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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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

“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

“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

提要

“登州海行入高丽道”是唐代重要的海上航道。

但在不同时期，其主要航线也不尽相同。

大致说来，前期主要从登州北部的蓬莱、黄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沿着贾耽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航线航行；后期则主要从登州南部的牟平、文登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横渡黄海，直抵韩半岛。

正是在登州通往朝鲜半岛主要航线变迁南移的形势下，赤山浦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新罗商人张保皋首选的在唐贸易最重要的联络地和中转站，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法华寺院。

关键词

登州航道

赤山法华院张保皋

登州是唐朝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主要通道之一，唐人贾耽所记述的当时中国通往“四夷”仅有的两条海路中，一条为“广州通海夷道”，另一条就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可见其在中国海交史上的重要地位。

但是，对于这样一条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虽然不少有关中韩（中朝）关系史以及中国通史、唐朝断代史的论著中都有所涉及，但大都不过是将《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贾耽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予以简要介绍[1]，其中着墨较多的有樊文礼：

《登州与唐代的海上交通》（载《海交史研究》1994年2期）和曹东升《唐代的东方门户——登州》（载《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两文；而有关张保皋在唐贸易中转站——赤山法华院的研究，则主要反映在有关中韩（中朝）关系史的论著中，其中着墨较多的有吴葆棠、文川：

《唐与新罗关系研究》（载《烟台大学学报》1990年3期）、刘希为：

《唐代新罗侨民在华社会活动的考述》（载《中国史研究》1993年3期）、陈尚胜：

《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载《历史研究》1996年1期）等。

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登州海行入高丽道”主要航线的变迁以及由此导致的张保皋在唐贸易的重要中转站——赤山法华院形成的一些情况。

一、“登州海行入高丽道”主要航线的变迁

唐代登州位于山东半岛东部，领有蓬莱（今属山东）、文登（今属山东）、牟平（今属山东）、黄（今山东龙口）4县，包括了今烟台、威海2市的绝大部分地区。

与它相邻的有莱州（治今山东莱州）、密州（治今山东诸城）、青州（治今山东青州）等州。

登州最初设置于唐高祖武德（618—626年）初年，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省废，地入莱州，武则天如意元年（629年）恢复。

所以在贞观元年至如意元年以前的65年间，史籍上所记载的莱州，应包括登州在内。

登州的州治，最初设在文登县，如意元年迁至牟平县，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又迁至蓬莱县。

登州界内的主要出海口，有“当中国往新罗、渤海过大路，正北微东至大海北岸都里镇五百二十里”[2]的州治蓬莱港；有位于黄县东北20余里的古大人城，此城为三国魏司马懿征辽东时，为运粮入海所筑，唐朝时“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3]；有“海东诸国朝贡必由此道”[4]的文登县，高宗时10万大军征百济，就是从文登县东部的成山（今属荣成）渡海；有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浦（今荣成市石岛镇），这里是新罗商船的重要中转站；有牟平县唐阳陶村，此处“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

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5]；此外，见于日本僧人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的，尚有卢山浦、青山浦、乳山浦、乳山西浦、乳山长淮浦、旦山浦、邵村浦、北海浦等等。

总之，登州三面环海，界内海岸线长达400多公里（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量得），随处都有可供船只停泊的出海口。

贾耽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航道，据《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的记载是：

“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按均在今山东长岛县庙岛群岛之内）三百里，北渡乌湖海（按今渤海海峡北部海面），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按今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二百里”。

由此顺辽东半岛东行，“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按今辽宁丹东附近鸭绿江入海口处）八百里”。

从这里分为南、北两道，南路沿朝鲜半岛航行，“过乌牧岛、贝江口（按今大同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按今长渊县长命镇）。

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到鸭绿江唐恩浦口（按此句有误，应为“鸭绿江千里至唐恩浦口”，唐恩浦口在今仁川南部的马山浦）。

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

此即“入高丽道”（渤海道从略）。

显然，这条航线是从登州北部的蓬莱港或古大人城出发向北航行的，它充分利用了庙岛群岛和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的近海海面航行，在造船术和航海技术尚不很发达的古代，这是一条较为安全可靠又方便的航线，因此它成为唐与高丽、百济和新罗早期以及日本海上交通的主要航线。

