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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珍言录
名医珍言录——论治
（一）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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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
（明·张景岳《景岳全书》卷五十·新方八阵·补略）
此论点是张氏根据阴阳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理论提出的，认为阳以阴为基，阴赖阳以化，故临床治疗阴虚、阳虚病证时，应注意滋阴不忘助阳，补
阳并兼益阴。
如其创制治疗肝肾阴虚的左归丸，在大队的补阴药中又加用菟丝子、鹿角胶等温补肾阳之品，目的是使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治疗肾阳不足的右归丸，在用补阳药的同时又佐山药、萸肉、枸杞子等养阴之品，目的是使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
治疗肾阴、肾阳不足者用药配合如此，治其他脏的阴阳虚衰以及气血不足等，亦当参其意而用之。
治急性病要有胆有识，治慢性病要有方有守。
（现代·岳美中《岳美中论医集》）
急性病多外感实邪所致，来势迅猛，传变较快，故治疗宜大胆果断，速战速决，不可坐失时机。
但亦不可鲁莽行事，应辨证清楚，有的放矢，故治急性病的胆与识，是有其内在联系的。
慢性病多属内伤杂病，其病来渐，缠绵日久，正气多虚。
正虚之体，既不耐重剂，即使方药对症，正气亦难骤复，故治疗宜宽缓广服，运筹周全，假以时日，方能水到渠成。
有方，指针对病机之方；有守，即服之虽无显效，亦不宜轻易更方，为医者需有此定见。
否则操之过急，轻易地改弦易辙，往往酿成欲速不达之过。
要知药气入胃，不过借此调和气血，非药入口，即变为气血，所以不在多也。
（清·徐灵胎《慎疾刍言·制剂》）
其言虚证用补不在多，贵乎维护胃气。
凡以药治病，必借脾胃中州斡旋之力，方能使气血调和而奏效，这正是张景岳说的“非以药汁入腹即为人血，药气入腹即为人气也”（《景岳新方砭》）。
故进补药不在多，须时时顾及胃气，如脾胃之气薄弱，即使补益中病，也常因运化无力而有碍药物之吸收，反致病情加重，所谓“虚不受补”也。
故施补剂应首重脾胃功能，或配伍助脾醒胃之品，使中气健旺，化源充足，气血自会渐生。
考《内经》治肝，不外辛以理用，酸以治体，甘以缓急。
（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卷七·痉厥）
所谓《内经》治肝，实本于《素问·脏气法时论》，该论有“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
其言辛以理用者，指用辛散之品以解肝郁，是从肝喜条达，主疏泄之生理而言，故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
肝以阴血为体，乃气之附丽，酸可补阴血而敛肝气，治肝体而使用有所归，故曰酸以治体。
肝又为将军之官，主升主动，其性刚，故以急为苦。
甘能缓中，治以甘缓，以柔克刚，故曰甘以缓急。
总之，肝病虽繁，临证治法甚多，但概其大要，不越辛散、酸收、甘缓三个原则。
善治脾胃者，能调五脏，即所以治脾胃也。
（明·张景岳《景岳全书》卷十七·杂证谟·脾胃）
五脏有病，重在治脾，然脾胃有病，除治本脏外，尚须注意调治他脏，因脾胃纳运有赖于他脏的协调和促进，他脏有病，亦可累及脾胃。
