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智慧与为政之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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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智慧与为政之道

我国古代先贤就是以“修心”作为每一个为政者的内在修炼过程，以“修行”作为每一个为政者的外在修炼过程，通过这一“内外兼修”的过程，从而真正实现为政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这是中国国学的为政智慧，也是每一个为政者需要遵循的为政之道。

国学智慧与为政之道

“国学”一词，最早出现于2800年前春秋时期典籍《周礼》：

“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随后，约2200年前西汉初年典籍《礼记》又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近代学者孙诒让指出：

“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

”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原是指称国家一级的学校。

唐代以降，历代学者开办学馆、书院，其中一些学者进而将其称作“国学”，“国学”的涵义随之演变为古代学馆、书院所传授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因此，人们当今所谓“国学”，也就是指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形成、发展和延续至今的传统学术文化。

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大量涉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从政为官的思想和观点。

这些思想和观点对历朝历代为政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十分丰富而系统的治国理政学说和从政为官理论，成为每一个中国政治家和领导人获取政治智慧、吸收道德滋养、塑造人格魅力、形成领导风格的重要精神来源，成为每一个中国政治家和领导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理论宝库。

近代学者邓实曾经指出：

“国学者何？

一国所有之学也。

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

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

一、素质修炼：

为政之道的器、识、见

素质，原是一个生理学概念，指人的先天生理解剖特点，主要指神经系统、脑的特性及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的特点，它是心理活动发展的前提和物质基础。

各门学科对素质的解释不同，但都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素质是以人的生理和心理实际作基础，以其自然属性为基本前提的。

换言之，个体生理、心理成熟水平的不同决定着个体素质的差异。

然而，素质只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不能决定人的心理内容与发展水平，人的心理活动是在遗传素质与环境教育相结合中发展起来的。

人的素质一旦形成，就具有内在的和相对稳定的特征。

那么，为政者治国理政必须具备和修炼哪些素质呢？

对此，国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智慧与深刻启迪。

择其大要者，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器”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首要素质。

器，即为政者的胸襟、度量。

早在3000年前，中国古代著名政治家周文王就指出，为政者的胸襟与度量决定了其事业大小与成败，他在《周易》中说：

“器有大焉，高天厚地。

唯其能容，容而不盈，故见其大。

”正如中国古代圣贤所言：

故大器者，厚载万物，有所用也；兼纳百川，有所容也；为绳墨校，有所正也。

由此可见，所谓“器”、“大器”，就是为政者是否具有宽广的胸襟与度量。

换言之，也就是为政者是否具有“宽容”的素质。

所谓宽容，首先，就是要求为政者能够“宽容”他人之短、他人之过；其次，就是要求为政者能够“容纳”五湖四海、四面八方。

古人说：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从人性角度而言，每个人都会有缺点，每个人都可能出错误，为政者不应该求全责备；从人的差别性角度而言，大千世界，各色人等，知识、智慧、能力、素养、性格千差万别，为政者不能要求他人办事一个水准；人们信息掌握不对称、认识水平不一致、思维角度不同一，为政者也不能要求他人完全事如己愿。

否则，为政者只能做孤家寡人，正如古人所谓：

“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

”

宽容也是为政者能办事、办成事的必备素质。

2500多年前，学生子贡曾经问老师孔子：

“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人们终身奉行的原则呢？

”孔子回答：

“那就是‘恕’！

”所谓“恕”，也就是对他人要宽容之意。

蔺相如对廉颇的宽容，成就了“将相和”的佳话；鲍叔牙对管仲的宽容，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壮举；李世民对魏征的宽容，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泰山不辞杯土，方能成其高；江河不择细流，方能成其大。

是宽容，成就了山的高大；还是宽容，成就了海的辽阔。

正所谓：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刘邦之所以能够推翻秦王朝，战胜楚霸王，就是因为胸怀宽阔，能够容纳各种人才。

在他的麾下，樊哙以屠狗为业，郦食其是混迹乡里的酒徒，周勃是编织养蚕器具的工匠和举办丧事的吹鼓手，陈平是乡里的贫寒子弟，张良是沦落为刺客的贵族后裔，韩信是有“胯下之辱”的乞丐，萧何是沛县狱吏。

