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川陕与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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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川陕与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

“填川陕”与“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

记者张静：

陈良学老师，您好！

我是《华商报》读书周刊记者，很开心您能接受我的采访。

这次采访话题围绕历史上的移民并关照当代移民，请您尽可能多答一些。

因为是都市报，请您回答时尽可能深入浅出一些。

也可讲讲故事。

麻烦您了。

陈良学：

谢谢《华商报》和您对拙著的关注，也很高兴我们共同来探讨这个十分有趣的话题。

纵观中国千年的发展史，历次大的经济崛起和社会振兴无一不是以大规模的移民为前奏的。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及其所延伸的“湖广填陕南”移民运动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的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由南向北大移民的先例，实现了由政府强制移民到支持鼓励性政策移民的转变，由被动的政治性移民向自发性经济移民的转变；“湖广填四川”及其所延伸的“湖广填陕南”移民运动导致了四川和陕南乃至鄂西部分地区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变化，使四川和陕南乃至鄂西部分地区生态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四川和陕南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四川和陕南传统社会来了一次重塑；这场空前大规模的移民，客观上促成了自成一隅的川、陕对全国的一次大开放。

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促进了川、陕人口繁衍和人种的优化；同时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融，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

记者张静：

您的《明清川陕大移民》以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为背景。

发生这次民族大迁移的原因是什么？

“湖广填四川”为什么会波及到陕西？

移民到四川、陕西的又是哪些人，他们在那里寻求什么？

陈良学：

明清两代，由于战乱、兵燹、灾荒、瘟疫等社会原因以及“迁海”、“圈地”、“剃发”、“平台”等政治原因，晋冀、两湖、两广、闽粤、赣皖等地区居民大量向西部川陕地区迁徙，史称“湖广填四川”。

清王朝建立之初，即大力推行“移垦”政策招徕各地流民，进山垦荒就食。

其实，不仅四川及陕南的情况如此，当时已形成了全国性的移民大循环，四川及陕南只不过是较为典型的移民聚集地而已。

清廷历史文献中有大量关于移民的记载：

“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

……乾隆二十八年，定各棚民单身赁垦者，令于原籍州县领给印票，并有亲族保领，方准租种安插。

”“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孑遗者百无一二，耕种皆三江、湖广流寓之人。

雍正五年，因逃荒而至者盖众。

谕令四川州县将人户逐一稽查姓名籍贯，果系无力穷民，即量人力多寡，给荒地五六十亩或三四十亩，令其开垦。

”各地客民进入川、陕垦荒，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从康熙初年到嘉庆中期，一百多年间几乎是延续不断，其中特别以乾隆中叶为盛。

经过雍正、乾隆、嘉庆几个朝代的努力，历经一百余年，终使这一场涉及全国十几个省的大规模移民得以实现，这一战略性的移民，在陕南开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

历史上，陕南之汉中、安康曾一度隶属于四川，很多家谱的记载都误将汉中、安康归为四川属地，而且陕南由是东南各省移民流徙四川的必经之地，很多人未到达四川变在陕南停留下来。

清朝前期，闽、粤、赣地区移民构成了“湖广填四川”的主力，他们与其他籍移民一道进入陕南和川东，成为川、陕人口的主要来源。

汉中知府严如煜当时对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以及湖北西北部的移民概括地做了这样的估价：

“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呼朋招类，动称盟兄，姻娅之外别有干亲。

”

记者张静：

因为民歌以及电视剧的传播，“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这三次近代史上的移民浪潮更为大家所熟悉。

“填四川”与这三次移民潮有何异同？

陈良学：

既然有了“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这三次经过艺术化的移民潮，我们不妨也把“明清川陕大移民”简称为“填川陕”。

“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这三次移民潮与“填川陕”移民大潮虽然都有移民大潮的共同点，但也有许多不同。

首先，从时间上来说，“走西口”、“闯关东”发生在清末民初，“下南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从明末一直到清末民初，一直延续不断，而其最为集中的是发生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主要原因是沿海居民被清廷强迫迁界所致，当然也有其他原因。

而“填川陕”则主要发生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有的家族，既有铤而走险“下南洋”的，也有奉旨移垦“填川陕”的。

