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GDP.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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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GDP
绿色GDP
绿色GDP，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
简单地讲，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
简介
绿色GDP或可持续收入（SI，SustainableIncome）
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两方面的活动。
一方面在为社会创造着财富，即所谓“正面效应”，但另一方面又在以种种形式和手段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即所谓“负面效应”。
这种负面效应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无休止地向生态环境索取资源，使生态资源从绝对量上逐年减少；其二是人类通过各种生产活动向生态环境排泄废弃物或砍伐资源使生态环境从质量上日益恶化。
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只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而没有反映负面效应的影响，因此是不完整的，是有局限性的，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其计算结果可称之为“绿色GDP”。
绿色GDP这个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
根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以EPD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中对北京市1997年绿色GDP进行核算的结果表明，按生产法计算的绿色GDP占GDP的74.94%，按支出法计算的绿色GDP占GDP的75.75%。
什么是绿色GDP
绿色GDP（可持续收入）的基本思想是由希克斯在其1946年的著作中提出的。
这个概念的基础是：
只有当全部的资本存量随时间保持不变或增长时，这种发展途径才是可持续的。
可持续收入定义为不会减少总资本水平所必须保证的收入水平。
对可持续收入的衡量要求对环境资本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的流动进行价值评估。
可持续收入数量上等于传统意义的GNP减去人造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各种资本的折旧。
衡量可持续收入意味着要调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定义
绿色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和海洋）与环境因素（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影响之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即将经济活动中所付出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从GDP中予以扣除。
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其计算结果可称之为“绿色GDP”。
绿色GDP这个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
根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以EPD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中对北京市1997年绿色GDP进行核算的结果表明，按生产法计算的绿色GDP占GDP的74.94%，按支出法计算的绿色GDP占GDP的75.75%
绿色GDP的研究工作
绿色GDP，即现行GDP总量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所剩下的部分。
GDP总量-（环境资源成本+环境资源保护服务费用）=绿色GDP
到目前为止，绿色GDP核算只涉及自然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环境损害成本、自然资源的净消耗量。
这只是狭义的绿色GDP，应该把与社会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指标纳入GDP核算体系。
因此，在GDP的核算中，必须扣除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的GDP损失，以及处理这些事故的支出；扣除社会上各种突发事件造成的GDP损失，以及处理这些事件的支出；扣除为了防范和处理市场不公正、腐败造成的损失。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绿色GDP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近年来，我国也在积极开展绿色GDP核算的研究。
2004年，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总局正式联合开展了中国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工作。
绿色GDP核算中主要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有：
绿色GDP总值、绿色GDP净值、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
相关概念
1．绿色GDP总值（GeGDP）
绿色GDP等于GDP扣减具有中间消耗性质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
2．绿色GDP净值（EDP）
