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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下教案
大学语文(下)教案
陈智强
第一篇诗歌阅读与欣赏
Chapter1《诗经》
《诗经》正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乐歌总集,它不仅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重要源头,而且对我国文学和文化有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第一节《诗经》的编集、应用及流传
《诗经》辑录了春秋中叶以前的诗歌305篇,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先秦时代称“诗”或“诗三百”,西汉初成为官学,被尊为经,始称《诗经》,后世也称为“三百篇”。
《诗经》是周王朝乐官,在王官行人采诗和公卿列士献诗基础上搜集、整理,编选而成,各篇都是合乐的。
根据地域和音乐的不同,全书分风、雅、颂三大类。
风也叫国风,是带有诸侯各国地方特色的乐歌,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共160篇。
风诗多是民歌,少数是贵族作品,其创作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主,远及长江、汉水流域。
雅是周王朝京都地区的乐歌,分大雅、小雅。
大雅31篇,多朝会宴享之作;小雅74篇,多个人抒情之作。
雅诗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是王室宗庙祭祀或举行重大典礼时的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颂,共40篇。
其中周颂31篇是西周时期的作品,鲁颂4篇是春秋前期鲁国的作品,商颂5篇,有人说是商代作品,多数人认为是春秋前期宋国人写的宗庙乐章。
颂多是颂德之作,主要产生在王都,作者多是上层人物。
《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已广泛流传。
当时士大夫常在外交场合以“断章取义”的方式“赋《诗》言志。
”儒、墨等学派把它作为授徒讲习的教科书。
到了汉初,出现了齐、鲁、韩、毛四家诗。
齐、鲁、韩三家属“今文诗”,西汉时立于学官,《齐诗》亡于三国时,《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
《毛诗》为毛亨、毛苌所传,属“古文诗”,东汉时立于学官,训诂多用《尔雅》,事实多本《左传》,后由东汉著名经师郑玄作《笺》、唐孔颖达作《正义》,历代研习者甚多,故得以流传至今。
第二节《诗经》的思想内容
《诗经》思想内容广阔,涉及婚恋、农事、征役、赞颂、怨刺、周民族的史诗等等,丰富多彩。
1、婚恋诗。
《诗经》是较早较多涉足此题材的,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同时也是全书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
《诗经》中的婚恋诗,无论是写男子悦爱女子,或写女子悦爱男子,或表追求、言思慕、叙幽会、寄怀念,或描述爱情、婚姻的悲剧,莫不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情真意挚,感人肺腑。
其中写得最多的是情歌。
如《周南·关雎》以河洲上雌雄和鸣的关鸠起兴,写一个男子对一个美丽姑娘的单恋,热烈而坦率。
他醒着想,梦里也想,不惜以巫术和想象与自己心爱的姑娘结合。
《邶风·静女》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情人的热切思念,洋溢着一派热烈欢快的情调。
《秦风·蒹葭》抒写对“在水一方”的“伊人”的缠绵悱恻、反复追寻,展现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深沉执著。
另有一些恋歌则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礼法压迫的反抗及其内心创伤。
如《郑风·将仲子》写女主人公,强压着深挚的爱情,求其心爱的“仲子”不要翻墙折树来幽会,以免被父母、兄长或别人发现的矛盾心理;《邶风·柏舟》的姑娘则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大胆声言:
那个垂发少年,才是我心中思念的对象,并且发誓至死不渝。
在婚恋诗中,还有一些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反映社会问题的。
如《邶风·日月》、《邶风·谷风》、《秦风·晨风》等皆属此类。
其中最典型的是《卫风·氓》,诗以弃妇的口吻,倾述了她从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
诗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是我国文学史上较早注意人物性格变化表现的诗篇。
2、农事诗。
由于周民族的始祖以农立国,故周代很重农事,因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事诗在《诗经》中表现很突出,风、雅、颂各部分中均有。
如《周颂》中的《臣工》、《载芟》、《良耜》、《噫嘻》等,多赞颂农业成就,夸耀田土广大、农夫众多、收获丰盛,表达祈求丰年的愿望。
《小雅》中的《甫田》、《楚茨》等,极力夸张谷物收获之丰盈,赞美农夫的勤敏和君上爱农以事神,与《颂》中的农事诗基本思想相似。
《国风》中的农事诗以《周南·芣苡》和《豳风·七月》为代表。
《芣苡》是一首优美的劳动小诗,它以重章叠句的形式,反复吟唱,语言朴实,感情真挚,意境清新,情调欢畅,读之“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方玉润《诗经原始》)。
《七月》是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动情景的诗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
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写到寒冬凿冰,反复咏叹,诉说男女奴隶一年到头除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制衣、打猎、酿酒、修房、凿冰、服役,结果却劳而无获,无衣无食,充分揭示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画图。
