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docx
《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
关于中国发经济展模式的思考
孙震
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俄罗斯、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自己内部消化所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并使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国究竟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道。
美国有影响的《新观点季刊》把这篇文章和基辛格、斯蒂格利兹、亨廷顿等人的文章编在一起，出版了一个探讨全球化有关问题的专刊。
其实不是我的文章写得怎么好，而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为什么西方自己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收效甚微，而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模式却能够如此迅速地崛起。
实际上，中国的发展模式远非十全十美。
恰恰相反，中国模式有不少缺点，甚至还衍生出不少棘手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处理。
但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比，中国模式还真是不错。
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其特点是削减公共开支、减少政府的作用，结果使非洲本已非常脆弱的国家能力变得更加脆弱。
一般认为这是导致非洲国家经济更加衰败、社会危机恶化、艾滋病严重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是13世纪蒙古铁骑的入侵和二次大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
与西方主导的模式相比，中国模式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首先，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
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近30年一个长时期、大跨度的发展，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近20多年来，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
换言之，如果没有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业绩，整个世界的扶贫工作将黯然失色。
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国人所说的恐怖主义，而是消除贫困，因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之中，其中8亿人（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在挨饿。
就此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三、不断地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这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困境，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实际上，仅抵御金融危机这一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
2005年我曾访问印度尼西亚，危机造成的影响犹在，当地学者告诉我这场危机使印尼过去20年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
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未能抵御住这场危机，将是什么后果。
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
这种做法比较接近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人相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判断的相对稳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所说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而来。
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
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清晰的格局：
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
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具体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循序渐进”、“和而不同”、政府的作用等，则可能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应该能够沉着地应对，并最终有效地处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
这些思想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的政治软实力。
我们常说：
中国硬件进步很大，软件跟不上，这个说法，一般地讲，笔者完全同意，我们的地铁这么新、这么漂亮，但大家拥挤着上车，不排队，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市民素质还有待很大的提高，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仔细一想，中国的硬件进步这么大，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软件的一部份功劳呢？
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从高速公路到机场港口，发展如此之迅速，难道不也有我们自己指导思想和相关决策的功劳吗？