如肝气郁结，不遂其条达之性，木不疏土，则脾气不能伸，胃气不能复，故必得舒肝气助升发，使木气达于中土，脾胃诸症方能消除。
又如命门火衰，中州不运，治当以温肾壮阳为先，使釜底之火旺盛，中土不寒，则水谷乃化，脾胃自治。
故五脏失和，脾胃难安；四方充足，脾胃受益，故曰能调五脏，即所以治脾胃也。
凡治病，总宜使邪有出路。
宜下出者，不泄之不得下也；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
（清·周学海《读医随笔》卷四·用药须使邪有出路）
大凡实证，皆以邪盛为主，治当祛邪。
祛邪宜给其出路，并要速去，尽去之，否则逐邪无门，贻误病情。
如肌表受邪，当用汗法，使邪外达而散，所谓“邪在皮者，汗而发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故水肿兼有表证，可“开鬼门”以驱邪；痢疾兼有表证，可用逆流挽舟，令邪从汗而解。
故曰不散之不得外也。
如邪聚肠腑，当用下法，使邪随糟粕而泄。
若热结膀胱，少腹蓄血，或水饮内积，胸腹满胀者，均可泄之，使邪从下出。
故曰不泄之不得下也。
总之，不同的病邪，应给予不同的出路，而给出路，又应据病位之所在而因势利导之。
治心火以苦寒，治肾火以咸寒。
（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君火相火论》）
心火实证居多，宜用苦寒直折，且苦味入心，能泄降心火，导邪下行。
故曰治心火以苦寒。
肾火多为虚火，大多由于真阴耗伤，而致阳亢无制，故宜用咸寒之品以填补真阴，真阴足则阴与阳并，水能制火。
如大补阴丸中，用龟板便属咸寒之品，可育阴潜阳，使阴液得养，则肾火自然平熄，是培本清源之法，此即王太仆所说“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之义。
治先天当求精血之属，培后天须参谷食之方。
（清·王旭高《王旭高医案》卷二·虚劳）
《难经》曰：
“损其肾者，益其精”，肾为精血之源，非精血则无以立形体之基，故先天不足，应重在填补精血。
而“精血有形，故非味厚之品，不能濡养真阴，渗灌府藏”（《药治通义》），故求精血之属多用味厚与血肉有情之品，如熟地、萸肉、龟板、紫河车等。
脾为仓廪之官，非水谷则无以成形体之壮，而诸多食物味甘入脾，具有补脾之力，故后天虚弱，须参谷食之方以培中土。
如王氏治脾胃气虚者，遣方中常配伍山药、扁豆，苡仁、莲肉，大枣、粳米等，以补气健脾而助运。
情志中病，未可全凭药力，务须屏烦颐养，方能除根。
（清·程杏轩《杏轩医案·续录》家苊生兄怔忡治法）
情志不遂，可使五脏气血阴阳失调而发病。
在治疗上不能徒恃药饵，因人是有情的，常言道“无情草木之品，不能胜有情之病”，“心病还须心药医”。
故病关情志，陈施以药物外，还须嘱其襟怀舒畅，怡悦情志，实能助药力之不逮。
如黄承吴谓：
“七情之伤人也，亦形受之，而七情之起，则由于心意识，故其为病，有难尽于病石治者。
”（《折肱漫录》）。
初病之热为实热，宜用苦寒药清之，大病后之热为虚热，宜用甘寒药清之。
（明·喻嘉言《寓意草·辨王玉原伤寒后余热并永定善后要法》）
初病之热，多属邪势炽盛，正气未衰，故可用苦寒之品清其热，俾热邪速去，如连翘、山栀、黄连、黄芩等，皆为常用之药。
而大病后之热，多系余热未净，阴津已耗，若再投苦寒，不惟热不能清，反将更伤其阴，故宜用甘寒柔润之剂，一者清未净之热，二者滋已耗之阴，寓养阴于清法之中，使热退而津复。
故喻氏云；“以生津之药，合甘寒泻热之药，而治感后之虚热，如麦门冬、生地、牡丹皮、人参、梨汁、竹沥之属，皆为治法”（同上）。
欲泄水，必崇土,欲平气，必疏木。
（清·王旭高《王旭高医案》卷二·臌胀水肿）
此乃治疗水肿的两大治法。
脾主运化水液，若脾失健运，则水湿无制，泛溢表里而成水肿。
