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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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
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
桐声
2012-11-2014:
43:
12 来源：
《日本学刊》（京）2005年6期
作者简介：
桐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内容提要：
右翼在日本近现代史上始终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
战前它与法西斯军部相勾结，积极参与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谋划和充当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急先锋；战后，尤其近年来它与各种隐性右翼分子沆瀣一气，形成一股强大的右翼势力，对内试图扭转国家的和平发展道路，对外信奉实力政策和强硬外交，正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日本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关键词：
日本政治右翼势力内外政策影响
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几乎每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都活跃着一支特殊而又不容忽视的群体，并一次次扮演极不光彩的角色，它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右翼。
二战后，尤其在近年来，从日本国内随着冷战结束而伴生出的政治整体右倾化和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的急剧变化中，人们似乎总能嗅到源于日本右翼历史垃圾堆的陈腐臭气，隐约可窥各种右翼势力蠢蠢涌动的憧憧鬼影。
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肆虐横行和频频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年代里日本右翼究竟干了哪些勾当？
当代的日本右翼势力对其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始终是我们必须探讨和关注的问题。
一日本右翼的演变与右翼势力
日本右翼形成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何为“右翼”、其发展过程以及与其他右翼势力之间的关联和异同。
（一）日本“右翼”概念的界定
日本右翼是一个庞杂而又不断变化的群体，对其概念迄今尚无明晰确切而又被一致认可的界定。
日本学者松本健一指出：
“给右翼下定义实际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与左翼定义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关联，即二者相抗衡，并随时代发展而变迁。
”①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词条解释，“日本右翼”是“日本近代鼓吹效忠天皇和向外扩张的反动社团”，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急先锋”。
②日本《右翼辞典》对右翼概念的界定是，右翼“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指反动的、反近代的国家主义思想及其运动”；“作为近代革命的对立面，指保守派的政治态度”；“一般讲，右翼没有系统的理论，其指导理念因人而异。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它首先是对近代的反动，它否定作为人类普遍理念的自由与平等，将国家放在价值中心的位置。
现在，基本上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右翼概念来理解。
右翼具有狂热的排外主义、沙文主义式的对国家过分的忠诚以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敌视。
他们强调民族使命，具有打破现状、发动政变的强烈愿望”。
③而日本的《大辞林》则把右翼解释为“保守、国粹主义的思想倾向，以及具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个人或团体”④。
（二）日本右翼的演变
日本的早期右翼始于19世纪末期。
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的右翼大体经历了“战前右翼”、“战后右翼”、“现代右翼”三个发展阶段。
所谓“战前右翼”，是对二战结束前所有右翼组织及其思想的概称。
1881年2月，被视为日本近代右翼开山鼻祖的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和内田良平等人发起并成立日本近代第一个右翼团体“玄洋社”，从而成为了日本右翼的国家主义运动之源。
受其影响，自1881年起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掀起组织结社的狂潮，“黑龙会”、“老壮会”、“犹存社”、“神武会”、“大日本国粹会”、“大日本生产党”等名目繁多的各色右翼团体纷纷登台亮相，至20世纪初期达到了高峰。
