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知识贫困与高等教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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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知识贫困与高等教育

乡村知识贫困与高等教育

　　一、对新世纪农村贫困的重新认识

　　根据阿玛蒂亚•森的定义,至少存在三类贫困:

一是传统的收入贫困,即收入水平极其低下,不能维持基本生活。

二是人类贫困,指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

如不识字、营养不良、较短的预期寿命、母婴健康水平的低下和可预防性疾病的危害等。

三是知识贫困。

知识贫困衡量的不仅仅是教育水平低下的程度,而且是指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匮乏或者途径的缺乏。

换言之,也就是对人们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和途径的剥夺。

所谓“剥夺”是指人们无法获得本应享有的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途径、机会和选择权,从而导致能力的缺乏。

据此可以将知识贫困划分为获取知识能力的贫困、吸收知识能力的贫困和交流知识能力的贫困。

这里的知识是广义的,包括科学与技术、教育与培训、信息与网络。

获取知识能力贫困主要指生产知识和引进知识能力的匮乏,处于获取知识能力贫困状态的人群缺乏生产知识的能力,也缺乏引进知识的途径。

获取知识能力贫困在区域层次的表现就是发表的论文、申请的专利很少,通过吸引外国或外地投资等手段获得先进国家或地区知识的渠道较少等。

吸收知识能力反映人们利用已有知识的能力,即人们在获得知识之后能否利用这些知识促进发展和促进发展的效率。

教育是提高人们学习和理解知识与信息能力的关键,吸收知识能力贫困主要是指人力资本的贫困。

这方面的指标包括:

人力资本的存量,即人口已经接受教育的状况;人力资本的创造,即人口正在接受教育的情况。

　　交流知识能力反映一个地区人口传播知识的能力,决定了该地区人口在其需要信息时是否有获得信息的途径,以及通过这种途径传播知识的效率。

交流知识能力贫困就是获得和使用信息交流工具的缺乏,如没有机会和能力看报刊等等纸质信息传播工具、使用电话等电信交流工具、接触和通过互联网等网络信息交流工具获得和交流信息。

上述三类贫困之间不是互相隔离、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农村人口缺少收入会导致缺乏营养、缺乏清洁水、缺乏教育;由于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农村人口很难摆脱收入贫困;一些已经暂时脱离收入贫困的农村人口在遭遇到疾病或不识字等人类贫困或知识贫困打击后容易返回收入贫困状态。

在知识化和信息化发展日新月异的新世纪,知识成为创造财富的基本手段,在农村将有越来越多的收入贫困和人类贫困是由于缺乏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和交流知识的能力所致。

目前中国农村尚未消除收入贫困问题,也面临着许多人类贫困的重大问题,同时还将出现越来越严峻的知识贫困问题。

在新世纪,中国农村面临的不是一种农村贫困,而是相互关联的多重农村贫困问题。

无论是哪一种农村贫困,都是对农村贫困人口基本权利的剥夺,而消除农村贫困就是对农村贫困人口基本权利的保障。

农村贫困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村贫困人口能力的缺乏,而知识能力则是发展能力中至关重要的能力。

知识能力的提高是减少和脱离农村贫困最重要的手段,而知识能力的低下既是导致农村贫困人口收入贫困和人类贫困的深层原因,其本身也是一类非常致命的农村贫困。

对农村贫困的分析从表面特征转向深层原因,就不能不关注农村知识贫困问题。

　　二、中国农村知识贫困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知识贫困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年提高到了1999年的年,平均提高年,提高最多的新疆受教育年限增加了年,最少的西藏地区也增加了年;全国平均的提高比例为%,西藏、贵州、云南分别提高了%、%,%。

到1999年,成人文盲率下降到%,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其中男性成人文盲率为%,指标较好的北京、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地区的成人文盲率分别为%、%、%、%和%。

1999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99%以上,仅有西藏、青海两个省区低于95%。

从电话普及率来看,全国电话普及率从1980年的部增加到1999年的7部。

中国在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提高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中国农村在尚未摆脱收入贫困的状况下又将面临严重的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的挑战。

20世纪末,中国亿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中,文盲和半文盲有1亿多人,占%,小学文化程度2亿多人,占%。

发达国家农村技术推广人员与农业人口之比为1∶l00,中国为1:

1200,平均1万亩耕地不足1名农村技术人员。

1995年中高级技术职称的职工只占乡镇企业职工总数的%,全年接受大专以上和中等专业技术文化教育的职工只有总数的24%。

中国农村教育总体上仍然比较落后,还有约27%的人口地区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约8%的人口地区没有普及初等教育,扫盲和巩固扫盲成果的任务仍很艰巨。

一些地方农村教育结构还不尽合理,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还很薄弱。

中国约半数的行政村没有建立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村劳动者的年培训率只有20%左右。

　　在“高教扩招”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农村教育的情况却又响起警报。

2000年,国家宣布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

然而,必须看到,目前“普九”的成果是低标准的,并且相当脆弱。

一方面,所谓“基本普及”,是指85%的人口覆盖地区实现这一要求,还有15%的人口覆盖地区———主要在西部贫困地区———这一目标远未实现;即便在“普九”已经验收的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成果和质量也是很不巩固、很脆弱的,不少地区的辍学率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近年来,农村学生的辍学、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辍学率上升。

如1998年全国初中在校生辍学率%,达167万人,而农村辍学率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个百分点,有的地方农村辍学率高达10%以上。

