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快讯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获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殊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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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快讯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获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殊荣
中心快讯
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获“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殊荣
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获得2011年“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殊荣。
2011年3月7日上午，创先争优巾帼建功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延东会见出席大会的先进个人和集体代表。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岳素兰代表中心赴人民大会堂出席颁奖典礼。
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于1990年10月，是一个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机构。
二十年来，在学校党政领导支持下，在全国妇联、北京市妇联以及兄弟院校妇女研究机构的关心和帮助下，中心充分发挥北大学科齐全、师资雄厚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扬北大求真务实、创新进取的学术传统，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扎实地推进了北京大学的女性研究和女性学学科建设，在全国高校中起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据了解，此次全国妇联共表彰了10名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334名全国三八红旗手和222个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孙敏）
“女科技工作者‘孕哺期’职业发展研究”课题启动
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承担的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委托课题“女科技工作者‘孕哺期’职业发展研究”2010年12月启动。
课题组由社会学系、心理学系、法学院等院系的教授和女性学研究生组成，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学系教授周云任组长。
该课题将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和有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了解女科技工作者“孕哺期”职业发展状况，并通过女性个体孕哺前后职业发展状况比较，不同工作岗位、不同年龄女性群体在该时段职业发展状况比较，分析孕哺期对科技女性学术成长与发展的影响，进而提出促进女科技工作者成才的相关社会政策建议。
（钟欣）
中心参加全国妇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初探”课题研究
全国妇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初探”课题研究于2010年11月启动。
该课题由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任组长，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和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等五单位组织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完成。
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妇女研究中心研究委员组成北大课题组，北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妇女研究中心主任岳素兰任组长。
北大课题组成员积极参与课题研讨，深入进行相关理论研究，及时完成课题撰写任务，受到全国妇联领导和课题组其他成员单位的好评。
（钟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课题研讨会”在北大召开
2011年4月26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召开，来自女性研究和妇女工作领域的专家学者共22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彭珮云，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甄砚，原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沈淑济，原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王庆淑，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谭琳，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岳素兰出席会议。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甄砚主持了会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彭珮云主席的领导和指导下，全国妇联成立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课题组，课题组下设五个小组，分别由社科院、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和全国妇联等五个单位的有关专家学者组成。
北京大学十分重视这次研究，动员了妇女研究中心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们组成课题小组来承担这项研究工作。