据统计，1927年至1937年期间，日本的右翼组织共有634个，人数达12.2万之众。
在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半个世纪里，战前右翼势力宣扬国粹主义、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和“忠君爱国”等军国主义思想，鼓吹、推动建立法西斯独裁体制，并与日本法西斯军部相勾结，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中扮演了吹鼓手和马前卒的角色。
从策动“日韩合邦”、殖民统治朝鲜，到支持“满蒙独立运动”、谋划肢解中国，无一不留下战前右翼的斑斑劣迹。
“战后右翼”，一般是对战后复燃至20世纪6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日本右翼组织及其思想的统称。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对日实施军事占领的美国强行限期解散右翼组织，一律褫夺右翼骨干分子的公权并严禁其从事政治性活动和担任国家公职，右翼组织一度被迫偃旗息鼓，似乎销声匿迹。
然而，东西方冷战开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出于冷战的需要和对国家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的对日政策旋即由“抑制”改为“扶植”，并宣布停止遣散日本右翼组织，解除对右翼分子“褫夺公权的处分”，使得日本的右翼分子重出社会，许多右翼团体死灰复燃，再度集结。
据统计，到1952年的短短两年内，日本全国仅公开活动的右翼团体就已达270多个，共约5万来人。
战后右翼虽承袭了战前右翼的衣钵，但因受国际冷战意识形态和日本国内政治保守势力的影响，它不仅淡化了传统的反美、反体制色彩，且把反苏、反共、重新武装奉为圭臬。
“现代右翼”，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新右翼”、宗教右翼在内的新兴右翼和既有右翼组织及其思想的总称。
进入70年代后，60年代蓬勃发展的日本左翼学生运动对右翼神经产生的刺激效应持续发挥作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下的右翼民族主义思潮以更加强烈的波峰荡涤着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
在此背景下，一批新兴的宗教右翼组织、右翼暴力团体，以及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新右翼”组织相继产生。
日本的右翼组织重新整合，思想开始转型，势力日益扩展，影响日趋增大。
据日本警方统计，到2000年，日本的右翼团体已发展到900个，总数达10万人，已接近“战前右翼”的顶峰时期。
⑤而被称为右翼理论家的荒原朴水则宣称，若包括“西装右翼分子”在内，日本全国的右翼分子共有353万人。
⑥从组织结构上看，现代右翼主要由“传统右翼”、“新右翼”和从暴力团体转化而来的“行动右翼”构成；从思想理念上看，民族主义色彩更加浓厚。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右翼”。
他们自诩是“新民族主义者”，叫嚣要“打倒Y.P（雅尔塔、波茨坦）体制”，对内主张“回归日本民族”，“回归传统”，“废除占领宪法（现行和平宪法），制定自主宪法”；对外则鼓吹排外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要求政府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再现昔日辉煌。
（三）日本右翼与右翼势力的表现形态
综观日本右翼的百年史，从其生成、发展的过程似可找到一种定律，即每当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其自感来自外部的“压力”或“威胁”增大，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突出、政局动荡、民心思变和危机意识增强之际，就是日本右翼思潮沉渣泛起，右翼团体活动猖獗和右翼势力迅速膨胀之时。
作为民间团体的右翼虽人数不多，但由于它与日本各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社会上又有许多隐性的“西装右翼分子”存在，因此，当他们同流合污、相互纠合在一起时，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右翼势力，其思想意识也极有可能成为导向日本社会政治的主流思潮。
至此，似可对日本右翼与右翼势力的表现形态做出如下的概述：
所谓“右翼”，一般指具有右翼政治思想理念、在政府有关部门被正式注册登记、行为怪诞而热衷于街头喧嚣或暴力行为的团体、组织及团伙。
而“右翼势力”所指的范围则更加宽泛，它既涵盖一般意义上的右翼，更包括虽有右翼的政治思想理念却尚未明确加入其组织的其他“西装右翼分子”群体。
这些群体中的个体分布于政界、财界、文化界等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阶层，他们虽有着右翼的言行却一般又不诉诸暴力，且碍于种种原因，大多都不公开承认自己是右翼，行为较为诡秘，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也更为深刻、广泛。
因此，如果说被政府正式注册登记的右翼是“行动右翼”、“显性右翼”的话，那么，“西装右翼分子”就是“思想右翼”、“隐性右翼”。
从二者对社会和政治产生的危害来看，毫无疑问，后者更应引起关注和警惕。
二战前右翼与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对外侵略
战前右翼是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而产生并渐成气候的。
