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保存在中国古典文论中一直难以找到一个可以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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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保存在中国古典文论中一直难以找到一个可以与
【自动保存】在中国古典文论中，一直难以找到一个可以与...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一直难以找到一个可以与“文学”①相对应的语词，而关键的问题不是对“文学”字面意义的寻找，而是如何理解文学的本质意义？
如果承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语言理应成为衡量文学的主要标准，语言问题是文学的核心问题。
“直言曰言，修辞曰文”，②当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懂得对直白的语言形式（言）进行自觉的文饰和美化（文）的时候，就意味着文学意识的觉醒。
“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文心雕龙·原道》），文言的成熟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历史事件。
从本质上说，文言是最接近文学意义的语词，文言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语言材料，古典文学实质上是一种文言文学，③因此研究古典文学就不能不研究文言的发生发展，文言的体系性成熟是古典文学繁荣的重要条件。
春秋时代，文言实现了从旧体文言到新体文言的历史跨越，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新的格局与气象。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随着新体文言的成熟，讲求辞采，崇尚辞令，渐成时代之风尚；适应礼乐文化之需要，《诗经》在春秋中叶结集，《春秋》绝笔，纲举目张，《左传》《国语》，步其踵武，记事记言，成史家之大观，孔子为《乾》《坤》二卦作《文言》，为后世文章立范；士人们雅好辞章，以“行人”为代表的文人集团形成，“立言”也成为春秋贵族“三不朽”精神追求的重要内容；一种以《文言》和《国风》为代表语体清新形式活泼的表现风格，渐渐替代了《尚书》的古奥典雅和颂体的凝重迟缓；《易》之“象”、《诗》之“比兴”、《春秋》之“笔法”成为文言表现的基本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
因此春秋时代不仅仅是文学的滥觞，而是文学的成熟，不是文学的自在，而是文学的自觉了。
一、春秋时代“新体文言”的产生及文学变革
文学的核心问题是语言问题，因此对认识文学必须从认识语言开始。
《新约·约翰福音》谓：
“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言就是神。
”这话的意思是语言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根本性存在。
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们正是从这里推导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命题，“唯语言才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
作为说话者，人才是人。
……语言是最切近人的本质的，触处可见语言。
”④海德格尔认为语言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占用”的深刻关系，一方面，语言占用人而在人的言说中实现自身，另一方面，人也占用语言而在对言说的聆听中体验到存在的意义。
中国古典哲学也表达了相同的理论见解：
《易传·说卦》谓：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谷梁传》谓：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
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
”神性就是叙述宇宙与世界的秘密，人如果不能言说，则失去了人的本质属性。
而真正的言说又是非常困难的，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因此人类必须调动一切象征的艺术的手段去揭示世界的神秘，反映深刻的心灵体验。
因此我们的语言无论是质朴还是雕琢，本质上都是“文”的，是文言。
文学的历史，也即文言的历史，因为文学是以对语言文饰为特征的。
文，即文饰，文言的原始意义是对语言的修饰，应该说对语言的修饰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