本次会议的主题就是针对北京大学所承担的第二章的撰写任务，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妇女解放和发展的目标与任务”进行专题研讨。
希望通过这次讨论能够对本书以及接下来几章的编写起到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同志首先发表讲话，他代表学校对回到母校指导工作的彭珮云同志以及各位领导和各兄弟单位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表示“北大很荣幸能承担这部分课题，这是对北大妇女研究工作和我们以前所做工作的一个肯定和信任，也是对北大研究和教学的一个检阅”。
因为，“北大是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源地之一，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并首开男女同校之先河，还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女性学者，她们在各个方面丝毫不逊色于男性学者，为国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吴校长接着指出当前在国际上，女性研究是一门显学，而相比起来，我们在妇女理论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总结。
北大会全力参与这次课题研究，并提供人力财力物力上的支持。
最后，吴校长表示，在老领导珮云同志的领导下，在全国妇联、各个兄弟单位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指导之下，北大一定完成好分配给我们的任务。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康沛竹教授代表北大课题组介绍撰写本章的一些想法和思路。
康老师介绍了本课题组的人员构成及各自的研究背景，提纲挈领的介绍了本章主要包括的三个部分：
妇女解放与发展的基本状况、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性质及解决途径、平等、发展与和谐是妇女运动的主题，并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原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沈淑济在发言中，首先肯定了第二章的稿子总体感觉很不错，基本观点正确，论点明确，论述清晰，逻辑关系合理，语言文字也很通俗易懂、简洁干净。
同时沈主席是结合自己多年的妇女工作经验和对妇女理论的思考对这篇初稿提出了四点意见。
第一是从整个结构上建议把第二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妇女解放和发展的基本状况，第二部分讲下一步的目标和任务，这样逻辑上能更清楚一点。
第二是对妇女解放与发展基本状况的一些意见，认为妇女解放和发展的成就要写足，问题要写透。
第三是补充了男女平等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思想道德层面的社会热点问题、婚姻家庭的问题、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的问题等。
第四是认为妇女发展的问题也存在很大的不平衡，地区间的差异，城乡的差异，尤其是在我国进入老龄社会这一背景之下，老年妇女的一些问题更为突出。
原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王庆淑在发言中指出，在大的结构方面，与沈主席的观点有重合之处。
在尊重原定结构的前提下，庆淑同志提出了三十三点意见和建议。
主要包括：
对平等与发展的界定，对当前存在的一些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批判，对效率与公平的论述，对一些概念的区分等等。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彭珮云对本章和全书的写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珮云同志首先赞同把本章分为两个部分这一意见，认为分成两个部分之后能很好的回答绪论中提出的两个问题：
从国情出发得出为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妇女还要解放和发展，以及要实现什么样的妇女解放和发展的问题。
珮云同志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在指导思想，框架结构，重点理论，主要观点以及对问题进行何种角度的分析等方面对第二章进行了指导，也对妇女解放和发展的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等提出了自己详细的思考。
与会各位专家学者谈了自己的看法和认识，一致认为不仅是在学术上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也为几位老领导、老专家的求实精神所感动。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岳素兰副主任也谈了对第二章和第三章如何进一步完善的一些想法，康老师代表北京大学课题组表示一定认真整理、消化吸收，好好修改，争取把这两章写好。
最后，在热烈的讨论中，甄砚主席结束了本次会议，并对这次研讨会的进展给予充分肯定。
（周丽）
中心召开“推进学科建设”三八主题座谈会
44位学者被聘为新一届研究委员
2011年3月7日下午，“深入女性研究，推进学科建设——北大妇女研究中心‘三八’节座谈会”在校工会108会议室召开，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谭琳、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妇女研究中心主任岳素兰、北京大学社科部常务副部长萧群出席会议。
来自全校多个院系和相关部门、在女性研究领域成绩显著的20余名教授参加了此次会议。
座谈会由北大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忆南教授主持。
此次会议主要有两大议程，一是聘任新一届研究委员和特约研究员；二是探讨北大女性研究深入发展的新思路，特别女性学科建设问题。
会上，刘伟校长、岳素兰副主任向到会的新一届研究委员和特约研究员颁发聘书。
据悉，新一届研究委员44人，来自全校20个院系和相关部门，汇集了各学科女性研究的优秀人才。
其中，教授32人，占72%；取得博士学位者29人，占65%；年龄层主要集中于四十至五十岁之间。
这是一支高学历、高职称、高素质的研究队伍。
除部分老委员外，还新聘任了13名新委员，占30%。
新生力量的加入为研究队伍增添了更多的活力与朝气。
此外，中心还聘任了校外特约研究员，第一批包括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中国妇女研究会秘书长谭琳教授和北京市妇联主席赵津芳女士。
刘伟副校长、谭琳所长、萧群副部长先后发言，对北京大学的妇女研究和中心的工作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和肯定，并提出了切实的建议和意见。