时代的背景决定了它必然成为军国主义思想的吹鼓手和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马前卒，并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永远深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一）标榜“大亚细亚主义”，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煽风助燃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竞相入侵亚洲，偏居东北亚一隅的岛国日本岌岌可危，一时间，主张“亚洲提携”的“大亚细亚主义”在日本盛行。
然而到了19世纪末期，日本经明治维新国力增强并吞并琉球后，便把侵略的矛头对准了朝鲜和中国，“大亚细亚主义”在野心膨胀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右翼势力的眼中，也完全变成了其宣传推销军国主义思想的漂亮标签和在亚洲实施侵略扩张政策的遮羞布。
玄洋社和黑龙会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早期战前右翼团体，是“大亚细亚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
所谓“玄洋”，即“跨越玄海之滩，拓展亚洲大陆”之意；至于取之我国地名黑龙江的“黑龙会”，其含义则是把俄国的势力赶出黑龙江以北，以南由日本取而代之。
黑龙会在其纲领中公开宣扬“大亚细亚主义”和主张日本成为“亚洲盟主”，称日本应“弘扬肇国之宏谟，阐明东方文化之大道，进而谋求东西文明之亲和，领导亚细亚民族之兴隆”。
⑦日本近代右翼巨头头山满不仅号召“将日本的皇道与正义传布于亚细亚大陆”⑧，且更加露骨地宣称“要保持日本帝国的元气，唯有依靠军国主义”⑨。
对此，日本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日本右翼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主张军国主义、侵略主义，并且一贯以大亚细亚主义的名义，进行侵略大陆的宣传。
”⑩
“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右翼与生俱来的核心价值观和借以推销军国主义的行动指南。
面对西方列强，尽管最初它可能是倡导者的一种并无邪念的纯真理想，但经过日本右翼的阐释后，“大亚细亚主义”全然被演绎成为一种极具欺骗性的法西斯式军国主义思想和侵略、掠夺亚洲的代名词。
而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下，“大亚细亚主义”标榜者所宣传的“亲善”变成了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和掠夺，“提携”变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吞并和瓜分。
也正是由于右翼势力这种对“大亚细亚主义”的欺骗性宣传，无数不明真相的日本青年抱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加入到侵略者的行列，并在“忠君爱国”思想的蛊惑下成为野蛮成性的屠夫。
日本右翼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实质就是侵略主义、军国主义，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为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大陆政策”的出笼起到了煽风助燃的作用。
（二）鼓吹“国家改造论”，为日本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体制推波助澜
通过甲午战争割占台湾、日俄战争攻占辽东和正式吞并朝鲜后，贪得无厌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胃口越来越大，其战略目标已由与列强“瓜分亚洲”变为“独占亚洲”，并制定了“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计划。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日本的扩张势头受到列强的遏制，其欲实现与列强对世界共治的梦想变得渺茫。
加之国内政府财政窘迫，民众抗税斗争高涨，政党民主力量趋强，军部的扩军计划受挫，遂使军国主义势力和日本右翼陷入欲罢不能与焦虑不安的困境。
于是，力主对日本实施彻底改造的“国家改造论”抬头，并逐渐占据日本右翼运动的主导地位。
1919年成立的犹存社，是“国家改造论”最具代表性的右翼组织。
该组织在其机关杂志《雄叫》中宣称，“面对迫在眉睫的内外危急险难”，必须“对国家组织进行根本的改造，对国民精神进行创造性的革命”。
（11）而被称为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右翼理论家北一辉则不失时机地抛出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并在序言中直白地叫嚷：
“像日本这样领土狭小的国家，作为国家的生存权，侵略主义对日本而言亦是正义。
……应该把日本帝国像大军营那样组织起来。
”（12）
被日本右翼奉为“圣典”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一部十足的宣扬极端军国主义思想、鼓吹建立法西斯独裁体制的右翼自白书及法西斯主义纲领。