推而广之，我们为什么能使近3亿人摆脱贫困，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则有增无减呢？
我们为什么能够避免“休克疗法”呢？
我们为什么能够避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呢？
我们是如何克服SARS危机的？
我们是如何较为顺利地渡过了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过渡期并还给世界一个惊喜的呢？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仅仅是太极拳、中华美食、写意画、书法、功夫、舞龙、孔子学院等，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软实力、政治价值观、治理模式等等，而且这种软实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也要有一定的吸引力。
说到底，作为有国际意义的软实力，其关键就是要能够比较好地回应我们这个世界提出的严峻挑战。
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难题，一个是贫困/发展问题，一个是和平/战争问题，包括恐怖主义问题，西方价值观并没有能够提供有效的解决思路。
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加剧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
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模式更是导致了世界动荡不安，而恐怖主义对美国、对世界的威胁也有增无减。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
过去要么苏联模式，要么西方模式。
冷战结束后，苏联模式随着苏联解体而退出历史舞台，西方主流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一条不归路：
全世界都将拥抱西方的政治制度。
但是冷战后的情况表明世界事务要复杂得多，如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适用的，那么为什么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则屡屡失败，从菲律宾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在处理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方面，中国的软实力对外部世界有其独特的魅力，因为它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有没有权力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有没有权力从自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
有没有权力在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分轻重缓急？
有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影响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
中国的经验对此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中国崛起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paradigmshift）、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这对解决中国自己面临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对许多全球问题的治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未来走向，都可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近年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各方面都取得了快速的成长，综合国力大大提高。
但是我们的经济效益之低下，资源消毳之巨，产出之低，可谓不得不说，我们的经济的可持续性必须提出质疑了。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了好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到处都是高楼与大夏。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此付出了什么？
为了这么一点点看得见的眼前的利益，我们值吗？
想都不敢想。
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可取的吗？
、
就此，我们应该引入经济指数这个词，所谓的经济指数，是指在有效的生产力下所产出的对未来的发展是否有好处，假如，你在上海中心区建一个化工厂，这样的经济指数肯定是相当的低的，如果你在市中心建一个写字大厦，高达300米，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做法肯定比
在市中心建一个建一个化工厂要好经济得多。
有了这么一个概念就好了，但是还得另外补充两点，那就是，我们的经济指数不但包括它的产生的效益，还包括它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对未来再建设的阻力，也就是说这个地球要把它看成一个可再生的经济，而不是用一次就没有办法再用了，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不要一口将其吃掉，资源的配置才会更加合理，就拿日本来说，日本自已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0%，但是他们吃饭用的筷子还要从我们这个森林覆盖率还不到40%的国家来进口森林材。
这就是他们考虑了如果用本国的森林材不经济的原因，一个是因为价格，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已国家的环境的保护意识有多么的强，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相当的重视自已国家的自然环境，真正做到了保护环境，不要过度的开发我们的资源，这才是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的必要的发展之路。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走的是一条高消毳的路，这样的经济是会随着我们的资源的枯
