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氏评价法山东外商投资环境国际商务国际营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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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氏评价法山东外商投资环境国际商务国际营销
内容摘要
投资环境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特定区域或行业所拥有的影响和决定投资运行系统的健康成长，并取得最优效益的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有机复合体。
山东省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其经济地位在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中不可小觑，近年来山东省在引进FDI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2009）》为主要数据源，运用闵氏多因素评价法，以全国其他同级省市为参照，对山东省外商投资环境进行综合性评价，进而假设一个投资企业，运用闵氏关键因素评价法对该投资企业进入北京、山东、安徽三地的投资情况进行分析。
关键词：
外商投资环境；山东；闵氏评价法
1.前言
投资环境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特定区域或行业所拥有的影响和决定投资运行系统的健康成长，并取得最优效益的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有机复合体。
它是指影响直接投资形式的一定时间和空间领域内的外部条件的综合，是与投资相关的社会、自然、经济、法律、文化和基础设施等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矛盾统一体。
投资环境具有区域性、动态性、差异性、系统性和主导性等特征，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研究对象，历年来，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受资者都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使其成为国际商务和投资研究中的一个焦点。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形势下，改善投资环境建设，积极吸引外资，已成为各个国家或地方发展经济的首选。
加强对我国各个省市投资环境竞争力的研究是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它能帮助决策者全面把握各区域投资环境的全貌，了解各区域投资环境在全国的定位，并对自身投资环境的优劣势做出科学的分析。
山东省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其经济地位在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中不可小觑，近年来山东省依托政策、地理、人力资源等优势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在引进FDI方面取得突出成绩，那么山东省外商投资环境究竟如何，又有哪些优势和不足呢？
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2009）》为主要数据源，在对各省市区投资环境竞争力的综合分析、比较基础上，运用闵氏多因素评价法，以全国其他同级省市为参照，对山东省外商投资环境进行评价，进而假设一个投资企业，运用闵氏关键因素评价法对该投资企业进入北京、山东、安徽三地进行分析。
2.闵氏多因素评价法评价体系和说明
2.1闵氏多因素评价法评价体系
闵氏评价法是由香港中文大学闽建蜀教授于1987年在“中国投资环境比较研究”研讨会上提出。
该评价方法在斯托伯评价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包括两个前后密切关联，但又有一定区别的投资环境评价方法：
多因素评价法和关键因素评价法。
闵氏多因素评价指标体系由11个投资环境因素及每个因素下的2-4个子因素构成。
具体评价步骤如下：
1、对各个子因素做出综合评价；
2、对该因素提出优、良、中、可、差五级评分；
3、按照计算公式计算投资环境的总分数。
投资环境总分=
式中：
Wi——第i类因素的权重；
ai、bi、ci、di、ei——第i类因素被评为优、良、中、可、差的百分比。
且ai+bi+ci+di+ei=1（其中i=1，2，……，11）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发现，不同学者对闵氏多因素评价法的计算又有两种不同的运用方式，以许晓峰为代表的学者得出投资环境总分值在1-5之间（许晓峰，1996，《国际投资经济理论与实践》384页），而大部分学者得出投资环境总分数在11-55之间。
本文认为，导致两种不同结果的原因在i类因素权重取值不同，若取∑wi=1，则得出结果为1-5之间，若取∑wi=11，则得出结果为11-55之间，本文选取后者为加权计算方式。
2.2山东省各项指标权重及赋分情况
投资环境因素
权重wi
子因素
子因素等级
该因素加权后得分
政治因素
0.25
政治稳定性
优
1.25
国有化可能性
优
当地政府的外资政策
优
经济环境
2
经济增长速度
优
7
物价水平
可
财务环境
1
资本和利润汇出
优
5
汇率
优
集资和借款的可能性
优
市场环境
1
市场规模
优
4
分销网点
中
营销辅助机构
中
地理位置
优
基础设施
1
国际通信设备；
优
5
交通与运输；
优
外部经济
优
技术条件
2
科技水平；
中
6
合适的劳动力；
中
专业人才的供应
中
辅助工业
1
辅助工业的发展水平；
优
5
辅助工业的配套情况
优
法律制度
0.25
各项法律是否健全；
优