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说：
“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故治疗水肿常用实脾饮，亦用胃苓汤，附子理中汤等，其旨均在崇土，以中州得运，阳气流通，水自渗泄。
肝主疏泄，能助脾胃之运化，若肝失疏泄，脾土受制，则土虚而水泛，同时气滞亦能导致水停，即所谓“气不行水”，故治水肿方药中常配香附、青皮木香等疏肝行气之品，使气行则水亦随之而行。
肝虚无直补之法，补肾即所以补肝；中虚有兼补之方，补火而更能生土（清·王旭高《王旭高压案》卷三·痰饮）
肝藏血属木，为水之子，肾藏精属水，为木之母。
所说肝虚无直补之法，即虚在肝可求之肾，补肾即所以补肝。
如肝血不足可濡养肾精，乃《难经》虚则补其母之义。
《医宗己任篇》所载“滋水清肝饮”（山茱萸、白芍、酸枣仁、归身、熟地、山药、柴胡、栀子、丹皮、茯苓、泽泻），原系六味地黄丸加味，本为治肾阴不足之方，而临床则又常用于肝之阴血不足，气火内郁等证。
中虚，在此指脾虚。
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而脾运有赖于肾阳的温煦，故脾阳虚或服补脾药而不效时，兼用补肾阳之品可以奏效。
说明温肾阳有助脾运之功，即“补火而更能生土”之义。
治肝不应，当取阳明。
（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卷三·木乘土）
木易乘土，但诊治时还须分清主次。
如肝气横逆而犯脾胃者，其本在肝，治疗亦宜抑肝为主，常用“抑木扶土”法。
如脾胃虚弱而致肝木顺乘，则其本在脾胃，若仍着眼于治肝，未免舍本逐末，治当扶土为主，佐以抑木，此即治肝不应，当取阳明之义。
对此，叶氏常用人参、茯苓、半夏、白术、陈皮、甘草等培补中宫，再佐以白芍、木瓜、乌梅、当归等柔制肝木，使脾胃健运，则肝气自平。
胃以通为补，脾以健为运。
（近代·丁甘仁《丁甘仁医案》卷八·膏方）
脾以健运为常，胃以通降为顺。
故治脾当重“升运”，治胃勿忘“通降”，即使对脾胃虚证，亦不可纯用甘温或甘凉药滋补，应顺脾胃之性加用升清与和降之品。
如东垣制补中益气汤，配升麻，柴胡以升举清阳，陈皮以理气助运；升阳益胃汤中加羌活、防风以鼓动胃气，可见其治脾之方不失升运，治胃之
方不离通降。
又如叶天士对胃阳虚者，每取干姜、吴萸、桂枝、荜拨之类辛温流动，斡旋中阳，对胃阴虚者，喜用沙参、麦冬、石斛、玉竹等补而不腻之属，又常加半夏、陈皮等辛开之品于滋润药中，皆深得调补脾胃之奥义。
无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
则以病同而人异也。
（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上·病同人异论）
此语指出治病因人制宜的重要性。
盖人之禀赋有厚薄，脏气有阴阳，年岁有老少，身形有肥瘦，性情有缓急，肢体有劳逸，故六淫、七情感人虽同，但人受之而发病则各异，故凡临证施治宜仔细审察，灵活变通，切不可拘执于同病用同方治之，若不知此，则常因药性与病体相悖而加剧。
腑病宜开通，不得以脏药犯之；脏病宜补益，不得以腑药犯之。
（清·石寿裳《医原》卷上·阴阳治法大要论）
六腑者，以通为用，传化物而不藏。
通则机枢运转，出入有序，不通则传化无由而易壅滞成病。
故治腑病宜用开通之品，以疏通气机，消其郁滞，从而复其传化之功。
而治脏药多补，性缓守中，治腑者犯之，则往往更助其壅，故曰腑病宜开通，不得以脏药犯之。
五脏者，体阴主守，藏精气而不泻。
精气
乃人身至宝，能守则精气内盛，周身得养，不守则精气妄泄而易耗。
故治脏病宜投补益之品，使阴阳气血充足，生机来复。
若误用治腑药峻夺疏利，则更虚其精气，故曰脏病宣补益，不得以腑药犯之。
