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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灵魂分析《寒夜》中的人物形象
扭曲的灵魂
————分析《寒夜》中的人物形象
摘要：
本文探讨巴金代表作《寒夜》中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揭示出任何环境和社会的因素都可能改变人物性格，造成人物心理变异，正是小说中三个人物的灵魂被扭曲，极度压抑和痛苦的心理加剧了家庭的矛盾，也造成了家庭的悲剧。
关键词：
巴金环境性格命运悲剧
巴金是一位几乎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个历程的作家，他以数量巨大、特点鲜明的创作丰富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长河。
《家》与《寒夜》是巴金创作的两个高峰，《家》是作者“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控诉”，“宣告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死亡”。
《寒夜》是巴金后期创作的代表作，标志着作家现实主义风格的成熟。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异常动荡的环境中，在敌机轰炸下过日子，使得巴金对生命和现实有了更深切的透悟。
体现这一时期小说创作成就的是被人称为“人间三部曲”的《憩园》、《第四病室》、《寒夜》三部中（长）篇小说。
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高度评价这三部作品，“人间三部曲”其实也是大时代的史诗。
这里没有伟大的英雄人物，也没有出众的佳人，但是却有五亿平民的眼泪和呼声，这不是英雄的史诗，而是平民的史诗，是真正的史诗，有了人间三部曲，中国的文坛，中国的青史河山，才不再那么寂寞了！
“人间三部曲”这个系列的小说，贯穿了巴金对人生和理想的思考主题。
《寒夜》却更多了对人性与灵魂的拷问和反思。
巴金以悲怆而同情的笔调，为我们描写了个小公务员的家庭生活和不幸遭遇。
1944年秋冬之际的一个晚上，在重庆防空警报解附近后一两个小时内，巴金开始了《寒夜》的写作，小说的情节与作者的生活几乎是同步展开的，都是在抗战时候的陪都重庆，而且小说也正是从空袭警报拉响时写起。
在巴金自己为《寒夜》的单行本所写的“内容说明”中说：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写了一个贫穷的小职员的家庭，母亲妻子中间的隔阂和经济的压迫造成了家庭的悲剧，妻子走了，丈夫害肺病死了。
等到妻子回到重庆，婆婆已经带着孙儿搬走了，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男主人公断气时，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
《寒夜》人物不多，人物性格却真实而丰满。
巴金以精致而锐利的眼光直接切入人物命运深处。
男主人汪文宣战前是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空怀着一腔办教育的热忱，在战时却只能在一家书局做校对，整天在上司的冷眼中，在书稿的冷漠中消耗生命，而得的薪水根本无法供养自己的家庭，日益加重的肺病又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更大的威胁。
在书局中，他是被人看不起的“老好人”，在家庭中，他又夹在母亲和妻子的矛盾中无法安宁，整个一个人完全是被生活摧残和压垮了的形象。
女主人曾树生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在银行做“花瓶”，既无法忍受家庭死气沉沉的气氛和婆婆的冷嘲热讽，又无法摆脱对丈夫的爱和对家庭的责任，同时更无法舍弃对优裕生活的向往和贪恋。
在看似热情的生活中消耗着美丽的青春，却无法摆脱内心的孤独与寂寞，最终独立于寒夜不知何去何从。
婆婆则是对儿子充满了无尽爱，又不满媳妇分摊了这份爱；在家庭中充当了“老妈子”的角色，又不得不依靠媳妇的经济支持；她不肯失支做婆婆的权威，又实际上树不起来这种权威，只有通过对媳妇的挖苦满足自己的心理……他们都是值得同情的，是谁制造了悲剧，我们不能说谁对谁错，是战争改变了生活，也扭曲了人性。
一、小公务员的悲惨命运
《寒夜》男主人公“我”即“汪文宣”给自己安了一个“老好人”的角色，实属一种无奈，而妻子曾树生骂他是一个“老好人”又多了一分鄙视。
我说他是“老好人”含有几分同情。
走进《寒夜》，始终陪伴汪文宣的是他的眼泪，一个男人为什么那么轻意地掉泪，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人们不易理解的，男儿有泪不轻弹，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不会为基本生活发愁。
独立健全的人格足以承担起一切困难与挫折。