绿色GDP净值等于绿色GDP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和具有固定资产折旧性质的资源耗减和环境降级成本。
3．资源成本
资源成本又称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是指在经济活动中被利用消耗的价值。
根据自然资源的特征，有些自然资源具有一次消耗性质，如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部分可再生的森林资源（用材林）和北方及西部的水资源，这些资源的使用为资源耗减成本，具有中间消耗的性质。
有些自然资源具有多次消耗性，如土地资源、部分可再生的森林资源（特用林、防护林或原始森林等）和南方的淡水资源，这些资源多次消耗的使用类似于固定资产使用的性质，其资源耗减具有“固定资产折旧”的性质。
4．环境成本
环境成本又称环境降级成本，是指由于经济活动造成环境污染而使环境服务功能质量下降的代价。
环境降级成本分为环境保护支出和环境退化成本，环境保护支出指为保护环境而实际支付的价值，环境退化成本指环境污染损失的价值和为保护环境应该支付的价值。
自然环境主要提供生存空间和生态效能，具有长期、多次使用的特征，也类似于固定资产使用特征。
这样，由经济活动的污染造成环境质量下降的代价即环境降级成本，也就具有“固定资产折旧”的性质。
绿色GDP的实质与发展
可持续收入的发展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的经济福利尺度的概念。
自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报告《保护地球》（Caringfortheearth），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CommonFuture）中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以来，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整体福利更加集中于环境资源问题上，随之由世界银行在80年代初提出的“绿色核算（Greenaccounting）”，以及随后提出的“绿色GNP/可持续收入”概念迅速为人们所接受，并逐步成为衡量发展进程、替代传统宏观核算指标的首选指标。
作为评价“可持续发展”进程的综合指标及“可持发展”思想的产物，“可持续收入”或称之为“绿色GNP”被界定为：
在不减少现有资本资产水平的前提下所必须保证的收入水平。
这里，资本资产包括人工资本（产房、机器及运输工具等）、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以及环境资本（矿产、森林及草原等）。
按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收入或绿色GNP可在传统GNP的基础上，通过以下的环境调整而得到：
〈1〉当年环境退化货币价值的估计，即环境资本折旧。
由于这种折旧通常可划分为两部分，其一为传统GNP中已部分计入的环境损害，如由于空气污染造成的农作物产量下降等，另一则为完全计入传统GNP中的环境损害，如野生生物物种的小时以及自然景观的破坏等。
因此，这一项目的调整主要指传统GNP中未计入的环境退化部分；
〈2〉环境损害预防费用支出（预防支出），如为预防风沙侵害而投资建立防护林带等；
〈3〉资源环境恢复费用支出（恢复支出），如净化湖泊与河流、土地复耕等；
〈4〉由于非优化利用资源而引起超额计算的部分。
因此计算可持续收入（绿色GDP）的公式为：
可持续收入
可持续收入（绿色GDP）=传统GDP—（生产过程资源耗竭全部+生产过程环境污染全部+资源恢复过程资源耗竭全部+资源恢复过程环境污染全部+污染治理过程资源耗竭全部+污染治理过程环境污染全部+最终使用资源耗竭全部+最终使用环境污染全部）+（资源恢复部门新创造价值全部+环境保护部门新创造价值全部）
绿色核算就是把资源环境资本纳入国民经济统计和会计科目中，用以表示社会真实财富的变化和资源环境状况。
“可持续发展”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
英国经济学家沃夫德曾尖锐指出：
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物质资本增加而环境资本在减少，总体资本就可能是零值甚至是负值，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比如，沿淮河曾建有一千五百多个小造纸厂，其产值给当地GDP带来增长的业绩。
但小造纸厂造成的污染使沿河流域1.2亿百姓喝不上净水。
如果治理就要花钱，但GDP中却没有体现。
近年来我国土地荒漠化速度加快，造成水土流失和沙尘暴由西向东不断蔓延，但这些在GDP中没有反映。
阿联酋等国家靠出卖石油、木材等资源维持GDP增长。
若干年后，资源卖光了，又会怎样呢?
这样的GDP能是社会实际财富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映吗?
总之，从社会角度看GDP，它将积极产出和消极产出一视同仁地算在经济指标之中。
例如，教育、服务于老人、小孩的劳务所得与制造武器、香烟等具有同等价值。
从环境角度看，它把自然资源当成了自由财富，随意掘取和使用，而对资源耗竭及经济活动造成污染带来的资源质量下降却没有考虑和反映。
从经济角度看，它只记录可见的，可以价格化的劳务，而诸如家务劳动、妇女生育、志愿者服务等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却被摒除在外，部分或全部地忽略。
真实GDP
因此扣除GDP中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及不合理部分，便构成了真实GDP，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色GDP”（GGDP，第一个G指green）。
GGDP=（传统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
GGDP力求成为一个真实、可行、科学的指标，以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真实发展和进步，更确切地说明增长与发展的数量表达和质量表达的对应关系。
围绕着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世界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著名科学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在进行着艰辛的理论探索。