诸病不已,必寻到脾胃之中，方无一失。
（明·周子干《慎斋遗书）卷二·辨证施治）
人生之后，以脾胃之气为本。
故一些慢性病之虚证，无论气血不足，脏腑虚损，律液耗伤，精气亏乏等，治之者首宜注意脾胃。
若有脾胃不调者，先宜调治脾胃，盖脾胃强健，则饮食渐增，气血化源充足，五脏受荫，从而增强抵抗能力，诸恙可因之而愈。
如李东垣说：
“善治病者，惟在调和脾胃”（《脾胃论》）。
周氏此言，实是继承了李东垣脾胃论的学术思想，是治疗一切慢性病带有战略观点的治疗原则，不可忽视。
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
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
（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卷三·脾胃，华岫云评语）
脾为阴湿之地，非阳光照之，无以生万物。
故脾喜刚燥，治脾之药，多温燥性刚，而远阴柔腻静，处方亦多投理中、平胃之类，以温其中阳，重振运化之职，故曰太阴湿土，得阳始运。
胃为阳燥之地，非雨露滋之，无以纳水谷。
故胃喜柔润，调理胃腑常用沙参、麦冬益胃之剂，以甘寒濡养，既可除肠胃之燥，又可济津液之亏，使胃阴来复，顺其通降之性，故曰阳明燥土，得阴自安。
由此可见，脾胃之性阴阳有别，喜恶各殊，故治脾胃之法应各求其属。
邪气不去而补之，是关门逐贼；瘀血未除而补之，是助贼为殃。
（清·唐容川《血证论》卷一·用药宜忌论）
邪未去而补之则有留邪之弊，犹如资粮于寇，犯实实之戒。
瘀血未除亦不应进补，补之闭门留寇，使瘀壅而难除。
即使瘀血兼正虚者，也当视病情或采用补消兼施，或先去邪后扶正，而不得单用补法，以致旧血不去，新血无生化之机。
如虚痨宜补，但内有干血，仲景便以大黄蛰虫丸治之，名曰缓中补虚，实可免留瘀为患。
肝主疏泄，肾司闭藏；肝为相火，有泻无补；肾为真水，有补无泻。
（清·叶天士《医效秘传》卷三·阴虚论）
肝为刚脏，内寄相火，若肝主疏泄功能失常，久则郁而生火（实火），治法常用寒凉直折，泻其有余，方如丹栀逍遥散、龙胆泻肝汤等。
肾为水脏，内藏真精，为一身阴液之本，“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景岳全书》）。
故肾阴不可妄泻，临证但补其虚，如六味、左归之属，皆甘寒壮水之品，使真阴得济而肾有所藏。
由此而知，肝火有泻无补，肾水有补无泻，皆是从肝肾的生理特点而制定的治则。
肥人之身，以火为宝，瘦人之身，以湿为宝。
故肥人不任清凉，瘦人不任温补。
（清·许豫和《怡堂散记》下卷·又录名言）
肥腴之体，阳气不足，痰湿多盛；清瘦之质，阴液易亏，燥热常生。
故肥人体质偏寒，以火（阳气）为宝；瘦人体质偏热，以湿（阴液）为贵。
这是治疗上的重要原则，如《证治心传》说：
“肥人之病恐虚其阳，瘦人之病虑涸洞其阴”，此即“肥人不任清凉，瘦人不任温补”之意。
因此，临床在辨证论治的同时，还应掌握“因人制宜”的原则，方能提高疗效。
善补肾者，当于脾胃求之。
（清·许豫和《怡堂散记》下卷·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解）
精藏于肾，人出生以后，肾精必须依赖脾胃运化之饮食精微的不断滋养，方能生生不息，若脾胃虚损，可使精血的来源匮乏，因而肾精不足。
故善补肾者，陈本脏外，尚需着眼于培补脾胃，特别是脾胃功能不足者，更应先调补为是。
亦有肾虚不补肾，而径用益脾收功者，如宋代许叔微就善用补脾苏胃之法治疗肾亏，谓“凡下部肾经虚者，不必补之，但补脾护胃，俾谷气全而精髓自生，此乃“至妙之法”（《本事方续集》）。
补，戒急授而骤壅；伐，戒亟夺而峻利。
（清·唐笠山《吴医汇讲》卷八·摄生杂话）
虚证宜补，实证宜伐。
但虚证一般病程较久，非旦夕可图，若欲速而急投以重剂，常因补重而壅滞胃气，反致欲速而不达。
