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祖与中日《天津条约》戴东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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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承祖与中日《天津条约》戴东阳
徐承祖与中日《天津条约》
戴东阳
中日《天津条约》又称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其主要内容中、日两国同时撤回驻朝军队，尤其由此引发的中、日两国对朝鲜的同等派兵权问题，成为日后甲午战争的祸根。
[1]目前，对于这一重要条约的专题研究尚未见到。
然而，鉴于该条约特殊的历史地位，近代外交史论著中一般都要提到[2]，有关李鸿章对日决策的专题论著中，也有相当程度的涉及。
但这些研究主要是以李鸿章作为研究的起点，基于中方谈判记录，介绍谈判的过程，以及该条约的内容，间而有辨析谈判中争执的几个主要问题之事实真相的。
对于清政府在撤兵问题上曲折的决策过程，均未论及。
以李鸿章作为研究的起点，在谈到清政府撤兵等政策的由来时，说法莫衷一是了。
有的认为李鸿章主张撤兵[3]，有的认为是日本请求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从中斡旋的结果[4]。
清政府在其中的立场反而难以看清。
其实，清政府在撤兵这一重大问题上的决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日本提出撤兵要求，最初是与驻日使臣徐承祖开始交涉的。
对于日本的要求，清政府一开始曾断然予以拒绝，后因徐承祖积极提议，经李鸿章促进，最终在日本要求来华谈判前夕，才把撤兵作为谈判可以接受的条件，但态度依然不十分明确。
天津谈判的中方记录与日方记录详略相差相当悬殊，有些内容相当丰富且重要的问答，日方留存，中方却完全删去了。
此外，由于徐承祖的相关情报，中日双方在谈判地点的选择上，还经历了一番周折。
其间徐承祖雇用日本间谍获取情报的方式，也分外引人瞩目。
以徐承祖作为考察中日《天津条约》的切入点，将中方和日方的谈判记录两相比照，有利于把这一时期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对日决策的形成过程，从起点作一个深入的考察。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关于徐承祖的研究寥若晨星，徐承祖在中日天津谈判期间的活动及其对中日《天津条约》成立的重要影响，更是缺乏应有的研究[5]。
本文试利用中方已刊档案和未刊档案以及日方资料，通过未刊档案与已刊档案、中方记录与日方记录的比照，较系统地考察天津谈判期间徐承祖的报告、建议及其对中日《天津条约》的影响，试从一个侧面探索这一时期清政府对日决策的渊源及曲折的形成过程。
一、提前赴任的背景、行程及相关报告之概况
光绪十年八月十七日，徐承祖以候补知府被谕命为出使日本大臣[6]，成为清朝第三任[7]驻日使臣。
首任使臣何如璋于光绪二年十二月二日谕授正使，次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任，相隔约一年。
第二任使臣黎庶昌光绪七年三月七日谕授，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相隔也近半年。
而徐承祖谕授后不到三个月，就接到了清政府要求他提前赴任的指令。
主要原因，是突如其来的朝鲜甲申事变。
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三日，清政府忽然接到朝鲜事变中国驻朝军队与日军发生冲突的电禀。