其所谓的“国家改造”，就是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削弱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把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外交完全纳入战争体制和军事管制之下，以服从和服务于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确立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强化“皇军意识”和“皇国理想”；“永久维持征兵制”，“举国民皆兵之实”，以建设“大日本帝国”的“大海军”和“大陆军”；鼓吹侵略有理论，强调“为了印度的独立和支那的保全”以及“取得澳洲或远东西伯利亚”；作为“国家的权利”，日本有“开战的积极权利”，即恣意发动战争的权利。
日本右翼的“国家改造”蓝图并非虚幻梦境，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在部分军人、民间右翼和政界复古势力的勾结与配合下，通过一次次的暗杀、政变和大肆的蛊惑性宣传，天皇神话和神道思想控制了日本的国民意识，政权几经更迭后完全被军部所掌控，法西斯军人独裁政权得以确立，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更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铺平了道路。
（三）宣扬“肢解中国论”，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充当打手
在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海外扩张、开疆拓土的侵略版图中，中国始终是其垂涎觊觎的主要目标。
因而，作为军国主义思想的推崇者和鼓吹者，日本右翼不仅大肆宣扬“肢解中国论”，为军国主义的侵华行为张目叫好，出谋划策，且鞍前马后，不遗余力地参与其中。
以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为首的早期日本右翼虽也曾在“大亚细亚主义”的美名下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但殊不知其虚伪表象的背后却酝酿和潜藏着更加凶险的阴谋，他们本寄希望于辛亥革命成功后，能借助“日支提携以破俄，收满洲、西伯利亚为我所有”（13），从而“使大陆之地也能沐浴在我皇德之下”（14）。
然而，当这一企图落空后，内田便转而向日本政府建议瓜分中国，即以长城为界，长城之内“依然作为中华民国，推行共和制”；长城之外，“在前清宣统帝的领导下独立，成为日、英、俄三国共同的保护国”。
（15）
另一个被称作大陆浪人的右翼头目川岛浪速则认为中国注定要亡国，他侮蔑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具有“亡国性格”，中国“没有达成统一的希望”，“任其自然发展，亡国状态不久将会出现”，其结果必将“被世界列强所瓜分”。
（16）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内田良平在其《国防协约私案》中更进一步提出了侵略、灭亡中国的方案，试图强迫中国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和“领导”。
由此不难看出，“肢解中国论”者也好，“中国亡国论”者也罢，这些口口声声高喊“大亚细亚主义”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怀有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且骨子里极度蔑视中国等亚洲其他弱小民族，认为唯有其大和民族才最优秀，才最有资格和能力支配和领导亚洲。
因而每当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实施侵略行动时，在中国的大地上总能看到日本右翼上蹿下跳的身影，他们或开设特务据点，培养间谍人才，以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的情报；或采取谋略手段，策动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以加速中国的分裂，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并控制中国尽犬马之劳。
三现代右翼的特征及其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
战后，日本右翼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复燃整合后始又进入新的活跃期，特别是90年代冷战的结束和国内外局势的突变，再度为日本右翼势力的蔓延和猖獗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和舞台。
目前，他们正以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和特征活跃在日本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当中。
（一）各种右翼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
近年来，随着日本政治的整体右倾化，以前一些分布于日本各界的“隐性”右翼分子逐渐由暗趋明，由幕后走到台前，密谋串联，来势迅猛，纷纷成立右翼性质的政治团体。
而且，这些团体在成员上相互交叉，在组织上相互支持，在行动上相互配合，在政治上相互勾结，已同社会上既有的传统右翼团伙在日本社会编织起一个庞大的右翼势力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财界、企业界的右翼资本家为右翼团体歪曲历史、美化战争的活动提供资助；学术界、舆论界的右翼文人为右翼团体出谋划策，提供理论支撑和舆论支持；右翼政客为其他右翼势力的行动撑腰打气，充当政治代言人；行动右翼则为其他右翼势力的政治主张喧嚣造势，扩大影响，甚至不惜以恐吓和暴力震慑政治异己，以帮助右派政治家实现其政治意图。