汪文宣却不能，他的那个时代没有给他任何申诉的空间，他自己也失去了任何抵抗的能力，唯有眼泪能解释他悲苦的灵魂。
（一）人格的丧失
汪文宣曾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追求个性解放。
有崇高的理想和宏伟志向，想创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报效祖国。
然而还未等汪文宣理想的翅膀丰满起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声炮火，使他立即跌入了贫穷、疾病、痛苦的深渊。
在那黑暗的社会里，汪文宣四处碰壁，丧失了当年的锐气，只有忍气吞声地在一家印书馆当校对，成为一位安分守已，忍辱偷安的小公务员，成为软弱者的典型。
他从自己切身的痛苦中深深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但却从未想到要改变这不合理的生存状态，他对粉饰太平，歌颂政府的文章嗤之以鼻，他心里诅咒周主任之流，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极其愤怒，当他校对一本歌功颂德的文章时，心中不停地骂着“谎话！
谎话！
”却不敢直言。
他怕见上级注视的目光，怕上级不满的话语，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
就连对妻子也如此。
当他发现妻子与风流倜傥的陈经理谈笑风生，亲密地散步时，他很痛苦，却不敢迎着他们走去，犹豫了半天，还是“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
汪文宣活到了“有话不敢讲有思想不敢想”的可怜地步。
在家中婆媳之战中，他不敢批评谁，不敢评判是非曲直，唯一的办法是实行“苦肉计”，骂自己，打自己，用自虐来获得母亲和妻子的同情，平息内战。
他甚至产生“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的奇怪想法，忍辱负重，忍气吞声。
作为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小公务员，他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奉行“为了生活，可以忍受”的新的处世哲学。
然而，他的隐忍和妥协并不能改变他贫穷的生活，也丝毫不能解决家庭中婆媳之间的矛盾，而是把自己陷入了极度痛苦与绝望中……
（二）痛苦的爱
汪文宣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
作者却把他放在爱的环境中来刻画。
说他被社会遗弃，是困为看完小说，你会感到汪文宣始终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整日陪伴他的是阴暗的房间，单调的办公室，冷漠的书稿，上司期压他，同事常常奚落他，因为他患肺病，都不准他在饭堂与大家一道用膳，同事中只有钟老是他的朋友，在他失业后，唯有钟老去安慰他，是钟老去求新任上司使他又重新回到书局。
另外小说中还提到一个人物就是唐柏青，他是汪文宣的老同学，可唐柏青的遭遇比他更可怜，妻子难产死了，面对家破人亡，唐柏青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整日用酒精麻醉自己。
虽然汪文宣自己都身陷困境，但满腔热忱去关心他，希望他鼓起生活的勇气。
除了钟老和唐柏青，小说中就再也找不到汪文宣与人交往的影子了。
汪文宣也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就说给顶头上司周主任祝寿的宴会，大家都忽略了他的存在，只有钟老给他留了个位置。
大家都大献勤，去给周主任敬酒，唯有他不去，还没有等席散就回家。
当然有他性格的原因，既不想同流合污，保持独立人格，又必须面对现实，为了生存之需，苟且偷安。
所以在给上司周主任祝寿掏钱凑份子时，几多不愿，又几多无奈。
可见，汪文宣的确与社会格格不入。
回到家，由于家庭成员本来就少，儿子上学，妻子又常常不在家，所以感受到的仍旧是冷清，与母妻交流的话题往往是树生，而母亲一说到树生就好像有发不完的火，生不完的气。
他又不得不说尽好话，调和母亲和妻子的矛盾。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司，可以说找不到一丝空间来让汪文宣缓一口气，他太孤独，也太无助了，实属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
然而，汪文宣是能够爱的，年青时，他和树生也曾“享受”五四阳光下自由恋爱的幸福。
可是贫穷、疾病让汪文宣爱得无计可施，爱得永无宁日，他爱妻子，却连妻子的生日蛋糕也买不起，爱儿子，连儿子的学费都缴不起，爱母亲，他又不得不眼看着她成为一个二等老妈子。
他的爱显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他帮不了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
也正是有了这种爱，却不能实施，让他倍感痛苦与内疚。
