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人民的城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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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人民的城楼

1949,人民的城楼

　　北纬39度54分26.37秒，东经116度23分29.22秒，从这个点向东西扩展500米、向南北扩展880米的44公顷土地，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天安门广场。

它对于中国人的神圣意义，并不在于“世界最大”的标签。

自从1949年开国大典之后，它作为人民的城楼的形象，便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1949年前的天安门

　　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在北京城的中心，天安门城楼拔地而起。

这座城楼的原名是承天门，在那个年代，这个名字寄托着封建帝王对天的敬畏和臣服。

在明清两个朝代，天安门因居于整个皇城的正中而承担了诸多政治功能。

皇帝若有新诏颁布，则必选此地；遇有大型仪式，如新皇登基、大婚、祭天祭地等重大庆典活动和皇上父母进宫才会启用此门；皇上御驾亲征或大将出征，都要在天安门前祭路、祭旗，以求马到成功，凯旋归来。

　　到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后城楼改称“天安门”，这个名字则多了“安邦治民”的寓意。

天安门城门五阙，重楼九楹，城楼上60根巨柱高耸，金砖铺地，南北两面菱花格扇门，天花门拱和梁枋上绘满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和金龙彩绘，这座人间的琼楼玉宇，集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却又是封建等级制的形象体现。

　　到了近代，天安门成为无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是中国从衰落到崛起的历史见证。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从大清门穿越广场举行阅兵游行，天安门广场被当成了入侵者屯兵耀武之地，成为中国人心中前所未有的屈辱时刻。

正是因为此，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才到这里集会庆祝以雪前耻。

几个月后，1919年五四运动在这里爆发，由此开始的科学民主启蒙运动被作为中国命运的一个新的起点，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宣战。

而此后的一?

二九运动、五?

二○运动都在这里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留下了浓重的色彩。

　　广场的禁锢瓦解了，混乱随之开始。

1935年日寇猖獗，当局苦于支撑残局，市政方面无所作为。

1937年后，日本人占领北京，到1939年时，北京的日本人已增加到4万多人。

日本人为了回避混居造成的摩擦，开始编制北京都市规划，这个规划以佛香阁为轴心的南北向100米宽的兴亚大路为城市新轴线，与出复兴门的长安街延长线为新区的主干道，重新设立了一个新城中心。

该规划从1939年开始实施。

1948年北平工务局所编资料上写道：

“这个规划的实施，旧城完全不顾……使北平旧城区沦为死市。

8年间，北京积存垃圾160万吨。

”1945年后，国民党北平市长何士源的市政规划基本沿用日本人的思路。

从天安门广场的处境中，可以看到当时整个国家的状况，仅仅30年时间，这座布局端庄的广场就沦为了荒凉的野地。

此时的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破旧不堪，后来从城楼上运走的鸽子粪竟有几卡车，朱红色的城墙墙皮大片大片地脱落，广场也成了垃圾站。

破败不堪的样子，墙皮、木皮翻卷，砖石、瓦块剥蚀，只有一堆堆鸽粪组成的黑绿色的“地毯”。

最扎眼的几个又小又破的六棱形宫灯，脏得也不像个样了。

　　1949年的天安门城楼以及周围的广场，似乎在等待一个时机，让自己重焕光彩。

　　天安门广场的新生

　　1949年2月，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成员的沈勃被任命为北平第七区区长，着手接受国民党地方政权。

那年他30岁。

　　当时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

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当时看到的广场是坑坑洼洼的土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中间有些地方的草长得比人还高。

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和城墙一样高。

那时候的天安门地区是一个没人管理的地方，许多往城外运垃圾的车走到这儿就倒了。

那时候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还未开始，沈勃不知道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是否定都北京也还没有定论。

