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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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
《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
化转型》
读书笔记
专业:
汉语言文学
学生姓名:
金敏丽
学号:
10243246
完成日期:
2011年12月15日
1
在真正的精神隐逸和自由、独立人格形成之后,刻意的山林向往反而成为精神的累赘。
（P79页第三段第九行）
我的理解:
宋代的士大夫是比较重视独立人格的,当他们被统治阶级所确立为一种权威时,他们便认可了自己。
但每一个群体的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理论的引导与支撑,而范仲淹在这时候又提出了以严光为隐士——高洁人格的典型时,无疑给士大夫们送来了一阵清风。
但是我们都知道严光是一位有才能的隐士,在政治上,他更愿意倾向隐居山林的生活。
光武帝曾亲自请他出山,可他都不为所动,从中不难看出他高洁的品质。
宋代士大夫肯定他高洁的品格,但却并不赞同像他那样刻意隐居山林的想法,可见其中的批判性原则。
士大夫在对待这一问题上,是批判的继承社会的观点的,而不是一味的肯定或一味的否定一些东西,在这一方面,他们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认为有才能就该为国家做些什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专心,就把向往山林看做一种累赘,他们愿意展露自己,所以这样就不太赞同严光的行为。
在看待事物上,能够用辩证的方法去审视一件事,是合理的,先不看士大夫这种高洁的品质以后是否会变质,他们都是值得肯定的。
不像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权利的附庸,他们没有自己的主张,也就没有什么品格而言,所以士大夫在独立的品格上是值得尊敬的,刻意向往山林对他们来说也就没有必要了。
人格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人的选择之中——坚守或拒斥。
（P105页第二段第二行）
我的理解:
在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凸显的阶层引导着宋代的审美方向。
在他们眼中,清是一种生存状态,也是一种精神状态,反映了宋代士人尚清鄙俗的精神,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造就了不同的人格。
面对各种各样的荣华富贵,有的人会朝荣誉低头,而当他们选择名誉的同时,也正是他们独立人格消失之时。
但是有些人会用自己的生命去维护,捍卫自己独立的人格理想,就像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
”即便屡屡碰壁,还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个社会,尽一份自己的的责任,这就是一种崇高的人格。
不像魏晋时期那些知识分子,怕卷入门阀制度的漩涡,而选择逃避现实,进而选择隐居山林,其实现在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十分正常的一件事,为了防止招来杀身之祸,人们都会选择逃避,能躲则躲,免得惹祸上身。
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那样,远离政治,探究玄理,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其实这种人格的坚守或者拒斥本身并没有对与错之分,只是现实的逼迫让每个时代的士人对待生活的态度选择不同罢了。
有些人选择积极乐观
的态度,就会坚守自己的人格,而有些人则会觉得自己不能被重用,既然如此,又何必去追求什么,因此就会去排斥一些东西。
人格对一个人的人生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在社会中,一个人的人格往往体现了其人生的价值追求。
所以我觉得无论坚守还是拒斥,我们都该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一种独特的人格,为社会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由范仲淹提倡开始,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士大夫群体而非个人具有独立人格,建构起人格、气节,而且也第一次使士大夫群体而非个别人物具有了自由之精神。
（P128页第二段第一行）
我的理解:
宋代是士大夫被统治者所承认的一个朝代,他们有着很高的地位,可以和皇帝一起治天下,因而开始建构起一种独立的人格。
范仲淹在这一方面具有开创作用,他是第一个提倡独立人格的,并以严光这个隐士为典型,确立了新的隐士范型。
我们都知道,范仲淹的品格是无可厚非的。
在中国历史上,嵇康是第一个把庄子返归自然的精神境界变为人间境界的人,从虚到有。