虽然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右翼团伙成员很难通过民选进入日本政界，大多数民族主义政治家慑于和平宪法的制约和进步力量的政治压力也通常会小心回避与街头右翼的直接接触，但表面上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不存在深层次的勾结与联系。
长期以来，在政坛上寻找代理人一直是右翼分子梦寐以求的目标，而今天作为其在日本政治舞台上代言人的，则首推极端民族主义政客石原慎太郎和右翼鹰派政治家安倍晋三。
与此同时，一大批自诩为“新民族主义者”的“新右翼”分子和当年老牌右派政客的子孙们，现都已进入日本经济、文化的上层圈子和政治权力的中枢，有的甚至地位显赫，身居要职，直接参与日本的政治决策，完全成了右翼势力的同路人。
另外，与右翼政客同样具有奉行大国主义路线“政治基因图谱”的大批右倾保守政治家（17），在政党分化组合的过程中合纵连横，已在国会交织构筑起形形色色的新保守主义会派，在许多涉及国家体制与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上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遥相呼应，试图用他们的政治意图来决定日本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右翼势力试图扭转日本的发展道路
当代日本右翼势力的最大政治目标，就是尽快甩掉战败国的帽子，摆脱现行和平宪法的束缚，使日本成为与其经济大国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恢复大和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以“普通国家”的身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从而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便称霸亚洲，重建昔日的“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正试图用他们预设的“三部曲”把国家的发展道路拉向右转。
其一是修改和平宪法，成为“正常国家”。
战后以来，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曾先后掀起过五次改宪浊浪，其核心目的是修改现行和平宪法的第九条，使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
石原慎太郎批评“现行宪法的起草几乎没有日本人的自主性，没有历史的正统性”，“是丑恶的”，必须予以“否定”；（18）中曾根康弘则公开敦促加快修宪步伐，并要“有重大突破”。
在右翼政治势力的操纵下，目前，日本的修宪步伐正在加快。
其二是歪曲侵略历史，重塑日本的“民族精神”。
为了同战前右翼奉为圭臬的绝对天皇制相区别，当今的右翼政治群体从象征天皇制的现实出发，提出了“使天皇成为全体日本公民的精神”这样一种易于公众接受的所谓“全新的政治理念”。
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在貌似新异的政见之下，新老右翼同样在玩弄歪曲历史重塑“民族精神”的把戏。
1993年10月，有100多名自民党右派议员、右翼文人组成旨在篡改历史的“历史研究会”，于1996年出版了否认侵略历史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
还于2000年炮制出美化甲级战争罪犯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
命运的瞬间》。
继而，社会上的右翼文人又与之相勾结拼凑起“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于2001年和2005年两次编撰出版了歪曲历史、推卸战争责任、隐瞒加害事实、把侵略战争描绘成“自存自卫”战争的《新历史教科书》，并毫无悬念地得到了日本政府相关部门的审定和批准。
其三是推动军事立法，力主扩军武备。
这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近年来在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掀起篡改历史狂潮的同时，不遗余力地追求的又一重大政治目标。
为此，他们相继建立了自己的专门智库和政治施压团体。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军界、防卫系统的新战略派人士及自民党的防卫族成立的“日本战略研究论坛”（JFSS）和由政界150多名少壮派议员组成的“确立新世纪安保体制青年议员会”。
“论坛”由二战期间曾任关东军少将参谋、战后又出任过中曾根内阁高级顾问的濑岛龙三担任会长，由以美化侵略战争历史而著称的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担任理事长，在罗织大批自卫队退役将官组成专门理事会的同时，还特聘现任防卫大学校长西原正、前防卫厅长官中谷元及一些右翼文人作为“政策提案委员”。
他们向政府提出的首项“政策建议”就是修改和平宪法，补充完善军事法制环境，强化军备管理，以便在“现今世界秩序中寻求日本的国家利益”。
相比较而言，“青年议员会”的成员则全部来自活跃在日本政治舞台第一线的清一色鹰派政治家，他们对政府施加的压力更大，对政府军事安全方面的政治决策造成的影响也最直接。
近年来，日本军事立法步伐加快和扩军武备势头逼人的背后，都与该“青年议员会”不无干系。
