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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博客文章
房价为何不会大跌？
几周前，写了一篇文章“房价为何还会涨？
”，墨迹未干，就碰上打压房价的“10号文”，一套组合拳来势汹汹，市场上顿时惊惶四起。
楼市会就此崩盘吗？
未必。
如前文所示，高房价的根本原因是供需失衡，失衡下的价格走势由预期支配，对预期影响最大的短期因素是货币供应，长期因素则是土地供应。
若想抑制房价，政府应当紧缩货币供应，放松土地供应，而实际执行的政策正好相反，房价焉有不涨之理？
楼市新政全都着眼于市场价格，而不是市场预期。
由于影响预期的长、短期因素基本未变，前文的结论也基本不变，新政的效果恐怕不会如制定者所愿。
新政对市场的冲击主要是心理上的，阻吓作用大于实质性作用。
在房价可能走低的猜想中，人们从抢购转向毁约或者推迟购买，房价于是停止上涨。
但这远非雪崩的前兆，需求方的其他预期依旧，为房价构筑了一个坚实的底部。
特别是“10号文”只字未提土地供应和货币供应，只要“18亿亩”的红线不动，百姓就认定房产是稀缺资源，晚买不如早买；只要货币政策继续松宽，通胀预期就是挥之不去的幽灵，购买实物资产就是防止存款贬值的最佳选择。
决定楼市下一步走向的关键当然是开发商，预见到需求不会发生根本的转变，他们并不急于抛售，而是采取了“看看再说”的观望态度。
感谢09年的银行大放水和楼市的价量齐飞，眼下开发商手中现金充裕，没有任何回笼资金的压力，只有当资金链条吃紧时，地产商才愿意考虑降价促销。
助长观望情绪的，还有日渐增加的政策不确定性。
开发商的观望不仅减少了当期市场的供给，为房价提供了另一有力的支持，而且减少了当期的开发量，为将来的供应短缺从而将来的高房价埋下伏笔。
地产商难道不担心更为严厉的后续政策吗？
担心是免不了的，但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如今决定政策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维护民生的意愿，还有地方政府强烈的政绩冲动。
人们已经注意到，在每次打压楼市的风暴中，地方政府都“集体失语”。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每逢楼市下跌，地方长官总是竭其所能，力挺力托。
人们也知道，这是因为房价和地价连着地方财政，并且也越来越多地连着官员个人的荷包。
楼市如果垮了，地方财政赤字，中央给补吗？
不是说要拉动内需吗？
没钱怎么拉动？
房地产有很高的产业关联度，真下重手把它砸趴下了，一损俱损，钢铁、水泥、玻璃、建材、工程机械、家电就不知卖给谁了。
如此一来，GDP保八怎么实现？
这可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最在意的指标。
即使在政策制定上地方和中央保持一致，政策的执行可主要靠地方政府，上下拧着劲儿，政策怎能贯彻到位？
中央总不能向所有30多个省、市、自治区派工作组吧，再说还有几百个省辖和地辖市、2000多个县呢！
投鼠忌器，更重的拳头只是理论上的，即便出台，估计也是高高地举起，轻轻地落下。
说到底，楼市是一个预期的博弈，预期的形成产生于利益的计算，非党报央视所能引导，非社论文件所能左右。
凡涉及真金白银的事儿，不是红口白牙或者白纸黑字就可以解决的。
以真金白银为基础的叫做理性预期，纯靠忽悠的是非理性预期。
理性预期决定人们的长期行为，并最终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非理性预期除了制造市场短期波动，便只留给后人笑柄。
欲降房价，必先扭转市场预期；欲扭转预期，必先调整利益；欲调整利益，必先推动体制改革。
改革就是重构利益格局，理顺利益关系，在社会总财富增加的前提下，实现多方共赢。
首先要改革土地制度，增加土地供应，打破政府垄断，利用市场机制平抑地价，彻底消除“房产永远是稀缺资源”的预期。
要想改革土地制度，就必须平衡地方财政预算，舍此便不能切断地方财政和土地的联系。
改革财政税收体制要双管齐下，开源节流。
开源意味着增加地方的税收自主权，同时强化民众对政府的监督，否则苛捐杂税日多，社会安定不保。
节流则要求大幅削减地方政府开支，特别是无止境的投资，以及同样无止境的机构膨胀和冗员。
放弃改革，迷信行政力量，单纯靠政策调控价格，如同发高烧洗冷水澡，打摆子就给蒸桑拿，治标不治本，房价短期内可能少许下挫，当人们意识到基本面并未改变时，价格重拾升势，说不定会创出又一轮新高。
那时怎么办？
有两个可能的对策。
一是任其发展，直到泡沫破灭，如日本的1989年和美国的2007年。
二是“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房地产业国有化，政府出面重新分配住房。
无论哪一个，成本好像都太高了。
还是赶快紧缩银根，赶快推进改革吧。
许小年：
改革难在触动政府利益
2010年04月12日《财经网》
导读：
正是因为中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转变体制的四个特点都碰到了障碍和阻力，因为转变体制就是要触动政府自己的利益。
