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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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1

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

　　内容提要本文阐释了梁启超趣味范畴的特定理论内涵，探讨了梁启超趣味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研讨了其趣味美学思想的中西思想文化渊源及其个性化创构，论析了其趣味美学思想的独特的理论特质与价值。

梁启超是中国美学思想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美学思想近现代转型期的重要人物。

他对“趣味”范畴的阐释和趣味美学思想的建构，在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图谱中，极具特色，需要我们认真解读与发掘。

梁启超关于趣味的思想与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美术与生活》、《美术与科学》、《学问之趣味》、《为学与做人》、《敬业与乐业》、《人生观与科学》、《知命与努力》、《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等专题论文、演讲稿以及给家人的书信中。

本文将以这些相关文字为基本研究对象，对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哲学根基。

趣味主义构成了梁启超哲学观与美学观的互释，也成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

1922年4月10日，梁启超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

他说：

“假如有人问我：

‘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

’我便答道：

‘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

’有人问我：

‘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

’我便答道：

‘拿趣味做根柢。

’”对于趣味和人生的关系，梁启超主要两个方面来界定。

其一，他认为趣味对于生活具有本体意义。

即趣味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趣味。

他说，为趣味而忙碌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有价值”的生活；无趣“便不成生活”。

其二，他认为趣味对于生活具有动力意义。

“生活的原动力”就来自于趣味。

“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

在梁启超看来，合理而自然的人生状态就是趣味的状态。

从本体与价值、动力与功能两个方面着眼，梁启超把趣味放置在对人生具有根本意义的本体论兼价值论视阈上。

那么，在人生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趣味其具体内质又是什么？

对于趣味的内质，梁启超通过对两个互为关联的问题的阐发，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梁启超对无趣的生活作了界定。

他认为趣味的反面就是“干瘪”与“萧索”。

因此，他界定的无趣的生活有两种。

一是“石缝的生活”。

其特点是“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开拓的余地”。

一是“沙漠的生活”。

其特点是“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

梁启超否定了这种无趣的生活，认为这不能叫“生活”，而是人生的禁锢与退化。

在这里，梁启超运用否定之否定的思维方法，通过对无趣特点的否定，而达成了对于趣味内质的两个厘定：

、与无趣之缺乏生气生命相较，趣味是生命的活力。

、与无趣之泥滞禁锢相较，趣味是创造的自由。

其次，梁启超通过对趣味发生条件的探讨，进一步厘定了自身对趣味内质的界定。

梁启超认为趣味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的。

因此，趣味既在主体，也在客体，是主客的会通与交融。

就主体言，趣味是与情感相联系的。

情感作为主体心理基础，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

趣味构成了生活的动力源，情感构成了趣味的动力源，这一思想链条是梁启超趣味思想的一条基本脉络。

没有情感的激发，就没有趣味的萌生；没有趣味的实现，也就没有理想的生活。

情感与生命活力、创造自由一起，构成了趣味内质的三大要素；其中，情感又是生命活力与创造自由的前提。

情感激扬、生命活力、创造自由在趣味的发生中构成了层层递进的关系，成为趣味实现的共同前提和条件。

其中，情感具有最基础最内在的意义。

因此，在梁启超这里，趣味的内质表现为这样三个层次：

底层——情感的激扬；中层——生命的活力；顶层——创造的自由。

这三个层次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通向趣味之境的理想之路。

简而言之，梁启超的趣味就是由情感、生命、创造的融和所呈现的生命意趣及其具体实现状态。

趣味之境既是特定主体之感性达成，也是主客之间的完美契合与主体生命的最佳创化。

二

把趣味提到生命本体的高度、放置到人生实践的具体境界中来认识，是梁启超趣味哲学的基本特点，也是其趣味与美融通的关键。

在梁启超这里，谈趣味就是谈生活，就是谈生命，也就是谈美。

梁启超说：

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的活动是本能的，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人只有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才能获得趣味、实现趣味。

