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诗论》大敛材与孔子的荐贤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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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诗论》大敛材与孔子的荐贤思想

上博《诗论》“大敛材”与孔子的荐贤思想

　　内容摘要：

关于上博简《孔子诗论》论《邦风》中的“大敛材”，诸家解释各异。

其实，“敛材”就是选举贤才，是孔子“任贤举能”思想在《诗》论中的体现。

关键词：

孔子诗论敛材解诂

上博简《孔子诗论》论《邦风》，说《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欲焉，大敛材”。

其中的“大敛材”，诸家解释各异。

马承源先生说：

“敛材”见于《周礼·地官·大司徒》：

“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鄙。

使以登万民：

一曰稼穑……八曰敛材……”此“敛材”为收集物质，简文“敛材”指邦风佳作，实为采诗。

[①]

庞朴先生说：

“观人俗焉”与“大敛材焉”为排比句，“大”用作动词。

“人俗”即民俗，“敛材”似指“敛材者”。

盖“敛材”乃一种职事，《周礼·太宰》：

“以九职任万民，……八曰臣妾，聚敛疏材。

”又《大司徒》：

“颁职事十有二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八曰敛材。

”可见，敛材是由臣妾来承担的职事，其具体的内容，据经师们说，是收集百草根实可食者。

至于臣妾，则是贫贱的男女百姓们，所以“大敛材焉”，是说看重这些从事敛材的男女百姓们，而这是《邦风》“纳物也専”的表现，也是它“观人俗焉”的渠道。

我们只要默诵《国风》的诗篇，便能相信这个评价是不差的。

[②]

王志平先生说：

“敛材”疑读为“敛采”。

“材”为从母之部字，“采”为清母之部字，音近可通。

《礼记·王制》：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

“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

《史记·乐书》：

“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

”……[③]

董莲池先生说：

大敛材焉：

敛，即佥字。

《尚书·尧典》：

“佥曰……”，孔《传》：

“佥，皆也。

”《楚辞·天问》：

“佥曰何忧？

”王逸《章句》：

“佥，众也。

”材，当读如哉。

安，用作焉。

“材安”即“哉焉”，为两个语末语气词连用。

句当是言邦风“群”的教化作用，“大敛材焉”谓能和大众。

[④]

程二行先生认为所谓的“材”就是“物”，内容包罗万象，举凡自然界的动植物、矿物、人工产品、半成品皆可谓“材”。

“大敛材”也就是说可以从《邦风》中积累有关“物材”的丰富知识，相当于孔子所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⑤]

刘信芳先生则认为“材”兼指物材与人才，“敛”是一种选取性聚集，诗人将实际生活之材写进诗中，此所谓“敛材”，而“大”可以理解为哲学之“提升”，文学之“提炼”，所以他认为《诗论》评《邦风》为“大敛材”，极为准确地概括了《邦风》的文学特征。

[⑥]

诚可谓各执一端，莫衷一是。

但我认为，这些理解都未能切中要害，有的理解虽有些道理，但惜乎又未能深入。

要准确的理解“大敛材”的内涵及其与《邦风》的关系，一是要联系周代的举荐制度，二要结合孔子的“任贤举能”思想来理解。

诸家大都注意到了《周礼·天官·太宰》与《地官·大司徒》，以为《诗论》“敛材”一词源于此，实则大错。

在我看来，“敛材”一词应该与《礼记·文王世子》“凡语于郊者，必取贤敛才焉：

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中的“敛才”同。

孙希旦《集解》云：

“郊，谓六乡之学在四郊者，《王制》所谓‘虞庠’是也。

语，考论也。

语于郊，谓乡大夫询众庶，宾贤能也。

人材各有所长，随其所能而用之。

”材“材”与“才”通，如《书·咸有一德》：

“任官惟贤材”，《论衡·自纪》：

“好杰友雅徒，不泛结俗材”。

简帛一般都借“才”为“在”，而“才能”之“才”写作“材”，比如郭店简《六德》第13、14简“大材艺者大官，小材艺者小官”，《语丛四》第24简“虽以勇力闻于邦，不如材”等皆是。

可见，所谓的“敛材”即“敛才”，也就是选举贤才，这与西周的地方教育行政特点有关。

西周的地方行政教育是政教合一的，地方行政长官——大司徒、乡大夫——肩负着教化职责。

据《周礼》，知地官司徒属教官，大司徒总其事，职责是“掌邦教”：

施十二教焉：

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

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

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

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

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

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

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

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

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

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

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

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正岁令于教官曰：

“各共尔职，修乃事，以听王命。

其有不正，则国有常刑。

”

