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丁韪良及其《性学举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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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丁韪良及其《性学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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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2011,Vol.43,No.1,101?

110ActaPsychologicaSinica

DOI:

10.3724/SP.J.1041.2011.00101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丁韪良及其《性学举隅》*

阎书昌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石家庄050024）

摘

要

传教士丁韪良出于借心理学来传播宗教的目的在1898年出版了《性学举隅》,这是融入了许多西

方科学心理学知识的中文心理学著作。

中国最早开设心理学课程的登州文会馆的两名毕业生在丁韪良撰写《性学举隅》过程中进行了笔述工作。

丁韪良曾为益智书会撰写心理学教材但未完成,益智书会转而出版了颜永京的《心灵学》（上本）。

以丁韪良及其《性学举隅》为纽带,19世纪后半叶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进程中的几个重要事件构成了一副较完整的历史图景,反映出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与宗教传播有着密切联系。

《性学举隅》吸收了当时西方心理学前沿性的生理心理学知识,向中国引介了催眠术和颅相学知识,并对中国的“五官说”、“七情说”进行了修正与补充,同时也借用了汉字的造字法来阐述其部分心理学观点。

由于丁韪良向中国传播心理学是其宣传宗教思想的手段之一,而颜永京译述海文原著的《心灵学》更倾向于向中国传播心理学这一学科,强调了心理学与众多学科的联系和应用价值,因此丁韪良在心理学术语创制上的历史功绩要逊于颜永京。

颜永京于1882年将psychology翻译为“心才学”,这是目前发现心理学学科的最早汉语翻译名称。

关键词分类号丁韪良;《性学举隅》;中国近代心理学;登州文会馆;颜永京B84-09

1

引言

在华传教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

心理学理论和历史的视角上仍显薄弱,致使从心理学的视角对《性学举隅》的认识有待深化。

本文在深入考察原著的基础上,以19世纪后半叶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传播为历史背景,试探讨这部心理学著作在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的历史价值,同时将它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梳理丁韪良及《性学举隅》与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几个重要事件或著作的关联性,以此来构建19世纪后半叶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图景,从而达到对中国心理学所走过的这一历程更为清晰的认识与理解的目的。

于1898年出版了《性学举隅》这是第一部融入了,许多近代西方心理科学知识的中文心理学著作,此书虽曾在中国心理学界被提及过,并误以为1904年才问世（赵莉如,1991）,至今始终未见心理学界内对该书及其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进行过深入研究。

1988~1989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汪兴安在随荆其诚出访美国期间,在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发现了这本1898年版的《性学举隅》。

目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着一份复印本（Jing&Fu,2001;汪兴安,个人访谈,2010-05-06）。

在心理学界之外目前仅见《丁韪良与中国》一书中专设一节以1904版《性学举隅》为基础对其内容、特点、影响和意义进行了评述（王文兵,2008）,但是该著作对《性学举隅》的解读在

2

丁韪良与《性学举隅》

丁韪良,字冠西,1827年出生于美国基督教世

家。

1846年他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并在大学学习过精神哲学（又译“心理哲学”,Mentalphilosophy）课程。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神学院接受《圣经》方面的

收稿日期:

2010-05-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09YJCXLX006）。

通讯作者:

阎书昌,E-mail:

yanshu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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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同时他也注重世俗科学（自然科学）在传教中的作用。

1850年他抵达香港,开始了长达60多年在华传教与传播西学的生涯。

他曾介入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

丁韪良主张世俗化传教,即以宣传基督教世俗文明来传播教义,因此他在华传教生涯也是其传播西方文化、世俗科学知识的一生。

他曾开设崇实馆开展教育工作,翻译西方公法（国际法）、格致（自然科学）、政言国策（政治经济学）等大量著作。

他于1865年任职于同文馆,其间出任同文馆总教习长达26年。

1898年出任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参加了京师大学堂的早期筹备和开办工作。

后曾出任湖北济美书堂总教习兼仕学院讲友。

1916年丁韪良病逝于北京。

作为传教士的丁韪良,他一直试图以基督教以及西方世俗科学来影响、改造中国,同时,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向西方传递了他的中国观和中国形象（王文兵,2008）。

丁韪良是清朝末年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

丁韪良虽曾涉足政治活动,但其活动主要还是传教、译书、教学等文化活动,他在中国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有过重要影响和历史贡献。