许小年（中欧商学院教授，此文根据他在“联办恳谈会”发言整理）
中国发展模式确实到了迫切需要变革的地步
但在实践中，往往需要遭遇较大危机，才是终止传统发展模式的时机。
否则，我们还会依照原有惯性继续走下去。
中国强势政府的发展模式搞增长可以，搞创新不灵。
中国经济在现有模式下的增长潜力还能有多少？
还能走多长时间？
说不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现有的体制搞创新不行，而创新是所有亚洲发展模式碰到的最大问题。
日本经济缺乏创新能力，韩国经济缺乏创新能力，最后都是以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难在转变政府利益格局
创新不行，经济增长乏力就靠印钞票。
最典型的就是日本人。
拼命印钞票制造资产泡沫来维持经济增长，但到上世纪的1989年，泡沫破灭。
中国不一定即刻发生像日本1989年泡沫大破灭的事情。
但是中国产生小泡沫、中泡沫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官方到学界已有共识。
问题是怎么转化？
这个题目我们谈了几十年，原因就在于我们现有体制成为阻力和障碍，如果不做改变，发展模式转换不了。
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第二，政府对整个经济全方位管制，而且管制有越来越严的趋势。
第三，迄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要素市场，由于各种各样的管制，再加上政府对资源配置非常强的影响力，我们的要素市场极度扭曲，价值和信号也是扭曲的。
第四，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国有经济的阻碍。
那么，改变体制的难度在哪里？
难在利益格局。
在这些体制下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3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都已形成，从公民社会的发展看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现象，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有多元化的利益集团，而不能是过去的铁板一块，全国一盘棋。
但是，不健康的是什么呢？
两个方面：
第一，现在的制度框架不能提供一个各利益集团公平博弈的平台，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过去都是全国一盘棋，和中央保持一致，但现在由于利益不同，再保持一致不可能了。
由于利益集团的形成，众多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博弈，而社会又没有一个公平的博弈平台，这是不正常的。
所以，博弈的结果往往由政府来裁决，而不是按照所有利益集团所同意的、事先确定的规则来裁决博弈结果，这是不健康的。
第二，在形成众多的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这是非常不健康的。
谁都可以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他是裁判员，是吹哨的，他现在下场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
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碰到了障碍和阻力，因为转变体制要触动政府自己的利益。
涉及到政府利益，单靠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用处，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上，包括十七大的报告，总书记都提到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讲的很具体：
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市分开等，但目前的趋势非但没有分开，而是结合的越来越紧密，政企结合越来越紧密，政资结合的越来越紧密，政府和市场结合的越来越紧密，变成了一个利益主体。
目前这种半市场、半政府管制、半干预的模式对政府的利益集团来说是最优格局。
通过对经济的管制可以造出很多“租”来，先造“租”，然后通过市场交易去寻租。
用各种名目管制，例如“有序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甚至“标准化”等等都作为进行管制的理由。
其实，管制说白了就是先造租，造完了以后再来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关键是如果面对政府“寻租”
我认为，政府的经济利益没有必要去回避，它是很现实的存在。
