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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第十一讲曹雪芹和《红楼梦》

清中叶《红楼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达到顶峰。

它以其深邃的思想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谱写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新篇章，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其影响所及，跨越时代和国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第一节《红楼梦》和“红学”

一、“红学”的提出。

红学的称谓和涵义 

　　《红楼梦》一名《石头记》，以其内涵的丰富和艺术的精湛成为中国小说的颠峰和传统文化的精品，加之作者独特的家世经历和复杂的成书过程，造就了在学术史上以一部小说名“学”以至成为“显学”的盛事。

“红学”的名称起于何时?

“红学”的内容涵盖哪些?

应按历史的发展和研究的现状给以说明。

　　“红学”这一称谓的出现远迟于《红楼梦》的问世，而“红学”学术地位的确立则要到“新红学”开创之时。

当初，“红学”是与“经学”相对举而言；“旧红学”又因与“新红学”相对立而得名。

因而，“红学”、“旧红学”、“新红学”的概念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应当在红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弄清它们各自的含义。

　　《红楼梦》的问世是在清代乾隆年间，而“红学”这一名词则大约在清末光绪年间才出现。

据史料记载，“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

”（见李放《八旗画录》后编卷中引《绘境轩读画记》云：

“所著《红楼梦》小说，称古今平话第一”句下之小注。

此处引文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红楼梦卷》26页）另一条材料记述，“都人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

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

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

”（见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收录之徐兆玮《游戏报馆杂咏》“不谈新学谈红学”句下小注。

引自《红楼梦卷》404页）。

更有一则解说红学之名的故实谓：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

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

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

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

‘先生现治何经?

’先生曰：

‘吾之经学，系少一横三曲者。

’或不解所谓，先生曰：

‘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

’”（均耀《慈竹居零墨》，载1914年《文艺杂志》第八期，引自《红楼梦卷》415页）“经”的繁体字“經”少却一横三曲，正是“红”字。

可见，当时人们所说的“红学”带有戏谑性，是与经邦济世的政事相对立的、与严肃正统的经学相对举的一种称呼，常常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趣话。

　　“红学”真正成为一种学术研究，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新红学”创建之时，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新红学”自然是指崛起的考证派，而“旧红学”则主要是指被考证派批驳的索隐派。

今天的人们包括许多红学史家往往将自《红楼梦》问世至新红学产生其间的一切都归之为“旧红学”，把与小说同时产生的题咏和评点都看作最早的“红学”，这样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并不很科学。

但这种宽泛的理解自有其叙述上的方便，而且可以帮助人们更为全面地了解《红楼梦》被接受的历程。

如果我们已经历史地明瞭了“红学”称谓的来由，也便不妨将其作宽泛的理解。

至于说到“红学”的范畴应如何界定、“红学”应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也颇有歧见。

有的造诣精深的学者十分强调红学的特殊性，认为不可以把它和一般的小说学混同起来，只有研究曹雪芹的身世和背景、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八十回以后佚失的情节、研究脂砚斋，这四方面才够得上真正的红学，才能揭示出曹雪芹原著的真实面貌。

更多的《红楼梦》研究者和爱好者固然看重这种特殊性，但认为《红楼梦》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是一部小说，因而《红楼梦》小说本身是红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同时，由于《红楼梦》著者曹雪芹的独特经历及其与创作的密切关系，因有专门研究作者家世的“曹学”；又由于小说版本的复杂情况，因有“版本学”；还由于小说传抄初期附有脂砚斋等人的评语，因有“脂学”；再由于《红楼梦》是一部未曾最后完成的作品，又有“探佚学”，等等。

所有这些专学，都与小说本身密切相关，甚至互为表里，促进和深化了《红楼梦》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包容在“红学”的范围之内。