然而，妻子是爱他的，银行的陈主任要树生跟他一道去兰州，她如果没有对他的爱，就不会犹豫不决，去兰州后一直寄钱回来，关心他的病，以及小说结尾树生的回来都是证明：
这个女人是爱他的。
只是这些已无力挽救汪文宣一度病残的灵魂。
小说中让人体验最深切的是汪母对儿子的爱，汪母永远用“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眼光看着儿子，为了给汪文宣治病，她卖掉了自己唯一的戒指——那是文宣的父亲送给她的纪念品。
这爱是无私的，却又是狭隘的，她要占有儿子的全部感情和爱，不能允许别人分享，包括儿子的妻子以及孙子的母亲，汪文宣被母亲和妻子爱着，却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仇敌似的永远互相攻击呢……”让“我”夹在其中倍受煎熬。
正是这个冷漠，炎凉的社会环境培植出了这些畸型的爱的种子，让它在这些不幸的生命里滋生，酿成了汪文宣的家庭悲剧。
（三）走向毁灭
汪文宣悲剧的根源在哪里？
汪文宣怎样由“五四“时期反封建的勇士成为落伍者的？
有的评论者认为：
在这个家长制温室里的汪文宣自然成了懦弱、缺乏个性，缺乏创造力，缺乏生命活力和生命意识的空壳。
”“也正是汪母变态母爱导致的家庭专制和自私人格铸造了汪文宣那颗永远长不熟的心灵，从而失去了曾树生对他的爱”毋庸置疑，汪母对儿子强烈的占有欲和变态的母爱使汪文宣在家中处境难堪，也增加了他的思想痛苦和三人间的矛盾纠葛。
但是，把汪文宣的懦弱、缺乏生命活力和生命意识的责任推诿给家庭和年迈的母亲，这是不公平的，马克思主义强调：
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他们的意识是随着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社会关系，他们的生活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
”[1]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
一个人所能享受和痛苦的，都只能是社会给予他的东西。
似想，汪文宣在“五四”个性解放旗帜下，跨进了上海某大学教育系，满脑子是理想和事业，何等意气风发，和曾树生没有举行婚礼就同居，勇敢地向封建礼教挑战，可谓惊世骇俗。
汪文宣也有过辉煌，可这辉煌是时代给予的，时势造英雄，那个时候汪文宣的壮举并未给家庭带来不安，就连汪母也说“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
”[2]所以汪母还不是阴止儿子个性发展的绊脚石。
是谁阻止了汪文宣前进的脚步，首先是黑暗的社会环境。
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腐败的社会制度轰毁了他的理想，扭曲了他的人格。
汪文宣精神极度压抑，生活极度困苦，疾病、贫穷像毒蛇一样死死地缭绕着他，救人济世的宏愿已化作生存的最低要求。
作为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汪文宣，既想保持独立人格，又要保存生存之躯。
可在国统区法西斯专制主义黑暗环境里往往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
欲维护人格理想，就得付出失业甚至生命的代价。
汪文宣实难决择，也企图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见人低头，谨小慎微。
他心中有多少不平，他想责问“我做过什么错事呢？
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
为什么我该接受这惩罚？
”汪文宣心中也诅咒上司：
“你年终一分红，就是二三十万，你哪管我们死活！
”可他却不敢发泄，甚至连鼻息也极力忍住，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怕周主任注意到他心里的不平。
他要求公平，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只能是无声的呐“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
他不能够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的死去。
”汪文宣内心煎熬着两重焦虑：
一是良心的被压抑，二是对非我形象的憎恨。
既不能人格独立，又不甘堕落，汪文宣渴求精神和心灵的解放，却遭到外界环境的残酷压抑，只能使汪文宣在命运冲突中挣扎，沉伦，造成心灵的分裂。
小说多次用梦境来衬托汪文宣无助矛盾的心理，他怀着一个模糊的渴望，想找一个使他忘记一切的地方，或者干脆毁灭自己，痛苦的担子太重了，他的肩头挑不起。
他受不了零碎的宰割和没有终止的煎熬，宁愿来一个痛痛快快的了结。
其次是传统文化的毒害。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是“中庸之道”。
最高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
即使“五四”新青年也难以挣脱几千年传统文化的阴影。