贞观十八年（644年）。

唐王朝准备第一次向高丽用兵时，太仆卿萧锐就上疏指出：

“海中古大人城，西去黄县二十三里，北至高丽四百七十里，地多甜（淡）水，山岛接连，贮纳军粮，此为尤便”[6]。

同年十一月，唐从水陆两路向高丽发起进攻，其中水路以刑部尚书张亮为统帅，率江、淮、岭、峡兵4万、长安、洛阳募士3000人，战舰500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7]。

由于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唐朝首次对高丽的用兵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唐太宗又接连不断地下令向高丽发动进攻：

贞观二十一年，以水、陆两路进击高丽，其中水路以牛敬达为主帅，李海岸副之，“发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入”[8]；贞观二十二年正月，以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裴行方副之，“将兵三万余人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以击高丽”[9]；同年四月，设置于登州（当时属莱州）北部海中的乌胡（即乌湖）镇将古神感“将兵浮海击高丽，遇高丽步骑五千，战于易山，破之。

其夜，高丽万余人袭神感船，神感设伏，又破之而还”[10]；七月，太宗又命江南造大船，遣陕州刺史孙伏伽、莱州刺史李道裕运粮及兵器贮于乌湖岛，“将欲大举以伐高丽”[11]，未行而太宗死去，遂暂罢辽东之役。

上述唐军渡海的出发点，史书分别记载为“莱州”、“东莱”、“乌胡镇”。

如上所述，从贞观元年到如意元年的65年间，登州并入莱州，所以这里的“莱州”、“东莱”，实际上指的都是登州，至少也应该包括登州在内。

乌胡镇则是登州的属地。

唐朝对朝鲜半岛的用兵，其时间次数远不及友好交往之长之多，然而规模却非常之大。

因此，抛开战争的性质不论，几次渡海入朝作战，实乃当时乃至整个中国航海史上的盛事。

战争是残酷的，但它也是短暂的，唐朝与朝鲜半岛诸国特别是新罗的交往，主要还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交往为主的。

据统计，高丽在唐总章元年（668年）亡国之前，共遣使来唐16次；百济在唐显庆五年（660年）亡国之前，共遣使来唐18次；而唐与新罗的交往终唐世为160次，其中新罗使至唐126次，唐使到新罗34次[12]。

高丽、百济和新罗前期与唐朝的政治往来，大约都是走的贾耽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航道。

“地多甜（淡）水，山岛接连”固然对战争期间的“贮纳军粮，此为尤便”，而在和平时期的友好交往中，对于过往船只补充淡水、避风休息，无疑也是“此为尤便”的。

但是，依照上述航道，对于航行韩半岛的百济、新罗来说，却是走了一大段的弯路。

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百济、高丽相继灭亡后，新罗成为朝鲜半岛唯一的政治中心，于是，从登州南部出发，横渡黄海，直抵韩半岛，就成为必然之势。

这样的航行虽然风险较大，却缩短了许多距离。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唐应新罗之请，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水陆大军10万进击百济。

八月，苏定方引兵“自成山济海”[13]，直趋韩半岛西部的熊津江口（今锦江口），与新罗联兵击灭了百济。

次年，百济旧部起兵反唐，唐高宗又发淄、青、莱、海诸州水师7000人，渡海增援唐军。

白江村一战，唐军大败前来增援百济的日本水师，从而占领百济全境。

乾封元年（666年），唐又出动水陆大军击高丽，经过两年的鏖战，终于在总章元年（668年）攻克平壤。

高丽灭亡。

唐也结束了对朝鲜半岛的用兵。

成山即今荣城市境内的成山头，唐军“自成山济海”，显然是直渡黄海，而没有走贾耽所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航道。

可见从唐高宗时起，“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主要航道就开始转移了。

除官方往来外，唐与朝鲜半岛诸国特别是新罗的民间贸易往来也很频繁。

对于民间贸易商来说，缩短航程和时间，就意味着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因此他们更敢于冒着风险，采取近距离的航行。

《宋高僧传》卷4《唐新罗国义湘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义湘和尚俗姓朴，鸡林府（按唐高宗龙朔元年，以新罗国为鸡林州大都督府）人。

“以总章二年（669年）附商船达登州岸，分卫到一信士家。

”信士一家“供给资缘”。

数年后，义湘在赴长安学成归国时，“复至文登县旧檀越（按即施主）家，谢其数稔供施。

便（慕）[募]商船，逡巡解缆。

”义湘在归国时“复至文登县旧檀越家”，说明他来唐时“附商船达登州岸”的“登州岸”就在文登县境内；而他在来唐时“附商船达登州岸”的文登县，归国时又在文登县“便（慕）[募]商船，逡巡解缆”，又说明早在唐前期，登州文登县一带就是新罗商船频繁往来贸易的重要通道。