[8]当时，中法战争前途未卜，朝鲜自壬午兵变后，政局也尚未稳定。
日本突然与中国起衅，清政府担心日本借中法有事伺隙寻衅，“事关重大”，不得不迅速“严密筹办”。
次日，清政府发布谕旨分头部署。
一方面，通过清政府统带驻防朝鲜各营提督吴兆有等传知朝鲜方面静候大员前往查办，并饬令吴等与日本驻朝公使从容商办。
另一方面，命李鸿章会同左副都御史吴大瀓规划朝事，由吴及两淮盐运使续昌前往朝鲜探明致乱缘由，同时命将援台之北洋快船“超勇”、“扬威”二船调回，由丁汝昌统率赴朝鲜，会同吴兆有等相机定乱，并命盛京将军庆裕妥筹备御。
[9]再一方面，就是命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徐承祖密探日本方面有关朝鲜启衅之由的消息及日人举动[10]。
当时，徐承祖正准备前往福建省亲。
为此，清政府同时电谕闽浙总督及两江总督等转饬徐承祖，迅速赴任。
[11]接旨时，徐承祖仍在上海，尚未前往福建。
二十六日，他复电称，十一月初二方有前往日本的商轮，届时即遵旨搭乘前往。
同时提议，希望邀请日本驻上海领事安藤太郎与他同行，先赴朝鲜查解。
[12]此前的二十五日，清政府接到黎庶昌复电，内称日本方面尚未得知朝鲜事变的消息，且无增兵的动向[13]。
总署大臣徐用仪、邓承修与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的会晤，以及日本驻天津领事原敬谒见李鸿章的会谈，也印证了黎的说法。
[14]为此，清政府一时难以断定朝鲜事变究竟与日本有多少关系，决定将重点首先放在查明事变的真相。
[15]二十六日，清政府再次电谕徐承祖，因尚不确知朝鲜致乱的原因，令其“遵前旨迅赴日本密探该国实情”，先赴朝鲜之议无需提起。
[16]“密探该国实情”是徐承祖提前赴任的首要任务。
二十七日，徐承祖通过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电示清政府，定于十一月初二启程。
[17]自徐承祖确定行期至其启程的数日间，日本使馆被焚，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回国请兵，日本政府派军舰驶往仁川，黎庶昌和驻朝中国军队纷纷请求清政府迅速派兵，朝鲜局势迅速恶化。
尽管如此，清政府对朝鲜局势总体仍持乐观态度。
清政府认为，朝鲜致乱之由还未得到确信，榎本武扬和原敬都曾表示日本“政府实无与华开衅之意”，甚至有“此事或由乱党煽惑，使我两国之官不和”之言，即使有竹添回国请兵的消息，仍认为“朝鲜不致有大波澜”。
又认为焚毁日馆与中国“无涉”，强调总署与榎本武扬屡次问答“均悉此意”。
对于驻朝军队的请兵要求，责问其“此事本未与日国开衅，何援之有”。
甚至认为，驻朝清军“所禀殊未可尽信”。
清政府的方针是，依既定方针，令李鸿章调船备用，派吴大澂前往朝鲜确切查明事变真相。
清政府相信，处理朝鲜问题，“但将朝鲜肇乱罪魁查明惩办，即可平乱党而息争端”。
有鉴于黎庶昌提到事变可能使日本外务省起疑，进而强调当下处理办法，“以查办乱民保护朝王安日人之心，并剖析中倭误会打架以释衅端为第一要义”。
[18]十一月初，黎庶昌向外务省传达清政府的和平之意。
日本方面答复，已派人赴朝查明细节，具体处理意见尚未确定。
当时传言外务卿井上馨将亲赴朝鲜，且继续有兵前往。
[19]综观徐承祖赴任前夕国内国际局势，看似平静实则隐藏危机。
看似平静，是因为中日双方均尚未确知事件的真相，双方相互示好，至少使清政府方面对事件前景相当乐观。
隐藏危机，是因为日本调兵遣将，已透露咄咄逼人，势在必行，志在必得之势。
十一月初二，徐承祖肩负“密探”“实情”之责，乘坐日本商轮“名古屋号”从上海启程赴日。
随行15人，包括翻译参赞官杨枢、徐承礼，随员参赞官、后来的神户正理事陈明远等人。
