先是有关经济的历史性科学（历史学）和统计学。
它们的任务是探究和描述经济现象的个别性质和个别联系；第二类是理论性经济学，其任务是探究和描述经济现象的一般规律和一般联系（即经济现象的规律）；最后一类是国民经济的实用性科学，其任务是探究和描述在国民经济领域中据以采取恰当行动（根据条件的不同）的基本原则（经济政策和财政科学）”，德国历史学派充其量是对个别事物的个别考察，对获得一般性的经济学知识而言，没有任何帮助，是理论经济学中的“伪历史主义”。
对于这场争论，熊彼特的看法是中肯的，他说，“就像所有这类论战一样，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完全不得要领的……这次争吵是关于先后次序以及相对重要性的争吵，只要承认各种类型的工作都自有其份所应有的位置，这个问题本来是早就可以解决的”。
其实，无论新旧历史学派，从来没有否认要从历史数据中得出经济规律，尽管他们中的许多成员对经济规律的范围、性质和必要性的认识各不相同；他们只是在不同程度上都认识到了经济理论的相对性或偶然性，所以对“规律”持更加审慎的态度。
门格尔也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的经济现象所展示出来的发展，一方面呈现为个体的发展现象，另一方面呈现为经验形态的发展”，尽管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是经验形态的发展，是一般的、典型的事实，但是我们很难将个体的发展从我们的视野中彻底排除出去。
说得更明白一点，施穆勒与门格尔的区别仅在于，“施穆勒坚持的是具有强烈经验主义色彩的研究取向，除了实用的需要之外，他从根本上反对对经济现象的完整性和复杂性（发生在具体社会背景下的）作任何抽象。
而门格尔……所关注的经济现象之本质乃是‘原子论式的’一般性‘类型’及从其中逻辑地演绎出来的‘典型的’因果关系……他不承认历史学派总结出来的经验性规律是因果性规律。
反过来，门格尔所使用的人的自利这一‘简单因素’，他所使用的单一因果论方法，在施穆勒看来，则是不能接受的”。
鉴于这样一种区别，像熊彼特一样，很多学者认为这场方法论大战恐怕只是一场由于“相互误解”、“气质与智能癖好的冲突”而引起的“家族内部的失和”，施穆勒和门格尔的争论从实质上来看，不过是归纳法和演绎法谁为第一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从根本上就是一个无须回答也无法回答的伪问题。
事实上，任何一套体系化的思想都是从预先作出的假定出发的，假定来自于对已有事实的归纳或者抽象，“既然抽象不外是对于部分真理的省略，因此如果由抽象得出的结论没有为省略的真理所推翻，那么这种抽象就是有根据的”；而“逻辑演绎也没有绝对的确定性。
由于假定了既定问题之外的那些考虑是无关的，前提就假定了它们的清晰性是有限的”，那么，“我们的危险在于接受对一组事件所涉及的宇宙的视域有效的概念，然后不加批判地将其应用于其他事件，而后者包含了具有某种差异的视域”。
Whitehead的担心在经济学中表现为李嘉图的抽象，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他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质是虚假的”。
熊彼特也尖锐批评了李嘉图“几乎就像同义异语反复那样”的分析方法和“应用这种性质的结果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李嘉图恶习”，认为那是“一种决不可能被驳倒的、除了没有意思之外什么都不缺少的理论。
”
正是因为我们学科今天的现状过多的沾染了“李嘉图恶习”，所以重新认识归纳法，回顾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之争，讨论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相互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在经济研究中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需要我们对它们各自的局限性有所敏感，过于强调二者中的任何一方面都将对我们的学科产生不利的影响。
培根观察到，“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
实验家象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象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网。
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园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
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正是这样，它既非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来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于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放置在理解力之中。
这样看来，要把这两种机能、即实验的和理性的这两种机能，更密切地和更精纯地结合起来（这是迄今还未做到的），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希望”，这段话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来说，同样适用。
（二）整体主义
经济学中历史方法的第二个内涵在于整体主义。
既然门格尔认为归纳法是对个别事物的个别描述，而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忽视了其他事物都必然受到这种局限性的损害，那么，整体主义则要求我们将这些不同的剖面放在同一个坐标系中考察，从而尽可能得到某一事物的全貌。
法国年鉴学派最为出色地运用了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它的创始人、《法国农村史》的作者布洛赫就指出，没有法国史，只有欧洲史；它的第二代传人及集大成者费尔南·布罗代尔进一步强调，没有欧洲史，只有世界史，并且一切历史都是日常生活史。
法国史学家利科在谈到年鉴学派的贡献时认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社会实在，并且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范畴，如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等等……这种总体史非常强调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
“实际上，所谓总体论或整体论就是结构主义，社会不是同质的人群相加而成，而是由不同质的领域有机结合而成的结构……每个领域都是在总体关系中活动的，在考察时，要先肴总体结构，再考察部分与总体的关系，部分与部分的关系，即总体的结构关系。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具有整体主义的品质。