与会的各位学者畅所欲言，结合各自的学科背景和研究方向，为女性研究的发展及学科建设建言献策。
涉及课程体系的科学化建设、课题研究以及如何更好地推进女性发展的社会实践问题等多个方面。
例如，在学科建设方面，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提出应该编写一套涵盖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女性学丛书，以此来完善女性学的学科体系，促进人才培养；而马克思主义学院祖嘉合教授则指出必须从发展分支学科等多个角度来提升女性学的学科地位。
最后，岳素兰主任总结道，这次会议不仅充分肯定了北大妇女研究中心作为一个跨学科教学与研究机构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还将对未来二十年北大女性研究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指导和推动意义。
（李汪洋）
中心协办“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研讨会”
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多元文化与性别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协办的“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研讨会”于2011年3月4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召开。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妇女与社会性别、人口与环境”。
会议邀请了7位代表做大会发言，涉及到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化、生育、老龄、妇女权利等议题。
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周云教授、陶洁教授应邀出席会议。
周云教授做了题为“中国的计划生育与妇女”的大会发言，陶洁教授做了一个专题的主持人并作点评发言。
出席会议的美国、印度等国学者先后在大会上发言。
与会者就相关问题做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会场气氛热烈，达到了研讨会的预期目标。
（钟欣）
“第二届全国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建设研讨会”召开
2011年5月13—15日，“第二届全国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建设研讨会”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召开。
会议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五年工作计划（2010-2014）》为指导，就全国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未来五年发展规划与设想展开交流与研讨。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基地的代表出席会议并先后发言，交流了各自基地的研究规划和发展设想。
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国英、马忆南教授参加会议。
会上，马忆南从教学与人才培养、科研与学术交流、培训与社会服务、管理与运作等四个方面介绍了北大基地今后五年的发展规划。
魏国英就高校基地联合进行“高校女性发展状况调研”等课题研究提出了北大基地的设想和建议。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谭林、教育部社科司规划处副处长刘健等到会并发言。
（钟欣）
北京大学获赠《中国妇女运动百年》画册
多幅照片记录北大在百年妇女运动中的贡献
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100周年，回顾中国妇女走过的百年历程，展现中国妇女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昌盛做出的历史贡献，进一步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全国妇联编辑出版了大型画册《中国妇女运动百年》。
并于今年3月6日上午在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举办《中国妇女运动百年》画册出版座谈会，并向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档案馆、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等机关和单位赠送画册。
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是唯一一家获赠画册的高校单位。
据介绍，该画册是我国出版史上第一部总结和反映我国广大妇女在党的领导下觉醒、奋争，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为我国各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大型历史画册。
共分为启蒙与觉醒、抗争与解放、新生与自强、开拓与奋进等四个章节，收录700多张珍贵的历史图片。
在这700多幅历史图片中，有多幅与北大相关的照片，比较著名的有：
1920年，在蔡元培等进步人士的推动下，北京大学首开男女同校先河，先后招收王兰、邓春兰、韩恂华、赵懋芸、赵懋华、杨寿璧、程勤若、奚浈、查晓园等9名女生进入哲学系、国文系和英文系旁听。
她们成为最早进入北京大学的女生。
画册中收录了她们的合影。
画册中还收入了作家、历史学家，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北京大学教师陈衡哲（1890—1976年）教授的照片。
改革开放时期，北京大学的女性在推动改革，促进科学事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981年，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召开，共有十四位女性学部委员参加会议，其中有郝诒纯、王承书、蒋丽金、高小霞这四位曾毕业于北大和在北大任教的杰出女科技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1999年12月9日，中国妇女研究会成立，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员。
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何芳川代表北京大学出席第一届会员大会。
《中国妇女运动百年》画册承载着历史的印迹、历史的经验和历史的不朽。