应当指出,就许多地方的实际观察,农村学生的流失辍学率,比统计数字要高得多。

1999年,广西边境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50个山区县小学、初中的辍学率分别达到%和%,“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

由于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20世纪末全国中小学有危房约1300万平方米,集中在中西部农村。

虽然危房占全国中小学总校舍的比例不足1%,但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这一比例较高。

宁夏中学危房面积达%,小学达%;新疆中学危房达%,小学占3%;青海中学占%,小学占%。

有的贫困县危房面积高达10%-15%以上,如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小学危房率高达%。

由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解决校舍问题时经费不足、建筑质量差,20世纪80年代末兴建的校舍中有“豆腐渣”工程,使一些地区劣质房的比例较高,不足10年的校舍成为危房,新危房出现率每年约为2%-3%。

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

据中国教育工会1999年上半年调查,中国有2/3省、自治区、直辖市拖欠教师工资。

目前累计已拖欠100多亿元。

　　即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省,从1996年至1999年已拖欠教师工资亿。

研究发现,1997年中国县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年,而城市为年;农村人口中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人口的比重仅为%,而城市人口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农村也只有%,城市则达到%;农村文盲以及小学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则达到%,城市只有%。

从正在接受的教育来看,农村人口入学率低,以高中阶段为例,1998年,城市每万人中高中阶段在校学生人数为人,而农村仅为人;而且农村青少年人口接受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

此外,1999年城镇人口电话普及率为%,而农村仅为%;在最新的网络通讯方面,目前中国农村用户只占全国总量的%,据此推算,城市网络普及率为农村的740倍。

这表明,许多农村人口处于“教育隔离”、“信息隔离”状态,相当多的农村儿童、青年和成年人因不能获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机会和获得信息的机会,无法提高其发展能力,从而与发展和现代化无缘。

　　三、解决农村贫困的突破口是减少农村知识贫困

　　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农村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教育与经济双向贫困。

农村经济的发展,没有从教育方面获得多少刺激与支持。

因而,这种经济状态是短期的、不稳定的和脆弱的。

世界历史上有过这种教训,以低文化层次支持的经济中含有诸多的盲目性和愚昧性。

他们的经济发展常是以向自然的掠夺、对自然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浪费和劳动力的过度消耗为代价的。

这种依靠低文化层次支持的巧取豪夺者们的消费也必然是低层次的,除在食、色、性上无限度地挥霍外,他们即便有大把金钱,也决不会投入教育,投入再生产,丝毫也没有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农村经济的贫困,无法向教育提供经费,贫困的经济也没有压力促使它向教育索取什么。

在农村人口不断增长和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条件下,经济发展步履艰难,教育意识淡薄,“愚”与“贫”的联姻,导致农村人口素质低下并愈演愈烈。

那种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安于自给自足和自产自用的封闭意识都无求于高层次文化支持,像一块硬币的两面,相互制约而共存着。

农村要振兴,出路何在?

知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最重要的因素。

知识创造财富,知识促进发展。

知识推动改革。

在20世纪之前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和数百年的工业社会中,知识虽然是重要的资源,但是其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作用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本身的进步,知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和服务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知识因素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

大量的国际研究表明,知识因素是解释各国或地区之间增长率差异最重要的因素,而资本投资增长率的差异性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

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不是资本积累,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发展中国家TFP经济增长具有潜在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人力资本能够迅速扩展和深化时,TFP的增长率会明显提高。

　　巴罗则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发展进程的重要部分,而且通过跨国数据回归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根据世界银行专家计算,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人均资本增长只解释了24%-29%,而反映知识以及其他要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解释了70%以上。

有学者对中国1978-1995年期间30省、市、自治区的横断面数据分析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其中人均资本增长的解释占19%,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占73%,其他不可解释因素占8%。

这表明知识贫困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率低下和经济起飞困难的重要原因,反之,向知识贫困宣战,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则是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的关键。

在新世纪的中国农村,面对各种严峻的挑战及诸多发展途径的选择时,应调整发展思路,调整农村贫困地区开发战略和反贫困战略。

农村贫困地区最稀缺的是知识资源,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也是知识资源。

农村贫困人口最稀缺的资本是人力资本,最缺乏的机会是获得教育的机会,最缺乏的能力是知识能力;对农村贫困人口最大的剥夺是教育剥夺、知识剥夺,反之,对知识基础设施和对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是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最重要的投资,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率的投资。

中国农村发展战略的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而知识发展战略是最重要的战略之一。

实施农村扶贫计划和缩小地区差距的基本宗旨应该是:

富民为本,消除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

而反贫困战略则应由过去的单纯关注收入贫困更多地转向关注知识贫困,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为他们提供获取收入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四、摆脱农村知识贫困的根本策略是发展农村高等教育

　　从农村贫困产生的深层原因看,注重人才资源的开发应是消除农村知识贫困的重点所在。

笔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有的社会成员之所以陷入困境,是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使其失去了创造收入的能力或机会,因此,“能力的贫困”或“机会的贫困”是农村贫困的本质。

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

他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认为,出现饥荒、产生贫困的最重要原因未必是粮食的大幅度减少。

他在实证研究中发现:

在发生饥荒的年份里,粮食人均供给量并没有比未曾发生饥荒的年份来得少;在所有饥荒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因饥饿而死亡;在有些年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