壬子卜，〔贞〕：
亡〔祸？
宁？
〕癸丑卜，贞：
今夕，亡祸？
宁？
甲寅卜，贞：
今夕，亡祸？
宁？
乙卯卜，贞：
今夕，亡祸？
宁？
丙辰卜，今夕，亡祸？
宁？
（《甲骨缀合新编》466）
癸卯卜，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
（郭沫若《卜辞通纂》第368页）
己巳王卜贞：
（今）风商受（年）？
王占曰：
吉。
东土受年？
吉。
南土受年？
吉。
西土受年？
吉。
北土受年？
吉。
（郭沫若《殷契粹编》907）
从以上诸例中，可以看出甲骨中已经有形式整齐的文辞格式：
“今夕，亡祸？
宁？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
”“东土受年？
吉。
南土受年？
吉。
西土受年？
吉。
北土受年？
吉。
”已经有了整齐的排比句式，不一而足的询问语气，节奏鲜明的韵律，很显然殷商巫师们已经刻意地在修辞炼句，使得卜辞一方面承担着指示未来的宗教功能，一方面又表现出修炼辞采的艺术效果。
这类卜辞中有着相对整齐的结构形式，积极的修辞方法的运用，已经不是普通的未加雕琢的口语，而是经过锤炼文饰的“文言”。
周人制礼作乐，崇尚文德，以修饰文辞为美。
《周礼·秋官》谓“大行人”之职：
“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
岁遍存，三岁遍頫，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协辞命”，就是整饬语言，协调文辞，即是文言，即是修辞。
《诗经·大雅·板》：
“辞之辑矣，民之洽矣。
辞之怡矣，民之莫矣。
”依郑笺解：
辑为“和”，洽为“合”；怡为“悦”，莫为“定”。
意谓辞命和乐，则百姓融合；辞命愉悦，则百姓安定。
而要实现辞之“辑”辞之“怡”，就必须修辞。
文言的发生经历了漫长而悠久的历史，而文言的历史也有新旧之分，《尚书》诰誓、甲骨卜辞、商周早期青铜铭文等都属于旧体文言，而“新文言”和新体文言文学却是春秋时代成熟和完成的。
吕叔湘先生认为语言有“口语”与“笔语”之分，⑤口语是声音的，笔语是文字的，由于笔语依赖于文字的表达，因此笔语的阅读只能在一部分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士之间进行，因此需要更多的修饰手段。
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口语到笔语的历史。
文言是属于笔语的，但是在汉语史上“笔语”，也有新旧之分。
虽然殷人已经“有册有典”（《尚书·多士》），但是早期的文字载体主要还是青铜、甲骨，文字符号或刻于龟甲，或勒于金石，耗时耗力，使得笔语的表达，古奥而艰涩，表现的空间受到限制，其文体的成长也粗略而原始，从而延缓了文言文学的发展进程。
而随着宗周东迁，王室衰微，王官之学散在布衣，昔日的王室巫史进入城邦平民阶层，他们已不可能拥有以青铜为载体的传承文化的条件，而广泛地使用竹简方册逐渐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
虽然从物质上说，竹简木板没有金属的青铜珍贵，易于腐朽，不易留存，但是却简单易得，书写方便，分布广泛，适于普及，竹简的广泛使用使得文字有了更广泛的展示空间，思想的表达渐趋繁复，情感的抒发更趋细密，以新的语体新的文言形式表情达意的条件渐趋成熟。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这一时期语言风格的变革和新的语体形式的建立。
郭沫若很早就注意到了春秋时期的“新文言”的成熟与语言变革，称其为“春秋时代的五四运动”。
⑥
春秋时代的文学固然发生了从以世族为核心的贵族文学向城邦士人集团为主的城邦平民文学的转变，而在文学形式上核心的问题是语言问题。
郭沫若讲的“文言”是春秋时期流行的“新文言”，是有别于以《尚书》为代表的古体文言的。
刘勰说：
“《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
”（《文心雕龙·宗经》）《书》之所以“训诂茫昧”，主要还是《尚书》使用的古体文言，而“通乎尔雅”，正是以新体文言诠释古体文言，从而实现“文意晓然”的形式转变。
春秋时期的新文言以其灵活自由的结构形式，婉而成章的审美形式，层次清晰的逻辑意脉，为春秋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把中国文学带入了一个新天地，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一次质的飞跃。
《尚书》体的古体文言语言简奥朴素，不尚修饰，修辞方法的运用相对简单，句式古拙，较少变化，罕用“之乎者也”之类的语助词。
比起商周以来的古体文言，春秋时期的“新文言”呈现出的显著特征是：
表现方法自由灵活，风格华美；善于修饰，修辞手段广泛应用；语言鲜活生动，典雅蕴藉；语句形式多变，骈散结合，语助词普遍使用等。
《周易》经传的文字有很大差别，《易经》的文句除了“之”“若（如）”等少数用例，没有其它语末助词，而“《易传》在句末共用了936个'也’，68个'矣’，还有'乎’'哉’等”，⑦这一事实反映了新旧文言的特征：