萎而终止的，所以我们最好的路还是发展高科技，辅之以镏经的宏观调控，我们的经济才能更好的发展下去，经济发展的速度固然重要，我们更应当让我们的经济是一个健康的，可以持续的，这不但是要求我们的政府注重宏观调控，而且要求我们的企业要求有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意识，要对子孙后负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引入经济指数这个词的做法。
经济经济，所表现的是对资源的化化配置，关健是‘优化’二字，没有达到优化的配置，是不经济的，如对木材的利用，如果把木材一次性做成筷子用了，假设我们将其经济指数设为3，我们如果先把木材脱脂后（脂可以做化妆品或其它工业品），再将木材做成筷子，当一次性筷子用完后，回收再做成纸浆。
由此再进入一个循环，假设在工业过程中，树木没有损毳，这根树相当于无数次的使用了，成了一个循环，那么这棵树的经济指数可能达到7经济指数最大不可能达到10因为根据测不准原理，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不完全经济的。
我们只能从理论的角度上以及从经验判断该经济活动的经济性与否。
有了以上的概念那就好办了。
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总体指数会是一个怎样的呢？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名义上是世界工厂，但是这个名义，我们不应当为之感到相当的高兴，某些媒体大谈我们现在的经济如何如何，如果我们以理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的经济不容乐观。
仔细分析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其实是一种高消毳的经济，对能源的消毳之巨，真是触目惊心。
有如下一组数据：
2004年，世界水泥大约生产了16亿吨，我们用了8亿吨。
2004年，我们消毳了世界大约40%的钢材。
2004年，我们的石油用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用电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这些数据代表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一个水平，我们现在正在加速起飞的阶段。
对能源及资源的消毳是相当剧大的，这将直接影响到世界原材料价格的走向。
这对于我们这个发展模式下的经济无疑是相当的不利的，我们对外界的依存度是相当的大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现在赿来赿离不开国际了。
国际的原材料的价格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最近的石油涨价可以看出来，我们好多人是买得起车了，但是能养得起车的人就少了，如果世界的油价还这么上涨，必然会增加我们国家物流业，与航空业的业内价格上涨，这样，出于经济的连带影响性，我们的运输费必然上涨，我们的交易成本将会大大的提高。
交易成本的提高，意味着某些经济活动将会不经济了。
如何摆脱不我国经济指数偏低的办法，有两个，要么不发展，要发展就要发展高科技，高科技是唯一能够使我们的经济变得更加经济的因子，也只有科技才能使我国的产业全面升级。
我们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我们自身的经济发展科学成份赿来越高，我们国家的资源将会越来越经济。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本与转变路径的选择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迫在眉睫，那么在转变发展方式当中该如何来有效地推进发展？
换句话说，从认识层面来转变发展方式是必须的，但是如何转变发展方式更是我们发展方式要考虑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对发展方式的认识并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在毛主席时代就曾提出过多快好省的发展方式，到后来在党的十三大报告里我们又提出发展方式要从粗放型转变为节约型，或者说从外延型生产方式向内涵式生产方式转变，1995年江泽民同志也提出，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到集约，到这一次对发展方式转变的认识，应该说有了几十年的积累，而人们总在问为什么几十年认识到的问题几十年都还没有解决？
我觉得恐怕制约发展方式转变或者说转变发展方式是不是要考虑一个视角的问题？
那就是转变成本的问题，实现转变很大程度上是收益补偿成本，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当有了足够的承担转变成本的时候，这个发展方式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
大家知道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发展才能平衡。
如今中国社会发展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近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经济总量增长也很快，但我们没有很好地看到量的积累的背后，中国社会发展多层次不平衡这样一个发展的现状，在这样一个现状不平衡的基础上我们怎么去分担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巨大成果？
从产业结构来讲，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一个产业升级的过程，从这个内在的技术所带来的发展方式的内涵来讲，就是用现在的效率更高的技术来取代传统的较低的甚至是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技术，而在这样一个升级转化过程中，有几个成本是我们必须要为之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我们承受的起我们就转得过去，承受不起我们就很难转过去。
从经济学角度思考，我认为有这么几个代价：
首先是直接的代价，我们说转变发展方式很多是要放弃一些旧技术小企业，而这样一些放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仅放弃了这些企业应有的一些固定资产生产能力，而且很可能就是放弃了就业放弃了税收，很显然这样一些放弃的过程，在中西部这些原本就不是很发达的地区来讲，这种放弃无疑就是对其未来发展能力的一种放弃，所以这种直接冲动我们是很难避免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沉默者，经济学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当一种资产的专门服务于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产业的资产通过转换用来服务于其他产业的时候，那么这个资产的原有的很多功能可能就丧失了，而这些原有的许多功能恰恰是通过原来大量的投入来获取的，所以你要是把这个资产转到其他的方面，那么你就要放弃这块沉默的土壤。