其次，“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这三次移民从性质上来说，基本是民间自发移民，属于“逃荒”“避难”一类的流徙，具有“铤而走险”的色彩；而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及其所延伸的“湖广填陕南”，是我国东南部人口向川陕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大移动，是先由政府倡导，后为民间自发，终成政府倡导与民间自发相结合的移民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经济性移民。

它合理地分布了民族、人口生存的空间，使长期沦陷于战乱与苦难中的“天府之国”和“汉水盆地”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走向全面复兴，对四川及陕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实，“填川陕”不管从形式上、内容上，抑或大流徙的曲折复杂程度上，都充满了传奇色彩，筚路蓝缕，悲欢离合，具有很强的故事性，要写成长篇小说或编成电视剧，不会比前三者差，我正在试图做些尝试，但成败难以预料。

记者张静：

您进行了20多年关于川陕移民的研究，激发您研究的动机是什么？

您祖籍粤北，生于陕南，这样的研究对您来说是否是一次文化寻根之旅？

    陈良学：

我的先祖于清乾隆年间从广东韶州府迁居陕西汉阴县，到我这一辈已是第八代了。

我自幼生长在陕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童年时代，民间流传着“湖广填陕西”的故事如同神话般撞击着儿时的心灵。

成年后又在这里工作和生活30余年，从城镇到乡村，从川道到山区，耳闻目睹和亲身接触了大量的移民风情习俗，深刻感受到路隔三五里，人同音不同这一奇妙的文化现象。

于是，一个个疑问接踵呈现在脑际：

为什么陕南山区人们把落日叫做太阳落水而不叫太阳落山？

为什么陕南山区的生活习俗比山外的关中开放？

为什么在同一乡间会有不同的生产生活习惯？

为什么陕南的城市乃至乡村会有那么多的会馆？

为什么宗教信仰、戏剧音乐、衣食住行等各种文化现象在陕南表现得错综复杂、异彩纷呈……？

一个个“为什么”引导着我逐渐从方志和一些有关资料中接触到许多有关湖广移民的点滴记载，它触发了我试图弄清这一奇特文化现象之内涵的念头。

    随着改革开放的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文化现象更加明显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大凡湖广移民集中的地方，经济活动和文化生活便显示出一种原始骚动的热情。

它使我朦胧地感觉到，历史移民问题的现实意义不可低估。

1984年春，我开始着手系统收集资料，研究考证。

如果说从浩瀚的史籍中搜寻有关移民的记载如同大海捞针的话，那么，深入民间挖掘移民的各种资料则无异于“深山采芝”。

如汉阴县南山吴氏，是湖南长沙一支庞大的移民家族，其家谱22卷深藏于凤凰山南麓的一户山民家中，就连吴氏族人中的很多知识分子也难以一睹其貌。

我因扶贫工作在这里蹲点三个多月，为这里的一户吴氏族人查明了一起上访五年之久的民事案件，终取得其信任。

当一叠半公尺高的《渤海堂星沙善邑吴氏族谱》呈现在眼前时，鼠咬虫蛀的情景令人扼腕叹息不已。

幸亏发现及时，否则，再有两三年的“珍藏”，很可能只是一堆霉烂的纸屑了！

居住在白河县卡子乡的黄庭坚后裔，是江西举族迁陕的移民队伍，为了搞清其来龙去脉，我先后三去白河县实地考察，终于在猴子河口的黄氏旧祠土坯墙中发现并拍照了《黄氏祠堂碑》两方，取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可以说，明清川陕大移民的研究，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文化寻根之旅。

记者张静：

据《陕西通志》记载：

“镇安（含今柞水东南大部）县田多荒芜，时有湖北、湖南、浙江等省灾民，由兵丁押送至镇柞垦荒者万余人”。

至今，陕南的“广东村”“福建村”还保持着当地人难以听懂的闽粤方言。

您还说，关中也有湖广移民。

陕南、关中的湖广移民情况请您举例说明。

陈良学：

是的，川东和陕南的很多地方都有“福建村”、“广东村”。

由于浓重的闽、粤方言在陕南社会成了最大障碍， 所以， 闽、粤人不得不接受陕南语言的同化而尽快操起当地语音进入社交。

他们既不能像湖北、湖南等地客民那样以自己庞大的移民队伍来改造陕南语音，也难以像江浙移民那样在陕南语音中融进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久而久之，闽、粤人便形成了两种语言：