梁启超强调：

“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无所为而为’”。

“无所为而为”是“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统一。

“知不可而为”主义，是“做事情时候，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撇开一边，一味埋头埋脑地去做”，甚至“明白知道他不能得着预料的效果，甚至于一无效果，但认为应该做的便热心做去”。

“为而不有”主义，是“不以所有观念作标准，不因为所有观念始劳动”，是“为劳动而劳动。

”梁启超指出：

这两种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无所为而为”不是“不为”，也非“不有”，而是一种“不有”之“为”。

所谓“不有”是超越个体“小有”而达成纯粹之“为”的“大有”。

即个体的人在投身具体生活、从事感性实践时，应将外在的功利追求与得失计较转化为内在的情感要求与生命需求，从而实现“为”与“不有”的矛盾统一。

梁启超提出进入这一境界的两个前提：

一是要“破妄”，即破除成败之执；二是要“去妄”，即去除得失之计。

他认为，从个体感性生命而言，人生是充满缺憾充满烦恼的。

因为相对于永无穷尽的宇宙而言，个体感性实践永远只是宇宙运化中的一个断片，都是有局限，不完美的。

因此，人生实践从个体感性生命角度看，只需言失败，无须言成功。

但是，“宇宙绝不是另外一件东西，乃是人生的活动”。

作为“宇宙的小断片”，对个人而言，一方面，每一次感性生命实践只是宇宙运化中的一级级阶梯；另一方面，个体感性生命实践又推动了历史进步与宇宙运化，从而使自身融入到历史进化与宇宙运化的整体生命之中。

因此，个体生命创化与宇宙整体运化的矛盾既是永恒的存在，又是本质的统一。

从“无所为而为”的趣味主义原则出发，梁启超通向的不是纯粹的个体感性趣味，而是有责任的趣味。

他说：

“我生平最受用的有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兴味’。

我自己常常力求这两句话之实现与调和。

”有责任的趣味既是责任与趣味的统一，也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个体与众生的融通。

这一美境以情感为基质，呈现了认真执着的生命追求与自由创化的人生境界的统一。

其实质就是生命主体在感性个体实践中，将自身完全融入到宇宙创化的整体性旅程中，从而超越与对象的直接功利对置，超越狭隘的感性个体存在，从而体验到“和众生”、“和宇宙迸合为一”的无限“春意”。

梁启超强调要“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实现“劳动的艺术化”和“生活的艺术化”，这样的生活才算“最高尚最圆满的人生”，才算“有味的生活”。

梁启超曾说：

“问人类生活于什么？

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

‘生活于趣味’”，“人若活得无趣，恐怕不活着还好些，而且勉强活也活不下去”。

他又说：

“‘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

”梁启超把趣味主义推广到了整个人生的领域。

他的审美观具有鲜明的人生指向；他的人生观在本质上是审美的。

由趣味出发，梁启超构筑了一个以趣味为根基、以人生为指向的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趣味主义人生论美学。

个体感性生命的自由创化从有责任的“趣味”出发到人生“春意”之体味，是对积极入世与自由畅神、理性追求与生命激扬融合为一的人生胜境的个性化追寻。

三

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把美学界定为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

与鲍姆加登的美学认识论不同，康德则从哲学本体论、从美与人自身关系的意义上开拓了美学新视野。

康德把人的心理要素区分为知、情与意，把世界区分为现象界与物自体。

他认为，人的知只能认识现象界，不能认识物自体。

物自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又在人的感觉范围之外，因而是不可知的。

但人要安身立命，又渴望把握物自体，从而使生活具有坚实的根基。

因此，在实践上去信仰就是跨越知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必然与自由、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这就为美的信仰预留了领地。