就是说一个企业要改做他用，那么原来的很多设备、能力就都可能变成了无效的资产，所以这个沉默程度我们要接受，第三，经过改革开放30年，在现有的发展程度的基础上已经新生了许多不同层次的既得利益集团，你要放弃原有的发展方式就是要跟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复杂的艰难的博弈和交易。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转变发展方式最终是要放弃旧的转变新的，那么国家的财力、发展水平能不能承载住这样一些重置成本，一句话转变发展方式不是免费午餐，所以我们在转变发展方式当中如何选择一个低成本的转变路径，这就成为我们在决策选择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在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存在一个以为小技不好，以为劳动密集技不好，以为社会相对的水平低技不好，什么都要好的、最现代的现象；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初级发展阶段，人的劳动力素质整体不够高、国家就业问题突出这样一个初级阶段，是不是放弃小的、放弃旧的落后的就是好的？
我认为不是这样，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党校主要领导干部发展方式转变研讨班上讲的一个例子，他说他到山东的临沂看到有些农村很富裕，那里的家家户户都很富有，他就去调查是什么原因，后来发现那里的很多人家家都在织一种土布，这种土布通过品牌化用来出口，卖给外国人，外国人可能喜欢这样一种粗布。
总理就说那些小纺机如果按照现在所谓的高技术生产方式来讲，个个都应该是砸掉的淘汰的东西，但是事实上这个东西不仅提供了就业还为农民增了收。
总理的意思其实是讲转变发展方式是必须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阶段，转变发展方式应该是多层次的。
有些地方传统的产业发展已经很成熟，并且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它是需要发展新兴的产业，我觉得是可以鼓励他们。
但是在鼓励的时候就要处理好传统的产业与新兴的产业之间的关系，切忌连传统都没有做好就玩什么战略性的新兴产业。
所以我们提出，在这样一个转化路径里面是不是有4个路径我们可以考虑：
第一个路径我叫市场诱致性的这种自然的转变，从成本来讲这种自然的转化比任何一种转变方式成本可能都低。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这种自然的转化过程当中，每个转换者都是理性的，就像我们多少年来讲家电，很早我们就讲重复了、过剩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像今天家电行业这样的一种竞争力，为什么呢？
换句话说你没有相应的重复建设，没有一定的产能过剩，你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凤凰涅槃式的自然的成长，所以我不太赞成什么都还没有充分发展就讲产能过剩。
我觉得产能过剩的基本判断是由企业能不能在这个行业里生存和他的生存状况来决定的，有很多地方这个产业在这个地方发展的很好，不仅创造了就业，而且增长了当地的GDP，更重要的是他的市场前景很好，为什么这种前景好、销售好的产业，你就很无端认为它他如何如何不规模不经济就把它淘汰掉，我是非常反对过分的强调以政府的视角来看到我们国家这种发展方式的先进性的。
我觉得发展方式的先进与落后是一个市场的概念，我记得日本是一个推崇产业政策的国家，当年原本没有本田汽车，本田是生产摩托的，日本政府明确告诉它你必须生产摩托车，不能生产汽车，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本田汽车和丰田汽车一样，成了一个很知名的品牌，这就是市场决定的。
所以我倒是觉得我们怎么去按照一个发展的阶段，按照一个产业的发展规律去尊重这样一种由市场发展内生的自然性的发展转变。
第二种转变发展方式也有政府强制型的，比如刚刚讲到的节能减排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现在环境给我们的空间确实越来越小，所以对于一个非常明显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政府强制我觉得也是必须的。
所以转变发展方式既要尊重市场自然的力量，同时也要强调政府在转变发展方式当中的能动的主动的规模经济的力量。
第三个转变发展方式我倒是赞成政府和市场混合推动这样一种方式，就是有些产业它在成长过程当中到了一个夕阳期，甚至是相对老化的产业的时候，那么通过政策补贴、政府推动的方式形成一种自然的提升和演进过程，可能会是相对较妥的。
第四种转变的路径就是国际挤压型的，我们看当前党中央看待转变发展方式这样一种紧迫性，更多的还是考虑到这样一种国际舆论的压力，实际上我们很多产业都还没有到成熟期、饱和期，还没有到时间就提前淘汰很多的产业和设备，实际上是巨大的浪费。
比如说现在的平面彩色电视到平板的电视，实际上按照这个产品成熟的周期来看，中国的农村远没有到像城里人一样看平板电视的要求，但是现在我们早早地就把这些传统的电视机通通淘汰，实际上我们这30年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缩短了很多产品原有的寿命。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可能是好的，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讲我觉得未必是好，一句话我觉得适宜中国发展的技术、适宜中国发展阶段的发展方式才是最好的发展方式，而不是以国外某个标杆，甚至是国外某个理论为参照的发展方式才是好的发展方式，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对发展方式的承载能力，去理性地能动地推动中国发展方式的自然的转变。
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关于奇迹的出现原因，各方都在寻求答案，之前关于张五常老先生的县域竞争理论，我是持有异议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张老对于中国经济的认识和分析对认识中国发展模式是很有帮助的。
我本人从中受益良多，至少在本文的思考中，将会看出受张老影响的影子。
面对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学界有必要讨论明白自己的发展模式，这样更有利于政策措施的对症下药。
我之前呼吁的有些观点，与张老的有些观点是相近的，盖因为有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思考的一些认识。