对外是以川湘音为基调的“平腔 ”，对内则仍保留着地道的闽、粤方言。

正因为语言这个最明显的地域标志被隐藏起来，所以追寻闽、粤移民的足迹就显得更为艰难。

再加上内地人对闽、粤方言难以区别，统称为“广东腔”，于是，不少福建人被当成“广东人”，甚至有些被称之为“广东村”的移民聚居地，居住的竟然全都是福建人，今天很多无族谱可考证的福建移民，竟然连自己也默认是广东人。

所以，陕南的语言极其复杂，既有古老秦腔的基奠，又有川楚音韵的侵蚀；既有江浙语音的移植，又有闽粤方言的衍生。

湖广、赣粤、豫皖、晋鲁、甘陇及关中居民移此，五方杂处，各地方音互相融合渗透，形成了复杂的语音情况。

在陕南各地，千奇百怪的方言到处可闻，几乎是“路隔三五里，地同音不同”，可谓是南腔北调，错综复杂。

    明清是历史上人口流动幅度最大的时期，当寻觅生计的百姓从湖广闽粤来到秦巴山地后，并没有就此停住移动的步伐，一部分移民先是在关中的外围秦岭北麓一带活动，然后继续向北进入关中，并由此继续北上来到陕北垦荒。

这支北上的移民对于改进农作物种植结构，推动包谷、红薯、洋芋等外来农作物的种植起了很大作用。

卢坤所撰《秦疆治略》对此记载颇多。

但从总体情况来看，移民能够在关中平原立足的毕竟是少数，经由关中进入陕北垦荒的川楚移民不多，主要分布在安定、靖边等地。

道光年间陕西省最北的延安、绥德、榆林地区都有了玉米种植，可以说陕北推广玉米种植与南方移民有关，其传播是由川楚移民以渐进形式将玉米带入陕北。

    记者张静：

陕南、关中的移民带给陕西怎样独特的人文景观？

请举例说明。

陈良学：

各地移民在陕南的大量定居后，使多元化的陕南文化受到一次的冲击和洗礼，从而使得它在南北文化的交融中获得新的升华和沉积，它表现在源远流长的氏族文化、南北交融的民俗风情、兼容并存的生活习俗、风格各异的民居建筑、错综复杂的语言体系、色彩斑斓的民间文艺、优美动听的民间歌谣、神秘奇特的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

在住宅上，移民为满足城乡生活生产的使用功能，将山、水、绿化、地形等自然条件，巧妙地组织到城镇、乡村及宅院规划布局中去，创造出筑台、跌落、错层、吊脚、悬挑、架空、附岩、分层出入等一整套巧妙的处理手法；靠山用山，靠水用水，化害为利，充分考虑对景、借景、障景及视线效果，并加以强化，使环境融于自然，自然美化环境。

不管是聚族而居的宗族城堡，还是曲径通幽的连环宅院；也不管是凭险据守的石砦山寨，还是随遇而安的自然村落，几乎所有村落宅院的建筑都非常重视建筑装饰的审美情趣，而且大多数装饰都有一定的家族含意。

记者张静：

与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相对应的，是80年代后川陕的人们“移民”到湖广“打工”，人口移民的“走向”有着怎样的内在规律？

陈良学：

在历次人口大迁徙中，一个特定的汉族民系——客家人逐渐形成了。

客家学说大师罗香林先生在其《客家源流考》中认为，“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实北起并州上党，西属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

换言之，即汉水以东，颍水以西，淮水以北，北达黄河以至上党，皆为客家先民的居地。

”西晋末年，中原汉人沿汉水入长江大举南迁，其前锋已抵达今之梅州；唐朝“安史之乱”后，客家先民由江州溯赣江而上，来到今天的赣南、闽西、广东东北的三角地带定居；北宋末年，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为躲避战乱又一次渡江南迁，进入粤东的梅州、惠州一带。

而到了明末清初，闽粤客家节义之士举义反清，失败后被迫散居各地。

有随郑成功到台湾，有的迁居海外，大批则迁居川陕，部分人甚至飘洋过海到海外去谋生，向欧美各国乃至世界各地再行迁移。

十分有趣的是，200多年前从闽粤迁居川陕的客家人或江南移民，在经过大约十代人的繁衍后，不少移民的后裔又来到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打工，很多人在沿海地区开创事业，成为成功人士，不少人甚至定居下来。