百年中国妇女运动的光辉历程，是一部生动、感人的历史画卷，它为中国妇女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也为国际妇女运动增添了无比丰厚的精神财富。
北京大学在中国妇女运动百年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仅仅从图片中显示出来，更可以用时间来沉淀、用历史来证明。
展望前景，北京大学将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继往开来，用新时期的新力量，开创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篇章，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孙敏）
培花女子大学校长金淑子教授率团来访
2011年6月14日，韩国培花女子大学校长金淑子教授率团一行21人访问北京大学。
北大副校长李岩松，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妇女研究中心主任岳素兰与金淑子校长亲切会面，并就两校发展和妇女研究等情况进行交流。
金淑子教授今年3月出任韩国培花女子大学第13任校长，此前是韩国明知大学法学院教授、明知大学家庭生活研究所所长、明知大学社会教育学院院长。
在金教授就任明知大学家庭生活研究所所长期间，北大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与明知大学家庭生活研究所签署了学术交流协议，联合开展课题研究，联合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
2010年，在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新一届研究员聘任中，金淑子教授被聘为特约研究员。
培花女子大学代表团此次来访是该校校长带队的首次访问。
（钟欣）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柯兰君（BettinaGransow）教授应邀演讲
2011年5月15日，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柯兰君（BettinaGransow）应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的邀请在北京大学做了“化风险为机遇：
社会评估作为一种行政手段”的演讲。
柯兰君教授是著名的社会评估专家。
她精通汉语，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来北京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和交流。
演讲中，她根据2000-2002年间作为亚洲银行顾问期间的工作经验和在中国所做的田野实地研究，深入讨论了社会评估问题，包括社会评估的基本概念、类型、内容以及各类评估之间的关系。
同时深入浅出地解释了主要包括基础建设项目在内的任何项目在确立、准备和实施阶段，如何及时发现风险问题并提出有益的建议，以使项目的效益最大化。
讲演后，听众针对讲座内容和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提问，与柯兰君教授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
大桥史惠博士来中心访学
2011年4月，日本学术振兴会大桥史惠（OHASHI,Fumie）博士应邀来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做为期一年的关于“中国流动妇女的‘照顾链’”的访问研究。
大桥史惠在日本御茶水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任教于日本一桥大学，此次由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来华访学。
（钟欣）
学生习作
西汉政治中的太后：
权威及其合法性
杭苏红
摘要：
西汉政治中，太后具有极大的权威，这不仅表现在其拥有太后玺绶，保管御玺；能够颁布诏令，自称尊号“朕”；还表现在其背后所发展起来的强大的外戚家族对西汉政治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对领兵权的持有。
对西汉政治中这种太后权威的产生及其合法性的理解，必然涉及到我们对先秦社会中后妃之身份地位，以及战国后期从宗法封建制向君主集权制转型过程中之“太后用事”现象的理解。
本文发现，先秦“君主之母”（既包括以元妃身份为基础的“君母”，也包括天子/诸侯之生母这两重身份）之身份具有着社会等级中最高的地位，其突出地反应在“夫人丧礼”这一最高规制的女性丧礼形式上。
正是这样一种身份性权威，为战国后期直至秦汉时的太后权威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从而通过历史的发展演进，使太后这一身份等级成为西汉政治中有别于皇帝的又一权威所在。
关键词：
太后用事夫人丧礼君主之母
考察西汉政治，“太后专权”与“外戚干政”是学界经常提到的两个现象。
但是，这两个词又往往过于简单地遮蔽了“太后”、“外戚”对西汉政治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与形成此影响的原因。
是什么样的传统与制度赋予了太后与外戚如此大的权威呢？
这是我们考察西汉政治不能绕过的关节所在，而外戚现象的存在往往又附着于太后的权威之上。
因而，本文尝试着对西汉太后的权威及其合法性进行分析，从而希望能够从皇帝“家”的角度对西汉政治有一个新的认识与了解。
一、西汉太后之概况
《白虎通疏证卷十嫁娶》云“天子之妃谓之后何？
后者，君也。
天子妃至尊，故谓之后也。
”蔡邕《独断》云“皇帝、皇、王、后、帝，皆君也。
”这里虽解释的是天子妃“王后”之“后”的涵义，但是其亦通于“皇太后”之“后”。
“后者，君也”。
皇太后作为一种身份，其最基本的角色首先仍是作为天子之后，因而其能够分享天子之“君”位，成为有着权威之人。
《后汉书·皇后纪》云“《周礼》，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
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
”“皇太后”即为同体于先王之太“后”。
但皇太后区别与皇后，又在于它多了一个“太”字。
蔡邕《独断》云“秦汉已来，少帝即位，后代而摄政，称皇太后，诏不言制。
汉兴，惠帝崩，少帝私立，太后摄政；哀帝崩，平帝幼，孝元王皇后以太皇太后摄政……后摄政，则后临前殿，朝群臣。
太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奏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太后，一诣少帝。
”可见，从“王后”到“皇太后”，其起因往往是由于“少帝继位”，原来的后“代而摄政”，故尊为皇太后（若是孙辈，则尊为太皇太后），以示区分。
下表是西汉时诸太后的列表，其中史书中明确提到临朝称制的有两人：
吕后（“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与元后（“帝年九岁，当年被疾，太后临朝，委政于莽”）。