1.25
是否得到很好的执行
优
政府机构
0.25
政府机构的设置；
优
1.25
办事效率；
优
工作人员的素质
优
文化环境
0.25
当地社会是否接纳外资公司；
优
1.25
对其信任和合作的程度；
优
外资公司是否适应当地社会风俗
优
竞争环境
2
当地竞争对手的强弱；
中
6
同类产品进口额在当地市场所占的份额
中
投资环境总分=43
2.3关于上表各项指标权重及赋分情况的说明
1、上表是基于《2009国家统计年鉴》中部分数据得出，等级评价基于山东省各项数据在参评各省份中的名次情况，以其他各省、市为参照对象，若山东省位于全国同级参评地区前20%则评定等级为“优”，依次类推，直至“下”。
对于其中“汇率”等具有全国统一性的参评因素，则评定为“优”级别。
2、上表中“经济增长速度”根据《2009国家统计年鉴》表2-14 地区生产总值和指数计算所得。
不计香港、澳门、台湾，共31个参评省、市，以2004-2008年5年各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为衡量依据，排名前三位的是内蒙古、天津、山东，其中内蒙古年增长率为19.979%，山东省为14.353%，因此山东当之无愧应当评为“优”。
3、“物价水平”子因素。
PPIRM、PPI以及CPI反映了从工业企业的上游到下游的价格情况。
当PPI涨幅与PPIRM涨幅差距扩大时，工业生产企业盈利状况得以改善；当CPI涨幅与PPI涨幅差距扩大时，工业贸易企业盈利状况得到改善。
反之，则两者盈利状况将恶化。
在此理论基础上，本文截取《2009国家统计年鉴》表8-5 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8-13 各地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相关数据，将各省、市CPI与PPI做减法处理，值较大者为优。
计算所得，不计香港、澳门、台湾，共31个参评省、市，上海、甘肃、广东位列前三，山东省位列第21，其差值为-3.30825，因此关于物价水平因素，山东省评定等级为“可”。
4、“市场规模”子因素。
本文截取《2009国家统计年鉴》表16-3社会消费品零销售总额，本文认为，社会消费品零销售总额较大的省份市场规模也较大，不计香港、澳门、台湾，共31个参评省、市，广东、山东、江苏、位列前三，其中山东社会消费品零销售总额为10381.2亿元，因此，评定等级为“优”。
5、“分销网点”、“营销辅助机构”子因素。
本文截取《2009国家统计年鉴》表16-39各地区连锁零售企业基本情况，和表3-4各地区人口的城乡构成和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2008年），本文认为，每万人拥有连锁零售企业数量可以反映“分销网点”、“营销辅助机构”子因素的优劣情况。
按各地连锁零售企业门店数量排名，不计香港、澳门、台湾，共31个参评省、市中，位列前三的分别是上海、浙江、北京，山东省位列第十五，每万人拥有门店数量为0.92家，评定等级为“中”。
6、“国际通信设备”子因素。
本文截取《2009国家统计年鉴》表15-41电信主要通信能力（年底数），本文认为，各省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可基本反映“国际通信设备”子因素。
不计香港、澳门、台湾，共31个参评省、市中，位列前三的分别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位列第四，共拥有743.5125万个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因此评定等级为“优”。
7、“交通运输”子因素。
本文截取《2009国家统计年鉴》表15-15各地区货物周转量（2008年）和表3-4各地区人口的城乡构成和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2008年），本文认为各地区人均货物周转量度可基本反映出“交通运输”子因素等级。
不计香港、澳门、台湾，共31个参评省、市中，位列前三的分别上海、天津、辽宁，其中山东位列第六，每万人货物周转量为10107.84亿吨公里。
因此评定等级为“优”。
8、“科技水平”子因素。
本文截取《2009国家统计年鉴》表20-63各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本文认为，各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可基本反映当地“科技水平”子因素。
共34个参评省、市、地区中，位列前三的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山东位列第十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生产总值比重为0.21%，因此，评定等级为“中”。
7、“辅助工业的发展水平”子因素。
本文截取《2009国家统计年鉴》表13-20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主要指标，本文认为，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可基本反映当地“辅助工业的发展水平”子因素。
不计香港、澳门、台湾，共31个参评省、市中，位列前三的分别广东、江苏、山东，其中山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为35144，75亿元，因此评定等级为“优”。
8、“竞争环境”因素。
“当地竞争对手的强弱”和“同类产品进口额在当地市场所占的份额”应当视具体投资领域而定，但是由于山东省各行业竞争实力均较强，此两子因素评定等级为“中”。
9、关于各因素权重的确定。
由于本文是基于围内各省市投资环境评价，所以，“政治因素”、“法律制度”、“政府机构”、“文化环境”这四类各地相差并不大的因素被赋了较低的权重，而“经济环境”、“技术条件”等区分度较大且对外商投资起较大影响的因素被赋较大权重。
10、根据最后得分43，假设满分55分，按大陆31个参评省市计算，山东省综合排名约为第6名，这一结果同实际情况基本符合。
3.闵氏关键因素评价法——假设开发当地市场为投资动机
3.1闵氏关键因素评价法体系