康德指出，从纯粹理性的知到实践理性的意，中间还需要一个贯通的媒介，即审美判断力。

它不涉及利害，却有类似实践的快感；不涉及概念，却需要想象力与知解力的合作；没有目的，但有合目的性；既是个别的，又可以普遍传达。

康德强调审美判断在本质上是与情感相联系的价值判断，要“判别某一对象是美或不美，我们不是把表象凭借悟性连系于客体以求得知识，而是凭借想象力联系于主体和它的快感和不快感。

”从康德始，美开始走向情感、走向个性、走向人的完善与人自身的价值。

梁启超把康德誉为“近世第一大哲”，受康德影响较深。

他对趣味之美的本体构想，主要就是在康德意义上的哲学美学范畴中来观照的。

梁启超把情感视为趣味的内质，强调情感是趣味之美实现的基质。

这种关于美的思考的情感视角与价值立场，也明显地折射着康德美学的身影。

　　另一位对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创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是20世纪生命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亨利•柏格森。

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是宇宙的本质，是最真实的存在。

但生命不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心理意识现象，是一种意识或超意识的精神创造之需要。

生命只有在生命冲动中，在向上喷发的自然运动中，也即创造中才产生生命形式，才显现自己。

但生命冲动要受到生命自然运动的逆转，即向下坠落的物质的阻碍。

生命必须洞穿这些物质的碎片，奋力为自己打开一条道路。

因此，作为宇宙本质的生命冲动，虽受制于物质，但终究能战而胜之，保持其不向物质臣服、自由自在的品性，开辟出新境界。

在柏格森这里，生命在本质上是一种与物质、与惰性、与机械相抗衡的东西，它总是不断创新、不断克服物质阻力、不断追求精神与意志的自由。

因此，生命也就是无间断的绵延。

绵延瞬息万变，每一瞬间都是新质的出现。

绵延不能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度量与认识，而只能依靠非理性的直觉。

对于直觉，他有一个经典的定义：

“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

”可见，直觉是一种置身于对象内部的体验。

柏格森认为，直觉比理智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它通过置身于“实在之内”，来真正体察“实在的那种不断变化的方向”，从而来接近绵延即生命冲动的本质。

柏格森强调惟有不惜一切代价征服物质的阻碍与引诱，生命才能向上发展，才能绵延。

而绵延就是美。

柏格森将美与人的本体生命相联系，宏扬精神生命的活力与价值，强调美与审美在人生实践中的本体意义，重视审美中的生命体验，对20世纪西方美学思想的演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13年，《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发表了钱智修所撰写的《现今两大哲学家概略》，柏格森首次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并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对柏格森心仪已久，称其为“新派哲学巨子”。

旅法期间，他特意彻夜精心准备资料，造访了这位“十年来梦寐愿见之人”。

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柏格森的“直觉创化论”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柏格森的学说在梁启超美学思想中打下了鲜明的烙印。

他的趣味之美对情感、对生命、对创造的宏扬，对审美胜境的体认都飘忽着柏格森绵延之美的身影。

当然，梁启超与柏格森又有重要的区别。

在柏格森那里，生命的直觉冲动是对西方工业社会理性扩张的反抗。

美在柏格森那里是医治机械理性的一剂良方。

而对于梁启超来说，他既需要生命的感性冲动来激发生活的热情，又需要理性与良知来承担社会的责任。

因此，他以个体生命激扬为标的的趣味追寻又是以宇宙运化的责任为前提的，呈现出试图将生命本质的肯定和生活意义的实现相统一的个性化美学思考。

四

中国文化中的“趣味”，主要是一个艺术学范畴，具有比较感性的实践性意蕴。

它主要是指艺术鉴赏中的美感趣好。

中国典籍从先秦始，就将“味”与艺术欣赏的美感特征相联系。

如《论语•述而》曰：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这里一方面把“味”与欣赏音乐获得的快感相联系，一方面又明确指出“味”作为口腹之欲的满足不同于艺术欣赏的快感。

魏晋时期，出现了“滋味”、“可味”、“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