《易经》是西周文字，故罕用语尾助词，而《易传》则是典范的春秋文言形式，所以多用语尾助词，整个文风也由此变得自由灵活。
《尚书》的文字“佶屈聱牙”，其实质是《尚书》的语言属于古体文言，除《尚书》外，其它经典都不曾有这样的批评，原因是《尚书》是古体文言的代表作品，而其它经典都是用新体文言写作的。
司马迁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史记》引用《尚书》的文献时，用春秋以来的新文言作了训诂。
例如《尚书·尧典》有这样的记载：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
寅宾出日，平秩东作。
”而《史记·五帝本纪》则作：
“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
敬道日出，便程东作。
”
这里的“钦若”与“敬顺”，“历象”与“数法”，“嵎夷”与“郁夷”，“寅宾”与“敬道”之间可以相互对译，正是古体文言与新体文言之间的关系。
《孟子·万章上》记载了两则故事，一则是舜之父母与其弟象，合谋诓舜；一则是校人欺骗子产，问题的核心不是两则故事的政治意味，而是其中保存的语言事实：
万章曰：
“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
使浚井，出，从而掩之。
象曰：
'谟盖都君咸我绩。
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
’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
象曰：
'郁陶思君尔。
’忸怩。
舜曰：
'唯兹臣庶，汝其于予治。
’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
”曰：
“奚而不知也？
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曰：
“然则舜伪喜者与？
”曰：
“否。
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
校人烹之，反命曰：
'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
’子产曰：
'得其所哉！
得其所哉！
’校人出，曰：
'孰谓子产智？
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
得其所哉！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
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
奚伪焉？
”
同是口语，古文言记载，象的语言是：
“谟盖都君咸我绩。
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
”舜的语言是：
“唯兹臣庶，汝其于予治。
”而春秋时期的新体文言记载，校人曰：
“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
”子产曰：
“得其所哉！
得其所哉！
”两相比较，很明显看出古体文言所记录的口语古奥而简括，判断句中只是实词，不以“者、也”之类的助词作判断标志；而春秋时期的新体文言则自由而灵活，多用叠字状物抒情，多用语尾助词，意义表达明白晓畅，这正反映出春秋时代语言变革前后的文言变化的事实。
《诗经》的语言更能反映出新旧文言变革的事实，颂体诗篇基本上保留了青铜韵语的古奥庄重的特点，而风雅诗篇则带有新体文言的灵动清新的艺术风格，其中《国风》与《小雅》的篇章尤其如此。
同是描写田野劳作，《周颂·噫嘻》作“噫嘻成王，既昭假尔。
率时农夫，播厥百谷。
骏发尔私，终三十里。
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语句简奥，风格古朴，举止恭谨，与青铜铭文凝重庄敬颇为类似；而在《周南·芣苢》里则是“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之”，语词简单，风格明快，此唱彼和，相互应答，洋溢着田野劳作的欢快和清新。
同是叙述民族的起源，同是歌咏民族的图腾——凤凰，《商颂·玄鸟》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不仅把凤凰称为玄鸟，其基本风格也是古体文言的，厚朴而持重；《大雅·卷阿》是“凤凰鸣矣，于彼高冈。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菶菶萋萋，雍雍喈喈”，或反复使用“矣”这样的口语助词，或用叠字状物，或以象声词拟音，代表着典范的新体文言风格；而到了《左传》则是“凤皇于飞，和鸣锵锵。
有妫之后，将育于姜。
五世其昌，并于正卿。
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文字更通俗更概括，更代表了春秋时代的语言风格。
在《国风》里口语入诗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反映着春秋新体文言的活泼与灵动。