“红学”的内涵一般包括：

1、《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研究：

家世、曹雪芹生平、曹雪芹生活的时代环境、曹雪芹的思想、世界观和创作方法。

曹雪芹的传记资料、曹雪芹的佚著和遗物、有关曹雪芹的文物和史迹。

2、《红楼梦》成书过程和版本研究。

脂评本（八十回）、程高本（一百二十回本）、脂砚斋和脂砚斋批语研究、脂砚斋与畸笏叟、程伟元和高鹗、《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情况（探佚学）、《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问题、《红楼梦》的续书研究、《红楼梦》的校注、《红楼梦》各种民族语言和外文的译本。

3、《红楼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研究。

《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红楼梦》的主题、《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从美学角度对《红楼梦》艺术成就的解读、《红楼梦》的悲剧结构、《红楼梦》的喜剧色彩、典型形象的塑造、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艺术、《红楼梦》中的诗词歌赋、《红楼梦》的环境描写和“大观园”的艺术价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红楼梦》的艺术辩证法、《红楼梦》与我国古典美学、《红楼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红楼梦》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红楼梦》研究本身的意义。

4、红学史研究。

红学的发展历程、旧红学与新红学、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唯心论研究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方法、鲁迅论《红楼梦》、解放后“红学”研究、台湾和香港的“红学”研究、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举办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根据《红楼梦》改编创作的各种形式文艺作品、“中国红楼梦学会”和“中国曹雪芹研究会”的成立。

二、“红学”简史。

（一）“旧红学”（清代乾隆年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

）

脂砚斋等人的《红楼梦》评点；

（二）评点派：

护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的评点；

王希廉《红楼梦总评》、张新之《石头记读法》、姚燮《读红楼梦纲领》；

蒙古学者哈斯宝的观点（道光时蒙文译本《红楼梦》序言和读法）

（三）索引派。

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的主要论点（清世祖顺治与董小宛故事）；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主要论点（康熙朝政治状态说和“排满说”）；

（四）杂评家的种种观点。

鲁迅：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

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

今汰去悠谬不足辩，如谓是刺和珅（《谭瀛室笔记》）藏谶纬（《寄蜗残赘》）明易象（《金玉缘》评语）之类，而著其世所广传者于下：

一，纳兰成德家事说　自来信此者甚多。

陈康祺（《燕下乡脞录》五）记姜宸英典康熙己卯顺天乡试获咎事，因及其师徐时栋（号柳泉）之说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

‘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

……”侍御谓明珠之子成德，后改名性德，字容若。

张维屏（《诗人征略》）云，“贾宝玉盖即容若也；《红楼梦》所云，乃其髫龄时事。

”俞樾（《小浮梅闲话》）亦谓其“中举人止十五岁，于书中所述颇合”。

然其他事迹，乃皆不符；胡适作《红楼梦考证》（《文存》三），已历正其失。

最有力者，一为姜宸英有《祭纳兰成德文》，相契之深，非妙玉于宝玉可比；一为成德死时年三十一，时明珠方贵盛也。

二，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　王梦阮、沈瓶庵合著之《红楼梦索隐》为此说。

其提要有云，“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

……”而又指董鄂妃为即秦淮旧妓嫁为冒襄妾之董小宛，清兵下江南，掠以北，有宠于清世祖，封贵妃，已而夭逝；世祖哀痛，乃遁迹五台山为僧云。

孟森作《董小宛考》（《心史丛刊》三集），则历摘此说之谬，最有力者为小宛生于明天启甲子，若以顺治七年入宫，已二十八岁矣，而其时清世祖方十四岁。

三，康熙朝政治状态说　此说即发端于徐时栋，而大备于蔡元培之《石头记索隐》。

开卷即云，“《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

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五）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用西洋美学理论解读《红楼梦》。

“五四”以来的“新红学”

（一）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自传说”的发展和顾颉刚“新红学”的提出。

（二）解放后的红学。

第二节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

《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

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

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

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

遂生玺。

玺少好学，深沉有大志。

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

康熙二年，特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

其生年因无文献资料记载，只能根据卒年推算。

关于其卒年，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说他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3）除夕，一说他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4）除夕。