端,以性学名之。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丁韪良所使用的“性理学”并非专指心理学,只是指到了近代侧重于人性的哲学研究。

对于“心理学”,丁韪良则使用了专门的术语,即“性学”,选自“性理”之“性”字为名。

实际上用“性学”来指代探讨人类心灵的知识内容,并非丁韪良首创,早在1623年,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Aleni）就用中文撰写了《性学觕述》一书,这是更早的一本中文哲学心理学著作,而且其撰写体例与《性学举隅》同为问答体。

这两部著作虽时代相隔两个多世纪,但其中隐含着心理学概念以及相关知识的继承关系。

从“性理学”到“性学”丁韪良笔下的“性理学”是衍自宋明哲学家“性理”之学的一个名称,它被作为一个宽泛意义上的哲学概念而被使用。

丁韪良在《西学考略》（1883/2002）之中,在论述“各国学业所同”时称,相当于中国周朝末年,在西方“性理之学大兴,分门别户列为百家,交相论说,渐入虚无。

惟素格底、布拉多、额利斯多（分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引者注）三人有圣贤之目……”,可见这三个哲学家在性理学领域有着重要作用。

在介绍西方学校制度以及课程体系时,丁韪良提到了西方学校课程中有“性理”之学：

“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灵,实原于天则天理,人性不可不究,况天地万物皆以丁韪良一理维系,是西学之精微者莫如性理一门”。

（1883/2002）还称,“性理”之学往往是在书院中设置的课程,学习这门学问的人很多,但“明之者鲜”。

在在这里,“性理学”更接近哲学心理学的范畴。

《性学举隅》中他称“泰西性理家所论者……自不外天地人三才也”,不过,古代性理家“每以形而上者驰骛忘归”,近代则主要是“以究察人性为要”。

可见“性理学”在古代和丁韪良所处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他又称以身体为研究对象的“体学为格物之一门”,以心灵为研究对象的“灵学”是“性理之大2.1

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图景中的丁韪良及其《性学举隅》丁韪良先是在《天道溯原》一书中阐发过人性问题,后以《性学发轫》为题撰写了二十多章这方上连载（王文兵,面的论述并在《尚贤堂（新月）学报》2008）。

丁韪良在《性学发轫》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后出版了《性学举隅》。

丁韪良的《性学举隅》一书能够将19世纪后半叶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几个重要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副较完整的历史图景。

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在山东登州文会馆较早开设了心理学课程。

狄考文从1876年起,把当时的蒙养学堂改称文会馆,共设有正斋六年、备斋三年的课程。

在正斋第六年的课程中,设有心灵狄考文发给1876年首届毕业生学（即心理学）课程。

李青山等三人的文凭中即列有心灵学课程（韩同文,1993）。

这是目前学术界所知道的心理学在中国教狄考文与丁韪育系统中的最早开设（顾长声,1985）。

良交往甚密,丁韪良肯定对其开设心理学课程有所获知。

丁韪良与狄考文同为美国长老会成员,又曾一起共事参加长老会活动,如1874年8月在山东烟台召开的美国长老会大会。

他们二人都主张在中国1877年5月在上海举行办教育以促进基督教传播。

的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andTextbookSeriesCommittee,该委员会对外使用中文名字“益智书会”）,丁韪良和狄考文同为该委员会的成员。

丁韪良虽没有亲自参加这次大会,但是提交了《论世俗文学》一文,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精神与社会科学”（Mentalandsocialsciences）对于传教的作用和价值,以及中国人的“性理”（Singli）之学（Martin,1877/1881）。

在丁韪良出版《性学举隅》之后,狄考文曾以“Anewworkonpsychology”为题对这部心理学著作给予了较高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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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王文兵,2008）。

另外,《性学举隅》一书得到了登州文会馆两位毕业生罗善智、綦策鳌的帮助,他们二人协助丁韪良进行此书的笔述、润色工作,也正是因为二人在心理学方面有功底,仅仅“月圆两度,工已告竣”（丁韪良,1898）。

罗善智、綦策鳌（又名鸿奎）分别于1886、1893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韩同文,1993）。

