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管理之比较.docx
《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管理之比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管理之比较.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管理之比较
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管理之比较
作者：
邓珞华，周欣平
单位：
武汉大学图书馆，美国匹兹堡大学图书馆
摘要：
比较了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在机构设置，人事管理，馆藏资源的购置和布局，读者服务的内容和方式，经费及其筹措渠道等五个方面的异同，探讨了这些异同点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弥补差距的办法。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比较图书馆学
图书馆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形成了各种类型各具特色的图书馆。
1927年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成立以后，跨国家、跨地区、跨文化的图书馆比较研究逐步发展起来，50年代以后形成了图书馆的一门分支学科——比较图书馆学。
它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进行比较研究，了解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图书馆实践，找出它们的异同点，研究形成这些异同点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扩展和深化对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的认识。
笔者分别来自中美两个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又分别在对方学校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
由于同是处于管理者的位置，因而对两国高校图书馆管理方法上的差异及其产生的结果有较深刻的体会。
我们在本文中详细地列举了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在机构设置、人事管理、馆藏资源的购置原则和布局、读者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以及经费数量及其筹措渠道等5个方面的异同点，探讨了这些异同点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弥补差距的办法。
其目的是为了学习和借鉴对方的经验，吸取对方的教训，从而推动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的共同发展。
一总体比较
总体上讲，中国高校图书馆与美国高校图书馆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这种差距又直接影响到大学图书馆的管理。
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缺乏法律保障
中国至今没有一部图书馆方面的法律，而美国早在1925年就制定了图书馆法，其主要内容有：
（1）各级政府要建立图书馆。
（2）为图书馆征税。
（3）图书馆的行政管理人员由行政长官指派的图书馆委员会任命，负责图书馆的经费控制、行政管理和财产管理等工作[1]。
这种立法保障了图书馆生存的合法性和连续性。
而中国的图书馆由于缺乏法律的保障，生存相对艰难。
相当多的县级公共图书馆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大部分高校图书馆的购书经费达不到规定的比例。
2．合作化协调程度低
美国通过立法、专业协会和利益驱动三种方法进行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合作协调工作。
例如美国“公共法”第48款就规定国会图书馆在世界各地和美国各地设立永久代表，负责购买世界和美国各地的出版物，进行编目并向外分发编目数据[2]。
又如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全国采编计划”规定美国至少要保存一份世界各地出版的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图书[3]。
最为杰出的合作范例是1977年成立的ＯＣＬＣ编目中心。
该组织成立伊始就有350多个成员馆（大部分是高校图书馆）到1997年，成员馆已达25000多个，遍布65个国家[4]。