初四到长崎，初六抵神户，初九抵横滨、进东京，初十与黎庶昌办理交接事宜[20]。
十一日往外务省商议递交国书事，由于临近西历年底，国书至十七日才呈递。
黎庶昌本拟交接之后即行回国。
但因朝鲜与日本有事，清政府命其暂留三个月会同徐承祖商办一切。
[21]黎庶昌并未遵原旨羁留三个月。
随着徐承祖开始与日方独立交涉，清政府允准黎庶昌之请。
十二月十八日，黎庶昌回国，当时他正丁忧。
[22]徐承祖一到日本，就根据清朝驻长崎理事官的密探，寄出第一份报告。
此后，一路北行，一路探查。
自十一月初四抵达日本至光绪十一年三月初四中日《天津条约》签署，徐承祖上呈清政府的报告约20来份，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自十一月初四到长崎至十二月初六前往会晤井上馨前夕。
这一时期中、日朝事交涉的重心在朝鲜，报告的内容主要关于井上朝鲜行程及日本方面的种种反应，同时探查金玉均是否在日本，所有报告会同黎庶昌上呈。
报告的来源或据黎庶昌使团驻长崎、神户等地领事，或者转达日本外务省的意见，或得自日本报纸，似乎没有显示特别的情报价值。
井上的朝鲜之行当时并非秘密行动，派往朝鲜的吴、续两位钦使几乎有同步报告。
这一时期的报告与本文主旨关系也不大。
第二时期自十二月初六前往外务省要求会晤井上到伊藤博文来华之前。
井上与吴大澂、续昌先后回国之后，中日朝事交涉的重心移到日本。
其间，黎庶昌及随使人员均已回籍。
报告的重点是徐承祖与井上关于撤兵问题的会谈。
第三时期自日本决定派遣伊藤博文来华谈判，至中日《天津条约》签署。
报告的中心内容是关于伊藤来华的背景、谈判的要点及其使团人员情况等种种内幕。
无论是第二时期的与井上会谈，还是第三时期关于伊藤来华的报告，对中日《天津条约》均产生重要影响。
二、与井上馨会谈与撤兵建议的提出
徐承祖与井上馨围绕撤兵问题进行的会谈，实是稍后中日天津谈判的前奏。
如上所说，徐承祖启程赴日前后，清政府对朝鲜事件的真相尚不清楚。
榎本武扬与原敬一再示好，令清政府对朝鲜事变的前景颇为乐观，以为有吴大澂等赴朝查办，此事即可快速了结。
当时，清政府指示徐承祖处理朝鲜事件的方针是“以定乱弭衅为主”。
[23]然而，十一月十二日，就在徐承祖接印的第三天，清政府收到朝鲜国王及驻防朝鲜提督吴兆有等来信，朝鲜事变真相大白。
此次朝鲜之事，系由该国乱党勾结日人所致，“日人心怀叵测，其为伺隙生衅以图狡逞，情节显然”。
[24]而井上馨到朝鲜后，托辞不与吴大澂等商议，签署完与朝鲜条约即仓猝回国，这一举动，更令清政府对日本深怀疑虑。
担心日本藉这次未商，遂谓朝鲜非属国，继此再生衅端，致蹈越南故辙。
为此，清政府决定采取两方面措施：
一方面，因朝鲜肇乱以金玉均为最，首先要求朝鲜国王设法访拿严办金玉均；另一方面，朝鲜既孱弱已甚，驻防清军不能撤回，因而筹划将来清军久驻朝鲜的具体规划。
[25]然而，如何对付“心怀叵测”的日本？
清政府一时尚无明确的对策。
在新的对日决策出台之前，可以认为，清政府的对日方针仍然是最初的“定乱弭衅为主”。
徐承祖正是依照这一基本精神，前往会晤刚刚从朝鲜回国的井上馨。
十二月初六，徐承祖前往外务省拜访井上馨不获。
初七，应外务大辅吉田清成之约，带翻译卢永铭再次前往。
徐承祖本拟只作一般性探访，不料井上在获知徐承祖未安排其他事宜之后，声称“有要言奉闻”，坚持要徐的随从翻译卢永铭退避，说会谈内容只可徐、其本人和刚刚到场的外务省翻译郑永宁三人知道。
徐承祖不得不依，井上将徐领进一密室。
徐——井上密室会谈，成了甲申事变后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第一次直接会谈。
会谈中，日本道出了其真实的关切。
见面之初徐承祖询问朝鲜问题的进展时，井上馨说，日本与朝鲜各事均已办结，与中国之间的问题却尚未了结，并把中日未能在朝鲜成功会谈的责任推给吴大澂。
进入密室之后，井上直入主题，称“若不将高丽及琉球二事办完，两国终难诚实和好”。