但是看到这样破败不堪的景象，他们决定先清理无处不在的垃圾，而最后这些垃圾3个月才清理完毕。

　　在1949年8月9日至14日的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

沈勃印象里，当时有上万人次参与了这个工程，他们分别是来自周围的居民、各机关干部和各学校的学生。

那时已经有传闻说开国大典要在广场举行，虽然一直还没有接到正式文件，“建设人民首都”的大横幅已经挂在了广场北侧。

　　建设局在广场北面竖起了一块“建设人民首都”的横幅标语，市青年团筹委会组织了近6000名团员、青年参加义务劳动。

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用锄头、铁锹等工具铲土除草，用手搬石头，先后填平300多个坑洼，运走垃圾，清除地面的障碍物，在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以及中华路全段，开辟了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

　　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劳动，市建设局又组织各方面专业人员，清理琉璃瓦上的蒿草和灰尘；修补城墙，整修门窗和廊柱，将它们粉刷一新；修补城楼两侧的台阶；修理金水桥和对金水河进行清淤，注入清水，等等，天安门城楼的面貌焕然一新。

作家萧乾写的《我看见中国的重生》一文，极其生动地描绘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种种变化：

　　“政协开幕后，已经是一片喜气的北京，就变成了旗子和彩绸的城，变成了锣鼓的城，变成了迎接重生的城。

无论你坐什么车，走哪条胡同，什么时候经过大街，你的耳朵离不开咚咚嚓嚓，你的眼睛始终有新的发觉：

发觉的焦点在东西长安街之间的天安门，上午宫墙染红了，下午瓦匠们在广场墙上破了四道便门。

牌楼上扎起黄绿彩穗，天安门下，有工人们在杉篙又搭起的木架上爬东爬西。

门墙上出现两条十数丈长的横楣，上面不久便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的大字。

城楼檐上写的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红的架子原来是为放照明灯的。

我天天过天安门，看到了那些木架子的搭，和它们的拆。

一座拆起，露出来了拔地而起的电动旗杆；一座拆起，横楣上嵌了月白色的霓红灯。

城楼檐下挂起了八盏红宫灯，八面红旗，沿着巍峨楼墙飘起了……”　　1949年9月30日，是沈勃31岁的生日。

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看着与半年前有着云泥之别的天安门广场，他心中充满着难以名状的喜悦和自豪。

　　抉择

　　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早在1949年7月就成立了，但是举行的地点却始终没有确定。

1949年8月17日，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后，由华北军区的几位领导将两套阅兵方案，送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此时，离开国大典，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阅兵报告在周恩来案头放了17天。

在这17天时间里，周恩来除了忙就是忙。

此时，夜已深，但他还是再次打开了华北军区送来的阅兵方案报告。

他对呈报上来的两套阅兵方案，反复权衡，还不时地拿起笔在上面画上几道杠杠。

两套方案是两个不同的地点：

第一方案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天安门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

　　天安门城楼可以说是天然的。

在城楼上面可以容纳怀仁堂里的全体政协代表，这是最大的优势。

天安门地处市中心，军队与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领袖与万民同乐，场面壮观，气势恢宏。

天安门周围的公路四通八达，便于集聚与分散。

阅兵结束后，军队可以从容有序地迅速从市区退场。

弊端是当日的城市交通要阻断4小时以上。

又因长安街的宽度仅能允许横排通过步兵的十二路纵队、骑兵的三路纵队和装甲车的两路纵队。

这样便无法按照正规阅兵先进行分列式。

　　第二方案是在西苑机场阅兵。

西苑机场曾举行了一次万人观看的检阅式，欢迎毛泽东等领导人和党中央进入北平。

有了一次阅兵经验，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西苑机场跑道很宽，没有阻断交通的后顾之忧。

但它的缺陷也很明显：

没有检阅台，于开国大典前赶搭几个坚固高大的看台，显然来不及，另外，距市区太远，数十万群众来回困难。

在西苑举行开国阅兵对扩大人民解放军的影响是个大的损失。

而且西苑机场只有一条跑道可以进退，疏散起来极不方便。

　　华北军区在上报的这两套方案上，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

周恩来在反复权衡之后，写下了这样的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

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

时间到时再定。

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总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周