而我觉得范仲淹所提倡的独立人格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他通过对严光这一人物为起点,以他的独立人格为基础,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来引导宋代的士大夫走上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十分有道理的。
一方面,独立人格亦是一种品格,一种价值的体现,士大夫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和理念去创造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体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宋代士人对心灵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在我看来,真正能摆脱世俗一切的又有几人,嵇康虽然过着不受约束,随情之所至的淡泊生活,表面上看是自由的,可是他内心还是受到政治的牵绊,尽管他力图摆脱,寻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多多少少还是受到外界的干扰。
而我更钦佩陶渊明的气节,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他是大自然的一员,不是旁观者,也不是欣赏者,更不是占有者,他是真正摆脱了一切,是真正的高洁,独立之人格。
“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道破了北宋政治的奥秘,是理解北宋政治结构的关键所在,也深刻反映了北宋政治的现实。
（摘自P132页第二段第一行）
我的理解: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皇帝都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度而去削弱威胁自己地位的官员,例如宰相等等,但是在宋代,皇帝竟然会这么的信任士大夫这一阶层,并愿意和士大夫一起治理国家,实属罕见。
宋代的天下是由赵匡胤这一个军人出生的武夫打下来的江山,
历史上的武夫一般都是比较莽撞的,相信这样性格的他一定不会相信什么“天命”,在我看来,他会觉得天下是他用军事才能辛苦打下来的,这是真正的实践,跟天命有什么关系。
在这一方面,转而重视人的作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直到现在,我们社会还是存在“以人为本”的观念,通过重视人的能动性作用,发挥个人之所长,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因此当时的士大夫作为思想的先行者,是完全有能力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出一份力量的,这样看来,统治阶级选择和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的地位一下子就得到了提升,他们获得了一种人格力量,一种藐视一切名利,拥有俯视一切权利的自信力,开始活跃在宋代政治舞台上。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对严光典范的认同与赞赏,士大夫获得了一种足以支持生命个体从事崇高伟业的生命意志,精神动力和理想观念支撑。
严光与东汉光武帝曾经是老同学,那么在光武帝当了皇帝之后,如果他想要做官的话,求个一官半职应该不成问题,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严光隐姓埋名,常出没于河边垂钓,并没有出世的想法。
当然,当光武帝知道老朋友在此时,就派人去请他,在这期间不乏光武帝亲身去邀请他,可他就是不为所动,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无论在魏晋南北朝还是唐代,多少人想着做官来实现自己的才能,可是严光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正是这种品格撼动着欧阳修等宋代士大夫的心,让宋代士大夫们以严光为榜样,并对这个隐士形象进行不断地丰富,补充,构成一个新的形象,具有时代的发展性,也为社会不断进步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这些关于城市书写的文学叙事,仿佛使我们置身于古代城市的真实场景中,并由此而获得某种感性体悟,和对于城市城市历史的一种生命感动。
（P151页第三段第一行）
我的理解:
时间容易催人老,岁月的沧桑总是将过去的一切埋藏,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
也许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可以留下的东西并不多,而城市作为这些苍桑的见证者,却往往能折射出一种文化的内涵。
从这些城市中,不难发现历史的痕迹。
有时候,当我们站在这些饱经沧桑的城市中时,是否会觉得自己就生活在那个年代,并对历史长河中的人物进行深深地感慨:
当你有怀才不遇的时侯,是否会想到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当你不被世人理解的苦闷时,是否会想到苦吟诗人贾岛……我们都会跟往来的贤者一样,多多少少都会在人生中遇到一些困惑。