徐承祖追问朝鲜问题的情况，井上明确表示“中国不撤驻朝之兵，料定不出半年，事端必致复起”，道出了日本处理朝鲜问题的“要言”。
徐承祖就中国驻兵问题加以解释。
指出中国驻兵既是应朝王之请，也是开港后朝鲜国内局势的需要，决非防备日本。
井上却说，朝鲜国内因中、日驻兵，已出现中国、日本两党，终难免发生事端，强调“彼此撤兵，实所以求长保太平”。
如何解决朝兵不足问题？
井上称日本已有成案，令朝鲜延请英国人或德国人训练西法之兵，声称此为替朝鲜谋划的“最美”策略。
[26]道出“要言”之后，井上反复谈到日本国内的主战氛围，表明其本人主和之艰难。
为此，徐承祖表示，中国主和，但如果迫不得已，战争之外也别无选择。
反问井上，日本朝野纷纷主战，究竟为的何事？
当时徐承祖抵日虽仅一月，但对日本民情已颇了然。
他列举种种事实阐述日本政府实行西化政策之后尤其朝鲜事变之后日本国内“人心浮动”的情状，质问“何可再与别邦言战”？
听徐承祖所言，井上口气转缓，一下将话题转向中法战争，探问战争前景。
徐承祖称，战是不得已而为之，在符合情理的情况下可以与法国言归于好，但越南绝对不能归法国保护，表示了与朝鲜问题一致的立场。
井上提议中国此时议和为妙。
[27]井上表明本人主和的立场，又试图以日本国内主战气氛，及中法战争两大因素给中国施加压力，这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的对华态势。
当时日本政府尽管已经确立否认中朝宗藩秩序为目标的新的亚洲政策，但在具体政策上，政府首脑中存在妥协主张与强硬主张的对立。
由于军事准备不充分，在朝鲜问题上总体趋向妥协。
主要利用中国动荡的局势，伺机向朝鲜渗透。
甲申事变及稍后的外交交涉，正是日本这一趁火打劫外交手段的体现。
井上本人是妥协政策的倡导者。
会谈所论，大体是反映当时日本的实况的。
这次会谈，井上表示，因双方均没有受全权之命，所言不过“朋友闲谈”，但他对会谈的前景充满信心，认为将来中日必无“难办之事”。
朝鲜事变后，曾发生日本人攻击使署事件，会谈最后井上表示将派警察无偿保护。
[28]次日，井上到中国使署答拜，作简短会谈。
主题未超出上一次的范围。
重点宣扬朝鲜事变后日本国内外的主战气氛，表明他本人积极主和的姿态。
井上还谈到中朝宗藩关系，劝中国不要将朝鲜视为属国，但“词义隐约”。
徐承祖表示，既然井上屡次表示巩固中日邦交之意，希望诸事相互谅解，勿强所难，要求日本不必过问朝鲜之事。
井上以大笑作答，并说这并非日本有何意见，是因担心俄国虎视朝鲜，怕中国徒享虚名而受实祸。
会谈最后，井上重申上一次的建议，“将来两国议论此事，仍宜先作朋友闲谈，彼此说有端倪，彼时两国再派人会议，似较易办”，得到徐承祖响应。
[29]井上暗示中日之间将会有更加正式的会谈，即稍后以伊藤博文为全权大臣的天津谈判。
清政府方面，显然也是将井上与徐承祖的会谈看作天津谈判的前奏。
天津谈判中，李鸿章曾多次提到“驻日钦差徐大人”与井上的日本会谈。
[30]初八，徐承祖先将会谈的要旨扼要电告清政府。
[31]初九，清政府电谕徐承祖，内称华兵驻朝保护属藩，业已有年，又经朝王屡请留防，意难漠视。
现在该国乱党未靖，“尤不能撤”，令徐承祖“据理辩论，以释其疑”。
[32]接旨后，徐承祖遵旨前晤井上，“总极力以难以撤兵与其据理辩论”[33]。
井上坚持原有立场。
[34]朝鲜事变是在双方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获悉事变后第三天十月二十五日，总署就与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会晤，至十二月初七徐承祖与井上会谈之前一个多月间，双方会晤约10次。
主要目的“两边通气”，“互通信息”，均未谈到将来需要会商的问题。