此外，专业协会如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和研究图书馆协（ARL）在组织全国和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方面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联邦政府还下设一个“全国图书馆情报学委员会”，负责为总统提供图书馆和情报方面的咨询，组织调研，制定和评审规划，向国会提出报告等。
1997年成立的联邦政府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研究所（InstituteofMuseumandLibraryServices）每年将数以千万计美元的资金注入图书馆和图书馆教育事业，资助图书馆的重点项目，用颁发研究发展基金的办法从宏观上调控和引导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和研究图书馆协会（ARL）也从专业发展的角度来协调全国的图书馆发展。
比如近几年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推动的“电子学术文献出版计划”（SPARC）和“全球资源共享计划”（GlobalResourceSharingProject）联合美国众多的高校图书馆的资源优势，进行自办电子学术文献和电子学术期刊的出版业务及国际文献的传递和共享，对美国学术图书馆在21世纪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中国的专业图书馆协会，如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在合作协调方面所起的作用类似于美国的ARL，但全国性协会——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协调作用非常有限，协调合作计划因为没有法律效力和行政效力常常不能彻底实行。
受利益驱动的民间合作项目也有不少，例如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地都有高校图书馆的采编中心，但都还没有形成规模。
3．自动化进展迅速，但技术和规模上仍有差距
90年代以来，中国大中型图书馆，尤其是高校图书馆在自动化管理方面进展迅速，大部分高校图书馆实现了编目、流通的计算机管理和网上信息检索。
但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大学的图书馆外，一般图书馆所拥有的计算机数量不超过100台，读者一般不能自由使用计算机，很多工作人员也不能用计算机来从事图书馆管理。
图书馆的整体自动化程度不高，而且馆际通用的标准和运作方式不一，很难形成一个全国规模的图书馆计算机网和国家信息网。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通讯电缆传输速率较低，图书馆管理软件的网上功能很弱，使得上网困难，经常发生堵塞现象。
4．“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意识不强
服务意识不强是中国高校图书馆多年以来存在的普遍问题。
例如读者强烈要求的开架借阅，在中国争论了几十年，只到近十年才普遍实行。
免费参考咨询至今未能充分实行。
服务态度亟待改善。
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中美两国图书馆在服务意识上的明显差距，那就是美国的图书馆里，一般是不能用“没有”两个字把读者打发走的。
参考馆员对于前来提问的读者，必须想方设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至少要告诉他们怎样能找到所需的资料。
而在中国的图书馆里，“没有”是打发读者的一个常用词汇。
二机构设置方面的比较
图书馆的机构设置是由图书馆的功能所决定的。
根据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的主要功能有三个，即资料的搜集、资料的组织和资料的传播利用[5]。
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美国，为了实现这三种功能，所有的大学都要设立相应的部门：
采访部实现资料的搜集功能，编目部实现资料的组织功能，而资料的传播功能一般由多个服务部门共同实现。
这些服务部门的名称因馆而异，但一般都设有参考部、流通部，许多大型图书馆还设有分馆和特藏部等。
但中美高校图书馆在部门设置上，尤其在读者服务部门的设置上的做法有明显的差异，中国高校图书馆设置的部门数量一般多于美国。
例如，武汉大学图书馆（不含分馆）下设部门有：
办公室、采访部、编目部、典藏部、技术部、外借部、阅览部、参考部、特藏部、文科中心、视听资料部。
而与武汉大学规模相当的匹兹堡大学图书馆（不含分馆）下设部门只有办公室、技术服务部（含采访编目）、流通部、参考部、信息系统部（负责计算机应用系统）、藏书发展部。