到了唐朝后期，无论是官方的政治往来，还是民间的商业贸易，唐与新罗交通的主要航线都已从登州北部转移到了南部。

唐代宗大历初年，新罗王宪英卒，子乾运立，代宗以归崇敬充吊祭、册立新罗使。

“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

舟人请以小艇载崇敬避祸，崇敬曰‘舟中凡数十百人，我何独济’？

逡巡，波涛稍息，竟免为害”[14]。

从归崇敬与海浪搏斗的情况看，他走的似乎是由登州南部直达韩半岛的航线，因为这种“波涛迅急”的巨浪，更多地出现于黄海的“中流”。

当然，渤海“中流”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此，如果说这条史料尚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圆仁在登州文登县所属的赤山法华院中，遇到了“大唐天子差入新罗慰问新即位王之使青州兵马使吴子陈、崔副使、王判官等卅余人”（第63页）；大中元年（847年），在他返国途中，又“闻入新罗告哀兼予祭册立等副使试太子通事舍人赐绯鱼袋金筒中、判官王朴等到当州（按即登州）牟平县南界乳山浦，上船过海”（第199页）；以及他在赤山法华院时，“闻张大使（按即张保皋）交关船二只到旦山浦（按或作赤山浦）”（第63页）等等，则完全可以说明，唐与朝鲜半岛交通的主要航线已从登州北部的蓬莱、黄县一带转移到了南部的牟平、文登一带。

贾耽虽然是唐朝后期时（唐德宗时）人，但其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航道，似乎只是高丽国灭亡以前的情况，随着高丽的灭亡和新罗成为朝鲜半岛唯一的政治中心，这条航线也就不再成为唐（即登州）与新罗海上交通的主航线了。

二、张保皋在唐贸易的中转站——赤山法华院的形成

说到登州与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当然不能不提到新罗商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朝鲜民族是一个善于经商和航海的民族。

唐朝时期，他们组建了一支支船队，往返于新罗、唐朝、日本之间以及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形成了北起登州、莱州，南至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苏州、明州（今浙江宁波），东到朝鲜半岛、日本的商业网络。

而在众多的新罗船队中，以张保皋的船队最为庞大和著名。

张保皋原名弓福，籍贯不明，少年入唐，曾任唐徐州武宁军小将，以善战著称。

归国后，被新罗王任命为清海镇（今韩国莞岛邑）大使，时在公元828年。

之后，他便以清海镇为中心，致力于发展唐、罗、日三国贸易，并成为新罗最著名的海运贸易家。

他在登州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建造了一座著名的佛教寺院——法华院，以保佑自己事业的兴旺发达和给生活在这里的新罗人进行佛事活动提供方便。

经考证，赤山法华院位于今山东省荣城市石岛镇的西车村[15]。

据唐文宗开成年间（

836—840年）经由此地的日本僧人圆仁讲，该院有僧侣40余人，寺院庄田年收米500石。

可见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佛教寺院。

新罗商人出资在唐境建造寺院，并不止张保皋一人。

唐末昭宗时，新罗商人金清即捐资在今文登与牟平交界的昆嵛山麓建造了一座无染寺院[16]。

据民国《牟平县志》卷9著录的《唐光化四年无染院碑》碑文云：

“鸡林金清押衙，家别扶桑，身来青社，货游鄞水，心向金田。

舍青凫择郢匠之工，凿白石竖石竺乾之塔。

”“光化四年”即公元901年；“青社”泛指齐地，这里当指登州牟平、文登一带，这从金清在此地捐资建寺可以得到证实；“鄞水”即今甬江，在鄞县（宁波）界内。

即金清是从新罗（鸡林）来到唐朝，“货游”于登州至明州一带的，他在致富后，捐资修建了无染寺院。

昆嵛山是胶东地区最富盛名的山脉，著名的道教全真派就是在这里兴起的，金清捐资在这里建造寺院，正体现了“天下名山僧居七”的说法。

赤山（今称斥山）则不同，这是一座非常普通很不起眼的小山，只是因为上面建了一座法华寺院，它才有了些名气（按唐代法华院毁于唐武宗会昌毁佛时，为加深中韩、中日友好关系，1989年在原址上重建）。

那么，张保皋为何要将法华院修建在赤山呢？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是他在唐贸易最重要的联络地和中转站，即张保皋看中的并不是赤山，而是赤山脚下的港湾——赤山浦，今石岛湾。