实证以邪甚为主，理当以祛邪为先，但若攻邪过于猛峻，亦能克伐正气。
故用补泻除对证外，亦须重视剂量，若施之不当，均能致害。
正知张介宾说：
“用补之法，贵乎先轻后重，务在成功；用攻之法，必须先缓后峻，及病则已”（《景岳全书》），确是不易之论。
治脾胃者，补其虚，除其湿，行其滞，调其气而已。
（清·汪均庵《医方集解》补养之剂·参苓白术散）
此系根据脾的生理、病理特点而确立的治则。
脾属阴，阳气易虚，故治脾当首重补虚，太阴湿土，湿病颇多，故常用温燥甘淡之品以除其湿；中虚则气行无力而郁，湿困则升降之机受阻，故又须调气行滞。
代表方如参苓白术散，即集补虚、除湿、调气三法于一方，故对脾虚而挟有湿滞者最为适宜。
其言
治脾胃者，实以治脾为主。
老人之疾，慎于吐利，尤宜用食以治之。
（宋·陈直《养老奉亲书·食治养老序第十三》）
上寿之人，血气已衰，生机减退，故治之不宜妄行吐利，因吐之可败其胃，下之可夺其气，使几微之元气易耗而难复。
如吴又可曰：
“凡年高之人，最忌剥削，设投承气，以一当十”（《温疫论》）。
又缘老人体虚，难任攻药，故宜取食疗，使胃气不伤而缓图收功。
即使采用药治，也可随其病情配以相应食治以增加疗效。
如对老年高血压、冠心病患者，除药治外，再常服山楂片、醋鸡蛋等，确能提高疗效。
大凡以药攻病者，去其大半，即宜养正气而佐以祛邪，正气充则邪气自尽。
（明·黄承昊《折肱漫录》卷一·医药篇一）
凡疾病的形成总由正气先亏，邪气乘虚而入。
攻病（祛邪）之药大多易损气血，即是实证，亦不能攻伐太过，故去邪大半，即宜扶正为主，佐以祛邪，俟正气足而邪气自尽。
如“热者清之，及半即止，继以益阴；寒者热之，大半即安，继以调和”（《医彻》）。
清代程国彭论治积聚、癥瘕等证，亦谓“若夫块消及半，便从末治，不使攻击，但补其气、调其血、导达其经脉，俾营卫流通而块自消矣”（《医学心悟》）。
外感忌酸收，内症戒消导。
（清·宝辉《医医小草·精义汇通》）
外感之病，邪多从皮毛口鼻而入，故治当疏邪解表，使邪从外出，若杂以酸收之品，则难免有闭门留寇之虞。
如治外感咳嗽，若过早使用酸收药物，令肺气失宣，则咳嗽更行加重。
内伤病多虚，惟其正虚，故戒消导。
因消导之品，易于耗伤正气，特别是胃虚不纳、脾虚不运者，更应严禁消导。
体实气壮，要治病留人；体衰气虚，须留人治病。
（现代·岳美中《岳美中医案集》真武汤和六君子汤加减治疗尿毒症）
病人体实气壮，可知其正气未衰，尚能耐攻，故应以祛邪治病为主，使邪气速去而正气自充。
体衰气虚之人，正气明显不足，则不耐药攻，故须先行扶正（留人），一俟正气来复，再行治病（药饵），病情方得以缓解。
如同为臌胀病证，体实气壮者可先攻邪逐水，如舟车丸，十枣沥之类，而体衰气虚者则务救根本，培补元气，不得妄行消伐，恐邪未去而正先脱。
可见，是先治病还是先扶正留人，应视患者正气强弱而定之。
人知补之为补，而不知泻之为补；知泻之为泻，而不知补之为泻。
（清·程杏轩《医述·医学溯源·治法引《医学入门》语）
虚证宜补，实证宜泻，医者皆知。
而以泻为补，以补为泻，则知之不多。
如虚劳兼有干血者，仲景治以大黄蛰虫丸，并称为“缓中朴虚”，张石顽说：
“举世皆以参、芪、归、地等为补虚，仲景独以大黄蛰虫丸补虚”（《伤寒绪论》）。
又如小便癃闭，可用补中益气汤启其水之上源，去其上闭而小便自通。
他如助
其土而水自消，攻其食而脾自健，前者是以补为泻，后者是以泻为补。
凡此即泻之为补，补之为泻之意。
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
（金·张子和《儒门事亲》卷二·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
人之患病，可以药治之，尤其是邪盛者，可以偏救偏，用药攻邪除病。
但由于药性皆偏，故邪已去而正未复，若病愈之后，仍一味用药进补，则久服必有偏胜，所谓“气增而久，夭之由也”（《素问·至真要大论》）。