又，《礼记·王制》记司徒职掌亦云：

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独孤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

这里言及“大司徒”职责时，都提到举贤任能之事。

何以举贤？

《王制》云：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

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尔升之学，曰俊士。

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郑玄注：

“升于司徒，移名于司徒也。

秀士，乡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艺者。

学，大学。

”乡大夫如何考论秀士？

《周礼·乡大夫》记乡大夫职掌云：

乡大夫之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

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

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

国中自七尺佚籍六十，野中自六尺佚籍六十有五，皆征之。

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以岁时入其书。

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

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

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

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

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据此以论，周代的选官制度大致程序是，由乡大夫及其乡吏征于众庶之贤者，登记造册，此即“舍者”之贤者、能者。

贤者主于德行，能者主于道艺。

升于乡学，曰秀士；三年大比，优秀者升于司徒，曰选士；司徒经考校，有优秀者升于大学，曰俊士。

大学之中，“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经过一段时间，将出学，对于那些敖很不孝弟而又屡教不改者则屏之远方，“终身不齿”，而贤能者经司马“辨论官材”，选官授爵。

这其中，乡大夫的选拔是第一关，也是最重要的一关，其与《邦风》之关系也正在于此。

乡大夫的考校有三项内容：

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

在孔子看来，这三者皆与《风》诗关系密切。

首先看《风》诗与德行的关系。

孔子十分重视《诗》与德行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风》诗。

在《论语》中，孔子对诸如仁、礼、孝等道德伦理内涵的揭发与体认，不是以抽象的逻辑事理的方式，而是借助现实的中的实践行为来说项。

以《论语》中孔子说仁为例。

何谓“仁”？

孔子说于己能“克己复礼”，于人能“爱人”，就是仁。

而诸如“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者先难而后获”、“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寿”、“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不忧”、“仁者，其言也讱”等等，无不借现实中仁者之行为来取譬“仁”的诸种内涵及其实践“仁德”的种种方式。

孔子把这种实践仁德德方式称之为“取譬”，曰：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亦即《礼记·乐记》云：

“君子反情以合其志，比类以成其行”。

《诗》是一种重要的取譬资源，《礼记·学记》云：

“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玄注：

“博依，广譬喻也。

”孔子在论学《诗》时，反复强调《诗》与兴之间的关系，《论语·泰伯》曰：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阳货》曰：

“《诗》可以兴”，所谓的“兴”即是取譬。

所以当子贡由《卫风·淇澳》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明白“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的进德方法后，孔对之子大加称赞，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徃而知来者也。

”子夏也因同样的原因，博得了孔子的称赞。

需要强调的是，孔子的取譬于《诗》主要是针对《风》诗而言的。

孔子说学《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其目的就是为了取譬，而《诗》中的鸟兽草木多见于《风》诗。

所以毛《传》解诗，标注“兴”体计有115次，而《风》诗有72次，占63％。

其次再看《风》诗与政事的关系。

《礼记·文王世子》中的“事举”，孔颖达《正义》曰：

“或以事举者，事次德者，虽无德而解世事或吏治之属，亦举而用之也。

”孔以“事举者”无德，或有不妥，故孙希旦曰：

“事举者非必无德，而事为优”。

总之所谓“事举者”，即通乎政事者也。

《论语·子路》：

“子曰：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

”于此，孔子谈到“诵诗”与“授政”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诗》与政事之间的关系。

因为《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之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故古有采风之制。

而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据《诗》察政，知盛衰得失，就是通乎政事者。

而这里的《诗》应该主要指《风》诗，据此可见《风》诗与政事的关系，以及孔子对《风》诗与达政关系的重视。

最后我们再来看《风》诗与言扬的关系。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士大夫交接邻国时《诗》的重要性，所谓“以微言相感”。

在《论语》等典籍中，孔子数次言及言语与《诗》的关系，例如《子路》篇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强调“专对”；《季氏》篇的“不学《诗》，无以言”等等。

这里的《诗》固然含括《雅》、《颂》，但《风》诗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孔子在告诫其子鲤“不学《诗》，无以言”的同时，又告诫鲤说：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诗》显然主要指《风》诗。

而且孔子还曾告诫鲤：

“女为《周南》、《召南》矣乎？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这都可以看出孔子对《风》诗的重视，以及《风》诗与言语的关系。