3、征役诗。
这类诗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诸侯兼并战争有关,既有西周初年的,也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尤以后者为多。
这些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因而反映征战、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也就成了《诗经》征役诗最重要的主题。
如《豳风·东山》通过对参加周公东征归来的征人所见战后农村的破残景象,及他对家乡亲人思念的描写,揭示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齐风·东方未明》写一个狂暴的官差,天不亮就把人抓走,弄得民居不宁;《小雅·何草不黄》控诉了兵役不息,征人劳瘁;《王风·君子于役》借山村农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揭露征役给百姓带来的无限痛苦。
这些诗,或以征夫之口出之,或以思妇口吻言之,写来都感情真挚,声调凄楚,情节悲惨。
在《诗经》征役诗里,还有一类是表现爱国思想的作品。
如《秦风·无衣》、《鄘风·载驰》、《小雅·采薇》等。
《无衣》是秦国抵御西戎入侵的一首慷慨激昂的战歌,它生动地表现了秦国人民团结御侮、同仇敌忾地爱国精神。
《载驰》是著名女诗人许穆夫人写的,它表现了诗人心系祖国、急赴国难的爱国精神。
《采薇》是周宣王征伐猃狁入侵时的作品。
它虽也写到征人思归恋家的苦闷情绪,但更多的是写战士们在外敌入侵时同仇敌忾的昂扬奋勇精神。
这些诗篇,或委婉沉郁,或慷慨激昂,格调虽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了威武的气概和强烈的爱国精神。
4、颂歌。
《诗经》中出自公卿列士或乐官之手的庙堂及宫廷乐歌多属此类,在三《颂》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
有的颂帝王歌天命,如赞美天道深远、文王德行纯美遗惠子孙的《周颂·维天之命》。
有的颂战功扬王威,如《商颂·殷武》歌颂殷高宗武力讨伐荆楚大获全胜的赫赫武功,赞美殷武受命中兴、天下畏服的伟大功绩。
《大雅·江汉》赞美周宣王大臣召虎(召穆公)平淮夷之乱,战果辉煌,立功受赏。
这类作品大都讴歌战争胜利,赞美将领功绩,主旨仍在宣扬帝王威德。
还有一些颂宴饮赞嘉宾之作,实亦颂歌之一支。
如《小雅·鹿鸣》、《小雅·南有嘉鱼》等。
此类诗歌直露地反映王公贵族恣意享乐的生活,具有一定认识意义。
5、怨刺诗。
这类诗主要存于《雅》诗和《国风》中,它主要产生于西周末年朝政腐败、礼仪废弛、统治者残暴荒淫的厉、幽时期及其以后,带有乱世的鲜明印记。
“二雅”中的怨刺诗多为公卿列士的讽谕劝戒之作。
有的借古讽今,如《大雅·荡》谏厉王应以殷鉴为戒,《小雅·正月》以“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警戒今王。
更多的作品是针贬时弊,指斥昏君。
如《大雅·民劳》揭露了统治集团的残暴、欺诈、丑恶、昏乱,对人民的忧苦深表同情;《板》、《荡》直斥最高统治者违反常道,妄行政令,荒淫昏聩,使人民陷入苦难深渊。
此外,还有一些以斥责奸佞为主题的怨刺诗,如《小雅·巷伯》等,亦颇引人注目。
这些怨刺诗大都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揭露社会矛盾,表露了诗人忧国伤时的强烈忧患意识。
《国风》中的怨刺诗多出自民间,更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
其内容更深广,怨愤更强烈,讽刺也更尖刻,具有更激烈的批判精神,如《魏风·硕鼠》直接把贵族统治者比作贪婪无厌的大老鼠,唱出奴隶们对剥削者的无比愤恨。
《魏风·伐檀》》以委婉曲折的反语,复沓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不劳而获的剥削者。
《国风》》中的怨刺诗更多的是对统治阶级种种无耻丑行的揭露和讥嘲。
如《邶风·新台》辛辣嘲讽了卫宣公光天化日之下劫媳宣姜的荒淫乱伦丑行;《齐风·南山》讽刺了齐襄公和其妹文姜的无耻乱伦行为;《秦风·黄鸟》控诉了秦国暴君对无辜良善的杀害。
6、周民族的史诗《诗经·大雅》保存了五首古老的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记述了从周始祖后稷诞生到武王灭商的一些传说和英雄史迹,以粗线条较完整地勾画出周族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光辉历史。
远古传世的史诗极少,此组诗显得格外珍贵。
其中如《大明》绘声绘色地描述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既有军阵、军容的描摹,又有战车、战马的形容;既有整体的鸟瞰,又有局部的特写,写出了大战雄伟壮观、惊天动地的场面和师尚父(姜太公)的生动形象。
第三节《诗经》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诗经》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
概括而言,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从各个方面主要描写了我国西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真实、深刻、广泛而多彩,尤其是其中的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坦率,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喜爱和憎恨、痛苦和希望。
这些诗歌,不仅主题和题材广泛多样、真实深刻,同时还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本质矛盾。
它们通过对当时生产、劳动、战争、徭役、爱情、婚姻、家庭、祭祀等的描述,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达了民众的理想和愿望。
其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提出来的,也是《诗经》艺术上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所谓“赋”,指的时一种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