相反，项羽气度狭窄，仅有一名谋士范增，还不能见容，结果霸王别姬，自刎乌江。

宽容还是一剂良药，它能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

安徽省桐城市老城区西南角，现今有一个名叫“六尺巷”的普普通通小巷子。

然而，这个长约100米、宽约2米的普通小巷，历史上却有着一段不普通的故事。

原来这个“六尺巷”，曾是清朝康熙年间官至宰相的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府邸，鹅卵石路面,小巷的一边为“宰相府”张宅,另一边为吴家的普通民居。

据《桐城县志略》记载,张英在北京朝廷担任宰相时,其家人和吴姓邻居因建房占地闹起了纠纷,两家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张家人便给在朝廷当大官的张英写信讲了此事,期待他出面干涉。

张英看信后,没有倚仗自己的官威欺压邻居,而是回信赋诗一首劝解道：

“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家人看完,便主动让出三尺空地。

邻居吴家深受感动,也将墙退回三尺,两家和好如初,这就是“六尺巷”的由来,至今传为美谈。

第二，“识”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基本素质。

识，即为政者的知识，这是每个为政者胜任治国理政使命的基本素质，正如《周易》所言：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而所谓“知识”，按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指出的，可以进一步区分为“间接知识”与“直接知识”。

所谓间接知识，通常是人们经过学习所获得的理论知识，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学识”；所谓直接知识，通常是人们通过亲身参加社会活动所获得的实践知识，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见识”。

知识，作为每个为政者治国理政的基本素质，中国自古人们就既强调间接知识，要求为政者热爱学习和善于学习，注意将学识的深度与学识的广度结合起来，刻苦学习，永不自满，努力做一个“饱学之士”；中国自古人们更加强调直接知识，要求为政者高度重视社会实践、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善于总结实践经验，要求为政者善于打通学识与见识之间的壁垒，努力做一个“善行之人”。

学识、间接知识，我国古人称之为“知”；见识、直接知识，我国古人称之为“行”。

有关“知”与“行”二者相互之间关系的认识，即所谓“知行观”，成为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史始终的一个论题。

早在隋唐时期，“知”与“行”的关系和比较问题就已被突出和强调；宋代以降延续到明清时期，更成为中国历代哲学家讨论的重要范畴。

从中国古代圣哲孔子开始，就既重视“学”——间接知识，又重视“习”——直接知识。

因此，“学”与“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绝不可二者偏废。

我国明朝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王阳明强调了“知行合一”的观点，清代著名思想家王船山一脉相承，始终反对“离行以为知”的认识论，始终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的思想。

同时，他还进一步强调了“行”在人们认识事物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曾经明确指出“知不必兼行，而行必兼知。

”王船山以“知源于行”、“力行而后有真知”为根据，进而又论证“行”是“知”的基础和动力，“行”包括“知”和统率“知”。

综观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文明成果，都是在亲身经历、深入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总结的结果。

早在我国春秋时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不器”的论断，明确指出，“君子”应该多见才能识广，绝不可像各适其用的器皿而见识局狭。

唐代诗人李白如果没有穿行陡峭和险奇的剑阁蜀道、长江三峡，写不出《蜀道难》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样的绝佳诗作；唐代诗人杜甫如果没有经历“安史之乱”颠沛流离的生活苦难，写不出《三吏》、《三别》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绝佳诗作。

古人言：

“事事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对于为政者而言，间接知识固然重要，因为，人们不可能凡事亲历亲为，为政者提高自身才干能力离不开学习他人经验、理论和思想这一途径。

然而，正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所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为政者更应该重视从亲身实践过程中学习和掌握直接知识。

清朝著名政治家曾国藩一生高度重视直接知识的积累与历练，一再告诫自己的亲属子女和门生故吏要“见多才能识广”，他在京城为官10年期间，三度回乡省亲，都有意识地考察了解沿途民情民意、山川形胜、经济物产，积累自己的“见识”。