由此可见，孔子认为，无论是德行、政事还是言语，都与《诗》，尤其是《风》诗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风》诗直接关系到贤能的选拔和培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在论《风》诗之用时，将“纳物”、“观俗”、“敛才”三者并列，应该说是十分周延的论述。

其中“观俗”是属于春官宗伯的职掌，“敛才”是属于地官司徒的职掌范围，二者并行不悖。

上述各家所以不能正确理解“敛才”所指，原因是没有将“观俗”与“敛才”分开，而认为都是“大师”之事。

而且就《诗论》其它简文看，这三者中孔子尤其强调《风》诗的“敛才”之功。

第4简：

“曰：

《诗》其犹旁门。

与戋民而豫之，其用心将何如？

曰：

《邦风》是也。

”第一个“曰”前的缺文，当是××人，据文意应该是“孔子”，也就是说，下面的这些论《风》、《雅》、《颂》有何用的话，是孔子说的。

“《诗》其犹旁门”后有一墨柱，则该句当为对《诗》用的总论。

“旁门”即《周礼·考工记·匠人》：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郑玄注云：

“天子十二门，通十二子。

”贾公彦疏：

“旁谓四方”，是以“旁门”即四方之门，对应十二子，以察时变。

则《诗》犹旁门，是说《诗》与天地同节，借《诗》可以周知四方之事，总揽天地人情。

察见人情的重要目的是为了荐贤，亦即《诗论》所谓“与戋民”。

“与戋民而豫之，其用心将何如？

曰：

《邦风》是也”，论的是《邦风》。

“戋”诸家或释作“贱”，或释作“残”。

而我认为不必改字，径释作“戋”可也。

“戋”有少、小等义，《集韵·犭玺韵》：

“戋，少意”，《字汇·戈部》：

“戋，浅小之意”，《周易·贲》：

“束帛戋戋”，朱熹注：

“戋戋，浅小之意”。

是以“戋民”即“小民”，指下层低级贵族或庶民，这里应该是指“戋民”中的有才德者。

“豫”，于简文从“谷”、从“兔”，释“豫”无误。

“豫”有欢娱、逸豫义。

但何谓“与戋民而豫之”？

关键就在于“与”的释定。

诸家都将“与”释作连词“和”，不妥。

“与”当释作“举”，举荐，选拔之义，《礼记·礼运》：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与者，举也。

简帛也有相同辞例，郭店简《唐虞之道》第22简：

“古者尧之与舜也：

闻其孝，知能养天下之老也”，此“与”即“举”也，说尧因何而举荐舜。

释“与”为“举”，则“与戋民”便很好理解。

揣摩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当权者能遍察民情，举荐贤人，让百姓欢娱，则民心就将归于顺。

《周易》有《豫》卦，《彖》辞：

“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

……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

”“顺以动”即顺乎民心而动也，其《象》辞：

“雷出地奋，豫。

先王以作乐崇德。

”施政者倘能行乎此，则民心归顺，故《豫》卦过后是《随》卦。

孔子深于《易》，其一字“豫”可谓言简义赅。

要察民情、荐贤能，于《诗》惟有《邦风》，故曰：

“《邦风》是也”。

孔子之所以如此重视《邦风》举荐贤能之功，既是时代风气使然，也与孔子本人重贤才的思想有关。

据《周礼·天官》记载，周代的选官原则上有八项：

亲亲、敬故、进贤、使能、保庸、尊贵、达吏、礼宾。

但在宗法一统的西周时代，“亲亲”、“尊贵”一直是进官授爵的主导形式，选贤任能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模式。

春秋以降，随着群雄竞逐的社会格局的形成，人们渐渐看到人才的重要，齐桓因管仲而霸，晋文藉五贤而兴，楚庄王之用孙叔敖，秦穆公之擢百里奚，都为人们树立了任用人才的典范。

所以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各派对“选”与“举”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尽管意见有不同，但基本倾向都主张要变革旧有的世袭制，主张选贤任能。

墨子说：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又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天与古之圣王都不计贵贱贫富，惟贤是举，故疾呼：

“尚贤者，政之本也。

”孟子说：

“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

”稍后的荀子态度更加坚决，其曰：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

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孔子是春秋战国之际重要的思想启蒙者，其对包括墨家及道家后学在内的各家各派都有影响，所以后世的“尚贤”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中有明确的表述。