根据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中《伤芹溪居士》题前“年未五旬而卒”之小注，以及敦诚《四松堂集》中《挽曹雪芹》“四十年华付杳冥”之诗句，可以推知雪芹大约活了四十多岁。

以其曾

曹雪芹祖籍东北辽阳，先世原为汉人，约于活四十八九岁推算，其生年当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左右。

明末入满洲籍，属汉军正白旗。

其祖先随清兵入关，得到宠幸，成为显赫一时的世家。

《红楼梦》中说：

“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

”这里所讲虽是贾家，但也可看作曹家的写照。

据史料记载，雪芹高祖曹振彦，顺治年间曾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后升任浙江盐法道。

其曾祖曹玺也因“随王师征山右有功”，成为顺治的亲信侍臣。

曹氏同康熙皇帝还有一层特殊关系。

曹玺妻孙氏曾为康熙乳母；雪芹祖父曹寅，少年时则作过康熙的“侍读”。

康熙继位后，始设江宁织造，其首任就是曹玺。

继曹玺之后，雪芹祖父曹寅、父辈曹顒、曹頫等祖孙三代四人都曾任过这一要职，共约六十年。

因此，曹家成为当时江南财势熏天的“百年望族”。

康熙六次南巡，其中四次以江宁织造府为行宫，由此可见曹家的阔绰与权势。

曹氏也是一个“诗礼之家”。

据记载，曹玺“少好学深沉，有大志”，“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

曹寅是康熙间著名学者和文人。

他自幼聪慧，能诗擅曲，终生笔耕不辍，又喜广交当时名士，所著有《楝亭集》等。

他还是有名的藏书家和校勘家，曾在扬州主持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重要典籍。

曹家的特殊地位势必使其兴衰际遇同皇室内部的矛盾斗争紧密相连。

大约在雪芹五六岁时，雍正夺得皇位，开始冷落曹家。

雍正五年（1727），曹頫以“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被革职抄家；次年被遣回北京。

据说在乾隆初年，曹家再遭打击，从此便一蹶不振，走向没落了。

近日南京之随园即是曹家故宅。

曹雪芹生长于南京，少年时代，曾经历过一段富贵繁华的贵族生活。

这给他留下许多可供回忆的东西，直到晚年，仍无法忘怀，正如其友人敦敏、敦诚诗中所云：

“秦淮风月忆繁华”，“废馆颓楼梦旧家”。

在其十三四岁时，举家迁回北京，他曾在位于西单牌楼北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当“舍夫”。

晚年，迁至北京西郊一人烟稀少的小山村，“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举家食粥”，生活困顿。

约在乾隆二十七年，他因幼子夭殇，感伤成疾，加上贫穷无力请医，于是年除夕“泪尽而逝”。

曹雪芹经历过贵族家庭生活的兴衰巨变，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对贵族世家的堕落和凶残，有较清醒的认识，这为其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同时，家庭生活的巨变，也在其身上烙下许多难以磨灭的印记，使其常流露出一种人生空幻之感，这在《红楼梦》中也有所反映。

其性格和为人，从其好友的一些诗篇及他人的零星记载可知，他傲骨嶙峋、愤世嫉俗、性格诙谐、喜酒健谈，又有各种才艺。

敦敏《题芹圃画石》诗将其比作奇石：

“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把他喻为利剑：

“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敦诚《赠曹雪芹》诗亦云其“步兵白眼向人斜”。

至于其为人风度，裕瑞《枣窗闲笔》中说他“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

曹雪芹不仅擅长小说，而且工诗善画，可惜其诗画都已散佚。

现仅存两句残诗：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这是其题敦诚《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中的诗句。

其诗风，据敦诚云，“诗笔有奇气”，“诗胆昔如铁”，如唐代诗人李贺。

其绘画亦颇见功力，他善画奇石、山水，敦诚《题芹圃画石》诗说他“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时”。