要而言之，直接知识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知识实现了知识与实践的统一。

众所周知，知识是人类对事物和事物运动的认识，即把识别万物实体与性质的“是”与“不是”定义为知识；实践是人类自觉自我的一切行为，即指人类改造社会和自然一切有意识的活动。

二者既有着鲜明的区别，又有着紧密的联系。

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而人类的一切实践，如果要想达到预期目的，都离不开知识的指导和帮助。

如果说间接知识是他人实践的成果，那么，直接知识则是自己社会实践的成果。

直接知识对于为政者而言，不仅完成了“实践”向“知识”的飞跃，而且，同时也实现了“知识”与“实践”的统一，即人们常常所说的——既能言之，又能行之。

实际上，“知行合一”、善做善成才是真懂、真知！

二是直接知识内容更加鲜活、记忆更加牢固、运用更加自如。

对于一个为政者而言，由于直接知识源自于自身亲身经历，因而，对于这一事物和事物运动方方面面就有更加深切的认识和了解，对于这一事物和事物运动本质规律就有更加深切的情感和体认，对于这一事物和事物运动关节和要害就有更加深切的理解和把握，也就自然记忆更加深刻、运用更加自如。

因此，古今中外许多著名思想家在“知”与“行”的问题上，虽然都突出强调了二者的重要性，但又绝不将二者“平分秋色”，更不是重“知”而轻“行”，往往都是更加重视和强调“行”。

第三，“见”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重要素质。

见，即为政者的眼光、视角。

所谓眼光、视角，曾国藩曾经指出，那就是要求为政者识人断事必须做到“高明”与“精明”。

所谓高明，曾国藩进一步指出，即“人见其近，我见其远”。

古往今来，许多为政者就是因为鼠目寸光，缺乏“高明”的眼光和视角，在治国理政过程中被“浮云遮望眼”，因而误国误民，甚至误了卿卿性命。

2200多年前，战国末期秦国宰相吕不韦在其《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

春秋时期，齐国君主桓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任用自己过去的政敌管仲为相，因此，齐国率先崛起为春秋五霸之首。

然而，还是这位桓公随后因为目光短浅，重用了易牙、竖刁、常之巫和卫公子启方等奸佞小人。

为此，管仲曾经向桓公进言，必须远离这伙寡忠少义的奸佞小人时。

桓公说：

“易牙烹了亲子，让我品尝人肉的滋味；竖刁不惜阉割自己身体，以终身侍奉我；常之巫精于占卜生死，为我消除病祸；卫公子启方日夜守护在我身侧，连父亲病危直到亡故都不回国探望照顾。

难道我还能怀疑他们的忠诚吗？

”管仲回应道：

“爱子为人情之常，易牙连亲子都不爱，怎能真心爱大王呢？

爱护身体为人情之常，竖刁自残身体，又怎能真心爱惜大王呢？

生死有命，疾病无常，大王不听命运，专门依赖常之巫，势必助长其骄横之气。

亲爱父母为人情之常，启方连生父都弃之不顾，怎能真心忠诚于大王呢？

”桓公抹不开股肱之臣管仲的面子，虽将易牙、竖刁、常之巫和卫公子启方驱逐出了王宫。

然而，短视的桓公只认这四个小人身边侍奉殷勤之利，已经难以辨识这四个小人误国误己之弊。

不久，又将他们一一召回王宫。

随后，当外敌入侵齐国时，易牙、竖刁和常之巫发动宫廷政变，将桓公拘禁于城堡之中，开门揖盗，策应入侵之敌，而卫公子启方则趁乱以齐国千户民众归降卫国。

桓公被禁锢城堡之中，饥渴交加，呼天不应，喊地不灵，临死之前，慨然长叹：

“还是管仲见识高远啊！

”

所谓精明，曾国藩也曾进一步指出，即“人见其粗，我见其细”。

这就要求为政者善于从细节之中见大节，善于从小事之中见趋势。

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戏剧家冯梦龙在其著作《智囊全集·明智·见微知著》中曾经指出：

圣人行事，绝不会自陷死地；贤者所为，从不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