如《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变化,由春至冬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直陈其事。
比,就是比喻或比拟,用形象的事物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动形象,真实感人。
《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形式也多种多样。
有明喻,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有暗喻,如“我心非石,不可转也”(《邶风·柏舟》);有借喻,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氓》);有博喻,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如蛾眉”(《卫风·硕人》)。
这些比喻,都能紧扣诗中的情、事、景,十分贴切。
兴,就是托物起兴,先用他物起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兴句多在一首诗的开头。
《诗经》中用兴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黄鸟》开头的“交交黄鸟,止于棘”;二是起创造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三是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艳美。
需要注意的是,《诗经》中,这三种手法常常结合运用。
其三,复沓的章法和以四言为主的句式。
复沓的章法是《诗经》的一个显著特点。
它又叫重章叠句,即各章词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换中间的几个字,反复吟唱。
其作用在于深化主题,渲染气氛,加深情感,增强音乐性和节奏感。
在具体的字词的更换中,或用递增法,或用递减法等,总是曲尽其妙。
如《王风·采葛》,全诗三章,只是更换了“葛”、“萧”、“艾”、“月”、“秋”、“岁”六个字,从采摘东西的变化和时间的递增,表现出思念的愈来愈强。
从句式看,《诗经》中的诗,90%以上是四言句式,也有一些突破此定格,在整齐中显出参差错落之美。
其四,丰富、生动、简练、形象的语言。
《诗经》大约使用了近三千单字,其中有名词、动词,也有形容词,丰富多采、生动准确地表现了各种事物及其变化特征。
如表示动植物的名词有373种,读之可使人博物多识。
此外,《诗经》中还用了大量的动词、形容词及双声字、重叠字、叠韵字,写景状物,拟形传声,细致传神,使诗歌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艺术魅力。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其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影响至为巨大和深远。
首先是它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
它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建安诗歌,倡导“风雅兴寄”的陈子昂的《感遇诗》,即事命篇的杜甫诗歌,以美刺手法因事立题的白居易的“讽喻诗”等等,都是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直接继承。
其次,它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
其后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表达爱憎的手法,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李白的《古风》,李商隐的《锦瑟》,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无不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发展,以至形成了我国文学韵味悠长、含蓄蕴藉的民族特色。
至于其赋的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颇深远的影响。
赋体文学是由它直接发展而来的。
此外,诗歌、词、戏曲、小说中亦有很多作品糅进了赋的手法。
再次,它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
历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
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
Chapter2屈原与《楚辞》
《诗经》之后三百余年,中国古典诗歌大抵处于消歇状态,至战国后期,一种“奇文”由楚国挺拔而起,那便是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
它是屈原在深厚的楚文化基础上,并吸收中原文化的营养开创的一种新诗体。
它以其美妙的歌声、突发的异彩,使沉寂已久的诗坛重新活跃起来,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第二个重要时期。
它的出现,表明我国古典诗歌实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双峰并峙的发展道路,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简短的抒情短章向叙事抒情长篇的发展,也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集体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的基本完成。
第一节《楚辞》的含义、渊源及特点
“楚辞”的名称,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
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