配偶
子
备注
1
吕后
汉高祖
惠帝
2
薄太后
汉高祖
文帝
3
窦太后
文帝
景帝
4
王太后
景帝
武帝
5
上官太后
昭帝
（无）
昌邑王尊为皇太后，宣帝尊为太皇太后。
6
王太后（邛成太后，元后之姑）
宣帝
（无，抚养元帝）
元帝尊为皇太后，成帝尊为太皇太后。
7
王太后（元后）
元帝
成帝
成帝尊为皇太后，哀帝尊为太皇太后。
后立平帝。
8
赵太后
成帝
（无子）
哀帝时尊为皇太后。
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诏有司曰“贬皇太后为孝成皇后”。
9
王太后（王莽之女）
平帝
（无子）
婴子孺时尊为皇太后。
二、西汉太后之权威
（1）皇太后之玺绶
从制度性层面来讲，皇太后之显贵地位除了称号本身所蕴含的内容以外，也以外物的方式展现。
皇太后之玺绶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展现方式。
《四库全书印典》云：
“舆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子及妃玺皆以金为之，藏而不用。
太后封令书以宫官印，皇后以内侍省印……”与皇帝之御玺一样，皇太后玺绶和其他妃玺、太子玺都是尊贵身份与地位的标志。
史书中提到太后玺处并不少见，《汉书元后传》云“莽乃下诏曰：
……更命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谨以令月吉日，亲率群公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玺绂，以当顺天心，光于四海焉。
”《汉书外戚传下》云“元始五年，莽复言：
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与元帝山齐，怀帝太后、皇太太后玺绶以葬，不应礼。
礼有改葬，请发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玺绶消灭……”但是均“藏而不用”，只是一种制度性存在。
《隋书礼仪志七》云“皇太后服与皇后同。
皇太后玺，不行用，若封令书，则用宫官之印。
”
与此不同，《史记》中，则叙述了秦朝嫪毐作乱时，“矫太后玺”以发士卒。
其文二处：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
”《史记吕不韦传》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
”根据始皇本纪的记载，嫪毐“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吕不韦传则只记太后玺，两相印证，可见当时“矫太后玺”以发县卒卫卒确实是事实。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即在当时，太后玺并不是完全“藏而不用”，它可以用来指挥发动县卒卫卒，具有实际的政治作用。
并且，皇太后不仅拥有自己的玺绶，并且常常在先王死后保管御玺。
比如《汉书元后传》云“以孺子未立，玺臧长乐宫。
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
‘……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
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
’”“以孺子未立，玺臧长乐宫”一句表明，平帝死后，仅将孺子婴作为皇太子，皇帝位暂时空缺，故御玺这一帝室之命根藏于长乐宫，即当时太后（元后）所居之处，由皇太后保管。
同时，元后自称为“汉家老寡妇”，并言“欲与此玺俱葬”，表明其作为现存汉家最长者，保有汉家御玺之责任与心愿。
（2）太后的下诏与“西王母”
“诏书”本来是皇帝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皇帝权威的象征。
但是，翻阅史料，我们发现，太后亦能下诏。
比如薄太后“乃诏有司追封窦后父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比灵文园法”；窦太后“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哀帝继位，“（王）太后诏莽就第，避帝外家”，“诏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宫”。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太后临朝时，委政王莽，政由莽出。
但是，此时的王莽仍不得私出诏令，往往要先言于太后，以太后诏行事。
详见《汉书外戚传下》“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举奏丁、傅罪恶。
莽以太皇太后诏皆免官爵，丁氏徙归故郡。
”
并且，太后下诏时，往往以“朕”自称。
如《汉书外戚传上》云“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诏曰：
‘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质共修之义，恩结于心。
’”我们知道，朕是皇帝对自己的称呼，太后使用朕这一称呼，代表着其尊显的权威几近皇帝。
此外，西汉的太后形象往往还与神仙的形象融为一体，这正是权力神圣化的表现。
比如，《汉书哀帝纪》记载“四年春，大旱。
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
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
”这一事件已有相当的学者进行了考证说明，并且还有学者对西王母形象在西汉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与符号解读。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是元后在世，且经历了几个朝代。
师古对此注曰：
“西王母，元后寿考之象。
行筹，又言执国家筹策行于天下。
”可见，对西王母的崇拜，掺杂着对元后寿考之象的崇拜。
《汉书元后传》中王莽篡位时下诏的一段话，正是对此种崇拜的具体说明与利用：
“莽乃下诏曰：
‘……予伏念皇天命予为子，更命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协于新故交代之际，信于汉氏。
哀帝之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当为历代母，昭然著明。
’”王莽自命为天子，更命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为了说明其行为的合法性，他援引上述事件，并以此解释元后“当为历代母”。
可见，太后之形象已与神仙相差无多矣。
（3）太后之外家
西汉政治中外戚势力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这一话题，还需另文进行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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