当他们的经历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就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作家会把自己的这种感觉加以创作,使我们读者在看这些内容的时候,就会产生共鸣。
这是一种艺术的真实,也含有生活的真实。
城市经
常被作家放置在重要的地位,作为一种凸显人物的性格。
王安忆的《长恨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其说是写王琦瑶的人生变化,还不如说是写上海这座城的变化。
王琦瑶的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是上海城市的发展变化,自身的价值观等使她一步步改变了想法,她最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幸福,临终前也很平静。
虽然全篇没有一个恨字,但却让我们感觉到人在历史与时间中是如此卑微与渺小。
这让我们反思自己的人生,与王琦瑶的人生做一个对比,是否会觉得自己是比较庆幸的,首先我们生活的环境还是比较优越的,不是什么乱世。
王琦瑶的悲剧性命运会给我们一丝生命的感悟,有时候冲破一些束缚是必要的,但也需要把握人生,有时候错过了就不会再有,请珍惜生命中的每一次感动。
从瓦舍开始出现于开封,终两宋时期,瓦舍被传统观念的士大夫视为一个令人颓废的地方。
（P160页第二段第一行）
我的理解:
勾栏瓦舍是北宋城市居民的重要娱乐场所,他们的兴起于商业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包大尹差人捉盗墓贼朱真,“当时搜捉朱真不见,却在商家瓦里看耍。
”即便是一个盗墓贼,也抵挡不了瓦舍的魅力。
毕竟盗墓贼也是一个平民,也需要生活的放松与消遣。
在看瓦舍的表演时,可能暂时忘却了自己盗墓贼的身份,连自己正在被官兵追捕也没有注意到,这也难怪最终难逃法律的制裁。
我们都知道,宋代士大夫是一个被统治阶级重视的特殊群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在学识上还是阅历上都让士大夫自认为比别人略胜一筹,他们希望自己是权威。
但要想成为权威,当然需要社会成员的认可,这自然少不了城市居民。
然而,勾栏瓦舍的出现,让城市居民把目光集中于此,只要一有空闲,大家都会选择去瓦舍,众多的市民流连于此,有些人甚至“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而一些平日里难得来此的市民,也会在“深冬冷日无社火香”的时节来消遣时光,这是多么红火的瓦舍生意啊!
可这样一来不就没有人去听士大夫们的大道理了么,也减少了士大夫与城市居民和百姓之间接触的机会。
如果没有人愿意去对士大夫的博识进行认可,那么他们的地位就会遭到动摇,迟早有一天会和统治阶级疏远,没有了依靠,他们就无法生存了,所以这样看来他们的担心还是合理的,将瓦舍看做一个令人颓废的地方是可以理解的。
如奈得翁所说,杂扮之外,打和鼓、捻梢子、散要等市民文艺也是以取笑农民为主要内容的。
（P163页第二段第二行）
我的理解:
城市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文化的发展,在宋代也一样如此。
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开始壮大,而每一次社会主导阶层的兴起,必然会导致对对立阶级的剥削与藐视。
市民阶层自觉地将自己与农民彻底割裂开来,竭力贬低农民以炫耀自己作为繁华都市市民的优越感,这的确就像司马光说的那样,是令人痛惜的。
在我国历代王朝中,不难发现平民百姓的作用。
魏征在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中说过: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
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意思是说:
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在人心背离。
水能载船也能翻船,所以应该高度谨慎。
可见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统治阶级若想让皇位更安稳,必然会重视百姓的作用。
可是在这些市民阶层眼中,农民是如此的不堪入目,他们总是一味的沉浸在丑化农民的快乐中,这在我看来是有些可笑的。
虽然你们因为财力而有地位,显得自己比农民优越,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农民也是购买你们商品的一部分代表,你们对平民的蔑视和剥削必然失去民心,也必然引起平民的不满情绪,如果有一天他们起来反抗,那么你们市民阶层也会有一无所有的可能,你们想过吗。
其次,我不相信每一个资本家都是有资本的创业的,肯定有一些是贫苦农民出身的,那么怎么还是会有这种看轻农民的想法。
我觉得金钱总是会让很多人迷失自己,甚至忘了本。
当市民阶层在看以取笑农民为内容的杂扮时,当你们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时,并不一定总能看清下面的内容,权利,地位往往会迷惑人的双眼,让人失去些什么。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记载一西夏归朝官言:
“凡有饮水深处,即能歌柳词。
”（P166页第一段第二行）
我的理解:
宋代都市的繁荣和市民阶级的兴起直接推动了宋词的发展。
柳永,作为宋代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并把词变“雅”为“俗”,这种通俗化的语言受市井百姓广为传唱,以致出现了叶梦得所写的场景:
“凡有饮水深处,即能歌柳词。
”可见柳词对当时市民大众的影响之广,可谓是深入民心。
一般来说,井代表的是平常的百姓。
在古代,平常百姓家附近都会有一口井,这口井作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水源,可以淘米洗衣服之类,妇女们一般都会聚集于此,聊聊家常啊什么,以井为中心的平凡生活在此展开,所以井在民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的。
所以井可以作为大众化的代表,而柳永作为平民的代表,看到了许多上层阶级文学家所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他也关注社会底层,为下层妇女们畅写她们的不易,表达深切的
关怀,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虽然说柳永的仕途是十分坎坷的,但这也促成了他经常出没于青楼花街,以至于他的创作题材多以女性为主,而这些女性又往往是被世人所看轻的。
这是一种独特的视角,在这一方面,柳永是创新的。
经常出没于这种地方,使他离做官的路途又遥远了一步。
但他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在和这些女子的接触中,他感受到了这个世上还是有人理解自己的,既然统治阶级无法看到自己的才能,那么就算了自己也不去追求什么了;而在这些青楼女子面前,他可以尽情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青楼女子也愿意把自己的遭遇述说给他听,这样情投意合的感觉又何尝不可。
她们给与柳永一丝宽慰。
因而在柳永笔下,描写了许多丰富饱满的女性人物形象:
有大胆泼辣的世俗女性、有遭弃妇女的痛苦经历、青楼女子从良的愿望等等。
在我看来,如果柳永当时做官了的话也未必写得出这么优秀的词来,这或许又是一种“时势造英雄”吧,因为经历坎坷,才会让作家有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有更为细腻的心思你去看透生活中的小事,而往往这些都是发人深省,引人深思的。
让我们从新去认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去感受他们的生活,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
充满娱乐和情爱的欲望,代表新的社会阶层的文化诉苦的话本,建构起不同的城市空间想象。
（P181页第三段第一行）
我的理解:
在当代法国思想家拉康看来,眼睛是欲望的器官,欲望被投射在所有被看对象之中。
那么,北宋都市的繁荣发展在这么多双眼睛的见证下,也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色彩。
在凝视帝都文化的目光中,宋元话本作为一个很好的文化载体,集中展现了市民文化的审美趣味。
宋代是一个开放的都市,随着一系列空间的拓展,一些风俗,规定、男女界限开始模糊等等。
青年男女敢于追求自己心中爱慕的那个女子,他们的欲望很明显的表现出来,在一些标志性的都市角落,暗暗幽会着这些胆大的青年。
而这些也被作家所发现,不时出现在宋话本中。
这些以东京为故事背景和发生场域的话本不仅有北宋东京真实的地理空间的描述,而且就像一本历史书,展现了北宋城市化的过程。
如宋话本中“宋四公夜至三更前后,向金梁桥上四文钱买两只焦酸陷。
”“小娘子上天汉州桥,看着金水银堤汴河,恰待要跳将下去。
”生动的写出了宋四公半夜三更私会的场景。
应该是晚上没吃饱,一个去买吃的,一个帮忙看着人,生怕被人认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在宋代,女子被禁锢在家中的思想开始淡化,她们开始有一点自由,比如说在元宵节上出去逛逛夜市,兴许还能碰见意中人,而这其中不乏有一段段的佳话。
正是这种线的打破,给了这些懵懂中的青年们一次次的机会,开始
冲破世俗的理念,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美丽的爱情给北宋的都市披上了一层梦幻的嫁衣,让人思绪万千……
城市娱乐和习俗总是结合在一起,以节日习俗而言,北宋的东京都市文化,以元宵节最为引人注目。
（摘自P191页第五段第一行）
我的理解和感悟:
不论是城市娱乐还是习俗,都属于文化这一范畴,将其二者结合在一起来叙述宋代文化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以“元宵节”作为一个出发点,从而引出声乐、娱乐和情爱三方面的联系,这是一种独特的构思技巧,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日常生活中的禁令、秩序、规矩和男女之别的限制,让平民有更多的机会融入这种市民文化中。