井上在朝鲜不与吴大澂会商直接回国，奕劻曾特意就此事询问榎本，榎本言辞不定，又称两国驻兵尚无启衅之事，所以“无须商量”，并表示他本人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指令。
[35]井上与徐承祖会谈之后，十二月初九，榎本接国内来电，才向总署表示，日本“尚有商议之事”。
榎本没有指明日本将要“商议”什么。
而奕劻对于日本的“商议”意向，也未予正面回答。
只强调日本在朝鲜应该与中国钦差会商，不应以小节功败垂成。
[36]为此，徐承祖与井上的日本会谈，意义不可小觑。
徐承祖秉清政府指令，与井上继续辩论撤兵问题，终未能影响井上的立场。
而他本人在与井上初次会谈之后，却开始考虑撤兵问题了。
接清政府“据理力争”旨令之后，他将问答节略等函寄总理衙门，内中提出了清政府认为“势不能撤”的撤兵建议，函云：
承祖自当遵旨前晤井上，据理婉商。
傥井上始终执一，可否与其商论，俟朝鲜请英德人教练成军后，彼时察看该国足以自行弹压保护，再行撤回，或与其明定期限。
鄙见如斯，务祈接信后，并两次问答钞折，统呈堂宪酌夺电复遵办。
承祖现在总极力以难以撤兵与其据理辩论，既不敢稍存成见，亦不敢冒昧先露拟商撤兵之意也。
[37]
如果说，徐承祖向总署提出撤兵建议还相当婉转的话，致李鸿章的信中就非常直接具体了。
十二月十五日，在与井上再次辩论无效之后，徐承祖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信中深入阐述了他的撤兵建议。
徐承祖认为，中国可以考虑撤兵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1．清朝绥抚属藩，向来少有派兵之举，壬午兵变属于特例。
2．日本坚持撤兵之说，若清政府不允，恐怕朝鲜之事终难议定。
并指出，尽管日本可能有觊觎朝鲜之意，但有俄国虎视在旁，料日本断不敢作此“妄想”。
3．现值中法战争时期，未便多树一敌，担心如果朝鲜之事坚持不下，恐日本勾结法国与我为难，届时，恐怕日本要求不止此一条了。
徐承祖强调中法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设想待局势改观之后，再与日本“理争”。
在他看来，依赖俄国对日本的威慑力，想必日本不能如何朝鲜。
而依当时日本的地位，他认为“再与理争”是不难办成的。
函中重申他的撤兵建议。
[38]徐承祖的主张撤兵，完全是作为战时的权宜之计。
值中法战争之际，与日本早日了事，也正是清政府的意向。
徐承祖的撤兵建议，固然因情势所迫，却也完全没有超越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规范。
中国自元朝以来，对于藩属国基本上持不干预内政的立场，政变时也不例外。
政变后成立的政府，得到中国承认就可以了。
清政府之所以最后接受撤兵建议，重要原因也因为这与体制不相违背。
中日《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清流对此没有发表异议[39]，是可为证。
徐承祖不敢将撤兵主张“迳达总署”，希望李鸿章“统筹全局，俯赐酌夺”，参阅与井上的问答记录，迅速与总署婉商，并将商议的结果告诉他。
李鸿章于次年正月十三日收到徐承祖的信。
此时，原敬已向李鸿章通告日本政府特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臣前来中国商谈朝鲜善后事宜的消息，具体所议何事，原敬表示一无所知。
其实，李鸿章通过徐承祖的密报，已经获悉伊藤来议的主要内容，其中一条就是撤兵，详见下文。
李鸿章考虑到伊藤来华“必有要求”，总署难免需要筹商，立即致函总署，附上徐承祖的信。
信中，他专门就徐承祖的撤兵建议加以引申，认为撤兵之议“亦可备一策”。
尽管立论的依据略有不同，李鸿章显然已完全接受徐承祖的撤兵建议。
与徐承祖的建议略显差异的是，他进一步强调撤兵以后对朝鲜的控制权。
[40]徐承祖的信由李鸿章附寄给总署后，受到清政府的重视。