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
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今存最早的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楚辞”具有鲜明的特点。
它采用楚国方言,运用楚地声调,记载的是楚国的地理,描写的是楚国的风物,因而富有楚国的地方特色。
它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善于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和神话故事,表现思想感情,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句子参差不齐,形式活泼自由,多用“兮”字,语句曼长流利,灵活多变,有停顿、有延伸,委婉而多情致。
比起《诗经》更富有表现力,既能曲尽缠绵宛转之情,又增强了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更富有文彩。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楚民族在殷商时代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兼并战争的日益加剧和列国间交往聘问之事的增多,它进一步吸收了中原文化,儒、法、墨、名、阴阳等思想及经典都传入楚国并产生影响。
屈原曾多次使齐,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如他诗歌中的“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思想和大量的比兴手法,就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儒法思想与《诗经》的传统。
但对《楚辞》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楚文化。
首先是楚地民歌。
楚地民歌渊源甚古,《诗经》里的“二南”中已有一些带有楚地风物和语言特点的民歌。
之后,春秋末有《越人歌》(《说苑》)、《接舆歌》(《论语》),战国时有《孺子歌》(《孟子》)。
这些楚地民歌,句子参差灵活,多用“兮”字来加强节奏、舒缓语气,有的还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已开楚辞体格。
其次,巫风文化的熏陶。
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
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
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
其他如楚国的地理风物、方言声调等也给《楚辞》提供了直接营养。
第二节屈原的生平、思想及创作
屈原(前343?
----前278?
),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
战国后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人,楚王宗室。
他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卓越的才能和丰富的政治历史、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
年青时,曾任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很受赏识重用。
后怀王听信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谗言,疏远了他,让他做三闾大夫,失去了政治地位。
怀王在被秦国欺骗下,与齐国断交,兵败失地之后,一度又起用他,派他使齐修好。
怀王24年,再次背齐合秦,不久把屈原流放到汉北。
楚国因此先被“合纵”联盟攻击,又被秦国夹击,再次丧失国土。
这种情况下,屈原再次被召回,在他的努力下齐楚联盟恢复。
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屈原被流放到江南。
流亡中,他“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却仍然心系祖国安危,哀叹民生多艰,写下了大量的诗篇。
顷襄王21年(前278)秦兵攻破郢都,屈原感到楚国已不可收拾,悲愤地投汨罗江殉国。
屈原通晓诸子百家,对儒、法等家思想都有所吸收。
他讲仁义、言民本、颂德政,崇尚尧、舜、禹、汤、文、武等古圣先王,同情和关心百姓疾苦。
他追求“法度”、“绳墨”,称道秦穆、齐桓,主张选贤任能,要求变法治国。
他一生始终以国家兴亡为念,有着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
在政治斗争中,他不屈不挠,坚持追求“美政”理想,代表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屈原的作品,据王逸《楚辞章句》,有二十五篇,即《离骚》、《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问》、《远游》、《卜居》、《渔父》,与《汉书·艺文志》所载篇数相同。
现代学者多认为《远游》、《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之作。
第三节《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为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
它作于诗人放逐汉北时,是他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
全诗分三部分:
(一)从开头至“岂余心之可惩”,抒写诗人的身世抱负、忠而被疏的痛苦心情和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着重对往事的追溯;
(二)从“女嬃之婵媛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以女嬃詈原、陈辞于舜、上叩帝阍、历访神妃的情节,来表现诗人理想破灭的苦闷和不懈追求美政理想的执着,着重于幻想的驰骋;(三)从“索藑茅以筳篿兮”到结尾,在现实与幻想的结合中,以问卜灵氛、决疑巫咸、决计远行、神游西天的情节,展示诗人去留的复杂矛盾心理。