“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细素不分。
”元宵节为这些社会平民和被禁锢的平凡女性提供了一个平台,給他们一次和贵族同等享受元宵节的机会,在这热闹非凡的节日中,盛大恢弘的节日气氛可以让平民暂时忘却自己的身份找寻片刻的自由。
这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宋代经济的繁荣必然给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宋代前期国家安定,商业的发展更不断激发市民阶层对精神生活的渴求。
文人墨客在这种闲暇的时刻便会去进行一些文学创作,这些文学创作的产生不是主观的,而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现实。
吴自牧《梦梁录》卷一《元宵》载,元宵灯夜,汴京城里,“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家人美女,遍地游赏。
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己。
甚至饮酒醺醺,倩人扶着,堕翠遗簪,难以枚举。
”可见当时的都市生活之繁华。
从另一层面讲,不难看出这繁华背后基本都是以上层阶级为主导的。
在元宵佳节上,贵族们饮酒作乐,又有美人作伴,有些甚至喝得酩酊大醉,不过也没有关系,旁边有美女照顾,而且路上掉的玉簪也举不胜举。
美女佳人傍着有钱的上层阶级,连头上掉落的玉簪都不在乎了,可见都市生活之繁华,上层阶级之奢靡。
我们都知道宋代的主要文学样式有宋词和话本,这些作品中的描写都是通过一定的日常生活为背景,描写青年男女相遇相恋的过程,这种发自青年男女内心的细腻情思,反而让作品显得更为真切感人,即使有些也存在一定的遗憾,但却让人刻骨铭心,成为文人笔下不竭的文学创作源泉。
元宵节虽然只是宋代一个都市画面的缩影,但却引人注目。
元宵节,不仅是全国性的大节日,更有其独特的超越阶级的魅力。
在元宵之夜,平日禁锢于家庭还堵之中,不能参加社会生活的良人女子,也可以精心打扮,走上街头。
她们也算有了一次自由,在这里,女人们可以暂时拥有一定的地位,感受存在的价值。
在我看来,都市娱乐和习俗为男女
之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即便是深居内室的女人,还是宅院中的王公贵族,一堵堵的墙也阻挡不了热恋中男女之间的距离感,墙与墙之间的距离虽然现实中看得到,却推不掉;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即使看不到,还是有穿透空间的力量到达彼此的心中,这是宋代一些生搬硬套的死规则所无法阻挡的魅力。
元宵节,不仅让上层阶级享受,也让市民阶级娱乐,更让平民阶级快乐——哪怕只是短暂的自由,也足矣。
马克思专门探讨了艺术创作成为艺术商品的条件,在他看来:
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
我的理解:
不知从何时起,不论在任何一方面,这个社会都多多少少带上了功利的烙印。
这些物质性的名和利也好,人们都看的很重,就连文学创作这一精神方面的也被那些有商业头脑的人参杂了功利因素。
而这种具有商业化特征的,是为了考虑市场的需求和消费,为获得商业利润而进行的一种文学生产,从而使文学作品变成了一种商品。
那些传统文人的创作过程中,也许是因为穷困潦倒被逼无奈而有所创作,或者是因怀才不遇而有所感慨,抑或受到有识之士赏识而有所资助等等,但这类型的文学创作,均不是生产性的,因为它们还没有进入流通领域,为市场和消费者而生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密尔顿像春蚕吐丝一样创作他的《失乐园》,那是作为乐趣,一种天性的表现,这不是艺术生产,即使他后来将它卖了5磅,还是不属于艺术生产的范围。
只有那些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制作的作家,他们的产品一开始便被纳入整个资本运作中,这些人才是生产者,他们的劳动才是艺术生产。
在我看来,当创作选择了向市场投降时,当作家的才气开始服务于市场之时,便是这个作家才气开始消失之时。
现在市场上有太多的作家开始为市场这个大环境而写作,为了功利而写作,所以难以见到真正好的作品。
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今天,真正去看书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更加关注的只是速度,年轻人更偏爱与泡沫式的阅读,而如果对书中的人物性格进行一番用功的审视和描写,必然需要花费作者的硬性生活实践和阅历消耗,这是作家实力的体现,但这样就会考验读者的耐心,久而久之,肯定会遭到书商的催逼……读者等不了,书商也等不了赚一笔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只能选择去迎合这类读者的阅读习惯,才能让自己的作品更有市场,从而保住自己在市场中的地位。
我想说作为一个作家的同时,也在某一时刻赋予了一定的责任,希望作家能够珍惜这个机会,创造出一些对读者更负责、满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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