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清政府下令与日本谈判的当天，军机处又将它及李鸿章的信，专程进奏皇帝。
[41]稍后还被吸收到天津谈判的方针中，这里暂不作详论。
三、关于伊藤来华之报告及二大新建议
如果说徐承祖前两个时期的报告主要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传话”，那么，到伊藤来华的第三时期，由于成功地雇佣了一位日本密探，他的报告具有了重大的情报价值。
现存这一时期徐承祖给清政府的报告，主要有3封信函及数份电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预告伊藤博文来华的消息及将议之具体内容。
正月初十，在接到日方正式通告之前，徐承祖已获知日本将派伊藤为全权大臣来华商议朝鲜事宜的消息。
他立即致电李鸿章，告知“现雇侦者密报，日廷已派文员伊藤，武员西乡来华议事”，“闻十三日起身”。
同时指出，伊藤此行要求“数端”，“惟欲我惩在朝武弁并中日撤兵二事为极要”。
徐承祖不能肯定这一消息是否确凿，但他仍请李鸿章“转电总署”。
[42]数日后，日本外务省将伊藤来华的决定知照徐承祖。
[43]十三日，原敬拜谒李鸿章，称伊藤于本日启程，约二十后过天津。
[44]完全印证了徐承祖的报告。
其二，报告伊藤来华的背景及随行人员的名录。
伊藤启程后，徐承祖通过密探，又进一步获悉日本之所以派遣伊藤来华的内幕，及使团随员的情况。
他得知，自井上从朝鲜回国后，日本国内气氛紧张，主战、主和两派争论激烈，十号才决定采取主和的方针，因此派伊藤来华。
令西乡随行，是为服主战派之心，西乡口头主战，内心也主和。
日本对华的基本政策，正是徐承祖万分关切者。
为此，在秘密侦探之外，他又通过正式会晤进一步了解。
收到伊藤来华的正式通告之后，他回拜伊藤。
会谈印证了密探的报告。
会谈中，伊藤还提到撤离驻朝军队的重要性等，与一个月前与井上馨会谈中所论，也完全一致。
十五日，他将所获情报，汇成一份详细报告。
报告最后附录了伊藤随行人员的名单。
[45] 其三，密报伊藤随行人员兼负侦探任务，建议谈判地点以天津为宜。
早在探查日本派使内幕之时，徐承祖曾注意到日本官报报道日本天皇将于四月内赴福冈县广岛、熊本两地阅兵，他一度推测此举是为了预备和谈破裂时，作随时进兵之计。
海陆两军及各处军火厂甚为忙乱，也引起徐承祖的关注。
为此，他提请清政府“不可不先事预防”。
很快，日本侦探的密报又一次印证了徐承祖的推测。
正月二十一日，徐承祖所雇侦探前来报告，伊藤随行武官有一位名叫野津的，“系踏看地势，为将来进兵地步”。
又得知日本政府派黑田明赴香港，明为养病，暗则察看沿海一带虚实。
徐承祖查知此人向来与中国不善，担心他将来混入伊藤使团，“一路变议挑衅”。
同时还得知，去年冬天，已有二三十人改成中国服装赴福建窥探。
徐承祖已将此事函告闽浙总督，建议施计将其擒拿。
对于日本这种趁火打劫的行径，徐承祖甚感愤怒。
次日，他将侦探的报告汇成一封长信寄给清政府，并请清政府将如何对待伊藤中国之行的方案告诉他。
[46]鉴于信件需费时日，二十四日，徐承祖通过电报，先将相关内容扼要电告，指出“伊藤随弁意在窥探”，同时建议，谈判地点“在津为妥”。
[47]此时，徐承祖尚不清楚清政府是否同意日本的谈判要求。
为此，同日，他又致电李鸿章，询问清政府的意向。
[48]其四，朝鲜事变因日本官员与“乱党”串通而致，坚决反对惩办驻朝军队。
在获悉伊藤随行人员情况后不久，徐承祖又探得朝鲜“乱党”的口供，确知朝鲜事变是由“乱党”与4位日本官员串通而起。
正月二十四日，他将这一情报电告清政府，提醒朝鲜政府已将这一口供抄送吴大澂，进而提议坚决反对惩办驻朝官兵。
[49]徐承祖的报告，为清政府清楚地展示了甲申事变后尤其井上自朝鲜回国后，日本政府内部的对华动向，伊藤使团出台的背景及所负使命。