　　这个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很小的圈圈。

毛泽东和朱德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将天安门广场作为开国大典的举办地点，并未经过太多的争论。

这背后隐藏着耐人寻味的深意：

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历史事件决定了它在中国人情感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得到的广泛认同，不是来自建筑艺术上的意义，而是百年风雨中浸染出的政治象征。

　　开国大典的前夜

　　尽管美术创作经历丰富，但是接到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的任务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年轻教员周令钊还是充满了惊喜和兴奋。

那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的时间了。

　　周令钊带着新婚妻子陈若菊，登上了搭建在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大型画架。

这一干就是十几天。

周令钊回忆说：

“那时没有那么大的一整张的铁皮，作画用的铁皮是拼接而成的。

在作画时，采用打格放大的办法，把小照片中的毛泽东形象，绘制成巨幅的人像。

绘画时，要登上一个三层的脚手架，像盖房子一样高空作业。

毛主席才华横溢，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还是诗人。

在作画时，我眼前总浮现毛主席的诗人气质，特别是他说湖南话时嘴角有些特点，所以在画嘴角时，就注意刻画这一细部，虽用笔不多，面积不大，但与别人的像却不同。

这是他的特色。

”“这幅画像用了两个多星期。

我和陈若菊每天自备馒头和咸菜，拎着暖水瓶，在天安门的东墙下，一画就是一整天。

在没有升降机和望远镜等设备的情况下，画这样的巨幅画像，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

每天要上下好多次，近看、远看，然后再进行修改、修饰。

在作画时，看不到作品的全貌，全是凭着经验和感觉来进行创作。

”

　　画像绘制接近尾声时，聂荣臻元帅亲临现场，“像，非常像！

”聂帅的话让周令钊吃了定心丸。

不过聂帅在离开时也提出了一个改进要求，画像原型出自当年新华社摄影师郑景康在延安时期给毛主席拍摄的照片，“照片中主席的风纪扣开着，显得很洒脱。

”画像绘制中，周令钊并没有刻意修改。

交换意见中，聂帅觉得“主席的风纪扣还是系上好”。

　　绘制修改的画像完美收工已是开国大典前夜，夫妻俩拖着疲惫身子回到住所已经很晚，而就在这时，天安门又来人接周令钊了。

原来刚刚挂妥在城楼上的主席像下面“人民的胜利”这样一行字在画像上显得不太和谐，远处看又小又花，周总理的意见是“马上改”。

　　天安门城楼中间门洞约8米高，主席的画像就悬挂在上面，涂改巨幅画像上的几个字谈何容易。

“当时设备非常简陋，没有升降机。

”在三个直梯绑成的巨型长梯上，所有聚光灯打向城楼，周令钊一手拿照片、调色板，一手握画笔，再一次爬到了巨幅画像前。

“梯子很软，一颤一颤的，尤其是底下城门洞是空的，总觉得很不踏实，要是有恐高症还真干不了。

”

　　梯子挪动十几次，上上下下几十次。

涂改了文字，添加了衣扣，满意收工时天已大亮，此时距开国大典就剩几个小时。

　　那一年，周令钊30岁。

　　10月1日下午三点，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城楼下，近30万军民欢腾雀跃，每个人都庆幸着经历了眼前的一切。

　　周令钊说：

“当我看到毛主席就站在我画的毛主席像的城楼上面，心里特别激动。

当毛主席操着浓浓的湖南腔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我尤其感到亲切。

”

　　在10天前的9月21日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说：

“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

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他对诸位先生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的工作将表明：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

　　一幅新绘制的毛主席像，一个重焕光彩的城楼，一个崭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在开国大典之后，天安门又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主体形象。

在近现代，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天安门广场这样与人们的情感世界有着如此令人感动的联系。

这座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代建筑，不再是封建皇权的表征，不再经历战乱和纷争，在1949年10月1日这天，成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城楼，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