闵氏关键因素评价法从投资者具体项目的投资动机出发，从影响投资环境的众多因素中找出影响具体项目投资动机实现的关键因素，分别给予评分。
具体投资动机和关键因素有以下几种可能。
多因素评价投资动机
影响投资的关键因素
降低成本
适合当地工资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土地费用；原材料与元件价格；运输成本等
开发当地市场
市场规模；营销辅助机构；文化环境；地理位置；运输条件；通信条件等
材料和元件供应
资源；当地货币汇率的变化；当地的通货膨胀；运输条件
分散风险
政治稳定性；国有化可能性；货币汇率；通货膨胀率
追随竞争者
市场规模；地理位置；营销的辅助机构；法律制度等
获得当地技术
科技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
杨大楷：
《国际投资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246页
3.2北京、山东、安徽投资环境测评——假设开发市场为投资动机
国家或地区
关键因素评分
市场规模
（0.3）
营销辅助机构
（0.2）
文化环境
（0.1）
地理位置
（0.1）
运输条件
（0.2）
通信条件
（0.1）
评分
北京
7
10
8
6
4
8
5.21
山东
10
6
9
8
9
9
8.6
安徽
6
7
6
7
8
5
6.6
3.3关于上表各项指标权重及赋分情况的说明
1、各因素权重的确定。
根据企业性质和投资动机确定，因为该企业产品为日常消费品，所以对市场规模和营销辅助机构要求较高，而文化环境等条件则要求较低，相应权重也较低。
2、赋分标准。
每因素满分10分，根据三个地区在大陆地区31个省市中的排名情况而定，位例前10%则得10分，以此类推，最少得1分。
3、“市场规模”因素。
本文截取《2009国家统计年鉴》表16-3社会消费品零销售总额，本文认为，社会消费品零销售总额较大的省份市场规模也较大，不计香港、澳门、台湾，共31个参评省、市，山东位列第二，北京位列第十，安徽位列第十四，因此，山东为10分，北京为7分，安徽为6分。
4、“营销辅助机构”因素。
本文截取《2009国家统计年鉴》表16-39各地区连锁零售企业基本情况和表3-4各地区人口的城乡构成和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2008年），本文认为，每万人拥有连锁零售企业数量可以反映“营销辅助机构”子因素的优劣情况。
按各地连锁零售企业门店数量排名，不计香港、澳门、台湾，共31个参评省、市中，北京位列第三，安徽位列第十，山东位列第十五，因此，北京10分，安徽7分，山东6分。
5、“文化环境”因素。
本文认为此三地文化环境相差不大，其中北京文化较为开放，山东、安徽情况相似，均次之。
因此，北京10分，山东8分，安徽8分。
6、“地理位置”因素。
此三地区，山东地理位置最好，北京次之，安徽再次，因此赋分情况为，山东9分，北京8分，安徽6分。
7、“交通运输”因素。
本文截取《2009国家统计年鉴》表15-15各地区货物周转量（2008年），和表3-4各地区人口的城乡构成和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2008年），本文认为各地区人均货物周转量度可基本反映出“交通运输”子因素等级。
不计香港、澳门、台湾，共31个参评省、市中，山东位列第六，安徽位列第八，北京位列第二十二，因此，赋分情况为，山东9分，安徽8分，北京4分。
8、“通信条件”因素。
本文截取《2009国家统计年鉴》表15-41电信主要通信能力（年底数），本文认为，各省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可基本反映“通信条件”因素。
不计香港、澳门、台湾，共31个参评省、市中，山东位列第四，北京位列第八，安徽位列第十七，因此，山东9分，北京8分，安徽5分。
9、按照最终得分情况来看，该企业应当选择山东为投资地点。
4.感言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碰到了很多平时没有见到过的术语和理论，因此，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对各因素的评价标准，“物价水平”因素的评价选取的衡量标准为（CPI-PPI），“交通运输”因素选取的是人均货物周转量为衡量标准等等，其因素相关性究竟有多少，本文并没有能做出考证。
尤其是文章第三部分中，北京地区运输条件得分居然为4分，显然，采取人均货物周转量为衡量标准作为北京地区交通运输能力的标准是很难有说服力的。
可以说，整篇文章漏洞百出，但这是我第一次自行查询数据——《2009国家统计年鉴》，自行运用EXCEL软件对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的尝试，第一次的尝试虽然困难重重但却令人欢欣鼓舞，同时也让我深深感到自己在理论知识方面的严重匮乏，正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在理论研究的路上，我还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方维慰、李同升.投资环境研究述评[J].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
（2）.
[2]张毅、李俊杰、李家成.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竞争力动态分析与评估[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9，（3）.
[3]陈森田等.2005中国投资发展报告[M].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4]杨大楷.《国际投资学》[M].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246页
[5]许晓峰.《国际投资经济理论与实践》[M].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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