张宜泉《题芹溪居士》一诗也说他“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

这说明他常借绘画寄怀才不遇之愤，抒胸中不平之气。

第三节《红楼梦》的成书和版本

《红楼梦》当写成于曹雪芹凄凉的晚年。

具体成书过程，已难确考。

据考，雪芹在写作《红楼梦》之前，曾写过一部名为《风月宝鉴》的小说，因《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一回有一朱笔眉批云：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

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所谓“新”，即指《红楼梦》，而“旧”当指《风月宝鉴》；“因之”，则云保留《风月宝鉴》之名以纪念棠村。

顾名思义，小说所写，当是有关男女情事的“风月故事”。

也有学者认为，《红楼梦》第十一回到第十三回“贾瑞起淫心”、“正照风月鉴”和“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等故事，可能据《风月宝鉴》改写而成。

不过，其所强调的是戒淫劝善的说教，而非“淫秽污臭”的“风月笔墨”，故题曰“宝鉴”。

甲戌本第一回《红楼梦旨义》中有明确说明：

“《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

”雪芹自己对这部小说大概也不很满意，故《红楼梦》开宗明义云：

“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

”这当包括其早期作品在内。

作者正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创作道路，留下了《红楼梦》这部不朽名著。

对《红楼梦》的具体写作年代，学术界也有各种不同意见。

据有关资料可知，雪芹约于乾隆九年（1744）前后，即其三十岁时，开始写作《红楼梦》。

这是由小说大体完成时间推断出的。

甲戌本第一回云：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甲戌，指乾隆十九年（1754），是小说大致完成时间。

又据甲戌本第一回“凡例”中“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之诗句，及正文“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语可知，作者创作该小说，呕心沥血，费时十载。

由乾隆十九年上推十年，说明他在乾隆九年左右便开始写作《红楼梦》。

初稿完成直到他逝世前，主要进行修改、整理工作。

在其去世前，只整理出前八十回。

四十回后的一些手稿片断，当时就已“迷失”。

该书创作动机，据作者云是“大旨谈情”。

脂砚斋也称《红楼梦》系“滴泪”、“研血”而成，借“风月波澜”，“以泄胸中悒郁”。

小说以作者亲身经历及见闻为基础，寄托了无限情思和悲愤，这是对千百年来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前代作家发愤著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清代许多《红楼梦》评论家都认识到这一点，如江顺治在《读红楼梦杂记》中即云：

“不知者徒艳其纷华靡丽，有心人视之皆缕缕血痕者。

”

《红楼梦》本名《石头记》，最初以八十回抄本的形式流传。

据程伟元《红楼梦序》云，当时“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

这些传抄本，多有署名为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评语，故习惯上称之为“脂评本”或“脂本”。

属于该系统的本子，历年来屡有发现，今可见者十多种。

其中有的本子在曹雪芹生前就已在社会上流传。

主要有“脂砚斋乾隆甲戌抄阅再评本”《石头记》，通称“甲戌本”，残存十六回，“甲戌”即乾隆十九年（1754），就底本而言，这是目前所发现抄本中较早的一种；“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己卯冬月定本”《石头记》，通称“己卯本”，残存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己卯”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据考，该本系乾隆时怡亲王府藏抄本，故又称“怡府本”；“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庚辰秋月定本”《石头记》，通称“庚辰本”，残存七十八回，“庚辰”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在脂本系统中是较完整的一种。

以上三种本子，因离曹雪芹写作年代较近，对研究《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较重要的脂评本，还有前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通称“列藏本”，残存七十八回，正文有接近庚辰本处，此本于道光十二年（1832）传入俄国；戚蓼生序本，通称“戚序本”，因通行者有有正书局石印本，故又称“有正本”，鲁迅当年写《中国小说史略》分析《红楼梦》时，即以该本文字为据。