丁韪良（1898）亦称：

“綦、罗二君,夙擅格致、天算诸学,于性学尤易明晰,以为臂助,实称得力。

此余既感激于天假之年,天假之地,又”可见,登州文会馆不能不感激于天之假我以人也。

开设心理学课程间接地帮助了丁韪良顺利出版《性学举隅》。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成立之后决定编写初、高级两套中文教科书,这两套教科书中所列书目中有“心理哲学”（MentalPhilosophy）科目。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随后召开了几次会议,达成的决议中称凡是已经出版过相关书籍,或已经着手准备编写,或愿意承担编写教材任务的人都可以和教科书委员会联很明显这是系相关教材的撰写事宜（韦廉臣,1890）。

指有相关基础知识的人可以参与教材编写工作。

而就编写心理哲学教科书而言,丁韪良和颜永京（1839~1898）都是合适人员。

二人均在大学阶段学习过心理哲学课程,其中丁韪良还在多篇文章中或提及或阐发过相关知识。

颜永京在1857~1861年就学于美国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KenyonCollege）,在1860年秋或1861年春,他学习了约瑟·海文（JosephHaven）的Mentalphilosophy课程。

自1879年他在圣约翰书院开始边讲授边翻译海文著的《心理哲学》（MentalPhilosophy）。

颜永京于1886年参加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辑工作,并任该会委员（杨鑫辉,赵莉如,2000）。

另外,颜永京曾将斯宾塞的《教育（Education）中第一篇文章“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知论》识？

”（whatknowledgeisofmostworth?

）翻译成中文,以《肄业要览》（1882）为名出版,该书中就涉及到了部分心理学知识以及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问题。

而且在此书中,颜永京首次将psychology翻译为“心才学”,这是目前所知该词在汉语中最早的翻译名称。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写《心理哲学》的任务最初是安排由丁韪良来完成,他曾经致信教科书委员会称,正在着手撰写《心理哲学》和其他著作,但是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后来所出版的书籍中未教科书委员见丁韪良的心理学著作（王文兵,2008）。

会于1889年出版了颜永京的《心灵学》（上本）。

丁韪良曾在《性学举隅》自序中提到,“自幼癖嗜性学”,

中西广泛涉猎,想写出一部中文著作,但是他就任同文馆时工作繁忙,忙于撰写“公法”、“格致”等书,一直未能如愿。

从这里可以看出,丁韪良当时可能因为其他事情耽误了这部心理学著作的撰写工作,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转而出版了颜永京的译著。

另外,丁韪良与颜永京同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委员,而且他自己也曾致力于撰写心理学教材,因此他对颜永京出版《心灵学》以及该书的内容不可能一无所知。

丁韪良在中国开展或参与了许多教育活动,如1864年开办崇实馆,1865~1885年任职于同文馆,1898年出任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他主要参加了京师大学堂筹备阶段和开办阶段。

京师大学堂曾因义和团运动而停办,其后于1902年开始复校,而丁韪良于1902年2月17日被解聘了。

由于丁韪良深知西方学校中多设置心理学课程,如果他能够在京师大学堂继续任教的话,他肯定能为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中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这种由传教士所传播的心理学随着丁韪良的解聘而未能在他身上继续发展。

与此同时,世俗领域中中国近代心理学,也是西方心理学的世俗传播路径得以开启。

西方心理学在明清时期传入中国都是经由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后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而撰写相关心《西国记法》、《性学觕述》、《灵理学著作开始的,如言蠡勺》。

作为传教士的丁韪良同样也是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而撰写了《性学举隅》,这是西方心理学在近代中国传播所走的宗教路径,而自1900年前后,西方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又出现了世俗路径,如康有为、梁启超对“心理学”一词的引入,王国维和一些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或欧洲心理学著作的译介以及心理学的教学活动（杨鑫辉,赵莉如,2000）,尤其是日本学者服部宇之吉于1902年9月赴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其讲授课程之一为心理学。

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教学活动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开展的肇始（阎书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世俗传播路径的开启,昌,2009）。

是与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及其对心理学的需求密不可分的。

西方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先是通过宗教路径,后通过世俗路径。

在20世纪初的20多年间,这两条路径几乎是并存的,但世俗路径日趋成为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