中国高校图书馆部门设置多的主要原因是对图书馆功能划分过细。
这些细分中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但是是被迫的，有些是不合理但可以改善的。
采访、编目的划分是合理的。
多数美国高校图书馆都实行了采访编目部门的合并。
由于采访编目工作的逐步社会化和商业化，采访人员在收到书刊资料时仅做简单记录和处理就可以将它们直接送到流通部门。
在这种条件下，采访部和编目部合并成了技术服务部，实行高效率的一条龙作业。
传统的编目人员的职责也在改变。
除了亚洲、东欧、拉丁美洲和非洲等语言的编目仍在馆内进行外，西文编目已实行了社会化商业化，使得编目人员的编制逐步缩小。
现有的编目人员则主要从事数据维护，技术协调和监督工作。
而在中国，由于采访编目还未实现社会化和商业化，这两个部门也就不可能合并。
声像资料和机读资料的独立是被迫的。
在中国高校图书馆，电脑和声像资料阅读器的数量目前还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绝大多数图书馆的经费维持不了这些机器的运行维修和更新，必须向读者收取一定费用才能维持生存。
此外图书馆一般没有中央空调，机器必须放在有空调的房间里，以免损坏。
因此，这些资料的服务工作只好从读者服务中分离出来。
借阅参分离则是不合理且可以改正的。
中国很多高校图书馆的外借、阅览、参考部门是分开设立的，借、阅、参下往往又加细分。
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外借部有单独的书库，这些书库的书只供外借，无法就室阅览（因为没有桌椅）。
书库又分为中文书库、西文书库、俄文书库和日文书库。
中文书库又分文科和理科书库。
阅览室的书一般只供阅览，不外借或临时外借（借期1天）。
阅览部下又按读者类型（教师、学生）、学科（文科、理科）、文种（中文、外文）划分成阅览室，全馆共有17个阅览室。
这样层层划分的结果是：
①读者深感不便。
一种资料可能在几处收藏，他们不知道究竟应该在哪里找。
②人财物的浪费。
本来只用买1本的现在要买几本。
如1种中文书，要使所有读者能看到，必须买3本以上：
学生阅览室1本，教师阅览室1本，外借部1本。
本来只要1个人管理的现在要几个人管理，例如一个大阅览室只要1个人管理，把它分成3个阅览室则需要3个人管理。
馆舍空间被划分成过多的小房间，从建筑上讲也是个浪费。
有些阅览室可能冷冷清清，而同时另外的阅览室又可能人满为患。
总之，从管理学、运筹学的观点来看，借阅参分离是极不可取的做法。
相比之下，美国高校图书馆多采用“统仓管理方式”，整个图书馆只有一个进出口，除特藏文献和现刊外，其它文献不单设阅览室。
文献资料尽量集中，按一个索书号系统排列。
读者可以在整个图书馆内随意浏览和自由取书。
馆内有校警全天执勤监察，并有严密的防盗系统和偷窃惩罚措施。
三人事管理的比较
管理的核心是人的管理。
原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RuthefordD.Rogers和原斯坦福大学图书馆馆长DavidC.Weber认为“管理就是通过人去完成工作。
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为每一个岗位——不管这个岗位重要或不重要——找到最合适的人选。
”[6]
1．干部的选拔
图书馆干部的选拔方法，在美国和中国具有很大差异。
中国高校图书馆干部的决定主要采用任命制，即学校领导任命馆长（一般从校内人员中挑选），馆长任命部主任（一般从馆内人员中挑选）。
比较民主的做法是在任命前进行一次民意测验。
而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干部选拔主要采用公开招聘和直接任命两种方式。
总馆馆长一般要通过全国公开招聘的方式产生。
校内人员只要符合条件，可以申请参加任何一级图书馆干部的招聘。
不管是校内或校外的申请者，一律按条件优劣评选录用。
这两种方法各有短长。
公开招聘比较容易吸收优秀人才，从外部来的馆长、部主任没有人事羁绊，缺点是他们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熟悉馆内部内情况。
而内部任命制由于挑选范围有限，优秀人才比较难以出现，长期在一个单位一个岗位上工作的干部容易产生守旧心理；其优点是干部熟悉馆内情况，无需一个熟悉过程。
RuthefordD.Rogers和DavidC.Weber认为，为了兼顾两者的优点，三分之二的干部应该从内部产生，而馆领导应有一部分从外部招聘以增加外部经验和新鲜观点。
[6]
中国高校图书馆的任命制存在几个明显的弊病：
第一，挑选范围太窄，因为从内部产生干部首先就排除了大量的外部候选人。
第二，校领导出于某种考虑，常常任命一些不适合于其他某个领导岗位工作的干部为图书馆馆长，而不管他是否胜任图书馆工作。
第三，由于以上原因，干部的素质可能达不到要求。
例如绝大部分馆长没有硕士以上学历，相当数量的馆长在任命之前从来没有在图书馆工作过，其中一些人不了解也不热爱图书馆。
2．人员结构和数量
以下是1998年度111个美国大学图书馆的专业馆员、辅助人员、学生工的数量（表1）和比例（表2）：
[7]
表1美国ARL111所大学图书馆各类人员数量