脂砚斋是谁，众说纷纭。

或说是雪芹之父，或说是其叔父，或说是雪芹之妻，或说即作者自己，至今仍争论不休，难有定论。

从批语看，他与曹雪芹关系密切，对《红楼梦》创作过程非常熟悉，有时甚至直接进入角色，参与小说的整理。

因此，脂评对研究《红楼梦》的生活依据、创作过程、写作技巧一曹雪芹的生平、思想，以及《红楼梦》八十回后的一些情节等，均有一定参考价值，历来为红学研究者所重视。

但各本评语多少不等，文字亦颇参差；有些评语则芜杂凌乱，多有错讹抵，需认真加以辨析整理，不能将其视为评论《红楼梦》的主要依据。

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邀同高鹗将历年搜求所得的《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细加厘剔，截长补短”，合成全帙，以木活字排印，此即通常所云“程甲本”。

次年，程、高二人“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对甲本“补遗订讹”、“略为修辑”，重新排印，成为社会上颇为流行的所谓“程乙本”。

程本的印行，结束了《红楼梦》的传抄时代，使其得以广泛传播，更加深入人心。

正如逍遥子《后红楼梦序》所云：

“自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集。

”后四十回文字，一般认为是高鹗所补。

高鹗妻兄张问陶《赠高兰墅（鹗）同年》诗题下注云：

“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

”这一“补”字，伸缩性颇大，有人释为“补作”；但细按文意，作“修补”解，较妥。

高鹗，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于嘉庆二十七年（1815），字兰墅，别号红楼外史。

祖籍辽东铁岭，汉军镶黄旗内务府人。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中举，六十年（1795）成进士，历任内阁中书、汉军中书、江南道监察御史、刑科给事中等。

著有《高兰墅集》《兰墅诗抄》《小月山房遗稿》《吏治辑要》等。

从其诗文看，他少年时生活较放荡，有违儒家礼教。

后贪求功名利禄，思想庸俗。

这在其修补的《红楼梦》中有所反映。

程伟元，约生于乾隆十年（1745），约卒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字小泉，江苏苏州人。

出身诗书之家，有文才，能诗画。

乾隆五十五年前（1790），流寓北京，致力搜集《红楼梦》原作和续作的各种抄本。

嘉庆五年（1800），应盛京将军晋昌之邀，作幕辽东，两人结为“忘形交”。

晚年卒于辽东。

高鹗、程伟元所修补《红楼梦》后四十回，有得有失。

所得在于他们补足《红楼梦》残缺部分，使整部小说结构完整，首尾齐全，成为一部浑然一体的文学巨著。

同时，某些重要情节，遵照曹雪芹原意，处理得宜，如贾府败亡、抄家等，特别是宝黛爱情的描写，续书完成其悲剧结局，颇见才情功力。

此外，后四十回对大观园萧索冷落气氛的描写，与前八十回情调较一致，反映了贾府由盛而衰的变化趋势，有较强的感染力。

当然，续补之失也很明显。

它安排贾府“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的结局，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作品某些方面歪曲了宝玉和黛玉的形象特征；艺术描写也较前八十回逊色，有的描写，显得重复；有些细节，处理失当。

总的来讲，续补功大于过，不可一笔抹杀。

《红楼梦》问世迄今，二百余年，续书众多，唯高程续补与原著一起，风靡传诵，代不衰歇，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评价。

程刻本的刊行，开辟了《红楼梦》刊印流传的新时期，据一粟《红楼梦书录》著录，属程本系统的本子，不下百余种。

其中较重要者，有程甲本的最早翻刻本东观阁刊本、金陵藤花榭刊本、王希廉评双清仙馆刊本、张新之妙复轩评本，以及易名为《金玉缘》的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合评本等，它们都是程甲本的衍生本，当时流传颇广。

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据胡适所藏程乙本重新校读排印，程乙本亦广泛流行。

此后，大量标点校勘加注的印本，多以程乙本为底本。

第四节《红楼梦》的悲剧意识

《红楼梦》写的虽然是家庭琐事、闺阁闲情，却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的巨著，内容丰富，意蕴深厚。

读者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剖析，都会为其深邃的思想内涵和浓厚的悲剧意蕴所震撼。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认为：