如上所述，从唐高宗时起，唐与朝鲜半岛交通的主要航线便开始由登州北部的蓬莱、黄县向南部的牟平、文登一带转移，而作为文登县属地的赤山浦（今石岛湾），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条件（见图[17]），成为南航线的重要起点。

赤山浦（今石岛湾）示意图

荣成（唐属文登县）位置示意图

如图所示，赤山浦（今石岛湾）东、南两面濒临黄海，西、北两面与大陆相连，东部又有莫邪岛作为它的屏障，是一个天然的优良港湾。

孙中山曾设想将石岛与上海、广州建成中国三大港口。

如今，石岛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渔港和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从赤山浦出发渡海到新罗，一般只需三、四日的航程，据圆仁的记录：

大中元年“九月二日午时，从赤（山）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向正东行一日一夜，至三日平明，向东望见新罗国西面之山。

风变正北，侧帆向东南行一日一夜，至四日晚，向东见山岛段段而接连。

问梢公等，乃云：

‘是新罗国西熊州西界。

’”（第202页）赤山浦到登州、莱州以及南方的扬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明州（今浙江宁波）等地的交通也十分便利，圆仁在赤山居住期间，就听到或看到了不少由上述地区来往于这里的船只。

虽然我们对赤山浦成为登州南部重要出海口的具体时间尚不很清楚。

不过，在张保皋开始经营他的海上王国时（即公元828年，唐文宗太和二年前后），这里大概已经是重要的出海口了，也正因为如此，张保皋才将这里作为自己在唐贸易最重要的联络地和中转站，并将保佑自己事业兴旺发达的法华寺院建造在这里。

张保皋与赤山的密切关系，除体现在他在这里建造了法华寺院外，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有多处反映。

如前面提到的开成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圆仁在赤山法华院

“闻张大使交关船二只到旦山浦（按或作赤山浦）”（第63页）；二十八日“夜头，张宝高（按即张保皋）遣大唐卖物使崔（晕）兵马（司）[使]来寺问慰”（第63页）；圆仁在致张保皋对其帮助的感谢信中，称自己在“求法已后，却归赤山，从清海镇转向本国”（第80页）等等，这些记载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张保皋与赤山之间的密切关系。

而张保皋在赤山一带的经营，则进一步扩大了赤山浦作为唐、罗、日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港口的规模和影响。

张保皋在赤山修建法华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里聚居着大量的新罗人口，即张保皋要为他们进行佛事活动提供方便。

登州地区是唐代新罗人口最集中聚居的地区之一[18]，圆仁在开成四年（839年）四月到达牟平县唐阳陶村西南的邵村浦时，便有“新罗人乘小船来”（第55页），邵村勾当王训“专勾当”外国人住留之事（第57页）；到达乳山浦时，又有“新罗人卅余骑马乘驴来，云：

‘押衙潮落拟来相看，所以先来候迎’”（第56页）。

说明邵村浦和乳山浦一带都有不少新罗人居住。

当然，新罗人最集中居住的社区，还是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十四、十五日，圆仁曾参加了赤山法华寺院的两场讲经活动，“集会男女，昨日二百五十人，今日二百来人”（第76页）。

由于“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总是新罗人”（第72页），故有学者认为“仅从到赤山法华院做法会的新罗人观察，赤山新罗村的侨民就接近五百人的规模”。

并通过对勾当新罗所“押衙”一职的分析，认为这里的押衙“可能就是唐代文献中的‘押官’。

根据唐朝制度，‘凡诸军事镇人，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

’”所以

“由‘押官’级别的官员来管理当地的新罗人户是合乎制度的”[19]。

按这个估计数字似乎有点保守。

首先，前来寺院听讲，不可能是举家出动，也不可能是每家都来，当然也不可能来者全部都是赤山村的新罗侨民，附近村社必定也有一些人前来听讲。

假定参加这两天集会活动的新罗人占到了赤山村一带新罗侨民总数的二分之一，那么这一带新罗侨民的总数也在近千人。

从圆仁的记载看，他在法华院居住期间，时时处处都在同当地的新罗人接触。

如“赴新罗人王长文请，到彼宅里吃斋”（第72页）；“依新罗僧常寂请，往刘村。

……于此有新罗人王宪”（第79页）等等。

其次，“押衙”是唐代藩镇中最常见的武职之一，胡三省云：

“押牙（按牙同于衙）者，尽管节度使牙内之事”[20]；唐代金吾将军邢济则言：

“我金吾，天子押衙。

”[21]