他们追求的个性解放，在较为深层，内在的隐层次上，都与传统文化观念相联系。
西方思想家认为：
个性解放首先同一种全面肯定人的价值，，发挥人的潜能，全方位的建设个性的精神相联系。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的新青年难以自觉建构自由独立的人格和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广阔胸襟，在新旧文化激战漩涡中的汪文宣，从勇士到懦夫的转型中，面临着人生的大困惑。
在灵魂与肉体、理想与情欲的尖锐冲突中，不由自主地去寻求某种归宿。
为寻求自我的平衡，古老传统就带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向心灵深处走来，吞噬反叛的灵魂。
使之成为缺乏个性，缺乏生命活力和生命意识的空壳。
所以，造成汪文宣命运及家庭悲剧的根源是极其复杂的：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
[3]也正如曾树生抽说的：
“这不是一个人的错。
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
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
”汪文宣悲剧只是抗战时期国统区千百万小人物悲剧的缩影。
个人悲剧的产生和时代悲剧密不可分，和个人性格的矛盾密不可分。
每个人不可能完全逃离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因此小说反映的人物悲剧带有那个时代的普遍性。
。
他逃不掉时代和环境给他安排的命运，必然要走向毁灭。
二、困境中的艰难决择
曾树生是巴金笔下一个受“五四”思想影响的新女性形象，同汪文宣一样，曾树生也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
他热情开朗，聪慧美丽，富于幻想。
她在大学时与汪文宣建立了爱情，并按照新的方式与汪文宣结合。
他们有共同的理想，立志办学堂，兴教育，献身于国家的教育事业，这种对爱情的追求，这种志同道合的理想，使她和汪文宣建立了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
可是，抗战爆发了，他们从上海迁至重庆。
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出现了更加严重的艰难和困苦，连文宣这些知识分子家庭也每况愈下，生活日益窘迫。
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其悲剧的发生是其必然性的，我们不能归之于哪一个人身上。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说，曾树生对过去理想的放弃和其所谓痛快、享乐理想的追求为社会腐朽势力的蛀虫提供了温床，从而加速了汪氏家庭的分裂。
所以，对于曾树生，我认为她是美丽的却又是自私的，她日趋堕落的灵魂并没有使他得到真正的解放，反而使他在人生路口失却了方向……
（一）物欲吞噬的青春
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
曾树生不离开汪文宣又怎样呢？
汪家不是照样分裂吗？
曾树生不离开汪文宣他们家中谁又能更幸福呢？
是的，汪氏家庭的悲剧是必然的（前面已有论述），这是社会造成的，唐柏青和钟老的悲剧就是有力的证明。
但是，曾树生离开汪文宣时已是这个家庭完全濒临崩溃的时候，这一结果已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似乎再难以找出曾树生和汪文宣他们的更好出路了。
但是何以如此迅速地达到了这一无可挽回的地步呢？
仅仅归之于社会吗？
他们家庭内部矛盾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吗？
而在这一矛盾中曾树生本身的弱点是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呢？
抗战后的曾树生，拮据的生活使她难以得到物质的满足，她对这种生活难以忍受，于是她厌倦了这个家庭中的粗茶淡饭，而经常在外与朋友饮酒跳舞。
小说中很难找到一家人共进晚餐的情景，因为曾树生常常要玩到很晚才回家。
她不甘心成天守着一个怯懦、多病、精力衰竭的男人，愿意陪陈经理跳舞，上咖啡店。
并且每逢回家都是满面春风，似乎得到了一种满足。
当然作为一个学教育的大学生而到银行作“花瓶”，也有迫不得已的一面。
不过，她对于这种生活渐渐习以为常了，离不开了。
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
”有人把汪文宣性格上的软弱，日益加重的肺病作为曾树生精神上不能满足的主要原因，连曾树生自己也这样认为。
这是存有偏见的，汪文宣的怯懦，比起那些奴颜婢膝纵欲敬酒的人又如何呢？
汪文宣即使坚强起来，就能有充足的物质生活吗？
何况汪文宣的哪一样不是为了家庭。
汪文宣即使有了强健的体魄就能留住曾树生吗？
何以会有当陈经理以战争的恐怖和幸福生活来引诱她离开贫困的家时，“她不讲话，只顾埋头跟着他的脚步了。
她的眼前还浮动着胜利大厦门前淑女贵妇们的面影。