而叫嚷日本应实施“先发制人攻击”、“可拥有核武器”，要求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把自卫队更名为“国防军”的，也恰恰出自于这些野性十足的青年鹰派议员之口。
（三）右翼势力已影响到日本的外交事务
夸耀大和民族种族优越，盲目排斥其他民族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共同特征之一。
他们否认历史上的侵略罪行和强烈的排外沙文主义的种种举动，也通过右翼的政治压力作用到日本的外交决策当中。
作为其具体表现，首先是极力破坏中日关系。
由于狭隘的大和民族主义思想作祟，形形色色的日本右翼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中国的发展视作威胁，在大肆歪曲历史，散布“中国报复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同时，极力在领土、台湾、安全等问题上制造事端，蓄意破坏中日关系，遏制中国的发展。
在历史问题上，他们一方面毫无根据地叫喊中国绝对没有忘记被侵略的历史，一旦强大了，肯定会“报复日本”，从而在日本民众中煽动恐华、仇华情绪；一方面则鼓动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责难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是“谢罪外交”、“软弱外交”、“朝贡外交”，导致目前的中日政治关系降至复交以来的最低点。
在钓鱼岛等领土问题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他们多次登岛滋事，在岛上建立标志性建筑物，以宣示日本的主权。
近来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及东海划界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不顾大局、不负责任的单方面行为，均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幕后策动有关。
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日本右翼势力的“台湾情结”长期以来一直存在。
他们一方面谋划并要求日本政府效法美国在国会炮制《与台湾关系法》，成立“李登辉之友会”，并邀请“台独”势力的总代表李登辉两度访日，甚至为“台独”势力出谋划策；另一方面则不顾中日政府间有关法律外交文件的原则规定，巧立名目访台造势，为“台独”势力输血打气，妄图“以台制华”乃至最终达到永久分裂中国的目的。
在安全问题上，日本右翼势力攻击中国的国防政策及军费预算“透明度不够”，抱怨中国的海、空军力量发展过快过猛，“有向海洋扩张的野心”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些荒谬论调，已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日本的对华安全政策和军事部署中。
其次是毒化日本同邻国的关系。
二次大战战败的惨痛教训，并未换来日本右翼的深刻反省和改邪归正。
时至今日，日本的新老右翼势力依然陶醉于他们的“大亚细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之中，仍然顽固坚持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是为从白种人手中“解放亚洲”的正义行动；把在殖民统治朝鲜期间强制推行的“创氏改名”说成是朝鲜民众自己的“要求”等等。
这种颠倒是非的言行遭到深受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邻国的严厉批驳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非但如此，日本的当朝政要只顾屈从于右翼势力的压力而屡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审定批准歪曲历史、美化战争的右翼新编“历史教科书”，却绝不考虑受害国政府的交涉和人民的感情，难怪忍无可忍的韩国总统卢武铉不惜以“外交战争”的誓言来抗议和反对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的错误行为。
尤其在信奉“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我既然吞下了就绝不吐出来”这一帝国主义强盗逻辑的右翼势力的操弄下，日本政府最近连续在领土问题上向中国、韩国、俄罗斯等邻国摆出强硬、好战、挑衅的姿态，不仅严重破坏了日本与邻国的外交关系，也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了不必要的危害。
其三是对联合国采取实用利己主义。
历史上，侵略成性的日本法西斯政府为侵略中国东北而不惜退出国联。
与此相同，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对联合国依旧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他们既怨恨自己的国家在其中没有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而不满和轻慢联合国，同时又极力渴望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右派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在其《世界新秩序与日本》的文章中，极力散布“中国对日本的威胁已经取代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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