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假装没看见，假设政府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应该假设政府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利用公权力寻租，然后再谈如何找到解决办法。
十七大的报告中所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我认为还是有很大改革空间的，比如说放松和解除政府对要素市场的管制，过去我们也做过，如放松市场管制，取消各种各样的审批制度等，只有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制度，解除政府对各种要素市场管制，市场才能正常发展，而要素市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土地市场。
另外，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以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这都可以做，我们曾经做过“抓大放小”，但现在的困难是既得利益集团和个人不愿意放。
等待危机倒逼政府进行改革，这种思路不太对；但是，假设政府应该退出经济，不应该在市场中谋利益，应该严守职责的假设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我们现在就应该假设政府确实在经济当中有利益，并将此摆到桌面上来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对传统增长模式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就不会像日本经济上陷入衰退。
我们的发展潜力尚在。
但问题是半政府、半市场的结构已经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这种阻碍也许不会出现全面的大危机，但小危机不断会不断出现。
比如，房价问题，中国已经绕不过去。
近期，中国不会出现像日本那样泡沫破灭后的整个国家经济20年箫条，但一些中小危机还是会给我们局部的改革形成压力和面临困境。
学术界要完成三大任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有三个任务需要完成。
第一，要研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
现在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都经不起推敲，很多政府不应该做的事，打着各种各样的名目都在干。
比如，学术界自己造出一个公益性概念，而政府机构也都打着公益性名号来干预经济。
但实际上，公益性在经济学中根本没有定义，翻遍全世界教科书也找不出公益性的定义是什么。
再从定义出发来论证，凡是带有公益性的事就让政府来干，那吃饭是最大的公益，为什么政府不管？
学术界很糟糕，非但没有研究市场与政府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反而把边界搞得愈加的混乱不堪。
第二，要批判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对中国极其有害，不仅在宏观经济上非常有害，而且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是非常大的障碍。
第三，重塑社会价值。
现在，中国人的社会观念非常混乱，社会价值的重塑也需要学术界来完成。
将来我们社会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传统那一套已经不行了，我们上小学时所接受的教育，今天已经不信，怎么办？
信谁？
信儒学？
似乎中国目前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靠这两条作为精神支撑的。
征服自然和驾驭市场的荒诞
进入21世纪，征服自然的豪言壮语越来越少听到了，几十年前，那可是最流行的口号。
君不见，“人类认识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然”，“喝令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最能体现人类自我意志崇拜的，莫过于“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人类的头脑膨胀始于工业革命，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人类所能支配的力量仅限于自己的四肢所及、畜力、简单的风力和水力。
在工业革命之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类就迅速地经过蒸汽、电力、化石燃料，进入到核子时代。