而宗教路径传播（主要是指传教士的相关著作以及教会学校内开设心理学课程）的作用逐渐式微。

如在教会学校中一直使用的“心灵学”名称,至20世纪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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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继改称“心理学”,课程设置也更多地体现出世俗领域中科学心理学的特征,如开设生理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杨鑫辉,赵莉如,2000）,这应该是受到这一时期西方正处于心理学学派纷纷出现的影响,最终展示出科学取向心理学的学科体系。

1898年版《性学举隅》中未见英文书名,丁韪良（1901/2010）在Theloreofcathay（《汉学菁华》）中提到此书时用的英文名字是Introductiontopsychology。

1904年版本扉页的英文书名为ChristianPsychology（王文兵,2008）。

这种英文书名的变化,反映出丁韪良可能认识到,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在中国已经日渐传播开来,而专以基督教心理学对此书进行命名,以示其与世俗世界中心理学体系的区别。

由传教士在宗教领域中所传播的心理学,固然有其宗教的局限性,但是相关著作中所吸收的西方科学取向的心理学知识依然为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前期基础。

从这幅较完整的历史画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三点：

首先,19世纪西方心理学的传入中国,是由传教士们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而开始在中国教育中传授的。

其次,从心理学早期传入的几个事件来看,它们并非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相互关联的,反映着一种时代趋势。

再次,近代心理学的传播始终是以教育为载体的,但是科学心理学的传播最终要脱离开宗教的影响,现代教育体制中心理学的传播和应用,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新起点。

用此书时不再注明）。

2.3.1《性学举隅》的心理学体系在“总论”部分,丁韪良首先提出“性理学”不外乎研究天、地、人,过去性理学主要注重对“形而上”的探讨,近代则注重研究人性。

对人自身的探讨无外乎是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对自身的理解和认识包括两部分“曰身曰心是也,曰体曰魂是也,曰内曰外是也”。

“体学”是研究人身体的生理学,而“性学”（即心理学）专门研究人的心灵。

心灵与身体是相互影响的,但是“心灵”对身体有统领作用,身体要受心灵的调动。

心理学研究要先灵魂后身体（这里的灵魂可以理解为人的主观世界）,其原因有三：

一是“魂为我而身非我”,二是“我之悟我为人,其知由魂始也”,三是“魂之于身有贵贱之别”。

丁韪良的心理学体系分为两部分“灵才”和“心德”。

灵才是指心理各种要素的功用,这些要素主“才”共分五类,即觉（感觉）、要功用就是认识世界。

悟（自我意识）、记（记忆）、思（思维）和像（想像）,其悟之职在取材,记、像之职,则思、功能划分为“觉、将所取之材而成知”。

心德是指人的道德修养。

灵才主要是探讨人的各种心理机制,这些心理机制仅凭自身是不够的,还要有情欲,即人要有“所好”,“食、色、名、利等情”,也就是需要和动机。

人的各种灵才与情欲还要靠“志”,“志为心之帅”,即意志的统领。

丁韪良还称这个统领归根结底是“我”,其实是指人的意志。

这些都是下卷“心德”的研究内容。

“人以情欲下接物类,以是非之心,上接天神,以好善为鞭策,可期脱壳而跻于光明之域”,这就是丁韪良借心理学知识所要阐述的最终目标,即如何能做到修心养性,培养良好的基督教道德。

虽然丁韪良的心理学框架是“灵才”和“心德”,并最终服务于基督教教义传播的目标,但是其中仍然涵盖了近代西方心理学“知”、“情”、“意”三分法的知识体系。

2.3.2对生理心理学介绍19世纪中叶前后,西方生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实验科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生理学家的研究兴趣也进一步扩展到了心理学的领域,逐渐形成了介于生理学和心理学之间的生理心理学。

丁韪良对西方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新进展相当熟悉,在《性学举隅》中进行了相当多的介绍,如论述了感觉的作用、传导机制以及感觉器官。