1995年，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
“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四大要素构成。
专家们公认“扩展的财富”比较客观、公正，科学地反映了世界各地区发展的真实情况，为国家拥有真实“财富”及其发展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提供了一种可比的统一标尺。
生态印迹
1996年，Wackernagel等人提出了“生态印迹”度量指标。
1997年，Constanza等人首次系统地设计了测算全球自然环境为人类所提供服务的价值“生态服务指标体系”。
他们把全球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的“生态服务”功能分为17种类型，把全球生态系统分为20个生物群落区，因此计算了“生态服务，价值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DP）之间的比例关系（1：
1.8）。
该指标体系的提出，对更加深刻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揭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内涵，具有科学探索的价值。
中国的绿色GDP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指银行储蓄额占GDP的百分比）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从1978年以来，中国平均GDP增长率达到9.83%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居于第2位（仅次于非洲资源国家博茨瓦纳）。
但是，由于中国资源的浪费、生态的退化和环境污染的严重；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名义国内储蓄率”的真实性。
换句话说，中国国内储蓄率中的相当部分是通过自然资本损失和生态赤字所换来的。
中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
而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又使真实储蓄率下降。
面对这一紧迫课题
面对这一紧迫课题，中国学者并未等闲视之，多年来一直在潜心研究。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席科学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教授指出，从政府层面上，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1951－1981年实行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
1982-1991年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
1992-1995年正式启用市场经济核算体系；1995年至今，初步进入“绿色GDP”阶段。
在现阶段，国家制定的能源价格、资源价格、环境价格、生态补偿规则、企业成本核算、绿色税费额度、世贸绿色仲裁等，都要以绿色会计制度为依据。
在学者专家的努力下，我国巳开始启动“绿色核算”的准备工作。
2002年4月，世界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峰会在阿尔巴尼亚召开，会上牛文元教授用“绿色GDP”的理论来解释可持续发展，把它化解为5个指标：
①单位GDP的排污量；②单位GDP的能耗量；③单位GDP的水耗量④单位GDP投入教育的比例；⑤人均创造GDP的数值，创造越高，说明社会越发展。
这5个指标被与会的一百多个国家接受并作为大会宣言发表。
这5个量化的指标，让我们对挂在口头上多年的可持续发展的含义有了真正的理解，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了实实在在的探索性标准。
加速实现绿色核算
上世纪90年代初，只有挪威要求在财会年报中披露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及其采用的计量方法。
然而不到10年，许多国家已非常重视绿色GDP的实施，即从GDP中挤出水分——环境污染负债、生态赤字和资源损耗等，如建设一个工厂需砍掉一片森林，那必须在另外一处种活同一片森林，才允许开工。
又如排污收费（治理污染的费用）在许多国家也很健全。
澳大利亚等国进口我国的彩电、冰箱，洗衣机时，要加收垃圾处理费。
因为这些物品最终将变成垃圾，需要处理，否则就污染环境。
这其实是一种生态环境补偿。
统一规划和组织
我国在国务院的统一规划和组织下，近年开始了大面积退耕还林、还草和生态移民等工作，同样属于生态补偿的一种形式。
我国已经“入世”，与世界经济正在接轨，“绿色核算”便是接轨的保证之一。
“绿色核算”在我国的准备工作启动已两年了。
宏观理论在国际上已处于先进水平，微观制度的实施还要有一个过程。
有国家、政府的重视，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更多的企业。
将会以绿色会计报告呈交，我们的国家将会以“真实GDP”与世界经济接轨。
绿色GDP计算的关键
绿色GDP是在传统国民生产总值的基础上，考虑了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
因此，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的计算成为可持续收入计算的关键所在。
环境成本的计算
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利用，一方面要看作是一种有偿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其利用的价值量可近似地转换为用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以下简称环境污染损失）来代替。
但到目前为止，不论在概念上，还是在估算方法上国内外均采用环境质量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以下简称环境质量损失）来作为利用环境资源的替代价值量，并常常把环境污染损失与环境质量损失混为一谈。