可见其在使府军将中地位甚高，有保卫节帅之作用，与唐代文献中的“押官”并无多少关系。

到后来，押衙用作带职、兼官的情况十分普遍，如押衙兼兵马使、兼都虞侯、兼孔目官、兼外镇军将等等，实际上已经阶官化[22]。

而且不仅藩镇（节度使）有大量的押衙，就是州府中也有不少的押衙。

作为阶官化的押衙，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职能。

张詠以

“当州（按即登州）军事押衙”的职衔“勾当新罗使”（第77页），显然这里的“军事押衙”也是一个阶官，“勾当新罗使”（使职差遣）才是他真正的职责。

至于《唐光化四年无染院碑》碑文中所提到的“鸡林金清押衙”，清人早已指出其“以蕃人入仕中土，为押衙，盖亦以资进耳”，[23]

即亦不过是用钱买的一个阶官而已。

因此也就不存在“由‘押官’级别的官员来管理”赤山新罗村“接近五百人的规模”的新罗侨民人户“是合乎制度的”的问题了。

唐朝时期，新罗居民已普遍信仰佛教，为了给居住在赤山一带的新罗人进行佛事活动提供方便，张保皋遂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法华寺院，从而为古代中、韩、日三国友好往来的历史画面中，描上了重重的一笔。

综上所述，作为唐朝沿海州郡的登州地区，这里虽曾一度充当过唐朝对朝鲜半岛诸国军事进攻的桥头堡，但它更主要和长期的是起到了唐朝与朝鲜半岛诸国特别是新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友好往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张保皋则是致力于罗唐友好关系的卓越贡献者，他同唐政府一起，制止了经由登州地区的新罗人口买卖活动，发展了通过登州地区的唐罗经济文化交流，1989年在唐代遗址上重建的法华寺，已成为中韩、中日友好关系的重要象征。

TheChangeof“theShippingRoutefromDengzhoutoKoryo”and

theFormationoftheFahuaTemple

[Abstract]“TheshippingroutefromDengzhou

toKoryo”wasanimportantsea-laneintheTangdynasty.However,

themainchannelvariedwiththedifferentperiods.Generally

speaking,thesea-laneintheformerperiodstartedofffrom

PenglaiatnorthenDengzhou,theseaportinHuangxiancounty,and

thentook“theshippingroutefromDengzhoutoKoryo”recordedby

JiaDan;inthelatterperiod,itstretchedfromMupingatsoutern

Dengzhou,theseaportinWendengcounty,thenacrossHuanghaiSea,

andfinnallytotheKoreapenisula.Itwasunderthecircumstances,

iethechanged,south-movingmainchannelfromDengzhoutothe

Koreapenisula,thattheChishanport,becauseofitssuperb

localityandtransportfacilities,becamethemostimportant

commercialtransferstationbetweenTangandKoreaforZhang

Baogao,aSillabusinessman,andthusaFahuatemplewasbuilt

here.[1]

见各种中国通史隋唐史部分、隋唐五代断代史及有关中韩（中朝）关系史方面的论著。

[2]《元和郡县图志》卷11，《登州》。

[3]《元和郡县图志》卷11，《登州》。

[4]《太平寰宇记》卷20，《登州》。

[5]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第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以下凡出自本书的史料，均只注明页数。

[6]《册府元龟》卷489，《邦计部·漕运》。

[7]《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八年十一月。

[8]《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三月。

[9]《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二年正月。

[10]《资治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二年四月。

[11]《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

[12]

以上数字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门》及杨昭全《唐与新罗之关系》一文（载《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统计。

[13]《资治通鉴》卷200，显庆五年八月。

[14]《旧唐书》卷149，《归崇敬传》。

[15]

见田正祥：

《圆仁三赴赤山》，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

[16]

关于无染寺院的地址，见刘永智：

《中朝关系史研究》第20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17]按本图图绘制。

[18]

参见刘希为：

《唐代新罗侨民在华社会活动的考述》，载《中国史研究》1993年3期；陈尚胜：

《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1期。

[19]前揭陈尚胜：

《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

[20]《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六载十二月胡注。

[21]《旧唐书》卷95，《惠文太子范传》。

[22]

参见张国刚：

《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载《学术月刊》1989年5期。

[23]

前引民国《牟平县志》卷9，《唐光化四年无染院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