他们中，不少人正是沿着先祖内迁的足迹，回到了祖居地。

深圳市祥乐联运公司董事长黄晓东就是一个湖广移民的后裔，300年前他的先祖从湖广经麻城移居陕西汉中，20年前，他南下深圳创业，如今事业如日中天，却深深怀念家乡；一位四川范氏家族的后裔，先祖也是来自广东，如今他在东莞打工多年，却依然怀念着故土。

移民问题研究表明：

华夏大地自有人类衍生之始，便开始了持续不断的迁徙运动。

人类正是在这种迁徙运动中，才不断获得进化和升华。

因此，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是一部移民史。

在长期持续不断的迁徙运动中，幅员辽阔的中国逐渐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交通条件、气候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差异，导致各个地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

人们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这种平衡，才一代又一代经久不息地迁徙着。

这就是移民的规律。

记者张静：

与明末清初移民被兵丁押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在我们身边蔚为壮观的精英移民潮。

过去10年，越来越多知识精英与财富精英，通过技术移民或者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等国的永久居民权或国籍。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对此，您怎么看？

陈良学：

精英的“流失”，实际上仍然是在追求一种发展的平衡，我相信，随着中国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进步，领先世界是迟早的事。

流失的“精英”还会回来，因为他们的根在中国，他们的血脉在华夏。

难道不是吗？

已经连续举办了24届的“世界客家国际恳亲大会”，不管与会者是什么肤色、何种语言，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追思中华之源，倾诉思乡之情。

记者张静：

还有这样一群另类“移民”，他们在今年高喊的口号是“逃离北上广”。

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以及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幸福感降低，引发逃离。

对于这种现象，您有何评价？

陈良学：

竞争本身就是压力，适者生存，这是生物规律，当一个人的能力或机遇不足以保障自己生存的基本要求时，主动放弃，回到更适合自己的环境中，就像乾隆年间，有闽粤移民迁移川陕，发现此地已无立锥之地，又返回闽粤老家一样，未尝不是一种明智。

记者张静：

我国的南水北调工程，已经启动了陕西、湖北、河南等地的移民，和三峡移民都属于工程建设型移民；近年来，地质隐患带来灾难连连。

日前，陕西省决定用10年时间，对居住在半山坡和滑坡点的60万群众实施移民搬迁，彻底解决陕西地质灾害问题。

地质灾害引发的移民会越来越常见吗？

这种移民在历史上有无先例？

陈良学：

川陕200多年前的移民大潮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埋藏了不可忽视的潜在威胁：

秦巴山区的大面积垦荒和森林过伐，造成生态的失衡和水土的流失、环境的污染等等，带来一系列后遗症，其副作用也不可低估。

我曾在1989年春与一位山区的乡党委书记探讨过“移民并村，封山育林，造血扶贫”的想法。

十多年前国家已开始对山区采取“迁移式扶贫”和“退耕还林”等一系列举措。

现在，陕西省决定用10年时间对居住在半山坡和滑坡点的60万群众实施移民搬迁，这作为政府组织的一次移民，当然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记者张静：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近日语出惊人，他说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人类想存活只有一条路，移民外星球。

霍金在人们敲响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警钟同时，是否也预示了，“移民”将是人们越来越逃避不开的“宿命”？

例如远古人类从非洲迁徙各处，一直到近现代的各种移民，都是这种“宿命”的折射？

陈良学：

我不相信“宿命”，但我相信规律，《周易·丰》曰：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古人早已发现这个规律。

运动是永恒的，静止是相对的；探索和创造是人类的本能，即使地球不毁灭，人类向其他星球移民也是迟早的事。

记者张静：

您还会继续移民话题的研究吗？

下来有什么新作？

     陈良学：

研究还是在继续，我侧重的是明清川陕大移民，现在手头还堆积着许多第一手资料，尽管研究很辛苦，但也很有趣。

很多珍贵资料是属于抢救性的，能为后世留下一点可供释疑的东西，就是我的追求。

当然，今后的研究不一定局限于川陕。

有出版社约请我参与编著一部客家方面的专著，却放不下手头预定的计划。

                                      2010年8月12日10:

30-13日凌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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