例如《郑风·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蕑兮。
女曰：
'观乎？
’士曰：
'既且。
’'且往观乎！
洧之外，询吁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这是体现春秋时代新体文言的典型作品，不仅语言形式上打破了青铜韵语留给《诗经》的四字为主的句式，而是三言、四言、五言的多种句式的灵活运用，而且整个诗篇的主体是对话，怀春的少女，手持兰花，诚邀自己心爱的男儿去溱洧河边赏春观景：
“一起去看看吧？
”男儿委婉推辞：
“已经去过了。
”可是少女却执意邀请：
“再去一趟吧！
”并真诚地描述着溱洧河边盛大的欢乐场面。
以这样平白的口语入诗，是旧体文言中很难见到的，体现着新的文言的语言变革与美学追求。
而《郑风》和《齐风》中有两首“鸡鸣”起兴的诗篇，更有意味。
两首诗都写的是夫妻之间早晨起床时的对话，妻子唤丈夫起床，“女曰鸡鸣”，郑国的丈夫却说“天还没亮呢”（昧旦），而齐国的丈夫则说是“不是鸡啼，是苍蝇的嗡嗡声”（匪鸡鸣矣，苍蝇之声）。
一问一答描述着世俗生活的平凡场景，语言革新中也可以看到士大夫精神面貌的变化：
不再是“颠之倒之，自公召之”的紧张和慌乱，而是安于日常生活的慵懒与自适。
口语化的倾向直接影响到春秋新的文言形式的形成，带给春秋文学以活泼的自由的审美特征。
春秋时代的语言变革的意义在于：
首先是完成了从以《尚书》为代表的古体文言向新体文言的转变，建立起中国文学新的语体形式；其次是一种新的清新明快的语言风格替代了古奥艰涩的语言风格，多种修辞手段的运用建构起新的审美风格；三是形成了关于建言修辞的新的理论体系，而“文言”理论本质上就是文学理论。
春秋时期的新文言的建立，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变，为中国文学的真正成熟开辟了道路，催生了中国文学的新的精神和新的美学风貌，中国文学的主体正是以新体文言的形式实现的。
二、孔门“言语”与春秋时代“建言修辞”的风尚
虽然春秋时代“新体文言”的产生越来越表现出平白畅达的特征，甚至于口语也融入“新体文言”。
但是应该认识到“新体文言”本质上是一种书面语言，是主要借助文字传播的语体文，所谓“口语”也是经过文饰过的雅化口语。
“由于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使得'文’与'语’可以分离，这样，中国的文学思维便能脱离语言独自利用文字符号进行思维，即文字成为中国文学思维的独立材料，遂使中国文学得以脱离口语独生'文言’一体。
”⑧中国语言文学的这一特征，使得语言不仅有历时性的“古、今之别”，也有共时性的“语、文之分”，正因为有了“语”与“文”的差别，在表达上仅仅掌握“语”（语言）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关于“文”（文言）的创作能力，这种能力在孔门四科中属于“言语”。
《论语·先进》谓：
“德行：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
宰我、子贡；政事：
冉有、季路；文学：
子游、子夏。
”在孔门四科中“言语”紧承“德行”，足见其意义之重要。
关于“言语”一科的内容，孔子语焉不详，倒是孟子说出了“言语”的具体内容。
《孟子·公孙丑上》云：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
孔子兼之，曰：
'我于辞命则不能也。
’”据此，则孔门“言语”可分为说辞、言德行、辞命等内容。
孔门的“四科”中的“言语”的意义却绝不是日常性的一般语言，而是指经过修辞与文饰的“文言”，如果仅仅是一般性的语言能力就不需要特殊的培养与学习了，孔子也不必要自谦“我于辞命则不能”了。
孔门“言语”是一种修辞能力，是灵活通变的语言应用能力，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学创作能力。
孔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德行”与“文学”讲的是修养，一为道德修养，一为知识修养；“言语”与“政事”讲的是能力，一为修辞与语言运用的能力，一为治国安民的政治能力。
宋代真德秀《论语集编》卷六引程子语：
“或问四科之目何也？
曰：
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
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
”⑨所谓“文学”是指诗书礼乐的知识教养，⑩而“言语”是这种“文学”能力的运用。
孔子说：
“不学诗，无以言”，对诗的知识（文学）的学习，服务于“言”（言语）的应用目的，“言语”是春秋士人的一项基本能力，所以孔子才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门“四科”中的“文学”（知识、教养）与“言语”构成了与现代意义大致相同的文学理解。
按照《孟子》的解释，“言语”分为“说辞”“言德行”“辞命”三类。
“说辞”即是春秋政治、外交及社会生活中的语言表达能力。