现在单单是已造出来的核武器，就足以毁灭这个世界好几遍！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令人类神魂颠倒，以为自己真的成了世界乃至宇宙的主宰，拥有按照自己意志改造自然的能力，为实现人类的目的，可以并且能够重新安排自然秩序。
大自然无情地报复了人类，当肺里充塞着污染的空气，肠胃中沉淀着重金属时，人类的头脑开始冷却，狂妄与无知逐渐消退，“保护自然”、“顺应自然”取代了“征服自然”，成为新世纪的时髦语言。
科学再发达，总有人类无法认识的事物。
小到基本粒子，人们对其内部结构，至今莫衷一是；大到宇宙空间，每一新的发现都带出了更多无法回答的问题。
最难把握的，是人类自身活动的后果。
人类活动的规模越大，消耗的能量越多，对自然的冲击越强，其后果就越难预见。
埃及建了阿斯旺大坝，谁料到沃野千里的尼罗河三角洲因此变成了盐碱滩？
世界各国竞相实现工业化之时，谁会想到今天的全球变暖？
科学不能说明的，留给了哲学；哲学不能说明的，留给了宗教。
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在个人心中的信仰。
宗教所共有的是对人类局限的承认，以及由此而生的敬畏之心，敬畏佛陀、真主、上帝，敬畏自然。
人类不会停止认识自然，但目的不再是改造自然，而是顺应自然。
市场又何尝不是如此。
市场上有数亿的消费者，个人的收入和品味千差万别；市场上有数千万企业，每一家的资金、技术、产品各不相同。
若想驾驭市场，一要掌握每个消费者和每个企业的信息，二要拥有控制每个消费者和每个企业的手段。
再强大的政府也不敢声称拥有这样的能力吧，此事非人力所及，只能留给上帝，经济中的上帝就是市场。
为什么这个部那个局的还在忙着管这管那呢？
忙升迁的业绩，高官才有厚禄，才有更多的租子可寻。
当然，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政府的职责是界定和保护产权，执行法律和法规，提供社会保障包括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保障，但这些正经事儿眼下只占衙门事务的一小部分。
管不了个体，难道不能管宏观吗？
格林斯潘调控美国经济，曾被誉为几近完美。
2000年科技泡沫破灭，01年“911”恐怖袭击，格老当机立断，大印钞票，于危机时刻，挽救了经济，挽救了小布什的共和党。
欢呼声未落，多余的流动性进入了房地产市场，酿成战后最大的泡沫以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我们去年货币政策的“适度松宽”，不亚于格老当年的放水，结果是楼市狂飙和CPI通胀。
这两天又讨论“退出”，商量如何扑灭自己点燃的大火。
折腾什么呢？
宏观调控的前提是准确预测经济走势，准确预见企业与个人对政策的反应。
此事之难，超过估算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
自然是无意识的和被动的，人却是主观能动的。
自然无可奈何地接受人类的破坏，人却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应对调控。
科学家尚不能预见阿斯旺高坝的后果，格老的失算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毕竟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他不是神。
面对市场的不可知，人要有敬畏之心，最好的政策是“清静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人不会停止研究经济，目的不是驾驭市场，而是顺应市场。
市场之“手”不可忽略
来源：
人民网-《国际金融报》（2010年4月6日）
在诸多经济学家看来，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大量投资、集中力量发展制造业，且忽略生产成本的发展模式正面临着巨大瓶颈。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目前我国已经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在上个月召开的两会中，低碳经济赫然成为了政协的一号提案，彰显了国家对“低碳”的重视。
在参加朗诗地产主办的绿色地产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论坛时，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就明确向外界表示，上述模式或许已经走不下去了。
“原因就是，政府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忽视环境成本等，但不可能永远这样。
当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后，随之就会对环境等方面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过去被忽视的环境成本现在也已显性化了，所以，相关企业不得不面对它。