全诗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三点:
一是表达了诗人政治革新的要求和对“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的追求;二是表达了诗人热爱国家关心民生疾苦的强烈爱国激情;三是展示了诗人坚持正义、反对奸邪的高尚情操和九死未悔的斗争精神。
《离骚》的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屈原的自我形象。
他情操高尚,品德美好,从不同流合污;他抱负远大,理想崇高,为实现理想百折不挠,上下求索;他热爱故国,心系国家兴亡,矢志为国献身。
其峻洁高尚的人格,可与日月争辉。
其二,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将喻体和本体水乳交融,创造出了优美、奇丽、新颖、灿烂的艺术境界,甚至出现了由一系列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组成的象征体系。
如“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近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
诗人以小见大,以近托远,表达强烈的爱憎感情,使人透过形象联想到真善美和假丑恶的社会生活内容。
这不但使诗篇文采斑斓,而且创造出一种寄托幽远、耐人寻味的意境,开拓了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新诗境。
其三,大量运用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
如诗的二、三部分写诗人南访重华,饮马咸池,上叩帝阍,下求佚女,朝发天津,夕至西极,驰太空,游仙境。
诗人极力驰骋想象,创造出了一个丰富新奇的世界。
其四,浓郁的楚国地方色彩。
《离骚》中大量运用了楚国的地名、物称、方言、口语等,使全诗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其五,创造出了新的诗体形式。
《离骚》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汲取南地楚歌的韵调和句式,采用散文化的长句,以六言为主,长短相间,灵活多变,创造出一种比较自由灵活的新诗体,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
在结构形式上,它把《诗经》整齐短小的体制扩大为长篇巨制,幻想与现实交织,抒情与叙事结合,大气磅礴,完美生动地反映了丰富复杂地社会生活。
第四节《九歌》、《九章》及其它作品
《九歌》创作于楚怀王时,是屈原在楚国民间流行的祭祀乐歌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歌,共十一篇。
它所祭之神,分天神、地祗、人鬼三类。
天神有东皇太一、太阳神东君、云神云中君、寿命神大司命、宰嗣神小司命。
有关的五首歌词,多表现对天神的敬仰和赞颂,写得庄严肃穆。
地祗有湘水的配偶神湘君和湘夫人、河神河伯、山神山鬼,有关的四首诗歌全是恋歌,借对神的恋爱生活的描写,表现人类对纯洁爱情的赞颂,大都清新凄艳,幽渺情深。
写人鬼的只有《国殇》一篇,它不同于其它诸篇的情调和风格,而是取材于秦楚战争,是对卫国战争中牺牲将士的热烈礼赞。
全诗激昂悲壮,刚健质朴具有强烈的感召鼓舞力量。
《九歌》经屈原加工后,艺术上有了很大提高。
首先,它吸取民歌的浪漫精神,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诗人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创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神灵形象和美妙神奇境界。
这些神灵,多来自神话世界,兼有神和人的双重特点。
他们住贝宫,居幽篁,乘云龙,驾鸾凤,居处不与人同,但他们或哀怨缠绵,或威严冷酷,或温柔妩媚,或痴情寂寞的感情则与人同。
其次,在塑造艺术形象时,《九歌》善于把心理刻划和环境气氛描写和谐统一起来,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
如写山鬼久候情人不至一段,诗人把女神的烦乱痛苦心境与凄风苦雨的环境交融相衬,真切地表现出了她对爱情的缱绻缠绵。
另外,《九歌》语言清新秀媚,情韵悠远,既自然优美,又绚烂多彩。
《九章》是一组组诗,共九首。
它非一时一地之作,一般认为,《橘颂》是屈原青年时期的作品,《惜诵》作于被谗而尚未放逐时,《抽思》作于放逐汉北时,其它六首是放逐江南后所作。
《橘颂》通过对橘的特质和形象的拟人化的象征描写与赞颂,寄托了诗人秉德无私、横而不流的崇高志节,开了后代咏物言志诗赋的先河。
全诗情调激昂乐观,无失意之悲愤,又基本是四言,“兮”字在句尾,显非屈原后期之作。
《抽思》、《哀郢》,是倾诉对郢都的怀念和忧国忧民的感情的。
后者写于顷襄王21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后,忧思之情比《抽思》更深切、更沉痛。
《涉江》、《悲回风》、《怀沙》,写诗人艰辛悲苦的流放生活中,因谗见斥的愁苦心情和死不变节的志向的。
尤其是《涉江》中对他流放路线的记述,具有重要的传记史料价值。
整体看,《九章》是一组政治色彩浓重、感情充沛的抒情诗,它的大部分篇章是屈原斗争经历的纪实。
诸诗在写法上,多直抒怀抱,写实多于幻想,注意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刻划反映诗人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
语言华美生动,感情激烈奔放,结构跌宕有致,情景交融。
屈原比较重要的作品还有《天问》。
《天问》是仅次于《离骚》的第二长篇,计370余句,1500多字。
它以反诘的形式,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古史传闻、社会政治、个人生活等,表现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知识,表现了诗人大胆怀疑、敢于批判旧观念和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
全诗以四言为主,颇类《诗经》,又四句一节,通篇用反诘,故能严整中见灵活,参差错落,圆转活脱,无板滞之感,被认为是千古奇文。
第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