清代学者或以“辞”为“分争之辞”的讼辞，或以为“有说以告人”的说辞，（11）其实两者都是说辞的发源，而一旦说辞成为一种能力，就不仅是简单地用于诉讼，或是辩说，而是在政治外交及社会生活中全面的语言表达能力。
“言德行”是阐述“道”的理论性语言。
宋人真德秀把“德行”理解为“潜心体道”，则“言德行”即是“潜心体道”的论述，孔子《文言》《系辞》都是“言德行”的文字，后来的诸子哲学著作也都由“言德行”发展而来。
“辞命”则是具体的多种文体创作能力。
《诗经·风·定之方中》毛传谓：
“建国必卜之。
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
”这里的“九能”被后来学者解释成典型的“辞命”，其实“命龟”“施命”“器铭”“造命”“赋”“誓”“说”“诔”“语”之类，正是周人重大政治生活中的九种应用文体，对后世文体的成熟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辞命”是一种文学创作能力。
从这里可以看出，“言语”是涉及政治、外交、宗教、祭祀等广泛社会生活，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多种学科的语言运用能力。
“言语”列为孔门四科之一，意味着春秋时代的“言语”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知识，而这种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培养是需要专业化的教育和职业化的训练的。
这使得文言成为一种知识阶层使用的一种独特的语体形式，“文人”这一阶层的含义是文言阅读与文言表达的群体，正如何怀宏先生所云：
“如果说西方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当'武化’的封建社会，而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封建社会已经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那么在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社会中，文化因素对社会等级分层的作用来看就更加重要和明显了。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
社会实际上由一种'血而优则仕’转变成一种'学而优则仕’了，而由于'学’有文学和德行两方面的含义，德行又难于作为一种客观和普遍化的标准，所以到后期甚至变为一种'诗而优则仕’'文而优则仕’了。
由一些以诗文'进阶’的人们来治理国家，这确实是世界史上一个相当奇特的现象。
”（12）
春秋时代经历的从武化向文化、从世族到士族的转型，一个重要倾向是人们普遍的文言意识和言语能力，一个注重诗书礼乐修养追求“建言修辞”的士人集团走向历史舞台。
依照顾颉刚的见解，士的原始意义是“武士”，（13）而周人“崇文尚德”，“济济多士，秉文之德”（《诗经·周颂·清庙》），士人阶层渐渐脱离“赳赳武夫”的威严面貌，而转入修养诗书耻以力闻的新的文士集团。
以新体文言为主的礼乐经典成为造士的新手段：
大司乐：
……以乐德教国子：
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
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
《云门》《大卷》《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
（《周礼·春官·大司乐》）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
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礼记·王制》）
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
（《礼记·文王世子》）
在周代贵族子弟的教育中越来越多地融进了礼乐经典的内容，成为造就和遴选人才的主要手段。
应该指出的是，春秋时代正是以《诗经》为代表的礼乐经典结集的时期，因此士人从武士到文士的真正完成是春秋时代完成的。
《诗》《书》《礼》《乐》属于孔门四科中的“文学”，即“文章博学”，而“文学”教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适应表达与创作的“言语”的需要。
春秋士人将“立言”作为“不朽”的理想追求，即鲁叔孙豹提出的“三不朽”的思想原则，所谓“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人类不能做到物质的不朽，却可以通过道德、功业、言语等精神的形式实现生命的延续与不朽。
必须强调的是，所谓“立言”的“言”，主要是指文言，因此文言能力越来越成为一种专门的能力，成为一种专门化的知识。
晋公子重耳逃亡路上，秦穆公举行盛大宴请，子犯自谦“吾不如衰（赵衰）之文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文”是一种赋诗言志的文言能力。
《国语·楚语下》记楚之观射父“能作训词”，是善于辞命的人才。