专业馆员
辅助人员
学生工
总数
最高
431
584
202
1188
中数
74
129
65
268
最低
23
52
2
112
注：
表中每行数值并不一定都是同一图书馆的数据，每一数据值是每一项目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图书馆的数据。
例如第一行数据可能分别是专业馆员、辅助人员、学生工和馆员总数最多的4个馆的数据，故“总数”并非前3项之和。
以下各表皆同。
这里，专业馆员相当于中国中级（馆员）以上职称人员，辅助人员相当于中国初级及以下人员。
美国大学图书馆里专业馆员一般必须有美国图书馆学会承认的图书馆学或信息学硕士以上学位。
从表2中可以看出，美国大学图书馆里从事技术性较强工作的专业馆员一般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中国的这个数字一般在百分之四五十以上。
按图书馆工作种类来讲，大约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是技术性的，如选书、编目、参考咨询等，三分之二的工作量是非技术性的，如上架整架、装磁针、借还书、贴书标和书袋卡、搬运、打扫卫生等等，因此专业人员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是合理的。
这表明中国高校图书馆里许多专业馆员在从事辅助人员的工作。
问题是中国大学里的职称数通常不是按需要设立的，而是按资历评的。
资历到了，从事低级工作的人也可以担任高级的职务，或者一个高级岗位的工作由几个高级职称人员来分担。
这种现象产生多种弊病，如大材小用，人浮于事，分配不公。
目前，中国高校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按工作的实际需要设立工作岗位，按岗位要求挑选设置专业馆员。
表2美国ARL111所大学图书馆各类人员比例
专业馆员
辅助人员
学生工
最高
43.75%
74.6%
47.69%
中数
26.48%
48.6%
23.8%
最低
15.3%
17.1%
0.89%
从工作人员数量来讲，美国高校图书馆一般高于中国高校图书馆。
美国大学图书馆平均工作人员数为103人[8]，而中国仅为50人左右，例如广东省27所高校图书馆1994年工作人员总数为1301人，每馆平均仅48人[9]。
美国排名前111所大学的图书馆人员编制的中数为268名工作人员[10]，而中国前100所高校的图书馆平均工作人员不到100人。
馆藏量同为300万册左右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图书馆和中国武汉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比为379：
210。
在人力费用十分昂贵，讲究效率的美国，高校图书馆的人员编制却高于中国高校图书馆，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①美国图书馆开放时间普遍长于中国。
如匹兹堡大学图书馆每天开放时间在18小时左右，每周开放时间约120个小时，而武汉大学图书馆每天开放约12小时，每周开放约72小时。
②美国大学规模一般大于同等级的中国大学，图书馆平均馆藏量也远远大于中国。
如匹兹堡大学主校区之外还有四个分校，在校生3万多人，而武汉大学在2000年以前没有分校，在校生仅1万多人。
美国排名前111名大学的图书馆最高馆藏量为哈佛大学的1389万册，最低也有173万册[10]，而中国排名前100名大学的图书馆馆藏量最多的还不到600万册（北京大学），大部分不到100万册。
③美国大学图书馆用了较多的人力在参考咨询、公共服务、人员培训和电子图书馆开发上，而中国大学图书馆的大多数人力用在流通和阅览室管理上。
美国的大学图书馆中，大多数公共服务场所都有充足的专门的图书馆职员解答读者的提问，而中国的高校图书馆在许多服务部门没有设立专职的参考馆员。
美国大学图书馆大量使用学生工（平均达工作人员总人数28.86%）的做法很值得中国同行学习。
这种做法解决了部分学生的经济困难，增加了学生对图书馆的了解，密切了学生与馆员的关系。
但中国高校目前还无法大量使用学生工，因为大量使用学生就意味着要解雇正式工作人员。
尽管如此，随着经费的增加，近几年中国高校图书馆逐步扩大了学生工的数量。
2．图书馆员的评估、续聘、解聘和晋升
如何评价图书馆员完成任务的情况，并据此对其实行续聘、解聘和晋升，中国和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做法有相同和不同之处。
美国大学图书馆对图书馆员的评价和奖罚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定的行之有效的做法。
匹兹堡大学图书馆制定的“专业馆员任命、评价、提升和上诉条例”[11]在这方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简单地说，图书馆员的续聘、解聘和晋升是由一个经选举产生的“同僚评审委员会”负责进行的。
该委员会的成员从已续聘的专业馆员中产生，不得连任。