《论语》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述，《子路》篇，仲弓问政，孔子就说：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雍也》篇，子游为武城宰，孔子去探望他，上来就问：

“女得人焉尔乎？

”而且孔子就有举“戋民”的思想，“学而优则仕”是孔子的办学思想，“三年学，不至于谷，不可得也”，谷，俸禄也。

故弟子问干禄、问政，孔子都细心予以解答；而樊迟问稼，孔子斥之为“小人”。

但孔子又主张“有教无类”，束修以上未尝不教，这就反映了孔子举“戋民”的思想。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说明在孔子看来，才能比出身更重要，这就是为什幺他称赞仲弓“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的原因，尽管仲弓之父贱且恶，却不能掩仲弓之善。

更何况孔子本人还有贤而不得用的亲身经历呢？

孔子强调《邦风》举荐贤能之功，不亦宜乎？

孔子这种重视《邦风》“敛才”之用的思想，在《诗论》中有明确的体现。

关于《风》诗与德。

孔子赞成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处世态度，若邦无道，则应遁世，且遁世无闷，如此则可谓君子。

《诗论》评《柏舟》曰“闷”，显然对《柏舟》一诗的主人公暗含批评，认为他德行修养还没有达到君子的境界。

《诗论》论《关雎》，强调其“以色喻于礼”；论《燕燕》，则着眼于“慎独”。

又以“君子”、“小人”评《肠肠》、《仲氏》等诗，显然都是着眼于德行。

《诗论》论《风》诗与政事之间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首诗德评价中。

《诗论》评《甘棠》曰：

“《甘棠》之报”，又曰：

“及其人，敬爱其树，其报厚矣。

”“《甘棠》之爱，以召公……”“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

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

恶其人亦然。

”《甘棠》之诗，歌颂召公能勤政爱民且不扰民，故世受民众爱戴。

故而，诵《甘棠》之诗，则应知如何施政，否则就是孔子所谓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而《东方未明》“有利词”，也是对施政者的告诫，要求其观风察政，体恤民情。

《诗论》论《墙有茨》，说其“慎密而不知言”。

《墙有茨》见于今本《诗·鄘风》，“墙有茨，不可扫也。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其下二章内容大体同，不赘录。

诗中反复强调“不可道也”，“不可详也”，“不可读也”，似“慎密”。

但与此同时，诗还是揭露了这种“言之丑”，“言之长”，“言之辱”，孔子说这是“不知言”的表现。

好比《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伯有之赋《鹑之奔奔》，而终致杀身之祸。

这可以看作是《诗论》关于《风》诗与“言”关系的论述。

尤其重要的是，《诗论》还在《风》诗的评价中直接表达了举才荐贤的思想。

如评《兔罝》“其用人，则我取……”，评《有兔》曰“不逢时”，评《卷耳》曰“不知人”等等。

以《卷耳》为例。

《卷耳》见于今本《诗·周南》。

孔子的“不知人”即谓不能官人，也即不能举贤任能，大抵就诗的后三章而言，以为是贤者失其官守之叹。

应当指出，孔子以“不知人”评《卷耳》，当源自《卷耳》的先秦古义，《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楚能官人，其评曰：

“君子谓楚于是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官人则民无觎心。

诗云：

‘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

王及公、侯、伯、子、男、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

”且直到汉代，《卷耳》古义犹存。

《淮南子·淑真训》论君子处时得位则有为，反之则否，其引诗以证，“‘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以言慕远世也。

”高诱注曰：

“‘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贤人，置之列位也。

诚古之贤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远也”。

即便《毛序》也知其古义，“后妃之志也。

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

”所谓的“求贤审官”，与先秦古义正合。

《论语·卫灵公》，孔子称赞蘧伯玉“邦无道则卷而怀之”，我认为其中“卷而”即《卷耳》，“卷而怀之”也是从“贤者宜官位”的思想引申来的，称赞蘧伯玉是失位的贤者。

总之，在孔子看来，《邦风》关乎举荐贤才，其所谓“大敛材”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明乎此，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孔子的《诗》学思想。

[①]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②]庞朴:

《上博藏简零释》，见朱渊清、廖名春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36－237页。

[③]王志平：

《〈诗论〉笺疏》，见朱渊清、廖名春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211页。

[④]董莲池：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解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2期。

[⑤]程二行：

《楚竹书〈孔子诗论〉关于“邦风”的二条释文》，《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⑥]刘信芳：

《孔子诗论述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