值此为止，徐承祖提出了3大建议：
（1）主张撤兵；
（2）谈判地点以天津为宜；（3）反对惩办驻朝军队。
它们正是稍后天津谈判的核心问题。
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东京和天津间的邮件一般需要20天左右。
由于情势紧急，需在最短时间内通告清政府，而相关内容往往又颇为复杂，因此，徐承祖采用信函和电报双重报告的形式。
现存3封信函，除关于伊藤来华背景问题的稍不紧要，未辅电报之外，其余均另有来电。
电报在清政府谕令接受日本谈判时，均已到达。
更早时候的撤兵建议信，通过李鸿章也在相同时间上奏，已如上所说。
信函约于二月初七日前后抵达[50]，此时，离天津开谈尚有10余天。
事实证明，徐承祖的报告不仅情报价值高，且相当准确。
以谈判内容为例，上海《字林报》传说伊藤来议将有５款：
一索赔八十万，二撤朝防军，三结球案，四新开口岸，五重定商约。
[51]天津开谈时，伊藤出示的，与《字林报》所言相去甚远，而与徐承祖的完全一致。
开谈时伊藤博文出示的谈判宗旨是“议办前日案件，妥商善后办法”，具体包含：
一为将来之事，要求撤兵；一为已往之事，要求议处统将，赔补恤银。
[52]赔补恤银问题，徐承祖报告中不曾提出，日方一度作为独立条款单独提起，所谓“会议朝事三件”。
但实际只是一个陪衬。
伊藤到总署递交国书时所提只有撤兵和惩办两款，以致会谈中李鸿章质问“总理衙门来信述伊藤大人之言凡两端”，“此外并无第三款”。
伊藤解释说是总理衙门误听[53]。
谈判中，双方一度也曾围绕赔补问题展开辩论，但最后达成协议的，是撤兵和惩办两事，赔补之事不了了之。
徐承祖的报告之所以如此及时又准确，与他成功地雇用了一位日本高级间谍有很大的关系。
报告中，徐承祖曾多次提到这位间谍，指出因日本在朝鲜事件上举动“诡秘”，“查探颇难”，有幸觅得这位“谍者”“通消息”，并介绍这位间谍的大概背景。
[54]无疑，这位“谍者”是徐承祖情报工作卓有成效的最主要的原因。
四、“谍者”辨析
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日本方面一直非常重视情报工作，他们成功地在中国寻找到众多中国间谍，为日本制定对华政策提供最有效的服务，这类业绩至今仍备受史家关注。
而在晚清驻日使臣中，居然也有成功地雇用日本间谍的，这实属凤毛麟角。
因此，一旦注意到徐承祖报告者，都会注意到这位“谍者”，注意到这位“谍者”，都有兴趣深入考究其真实的身份。
问题在于，徐承祖虽然经常提到这位“谍者”，考虑到谍者本人的要求，他一直没有透露其真实姓名。
而谍者本人更是隐蔽的，总不易给后人留下自己为谍的材料。
由此，在考究其真实身份时，不免迷雾丛生了。
如上所说，目前关于徐承祖的研究非常少，以提到其报告及谍者的而论，以笔者目力所及，有三种，而这仅有的三种，对“谍者”真人的推测，却有三种说法。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记，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有一位名叫朝比奈的谍者为徐承祖提供情报。
[55]且不论朝比奈（Asahina）很可能是化名[56]，因其所述已是中日《天津条约》之后的事，这里暂且不论。
此外两说，均在天津谈判时期，与本文关系密切。
这两份研究的结论，一说是锅岛直大（NabeshimaNaohiro）[57]，一说是田辺太一（TanabeTaichi）[58]。
两者均没有展示详细的推论过程，但其所据，均是徐承祖方面的资料，其中最为详细的一份说：
日人现因朝鲜事举动甚为诡秘，查探颇难著手，幸觅一谍者。
此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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