而春秋时代的“行人”这一阶层的出现，更是具有文化意义的历史事件。
《周礼·秋官》中对行人组织机构、人员分配、职责使命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行人负责诸侯交通、外交往来，根据礼节有大行人与小行人之分，而围绕着这一职掌尚有司仪、行夫、环人、象胥、掌客、掌讶、掌交、掌察、掌货贿、朝大夫等等，分工严格而细密。
而这些职务里有一个重要的职能是外交应对的言语能力，即文言能力。
行人承担着穿梭于城邦诸国之间，斡旋于各种复杂的政治局面里的政治使命，锻炼文采，修饰辞令，成为春秋时代的风尚。
行人带去了不同邦国的政治要求与礼仪风俗，而委婉优美的辞令也显示着行人的文明教养。
春秋辞令显现的不仅仅是语言与文学的成熟，也显示着这个时代的人格风采，推进着以文言为代表的精神风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春秋时代是一个讲求辞令的时代，文言走向全面的社会生活。
赋诗言志，唇齿留香；行人辞命，情采飞扬；君臣应答，文雅风流，新体文言的理论和创作走向了全面的成熟与繁荣。
刘勰说：
“陶钧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
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
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
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
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
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金科之玉律。
”（《文心雕龙·征圣》）依照刘勰的见解，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孔子为文言立范，文言的创作与理论有了新的格局与气象；一方面是以子产为代表的春秋文士集团在社会生活中把辞令推向全面的社会实践；而以“文以足言”为标志，代表着文言理论的体系性成熟。
正缘于此，刘勰以“组织辞令”（《文心雕龙·原道》）“建言修辞”（《文心雕龙·宗经》）来概括春秋时代的尚言风尚。
三、春秋辞令创作与文学形式的全面成熟
“辞”或谓“辞命”、“辞令”。
我们不应该把辞令或辞命仅仅理解为春秋时代行人往来间独特的外交语言，而应将它视为春秋时代一种普遍的文学创作现象，“辞”是春秋时代的经典的文学样式，是春秋时人对文学作品的独特称谓。
“辞”的基本意义有二：
一是文辞的，即文学的文本意义。
“辞者，心之所表也”，（14）与诗歌、音乐一样，古代思想家们也把“辞”看成是源于心灵的产物，而这里的“辞”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言说，而是一种经过文饰的艺术语言，是文辞。
《荀子·正名》云：
“辞合于说”，杨倞注曰“成文为辞”。
文辞是一个广泛的文化现象，《易传·系辞上》谓“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对此刘勰解释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文心雕龙·原道》）。
一切自觉的修饰的言说“道”、言说神秘、言说神圣的语言都可以称作“辞”。
“辞”相当于文学的文本，是文学作品的代称。
二是修辞的，即文学创作的创作意义。
《易传·文言》谓：
“修辞立其诚”，修辞是自觉的文学创作活动。
修辞即是《周礼·秋官》所说的“谕言语，协辞命”，而要做到文辞表达的和谐流畅，取得“辞之辑矣，民之洽矣。
辞之怡矣，民之莫矣”的愉悦雍容温文尔雅的政治教化目的，就必须“修辞”必须文饰，修辞的过程即是对语言艺术化美化的过程，这也就成了早期的文学创作。
从文体学上看，“辞”一种包蕴丰富的文体形式。
《说文》谓：
“辞，讼也。
从，，犹理辜也。
，理也。
”许慎以“讼辞”解释“辞”，触及了关于修辞产生的一个古老理论。
古希腊修辞学源于论辩与诉讼，其目的在于说服法庭的判官、议会的元老和教堂的听众。
正因为如此，古希腊人热衷于学习修辞学和逻辑学，认为只有掌握了修辞与逻辑的技巧，才能在论辩与诉讼中以理服人，克敌制胜。
亚里士多德说：
“修辞术的定义可以这样下，一种能够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说服方式的功能。
”（15）古希腊修辞理论的产生恰好用来解释《说文》以“讼”训“辞”的缘由，修辞技巧的高下，在诉讼中对争辩的胜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讼辞”体现着全面的修辞技巧的运用，成为典范的辞令形式。
讼辞的核心有二：
一是内容上的以理服人，以理取胜，在理论上立于不败；二是形式上，为了取得论争的胜利，就必须使用多种修辞手段，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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