因此与其用药扶正，莫如以食物摄养为主，仰赖谷、肉、果、菜等气味平正之品来调理善后，则精气自会康复。
故张氏又强调指出：
“善用药者，使病者而进五谷者，真得补之道也”（《儒门事亲》卷一·七方十剂绳墨订一）。
人之生也，全赖乎气。
血脱而气不脱，虽危犹生；血未伤而气先脱，虽安必死。
（清·唐容川《血证论·脉证死生论》）
此语是揭示气对人体的重要作用，故有“气者，人之根本也”（《难经·八难》）之说。
所以大失血症而未见气脱者，虽危犹生；反之，失血虽不多而见气脱者，如短气不续，汗出肢冷，六脉微细等类似现代医学的虚脱、休克，其壮似安，但预后不良，故曰虽安必死。
此语对失血证的预后诊断，颇有参考价值。
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
（明·赵献可《医贯》）
气血二者在生理活动中是相互依存的，故对大出血引起的血脱，亦需本着气血相互依存的关系进行治疗。
大失血之所以不急于补血，而以补气为主者，以气为血帅，气有摄血之功，气足则摄血而血能自止，独参汤便是益气固脱的良方。
张景岳说：
“但使气不脱尽，则命犹可保，血渐可生”（《景岳全书·血证》），可见血脱益气的治法是至关重要。
补气之品可重也，行气之品不可重。
补血之品可重也，行血之品不可重。
（清·周声溢《靖庵说医》）。
补气血药大多味甘质腻，虽能滋补，但易碍胃，故用时常配行气或行血药，可使补而不滞，此即叶天十所说“补药必佐宣通”之意。
如补中益气汤中之用陈皮，四物汤中之用川芎即是此意，是亦动静结合的配伍方法，但应用时必须分清主次与用量的轻重。
气虚之证应以补气为主，重用补气之品，而行气之品不可重，因行气药多辛温而燥，有耗气伤阴之弊；血虚之证，当以补血为主，重用补血之品，而行血之品不可重，因行血药能耗血动血。
治血之要：
其取效在调气而补血，其收功在安神而固精。
（清·罗美《名医汇粹》）
罗氏从人身以气血用事，“血随气行”以及“血脱须补”的机理，强调治疗血证应该调气和补血。
如气逆而血随气升，阳络受伤，血从上溢者，宜降气活血；气陷而血随气下，阴络受伤，血从下溢者，宜补气升提；气郁化火，迫血妄行者，宜苦寒泻火；阳气虚弱，血失统摄者，宜甘温益气。
此为调气之大要。
根据出血的部位与脏腑的关系，分别予以补血，则又为补血之大要。
气血来源于后天，精神来源于先天，欲使血止不再复发，需要养生与防病，使精气内存，神不妄动，则血宁而不妄行，此即“其收功在安神而固精”之真义。
治实火之血，顺气为先，气行则血自归经；治虚火之血，养正为先，气壮则自能摄血。
（清·汪昂《医方集解·理血之剂》）
所谓实火，系指气火而言。
气火上逆之出血，汪氏指出应以降气为先。
固气有余便是火，气降火亦降，则血随气行而自归经，故血无上溢之患。
所谓虚火，在此系指气虚之火，即东垣所谓阴火，所以虚火之出血，实即气虚不能摄血，故以养脾（胃）之气为先。
因为脾主统血，又为营卫之本，气血之根，脾气充旺则虚火自敛，统血有权，故曰气壮则自能摄血。
初病在经，久痛入络，以经主气，络主血，则可知其治气活血之当然也。
（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胃脘痛评语）
病证的发展总是由浅入深，由气及血。
由于经主气，络主血，所以初病往往邪在气分，经久不愈则邪入血分。
故叶氏认为初病应从气论治，久痛则需活血通络。
临床验诸痛证，如头痛、胁痛、胃痛、痹痛等，凡痛久者参用活血通络之品确有效果。
血贵宁静，不善疏动，疏动则有泛溢之虞；血贵流通，不当凝滞，凝滞则有瘀著之患。
（宋·朱瑞章《卫生家宝·产科方》）
血本阴津，宜宁静不宜扰动，动则发生出血之证。
动血之因如七情过急，或劳倦色欲过度，或恣饮不节等等皆是。
但“血主濡之”（《难经·二十二难》，只有环周不休，运行不息，才能营养和滋润全身组织器官，这是血的生理功能，故血又贵流通。