他们比我幸福，他不平地想着。
”当有一条路可以选择时，曾树生即兴奋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
她反复地说，我不走，要走大家一起走。
虽然她的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
但是母亲的话永远是那么刺耳，“只要你（汪文宣）肯答应，只要不再看到那个女人（曾树生）我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日子都能过得去了，这种生活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呢？
我得到什么满足么？
”“没有，无论精神上，物质上，我都没有得到一点满足。
”“他应该飞，必须飞，她要先救出自己。
”有人也曾借口追求快乐和享受是人的正当要求而为曾树生辩护。
不错，这有时是正当的要求，但在一家人仅能维持饱饭的情况下却追求额外的痛快和享受，这能说是正当的吗？
所以我们说曾树生这时已不是过去追求解放和自由的新女性了，她已开始向自我滑落，已开始向旧势力投降。
（二）寻找依托
马克思曾经指出：
“在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中，自由恋爱问题总是提到重要的地位，并且不免招致相反的评价和在实践中产生矛盾的后果。
”[4]在我国，刚刚在樊篱中挣扎出来的新女性正处于觉醒初期，还不具有全面建构自由独立人格的广博胸襟。
因此，从心理深层结构看，她们对爱情的追求虽有向往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美好愿望，其本质却是对新的依附对象的寻求，对强者的寻求，仍未摆脱“弱女子”心态。
鲁迅笔下子君《伤逝》，巴金笔下万昭华《憩园》等新女性悲剧便缘于此。
即使像曾树生这样深切地感爱到旧传统文化的弊端，在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上比其他女性迈出更大步伐，经济上自立的新女性也不例外。
有的评论者高度肯定曾树生是“背叛了男权社会观念的崭新的女性形象，这个形象不再落后和低于男人，她超过了男人，甚至抛下了男人——同时放弃了对男权社会对女性要求的承诺——去另觅新的生活。
”[5]我们只要来看一下小说中对曾树生是否去兰州一节便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作者没有将曾树生简单地处理成一个违背伦理道德抛夫弃子的轻浮女人形象，一再强调了曾树生对丈夫的感情和责任，以及面对陈主任步步紧逼的追求内心的慌乱与不安。
同时，曾树生也没有被处理成另外一面，即忍辱负重为了家庭的经济支撑不得不去兰州谋取新生活，固然她一直接济家中，但去兰州主要是她基于自己内心需要的自由选择。
小说中的“陈主任”风流倜傥，气宇轩昂，对曾树生也小心翼翼地体贴着，对于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的曾树生来说，与他在一起的生活无论如何都比与汪文宣在一起更有诱惑力，促使曾树生出走的，除了与婆婆不合的困素外，曾树生这种内心的呼唤也不容忽视，而且也是强大的动力。
母亲的压力，树生对文宣没有泯灭的感情，这两点无法掩盖人的情感中的另外一层复杂的因素：
那就是与陈主任生机勃勃的生命气象相比，汪文宣从生理到心理上的衰弱，乃至走向死亡。
一个生命正在蓬勃生长，发散着热情和活力的妻子，一个正在枯萎的丈夫，两个人怎么会有和谐的生活。
在决定是否要离开汪文宣的关键时刻，树生眼中的文宣和心理是这样的，他说了真话：
她怎么能说过得好呢？
……她才三十四岁，还有着旺盛的活力，她为什么不应该过得好？
她有权利追求幸福。
他应该反抗。
她终于说出来了：
“走了也好，这种局面横顺不能维持长久。
”声音很低，她象是在对自己的心说话，她轻轻地咳了一声嗽。
她回头向床上看了一眼。
他的脸带一种不干净的淡黄色，两颊陷入很深，呼吸声重而急促。
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力量和生命的痕迹。
“一个垂死的人！
”她恐怖地想道。
她连忙掉回眼睛看窗外。
“为什么还要守着他？
为什么还要跟那个女人抢夺他？
‘滚’好！
让你拿去！
我才不要他！
陈主任说得好，我应该早点打定主意……现在还来得及，不会太迟！
”她想道。
她的心跳得厉害。
她的脸开始发红。
因此，由于汪文宣从婚前的意气风发、锐意进取到战后人格退缩、卑怯委琐的转变，曾树生失去了生存依托，精神上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
由于女性潜意识中的自卑心理和把命运托付给强者的梦幻使曾树生面对有权有势、年轻风流的上司的追求感到惶惑而无法抵抗。
那日江边的谈话和行动说明了这一点。
与其说她是“另觅新爱”，不如说是曾树生仍旧逃不出传统文化为妇女所限定的行为模式，不如说内心深层意识中仍处于“弱女子”角色的曾树生再次对新的依附对象的寻求。
（三）孤独之旅
曾树生“飞”了，好像是摆脱了困境，但作者毕竟把好处理成了一悲剧女性，她的结局可想而知。
她虽然善良，不乏同情心，因为她始终承担着家庭的经济负担，儿子的学费，丈夫的医药费，一家老小的生活费，即使远在兰州，也从不中断对家中的经济支援。