如“心之所觉,知之本也”,心之觉“赖筋以外接而内达,则灵被警而觉似成矣”,即靠人的神经系统传导。

2.3《性学举隅》的内容与体系该书由序言（包括李鸿章序、罗善智序和丁韪良自序）、总论以及上卷（共十五章）、下卷（共十四章）组成,1898年初版,1904年再版。

该书为问答体,丁韪良（1898）声称这种体例可以深化学习,同“举隅”二字时也能帮助读者培养思考问题的能力。

有“取其简而该（赅）,明而易晓”之意。

此书目录如下：

总论;卷上论灵才。

分别为论觉;论五官;论习觉;论悟;论记;论强记之术;论思;论思之三要;论思索致知;论以思索广实学;论象才;论思之限址;论梦;论梦行与行梦;论相脑。

卷下论心德。

分别为论欲;论情;论求好;论心之动;论是非心;论行之所本;论诸德;论心之主;论习;论修身;论物之灵性;论才德次第;论灵魂诸说;论天地来原（丁韪良,1898;下文中凡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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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视觉滞留效应的介绍：

“木杆旋之极速,则视若轮矣”。

神经冲动的电性质：

“脑之生电,筋之通电,皆可验也。

惟电之于觉悟关系若何,尚未确知。

”对反应时的介绍：

“觉虽极速,尚未能先后无间,必逾片时而后觉”。

对神经传导速率的介绍：

“筋之通信,不及电线之捷。

医家曾验其速,据云,肤被物显然这是对触,由筋达脑,每秒不过行百余尺耳”。

赫尔姆霍兹神经传导速率研究的介绍。

那个曾经激发巴甫洛夫发明瘘管技术的病例,也被丁韪良提“西国曾有人,战时胃经受伤而不收口,其饮食及：

之酝酿融化,即能由疮口观之”。

在西方生理心理学知识的基础上,丁韪良对感觉器官的结构及其机制的许多介绍都是比较科学的。

例如,耳朵因有耳膜而能听到声音,在其介绍之中包含着某些听觉理论：

“膜颤筋感而通于脑。

颤速则声高,颤迟则声低”。

目能视物是因有视网膜,即“目底铺有细筋,织成帐幔”。

丁韪良在当时为中国传入了较多西方近代生理心理学方面的科学知识,为这些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2.3.3对催眠术与颅相学的介绍丁韪良对西方心理学发展史上的催眠术和颅相学进行了较详细地介绍和简评。

催眠术和颅相学是丁韪良所处时代,也是西方现代心理学形成之前的两个“显学”。

他称催眠术为“行梦”,称梦游为“梦行”。

他首先对亲眼所看到的催眠术具体实施过程进行了介绍,并介绍了催眠术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人物美斯美（今多译为麦斯麦）和法国巴黎的著名医生沙尔格（今多译为沙科）,称沙科对催眠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阐发了其中的奥秘并“进而精之”。

丁韪良认为沙科的重要贡献是他侧重于在催眠过程中对患者进行“授意”,使其醒来能够遵循之且不知缘由,以此来改变病人某方面的性情。

丁韪良还提到催眠术并非人人都能学会,也并非人人都可以被催眠。

同时他也提到了当时在西方催眠术被要求在公共场合实施,以避免催眠术被歪曲使用。

总体而言,丁韪良对催眠术的介绍比较完整,介绍了催眠术的的应用价值,如利用催眠术进行拔牙手术。

他认为理解催眠术对于理解心理学有所助益。

从目前来看,这是西方催眠术在中国最早的较完整介绍。

丁韪良称颅相学为“相脑”,并将其与中国的相面之术进行了一定的比较。

在19世纪上半叶颅相学在欧洲相当盛行,其后随着对人脑科学认识的提高,颅相学逐渐衰微。

颅相学的兴起是当时对

人脑及其功能初步认识的产物,丁韪良介绍了当时颅相学所依据的脑科学知识,尤其脑的功能分区概念,如“脑分三段,各有所专司”,还提到了“察知失语之怪病,在脑中有定所主之”,显然这里是指布罗卡于1861年提出言语运动中枢的损伤导致失语症这一科学发现。

丁韪良讨论了“百年前出自德奥两国,遍行于欧美”的颅相学盛行转向衰微的原因,颅相学虽偶有正确的事例,但是终因其“狂妄过分”,“为害尤甚”而逐渐被人们所摒弃。

从丁韪良对催眠术和颅相学的介绍和评价来看,基本是科学而公允的。

丁韪良在这里展现出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为这些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尤其是作为当时在中国有着广泛影响的一位传教士,其交往对象上至当时位高权重的文人,下至普通百姓,他所传播的科学知识必定产生更多的积极影响。

丁韪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理学思想的继承与修订在对中国文化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