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在量值上也是完全不同的。
环境污染的种类
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的种类主要有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农药污染和噪声污染5种。
其中，水体污染造成的损失主要有人体健康和劳动能力的损害、农作物的损失、畜牧业损失、渔业损失、工厂停工停产损失以及工业用水处理费用的增加。
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主要包括人体健康的损害，二氧化硫、氮化物对农作物的损害、酸雨对森林的损害、酸雨对建筑材料及建筑物的腐蚀损害、城市家庭卫生清洁所增加的费用。
固体废弃物造成的损失主要是占用土地。
其中风化和燃烧对大气环境以及雨水淋浴对水体环境所造成的危害已包括在前两项中。
农药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主要是有机氯化物对农作物的污染。
噪声污染带来的损失主要是对人体神经系统的伤害以及噪声引起的突发性心脏病死亡的损失。
还有因各种环境污染引起的环境纠纷损失等。
环境质量恢复
另外，将环境质量恢复到某一环境标准水平所投入的污染治理费用以及环境建设费用也必须考虑在环境成本估算指标体系之内。
综上所述，可归纳出进行环境成本估算的22项主要指标。
这些指标构成了一个区域环境成本估算的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中每一具体指标称为成本指标。
与成本指标相关的主要污染指标称为污染指标。
因此，环境成本的计算需要有较详细的环保方面的历史数据方能进行。
在不能有效获得数据的条件下,联合国的在对一些国家进行环境估算时常常按照“环境投入应当是上年GDP的0.5%-1.5%”的比例进行，但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快，而且在环境问题上历史欠帐太多，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也要大得多。
根据我国一些权威环境专家和学者的测算结果，我国近年来平均每年的环境污染大约在2830亿左右[5]，笔者根据这一结果结合1997-1999年的GDP进一步推算出近年来（1997-1999年）环境污染的占GDP的比例应为2.8%-3.8%左右，1997-1999年的人均环境污染占人均GDP的比重为2.5%-3.5%。
编辑本段资源成本
资源成本的计算相对会比较简单。
每年的资源消耗量可以从统计年鉴里得到历史数据，然后再加上每年的资源价格，就可以计算出消耗的资源货币量。
其实资源成本的计算并非如此简单。
前述方法只能用于计算可耗竭资源，而且没有考虑贴现率。
资源价值或使用成本的计算首先要区分可耗竭资源和可更新资源，两种资源的生命周期是不同的，由于可更新资源的生长特点决定了它的最佳开采期，可耗竭资源的探明储量和市场需求之间也可找到最佳开采路径，二者都是要经历较长周期的，所以必须引入贴现率指标，才能计算出合理的价值或成本。
中国如何实现新五年规划的“绿色GDP”
中国在竭力应对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后果，这引起了不少关注。
据说，有10个省已在尝试测算并报告“绿色GDP”。
“绿色GDP”是中国最新五年规划的中心，节约、环保的经济增长是其首要任务。
据估计，现在中国每单位GDP能耗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9倍。
中国政府希望将能源密集度在5年里降低20%，即便对计划经济而言，这也实属不易。
那么，中国何以实现其目标呢？
首先，鉴于中国在蒙特利尔会议上的声明，中国应考虑贯彻《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尽管作为附件一以外的国家，中国没有这种义务。
如此一来，中国将承认其作为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的责任，这也许比人民币升值更重要，而这些措施对于自我生存也是必需的。
了解政策讨论的驻华专家表示，中国已预测了未来50年的能源选择，根据《京都议定书》控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很明显，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蒙特利尔宣布，它已经在削减温室气体，并承认其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
第二，中国可建立一个内部排放交易机制，按中国自己的规则运行。
该机制在珠江三角洲和香港试点后，其规模可能在10年内发展为全球最大。
第三，中国的汽车引擎必须实现飞跃，先使用混合动力，然后使用氢燃料。
中国的汽车增长预测让人瞠目，这或许使中国成了唯一能使这些技术在经济上可行的国家。
比如可以通过一项方案，让公交车和政府车队采用这些技术，或向购买这些车的车主提供税收减免，或两种方法同时采用。
第四，中国应通过已融入中国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各种技术，把所有这些都联系起来。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已表明，技术能降低中国的碳排放，同时把石油和天然气进口限制到占消费的30%。
这只比“一切照旧”的情况多花费3%到5%；而假如“一切照旧”，中国将背负巨大的排放重担，而且8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都将依赖进口。
把重点放在替代能源上，尤其是洁净煤（包括煤气化）上，加上碳捕捉和封存，将有助于降低排放和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中国也可从日本这个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那里获得启发。
中国的工业巨头，可与为创新寻求新市场的日本集团携手。
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一汽已与日本丰田在吉林开始生产丰田的普锐斯（Prius）混合动力车。
中国石油生产商中海油（CNOOC）最近试图确保长期供应失败，其中略有绝望意味。
为保持经济增长，中国这条巨龙在寻找越来越多的能源，而能源效率有助于抑制这一情况带来的社会和地缘政治后果。
最近，中国政府着手让能源价格更加接近市场价值，这也会起到作用。
能源利用效率越高，所需的能源就越少，我们为未来的操心也越少。