如因气虚、气滞、血寒、血热以及外伤等，皆可使血行凝
滞，产生瘀血病证，为医者必须识此。
阳火一清便退，阴火愈清愈起。
（清·程杏轩《医述》卷一引吴天士语）
此语示人治火，须分阴阳虚实。
实火为有余之火，其势猖，周流不滞，宜以寒凉清之，其火自退，故其治多易。
虚火为不足，因阴虚而起，补其虚则火自退。
若一遇火证便清之、泻之，致使元阴愈虚，火愈炽。
因而临床治火当分阴阳虚实，切不可一见火证便投寒凉。
实火吐血，宜清宜降；虚火吐血，宜补宜和。
（清·王旭高《王旭高医案》卷二·吐血）
吐血一证，病机有虚实之分，实证为气火亢盛，血热妄行，症见吐血量多，色鲜红或深红，兼有烦热口渴，舌红苔黄，脉数大有力。
治宜浦火降气以止血。
若阴虚火旺，灼伤血络，则吐血量少色红，兼有潮热盗汗，舌绛少苔，脉细数等，情宜补阴和胃以止血。
此皆为治本之法。
百凡治病，胃气实者，攻之则去，而疾易愈。
胃气虚者，攻之不去。
（清·程杏轩《医述》卷七引自《见闻录》）
此语揭示胃气在治疗中的作用。
故治病时必细察胃气的有无，凡人病邪甚而胃气不虚者。
可以祛邪，邪去则病自愈。
若胃气虚者，虽有实证亦不可轻用攻法，攻之则病益甚，盖因胃气本虚，攻之胃气益弱，胃气弱又不能行其药力，攻之亦无功。
可见胃气的有无对疾病的治疗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治少年人，惟恐有火，高年人，惟恐无火。
（明·喻嘉言《寓意草》辨鼎翁公祖颐养天和宜用之药）
治疗疾病用药时当分老少。
少年人纯阳之体，肾中精气，逐渐充盛，相火亦旺，用药时应忌助火之品，故曰治少年人，惟恐有火。
人至高年，肾中精气渐衰，下元不足，用药时少用寒凉，以免损伤下元阳气，故曰治高年人，惟恐无火。
夺血者不可复发其汗，夺汗者不可复取其血。
（清·张石顽《张氏医通》卷五·诸见血证）
《灵枢·营卫生会》云：
“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
”《伤寒论》有“亡血瘃不可发汗"之诫，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汗为津液所化，故有“汗血同源”之说。
失血多的患者，不仅血虚，津液亦亏，因而不宜用汗法，而重亡其津，故夺血者不可复发其汗。
大汗之人津液必然亏损，营血亦因之而不足，因而不可轻用破血逐瘀之品，伤血则又伤其津液，故夺汗者不可复取其血。
病伤犹可治，药伤最难医。
（清·程杏轩《杏轩医案并按》汪绍由翁尊堂脱证救苏）
所谓药伤，乃用药失当或服之日久，以其劫夺真元而加病。
患者体虚有疾，加之长期药力的耗损，致使气阴重伤，甚成虚脱。
故药伤多难医。
程氏对药伤所致“虚脱”之治，首重补气，使阳气复苏，其脱乃固。
故以两仪煎合生脉散补气生津，并加乘肝养胃之品，而竟全功。
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
（清·喻嘉言《寓意草·先议病后用药》）
此言有辨病论治之意。
其后医家多宗此规矩，以为方圆。
药能胜病，其因是医者识病后议药的结果。
识病者取针对病证的药物一、二味即效，若不识病而盲目用药只能无的放矢，徒劳而无功。
可见识是正确治疗的前提和依据，为医者不可忽之。
养生则以实脾为枢，治病则疏膀胱为枢。
（清·程杏轩《医述》卷九·小便）
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气散精，气血入心贯肺，然后布散全身，以滋养四肢百骸，脏腑经络，故养生重在健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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