但除了物质的补偿，就找不出别的什么了，她对家庭，对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缺少亲情，而且极力想摆脱。
她给汪文宣的只是高高在上的同情和怜悯，而缺少真正的理解，而使仍爱着他的汪文宣为此遭到心理上巨大的打击。
他交男朋友，寻外遇而亳不把汪文宣放在眼里，竟没有任何愧心，她在给汪文宣的长信中竟这样认为自己的这一行动：
“我并没有背着你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情。
”难道那日江边的谈话和行动还不能说明一切吗？
作者在描写那日江边雾的气味时，是这样写的“那种窒息人的，烂人肺腑似的气味。
”憎恶之意，俱在言中。
她对汪文宣已没有了尊重。
不错，她也似乎是被动的，她不曾爽快地接受陈主任的爱情，用她自己的话说也曾为改善同汪文宣的关系“费了不少心血”的，但是，在她因同情而决定留下与汪文宣共渡难关的同时，缠绕她心头的是什么？
是“不论是精神上，物质上，我没有得到一点满足”，她的努力到底又在哪里呢？
汪文宣的病，一部分就是因为心理的烦闷和痛苦，曾树生与汪母的争吵，曾树生的外遇，这都是重要的原因，她又为此作了什么更多的努力呢？
在汪文宣病重的时候，她飞离了他，在汪文宣病危的时候，她与他断绝了关系，这是何等致命的打击？
在和汪母的关系方面，从书中我们似乎会有这种感觉，认为汪母太苛刻，对曾树生从没有过好气，曾树生似乎有一定让步。
我们得承认，曾树生在表面是有过友好的表示，可是我们细追一下，汪母为什么如此对曾树生冷漠和讨厌？
除了略有点保守之外（汪母也是一个读书人）不就是对曾树生整日不进家门，会朋友，跳舞看不惯吗？
对她生活态度不满，这些都是汪母讨厌曾树生的真正原因。
要想，在上海，他们也曾是和谐的。
曾树生对汪母又是什么态度呢？
不但没有应有的尊重，而且对汪母的勤于家务也有轻蔑的看法，说什么是个“二等老妈子”，“哪一样她做得出色？
”对小宣又如何呢，小宣为何不愿亲近她，还不是曾树生对儿子关心太少吗？
曾树生只知道将小宣送到贵族学校上学，却不知道儿子更需要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爱。
难怪小说评价小宣完全没有生气，过早地成熟了，成了一个“小大人”。
我们不难设想如果不是胜利了，社会和环境的魔爪恐怕连儿童也不放过，小宣会不会走他爸爸的路呢？
汪文宣家庭悲剧固然有其时代和环境的因素，曾树生性格的弱点又何尝不是一道催化剂呢？
可曾树生是否就真的解脱了，小说最后写道她为汪文宣的死感到内疚，也产生了寻找小宣和汪母的想法，可是，当她听到别人在诉说生活的困难，难觅出路时，她又打了一个冷噤。
她好像突然落进了冰窖里似的，浑身发冷。
她将怎样抉择最后的道路？
她认为自己是有时间的，“脚步相当稳”，可是寒风使她战栗，生活使她畏缩，她能有更光明的选择吗？
对此巴金曾有论述：
“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
她不会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那两个活着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坟墓，至多也不过痛苦一场。
然后她飞回兰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大宴宾客。
”所以，曾树生恐怕只有进一步走向深渊……
三、无奈的挣扎
如果说，对于前面两个形象我只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对于小说中的另一形象汪母，我除了同情之外，还多了一份理解。
汪母曾是昆明才女，有较高的文化教养，生活较安宁。
“战前，汪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
”战争不仅使汪母失去财产，而且漂泊异乡，沦为二等老妈子，为一家人衣食住行操劳着。
评说汪母形象，很多人都涉及到她与树生的矛盾。
受传统社会心理的制约和影响，汪母内心情感的失落是引起婆媳矛盾的因素之一。
自社会发展有家庭以来，婆媳关系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际关系中较难调和的。
德国心理学家勤温提出了“需求说”和“趋向——回避冲突说”。
即为求得心理平衡，人的潜识中倾向于“维持现状”，一旦平衡状态受破坏，个体就会引起紧张，产生不安全感和失落感，因此，任何一个母亲在儿子婚娶或女儿出嫁时，都会产生既欣喜而又失落的复杂心理。
媳妇的出现打破了汪母心理的“平衡状态”，汪母怕儿子“移情”，让媳妇替换了母亲。
事实上，汪文宣面对充满活力，收入甚丰的妻子，由于自己社会地位低下，贫穷和衰弱使他产生自卑心理，感情的天平自然倾向了妻子，“儿子爱媳妇胜过爱她”，使汪母陷入了感情危机。
再加上汪母寡居多年，在感情上是寂寞的，特别是在人生的艰难困顿中，“多么需要安慰啊，想起死去的丈夫”，她更需要爱的补偿：
儿子和媳妇对她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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