”
怎么解决？
一个现实就是，大家普遍把希望放在了政府身上。
事实上，目前一提到环境问题、低碳目标或绿色时，外界的普遍印象就是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怎么做。
但这在许小年看来，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们似乎已经完全忘掉了市场可以在经济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他强调了何谓“绿色”。
他说：
“在这里讲的‘绿色’，应该是‘可持续绿色’的概念。
不是靠政府补贴的‘绿色’，靠政府补贴的绿色是不可持续的。
”在他看来，“可持续绿色”就是让绿色产品、低碳产品在市场上可以获得溢价，获得高出一般产品的价格，“比如某地产产品，其产品是消费者去看过的，同样区域的产品其售价比别人高，这样，老百姓就认识到了该产品的优势，他或许也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
进而对于企业来说，只有消费者付出更高价格，才可以源源不断地进行研发投入。
”
此外，许小年还分析了政府在低碳中的相关作用。
他认为，现在政府除制订标准外，还应调整价格。
“目前，我们国家能源价格太低了。
政府需要把电价放开，把水价放开，让其价格大幅度上升。
这样，这些稀缺资源可以让其在市场上进行充分的反映，并帮助到绿色产品获得更高的溢价。
同时，其可以为用户带来更大的节约。
”
出席论坛的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则认为，政府更重要的是管理带有方向性、国家战略性、公共性和公益性的事物，包括节能、减排等国家战略，及在节能建筑方面的具体标准，补贴、示范、引导、价值观训练等。
“但这些方面，政府也是仅限于此，而不是说政府派一个官员来企业，跟企业说应该怎么怎么做。
”
房价为何还会涨？
房价上涨的原因很简单，需求大于供给，或者供给小于需求。
影响需求的有长期因素，例如城镇化、婚龄人口的增加、收入的提高。
城镇化和人口的变化缓慢，收入的增长大致与GDP同步，即每年8%到10%，这三个长期因素都很重要，但不能解释房价在短期内的暴涨。
决定需求的短期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货币供应。
2009年广义货币M2增加了27.7%，同年名义GDP仅增长6.7%。
用通俗但并不严格的话讲，实体经济不需要那么多钱，多余的20个百分点的钱去哪里了？
楼市和股市。
就像给病人输血，一旦超过了身体的需要，必然会在脸上、腿上、臀上鼓起包来，经济学上称为“泡沫”。
多余的钱主要通过贷款进入楼市，不仅按揭容易借了，地产商的开发贷款不成问题，而且贷给工业企业的钱转化为企业的盈利和你的收入。
收入增加了，“温饱而思淫欲”，淫欲必有居所，购房需求于是上升。
请注意，增加的收入并不是企业和你创造的价值，而仅仅是央行印的一堆纸，经商业银行转交给了你。
反正纸上印了毛主席的像，用它就可买100元的东西。
随着贷款、钞票的泛滥成灾，地价、房价扶摇直上。
货币超发对购房需求的影响还有另一渠道，虽然是间接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直接效应，那就是通胀预期。
发了这么多的票子，通胀是早晚的事，百姓为防储蓄贬值，纷纷提出存款，购买实物资产。
能买到的实物资产除了黄金，就是房子，房价岂有不涨之理？
再看供给方。
对短期供给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2007年的宏观紧缩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对需求的下降和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地产商不得不缩小开发规模，导致09年的供应不足。
谁也没有料到，09年的货币供应会在几个月内放出天量，而房地产开发却需要时间，供给不可能立即跟上。
货币刺激的需求狂飙得不到满足，巨大的购买冲动全都宣泄到价格上。
有人说07年的宏观调控过急，力度过大，其实不然。
早在05、06年，经济已有过热征兆，那时就应适当紧缩。
决策层GDP挂帅，迟迟不动。
到07-08年之交，眼看CPI通胀奔着两位数去了，才慌忙投下猛药，不料08下半年赶上金融危机，于是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宏观调控之不靠谱，由此可见一斑。
因这事并非本文主题，不在这里展开讨论。
楼市如同股市，需求越旺盛，卖家越是惜售。
随着供应日趋紧张，开发商被拎出来当靶子，就像“看病贵”被归咎于医生收红包一样。
开发商为何捂盘？
道理和农民在歉收年囤粮完全相同——预期价格还会涨。
为什么看涨？
开发商算准了，在通胀的压力下，买房子是居民储蓄保值的最佳方法。
这就又回到了货币超发和通胀预期，通胀预期一方面刺激了需求，另一方面减少了供给。
决定房地产长期供给的最重要因素，当然是土地。