但至今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措施出台，很是遗憾，估计高层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认识问题还有必要进行讨论。
经济的发展模式，在本人的《共有论》中，基本的理论认识我是分为均衡、偏导、偏极三类。
作为大国，中国经济最好是走向自身大循环均衡发展的模式，90年代初提出至今，我国经济一直未能较好的的向这一目标走进几步。
现今面对危机的中国经济受困的根本压力也正来自于自身发展模式的外向贸易为主动力的偏导模式。
这一模式的形成有其发展的必然性，是中国摸着石头前进的发展方式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产物，是中国承接全球化产业转移全面放任各地不计成本相互竞争的结局。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为世界奇迹，但是发展的代价之大，也是其他国家很难复制中国模式的原因所在。
80年代初中期，对于中国的改革，先是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压抑的生产热情的解放给中国经济起步打下解决生存压力的厚实基础；而后是轻工业发展得力于之前几十年生产性循环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加上农村居民收益的提高形成的市场需求而得到飞速发展。
而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巨大的极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市场吸引了最开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大量进入，之后是各地方的政府毫无成本代价概念的竞相压低成本的招商行为，加上之前三个阶段的发展开拓的市场，以及92年邓小平南巡明确中国经济发展大势的不可逆转，开始引来大量全球化布局的各类型企业。
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全球各国应该没有一个国家的外商营商成本优势能够比得上中国，一方面有低廉的劳动力，一方面有极度低廉的地租，甚至还有倒贴的营商起点投入。
90年代后期，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实行了新汇率制度，还有出口退税制度，中国进一步以币值补贴的方式，扩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甚至2004年以来推动股改和金融开放，为外商通过资本运作方式扩大在中国的经济分量提供了便利。
这样始终极度有利于外商的经济政策还不能短时间形成世界工厂的格局，那么所付出的极大的代价和让渡的巨大的利益也未免太不值了。
而最终值不值的，就看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创伤的程度，要看到底中国是否能够真正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具有相应的分量和影响力。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的目标是走向什么？
这个问题应该加以考虑。
是不是更多的考虑环保因素、民生关怀因素就能达成目标呢？
这涉及到关于近期中央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安排的措施是否正确的辨析。
中国经济30年来的快速发展，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其中劳动力成本、地租成本等营商成本因素的绝对低廉始终是主要因素，是不是可以短期内进行反转，值得好好把握。
事实上除了部分地区之外，我国的总体营商成本由于行政效率和腐败因素，根本不具有太多优势，而最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只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失败，导致大量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的大量高级人才缺口较大，其雇佣和培训成本并不具有优势，所以要根本上短时间内转变经济的结构是很难的。
经济危机之后更多的是要靠自身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一时间让大量的企业从代工生产转向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方向，根本不现实。
这个过程将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系统改革和发展工程的实施，政府可能必须以系统工程的安排和理念的引导为主，进行深入的经济发展的干预估计不会有好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
而另一方面，转向大经济循环均衡发展的安排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那就是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尽可能扩大内需消费的比重，根本的方式就是转变政府的职能，减小政府的经济发展职能，降低经济发展的生产性循环的比重。
这一点是可以由政府自身的变革来实现的。
根据上述的认识，有几点可以明确。
首先，中国现发展模式中的营商成本安排，将发生一系列的调整。
一方面，政策上的对于营商成本的干预，特别是一系列提高劳动保障的措施，可能起点要尽量的压缩，要让企业的竞争来提高相关的保障，而不是要政府强行提高企业的营商成本。
对于最低起点的保障，我是赞成的，事实上也就是一个最低工资和最高劳动强度，其他的如具体用工、薪酬制度等政府尽量不要过多的干预。
而另一方面，政府垄断的行业，如土地、电力、供水等，反而政府要尽可能的进行干预，尽可能的给企业提供降低营商成本的机会。
而不是相反的因垄断而上升。
要明白，初次资产的一次性消费价值收益始终不会高于企业的长期经营运作。
政府在这方面不要犯了短视毛病，30年来的经验已经说明，对于政府让渡的土地、营商初次投入等利益换来的是企业长远运作的巨大利益，其利益优势足以创造奇迹。
由此，政府对于工业用地在完善和坚持规划的基础上，要尽可能压低营商成本，建议是政府执行指导价格，并实行租用制度，做出地租的让利，以保持工业产业的长远发展。
同时配合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实行分类产业的价格差异。
对于当前的土地竞价拍卖，应该只能适用于写字楼和高档商品房开发。
对于公用事业的发展，如供电、供水、供气、供油等，实行商业化运作，但是应该强制实行微利或是财政补贴模式，政府应该尽可能压缩盈利空间，进一步降低营商成本，以利于各类实业的发展。
这其中涉及大宗资产的资本市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