绿色GDP从热点到暂时停摆再到重装上阵
2013年03月26日11:
03中国环境报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近日对外发布了2010年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即“绿色GDP”）的部分结果。
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15389.5亿元，占GDP的比例为3.5％左右。
沉寂几年后，绿色GDP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绿色GDP坎坷前行
几年前，绿色GDP一度成为社会热点。
2005年初，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等10个省、市相继开始了绿色GDP试点工作。
2006年，国家统计局和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了《2004年度中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
虽然只涉及了20多项环境污染损失中的10项，但《报告》的发布，打破了一直以来“以GDP论英雄”的地方考核方式。
令人遗憾的是，此后，绿色GDP却逐渐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已整理完毕的《2005年度中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在早就承诺的发布日期过后仍无声息。
不少试点省、市也纷纷退出。
中国的“绿色GDP”试验暂时停摆。
曾经身负重望的绿色GDP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尴尬，此前并非全无征兆。
一方面，业内专家指出，从技术层面看，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就全部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
另一方面，由于扣除环境损失成本，一旦实施绿色GDP，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缩水，巨大的反差可能让很多地方政府“面上无光”。
举个例子，1973年，日本政府规定了空气、水、垃圾等环境污染的可允许标准，凡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将其改善经费作为成本从GDP中扣除，按此方法，当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不再是8.5％，而是5.8％。
在许多地方政府考核仍“以GDP论英雄”的情况下，绿色GDP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抵制就不足为怪了。
绿色GDP重装上阵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所所长高敏雪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要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指标上，而应该运用统计手段，致力于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具体关系的描述。
“绿色GDP不仅仅是数字，更重要的是数字背后体现出的环境损失、造成这些损失的原因和应采取的对策。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巍在2012年参与了《柳林县绿色GDP核算与煤炭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污染损失评估》的制定工作。
“绿色GDP的实施让地方政府和领导官员重新审视发展方式和发展潜力。
”李巍认为，绿色GDP应该为政府决策服务，而不仅仅是为了科学研究。
在学术界对绿色GDP的争论渐渐平息的同时，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2010年披露的2008年全国环境经济核算的部分研究结果显示，2008年的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12745.7亿元，占当年GDP的3.9％；环境治理成本达到5043.1亿元，占当年GDP的1.54％。
和2004年相比，环境退化成本增长了74.8％。
严峻的现实加快了绿色GDP复出的脚步。
2011年，湖南省正式启动绿色GDP评价体系建设。
今年，绿色GDP评价体系将在长株潭3市试行。
去年年底，安徽省发布《生态强省建设实施纲要》，将16个市的生态竞争力综合指数与市长政绩直接挂钩。
几乎与此同时，山西省柳林县也发布了《柳林县绿色GDP核算与煤炭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污染损失评估》，将绿色GDP核算纳入未来发展规划。
考核绿色GDP知易行难
实施绿色GDP核算，如何确保经济发展？
这是困扰地方政府的一个难题，也是绿色GDP推行的最大难点之一。
山西省孝义市的“绿色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借鉴。
2007年，铭信煤化工转型发展生态农业，带动了当地200余户养殖农户、2000余人，年可增加农民收入3500余万元。
据介绍，近年来，孝义有40多家煤炭企业老板向非煤经济转型。
绿色GDP对地方官员的固有思想、相关政策制度、政绩考核方式等都发起了挑战。
让地方政府官员将注意力转向绿色GDP，更需要外力帮助——建立科学的绿色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政绩考核评价标准的改变才是能够让绿色GDP落实的关键所在。
在实际操作中，绿色GDP考核标准还面临着各种考验。
在国家层面，各地发展水平不同，绿色GDP的评价尺度如何把握？
一些专家认为，推行绿色GDP考核，需要实施差别化考核标准。
对于重点开发区域，以经济发展、人口集聚、产业升级、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为考核重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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