在现行政策下，土地供应已被封顶，“18亿亩”农地的红线成了名符其实的高压线，不能碰。
若死守这条红线，可开发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少，而人只会越来越多，居民自然想到，“房产永远是稀缺资源”。
在这条红线下，地产商忙着囤地，因为“土地将永远是稀缺资源”，日渐稀少的土地等于给房价上了保险。
买方、卖方都看涨的后果是什么？
房价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需求和供给分析清楚了，平抑房价的办法也就有了，无非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而调节供需的关键是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预期。
城镇化、人口和收入所引发的需求是自然的和健康的，不必调控，治理的重点是滥发货币造出来的虚假需求。
既然是货币惹的祸，“解铃还需系铃人”，央行收紧银根就是了。
银根一收，不仅贷款少了，而且通胀预期下降，居民买房保值的动机减弱，需求进一步降低。
当需求疲软时，开发商就要考虑停止捂盘，增加供应，因为明年的价格可能比今年低。
如果政府这时再宣布放弃“18亿亩红线”，增加土地供应，未来房价走低的可能性大增，就可以改变买、卖双方的价格预期，从而改变买、卖双方今天的行为。
居民不再着急购买，地产商却急着开发和出售，房价调头向下。
小结一下，平抑房价的政策是收紧货币供应和放开土地供应。
现在的政策是放开货币供应和收紧土地供应，整个搞反了，不出乱子才怪呢。
预测一下，改变现行政策的可能性有多大？
说实在的，不大。
谁愿意在这会儿收紧银根啊？
“来之不易”的经济反弹又掉下去怎么办？
今年还要保“八”呢。
要收银根就得放汇率，而汇率已上升到“国际阶级斗争”的高度上去了，谁动就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紧缩银根就要加息，加息会伤及股市，股民骂娘怎么办？
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世上哪有这样的事？
可世上到处都是这么想的人。
土地供应更是万万不能放，据说农地若少于18亿亩，就无法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这说法从未得到研究和数据的支持，我们说的是认真、客观、独立和负责的研究，而不是捉刀代笔或者揣测上意的报告。
在30年多年前的计划体制下，耕地比今天多（因城镇和工业占地少），人口比今天少，我们还不能保证粮食的供应，靠各种票证限制居民的食品消费。
1959到1961年间，那时的耕地更多，人口更少，全国却饿死了几千万人。
可见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是农业的生产效率，生产效率主要取决于制度，而不是耕地数量。
改革开放之后的1991年到2008年，我国小麦亩产增加了30%，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50%。
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完全有可能释放出部分农地，用于房地产开发而不致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
政府控制土地供应的真正原因是财政。
近年来各级政府大兴土木，扩招人员，导致开支激增而入不敷出，除了向银行贷款，就靠卖地收入弥补赤字。
开放土地供应意味着将土地所有权落实到农民个人，建立真正的土地一级市场，由市场配置土地。
地价高了，吸引更多的土地进入市场，供应增加，自动平抑价格。
在现行体制下，政府的控制不仅切断了价格和供应量的联系，而且由自身利益驱动，总是倾向于推高地价。
除了财政，土地也越来越多地连着官员的荷包，怎么放得开呢？
货币和土地政策不变，有无其他办法降低房价？
78家主营业务非地产的央企退出地产市场。
但是别忘了，16家主营地产的央企还在，相当于放走小舢板，留下巡洋舰。
国企频频拍出地王，因为有金融支持，因为不怕楼面卖不出地面价，亏了，有国家兜底。
这些造就地王的体制性原因，并未因78家的退出而改变。
此举或可稍降民怨，对地价影响实在有限。
改革土地招拍挂制度。
土地供应机制不变，供应总量不变，站着卖还是蹲着卖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对捂地的开发商“动真格儿的”。
问题是“真”到什么程度，房地产公认是“支柱产业”，“格儿”动得太真了，影响地产业的发展，对地方的财政税收和GDP都没好处。
投鼠忌器。
出台物业税。
这事儿议了好多年，一直出不来，猜猜谁手中的房产多，就知为什么出不来了?
还有什么招儿？
结论：
房价还得涨，尽管不会永远涨。
日本人的地产泡沫吹了四、五年，最终还是在1989年破了。
美国人的次按泡沫吹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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