历史唯物主义告诫我们，“要对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局势进行一番有教益的分析，我们就必须诉之于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条件；而要了解这些条件何以成为它们之所以为它们，我们就必须考虑它们的辩证的发展。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社会的经济组织或阶段结构是怎样地相应于解决某一生产问题的需要而演变着的，而生产问题本身则又是为该社会所具有的生产力的状态所规定的；并且我们还必须观察生产力的发展又是怎样地使得现存的经济组织－－即‘生产关系’－－成为过时，从而引起了进行社会根本变革的需要。
”
因此，整体主义的历史方法至少包含有三层意思：
（1）把经济现象本身看成一个整体，这意味着分析视角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向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过渡；
（2）注意到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换句话来说，将经济过程放到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来考察；（3）上述两点暗示我们，经济学家不仅要熟练掌握本领域、本学科的知识，还应该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保持兴趣，有所了解。
古典刑罚学的创始人、伟大的贝卡里亚告诫我们，“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学科范围内，忽略相似或相邻学科的人，在自己的学科中决不会是伟大和杰出的。
一个广阔的大网络联接着所有真理，这里真理越是狭窄，越受局限，就越是易于变化，越是不定，越是混乱；而当它扩展到一个较为广阔的领域并上升到较高的着眼点时，真理就越简明、越伟大、越确定。
”
（三）演化思想
如果说整体主义要求我们注意到某一时点上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图式中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那么，演化思想则告诉我们，经济的发展变化实际上是在时空中不断展开的过程。
正像马克思指出的，“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
在马克思称为黑格尔全部哲学秘密所在的《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写道，“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会说花蕾是被花朵否定了的；同样地，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真实形式出现而代替花朵的。
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互相排斥互不相容。
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黑格尔认为，生命之所以成为整体，在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否定和逐渐展开，在上面的例子中，尽管花蕾、花朵、果实在生命循环中不断为后者所取代，但是它们的存在并非毫无意义，前者的所有规定性都被后者批判地保存下来，并且为后者在新的更高的形态上发挥表现出来。
真正重要的不仅是花蕾、花朵和果实，而且还包括它们之间续起的过程，“因为事物并不穷尽于它的目的，而穷尽于它的实现，现实的整体也不仅是结果，而是结果连同其产生过程；目的本身是僵死的共相，正如倾向是一种还缺少现实性的空洞的冲动一样；而赤裸的结果则是丢开了倾向的那具死尸。
”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生性地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现实生产力的运动必然会将原本促进它发展的生产关系变成阻碍它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当旧的生产关系的潜力被耗尽时，新的生产关系就以否定前者的方式最终确立起来，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会引起建立其上的国家、法、道德的演化，如此循环。
熊彼特对马克思的这些理论羡慕不已，他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这种过程以某种方式通过积累发生作用，以某种方式摧毁了竞争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并以某种方式造成了无法维持的社会局面，后者将以某种方式让位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组织。
”
因此，经济演化的实质就是意识到事物的发展根源于其自身内部矛盾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展开。
现实世界不是隐含着毕达哥拉斯哲学的数学模型能够概括得了的，也许应该重温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序言中的教诲，“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它意味着，经济研究的首要目的是要认清楚在不同时点上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揭示它的对立面和矛盾的运动，从而觉察到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不必乞灵于用来自外部的某种冲击解释经济的发展变化，比如杰文斯的“太阳黑子论”。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认经济体外的因素对经济体的影响，对我们而言，只有当这些外在因素作为导火索或者助推器引起体系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对立运动时，才能合法地进入我们的分析视野。
五、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
经济学的“历史”批判，包含了对经济史、经济学史，以及历史方法（归纳法、整体主义、演化思想）的考察，和对当前主流经济学数学形式化的反思，以期为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某些方法和思路。
中国经济与世瞩目地持续高增长被称为“中国之谜”，学界从不同的维度进行了研究，如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论、渐进改革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儒家文化论、“北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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