“《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

”大体上说，《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生悲剧。

这主要指主人公贾宝玉“无材可去补苍天”以及探春生逢末世无力“补天”的人生悲剧。

《红楼梦》开卷从女娲炼石补天神话引申而来，写青埂峰下一块顽石因未能入选“补天”而“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后被一僧一道幻形为通灵宝玉，携至尘寰，亲历了人间的离合悲欢与炎凉世态。

这是《红楼梦》最基本的情节模式。

主人公贾宝玉，其实就是这块“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的石头。

小说第三回有“后人”的两首《西江月》词，“批宝玉极洽”。

词中称他“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

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还称他“于国于家无望”。

这幅形象确是顽石的翻版。

然而，宝玉和顽石不同，他决不因自己无材补天而“自怨自叹”、“悲号惭愧”，相反，他根本就不想把自己锻炼成为一块有裨于“天”的石料，从而走上了一条叛逆道路。

宝玉平生喜爱“杂学旁收”，却最怕读书，最厌恶八股文。

他认为除“明明德”外无书，儒家经典“都是前人无故生事”，而“杜撰”出来的。

他对科举考试深恶痛绝，斥之为“饵名钓禄之阶”，嘲笑“读书上进的人”皆为“全惑于功名二字”的“国贼禄鬼”。

他“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

因此，当他会见贾雨村之类的官僚时，便是一副萎靡不振、心不在焉的神态，一点儿也没有与姐妹们相处时的风流洒脱。

尤其是宝玉否定了统治者所提倡的最高道德标准，指斥“文死谏、武死战”“皆非正死”，“竟何如不死的好”。

他从精神上背叛了封建礼教，他所动摇的是支撑苍天的四极。

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他在异端的路上越走越远，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庚辰本第二十一回脂评认为，宝玉有“三大病”，一是“恶劝”，二是“重情不重礼”，三是“有情极之毒”。

所谓“重情不重礼”就是以“情”抗“礼”，这是他叛逆精神的核心内容。

所谓“恶劝”，即厌恶别人对他进行仕途经济、读书明理之类的封建道德说教，这是他叛逆精神坚定性的突出表现。

所谓“情极之毒”，即当“情”无法战胜“礼”时，当理想终归幻灭时，他宁可弃绝尘寰，“撒手悬崖”，抛弃“宝钗之妻，麝月之婢”，也不愿在世俗社会中随波逐流。

这“三大病”，乃“世人莫忍为者”，也正是宝玉“一生偏僻处”。

正因这种“偏僻”的行为和“乖张”的性格，使他“无材可去补苍天”，而横遭“世人诽谤”。

然而，宝玉的光彩，也正在于此。

那么，“天”究竟可不可补？

作者在书中借探春的人生悲剧回答了这个问题。

“才自精明志自高”的探春，是个志在“补天”者。

她曾经表示：

“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带来，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

”由此可知，儒家所提倡的“修齐治平”的入世思想，对她影响很大。

她的志向，正在这个范畴之内。

但女儿的身份却使她不可能在外面立一番事业，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施展抱负。

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写她暂时代理生病的凤姓管理家务，推行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表现出卓越的才识与魄力。

大观园内的弊端虽有所改观，然而贾府的衰败已是不可逆转。

探春理家，最终没能阻挡贾府没落的趋势，她自己也未能逃脱女儿的悲剧，抛闪骨肉家园，离乡远适。

所以，作者在赞扬她“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同时，亦慨叹她“生于末世运偏消”。

不愿补天的宝玉，他的叛逆精神酿成他与林黛玉的恋爱悲剧，也促使他出家为僧，铸就他与薛宝钗的婚姻悲剧，注定了他悲剧的一生。

力图“补天”的探春，也未能逃脱悲剧的命运。

可见，“天”已无法可补。

宝玉和探春两种人生道路的失败，展示了生逢末世、不入流俗的贵族青年不可避免的人生悲剧。

第二，爱情和婚姻悲剧。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他与薛宝钗的婚姻悲剧，是《红楼梦》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