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对聘期已到、申请晋级的人员进行全面评估，根据已制定的标准，如学历、任期、能力、研究成果、履行职责情况等，提出续聘与不续聘，晋升或不晋升的初步意见，供馆长参考。
评估所依据的材料有被评人的自评报告、个人档案、同事评语、主管上级的评语，甚至本校院系领导的评语。
馆长根据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对被评人作出聘任、续聘、解聘、晋升的决定。
这里，评价由“同僚评审委员会”作出，决定由馆长作出，他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委员会的结论。
而如果被评价人不服馆长不聘或不晋升的决定，可以在规定时间之内上诉，馆长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说明拒聘或不晋升的理由，或直接将上诉交主管校长并由校方召集一个由大学教授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听证会听取该人员上诉。
上诉人对听证会成员可提出异议。
陪审团在听取上诉后，提出支持上诉人或维持馆长决定的裁决供主管校长参考，最后由主管校长作出决定。
这个条例比较好地解决了如下问题：
①支持馆长正确地行使职权。
②防止馆长或其他领导人不公正地对待下属。
③具有可操作性。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图书馆在工作人员考核、晋升、聘任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定，逐步打破“大锅饭制度＂，但仍有几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①考核的可操作性。
很多图书馆制定的考核指标和考核办法过于繁琐，由于考核工作量太大而难以操作。
②听取上诉的公正性。
馆员可以上诉，但听取上诉，作出仲裁的人仍然是原来的行政主管而不是另外的机构，因此难以保证仲裁的公正性。
③执行的困难。
由于复杂的外部原因，对应该解雇的人不能解雇，对应该晋升的人不能晋升。
四馆藏资源的购置原则和布局的比较
藏书采购原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采购什么样的书，二是每种文献采购多少本。
购买什么样的文献，从原则上讲，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满足教师、学生和其他读者的需要。
但在具体做法上，尤其是复本数的确定，又有较大的差别。
美国高校图书馆一般实行“单本原则”，即每种文献只购进一份，教材基本不购。
而中国高校图书馆中文图书和期刊的复本数除贵重书刊外，一般达3至5本，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复本数甚至更多。
其原因主要是中国高校图书馆还负担为学生提供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任务，而美国高校图书馆不承担这个任务。
另一个原因是中文书便宜得多，例如武汉大学图书馆1998年购进中文图书20000册左右，平均价格26元（合3美元），而购进外文图书5000册左右，平均价格50美元以上。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高校中的教师和学生中的大部分还不能流利地阅读外文文献，这使得中文文献的需求大大高于外文文献的需求。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借阅期限大大高于美国。
如武汉大学图书馆1993年以前的借阅期限为一年，1996年改为6个月，1998年改为3个月，仍然高于美国7至30天的期限。
借期长的结果是书的流通周期长，一种书，尤其是新书需要较多的复本才能满足需要。
在文献布局方面，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的做法有很大区别。
总的来讲。
美国采取的是“借阅合一，大开间”的布局，一个独立空间通常在1000至2000平方米以上。
而中国大学图书馆目前大多采用“借阅分开，小空间＂的布局。
流通部的书只供外借，不便阅览（因为没有桌椅）。
阅览部的书只供阅览，不能外借。
图书、期刊、机读文献分室阅览，中外文献分室阅览，教师学生分室阅览，一个阅览室的面积通常在50至500平方米之间。
这种布局的缺点在前面分析借、阅、参分离时已经说明，这里不再赘述了。
90年代以后，中国高校图书馆已经逐步认识到借阅分离的弊病，新修的图书馆馆舍大都采用了少间隔的大开间形式。
但50至80年代修的很多图书馆馆舍都被分隔成了许多小空间，难以再采用大开间的布局，造成这些图书馆的永久性的遗憾。
五读者服务的比较
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在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上有许多相同点，但在许多具体做法上又有不同之处。
1．服务对象
中国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本校师生员工，不对公众开放。
有些图书馆虽然也对社会开放，但一般都要收费。
而美国公立大学图书馆对公众一般都是开放的。
校外读者可以免费阅览，借出馆外则要收取一定费用。
美国在强调图书馆为本单位服务的同时，还强调图书馆的社会服务功能，而中国很少强调高校图书馆的社会服务功能，认为为社会服务主要是公共图书馆的事情。
2．开放时间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普遍低于美国。
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按照《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为每周72小时。
尽管有此规定，许多高校图书馆还是达不到这个要求。
而美国高校图书馆开放时间一般每周超过100小时。
3．参考咨询参考咨询，就是“帮助读者使用图书馆馆藏”[1]，但中美高校图书馆在具体做法上有很大区别。
美国高校图书馆在公共服务场所设有专门的参考咨询台，由专门的参考馆员教读者怎样查找资料，强调对读者的辅导。
而中国高校图书馆一般是设一个参考咨询部，这个部门的职责主要是替读者查找有关资料，即读者提出课题，参考馆员查找相关资料，以题录、文摘或全文的形式提供给读者，通常收取一定费用。
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参考咨询部虽然也有培训读者的任务，但在现场服务方面，它们更多的是为读者“捕鱼”，而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参考咨询部门则更注重给读者提供鱼网，让他们自己去捕鱼。
在读者培训方面，中国高校图书馆有一种做法值得美国同行借鉴。
按照中国教育部的规定，每所大学的图书馆要开设一门文献检索课，列入学生的课程计划，计算学分。
这种强制性的训练，使学生能比较系统地掌握本专业文献的查找知识和查找方法，同时减轻了参考馆员的负担。
4．开架
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开架范围一般大于中国。
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图书馆，除特藏外的所有文献一般都对读者开架。
而大部分中国高校图书馆都设有一个“样本书库”，每种中文书收藏一本在里边，一般只供就室阅览，不能借出，采取闭架或部分开架形式。
由于中国高校图书馆中偷书、撕书、逾期不还的现象较美国严重，大部分图书馆认为应当保留一个“样本书库＂以备不测。
5．现代技术的应用。
90年代以来，现代技术在中国高校图书馆得到迅速广泛应用，与美国的差距在迅速地缩短。
大部分高校图书馆实行了计算机管理，网上通讯、缩微、声像、复印、防火防盗设备都有了一定规模。
但与美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主要表现在：
①数量少，不能满足读者，甚至工作人员的需要。
②设备档次低。
由于经费紧张，只能购买便宜设备。
③网络设施不完善，网上堵塞严重。
6．图书馆安全。
美国“图书馆管理杂志”（JournalofLibraryAdministration）1998年25卷1期是图书馆安全专辑，其中有3篇是关于防盗的，可见安全问题，尤其是防盗问题在美国图书馆也是不可忽视的。
据美国图书馆协会（ＡＬＡ）统计，1990年由于人为的灾难，图书馆损失达数百万美元。
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Robert.M.W.监守自盗大量手稿、珍籍，被判刑15年，罚款45000美元。
个人盗窃图书数量最多的达2000册。
而在华盛顿特区，犯罪和毒品问题也深入到图书馆内部[12]。
在中国高校图书馆，虽然未见这类严重事件的报导，但安全问题，尤其是偷盗问题较之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武汉大学图书馆期刊部统计，每年开架阅览的期刊的完好率只有30%，70%的期刊由于严重缺期缺页而无法装订。
每年被抓获的偷书者达数十人。
在许多人的观念里，“窃书者不为偷”，被抓获者顶多罚款了事，这是造成偷书现象屡禁不绝的主要原因。
六经费及其筹措渠道
经费问题是困扰中美两国图书馆的共同问题。
据MaryCase和DeborahJakubs报导，美国研究图书馆在1986～1997年12年间，图书经费增加了30%，而同期书价却上涨了62%；期刊经费增加了142%，而同期刊价上涨了165%，书刊购进量分别下降了14%和6%[13]。
而中国同期中文书刊涨价近20倍，经费增加却不到5倍。
例如武汉大学图书馆1985年购进中文图书的平均单价才一元多一点，而1998年却达到26元。
表3是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统计的排名美国前111位的大学图书馆1998年经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