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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樟法
余樟法：
还我汪精卫
一
历史上国共两党你死我活，对许多人物的评价截然相反，但对汪精卫的汉奸定论却是步调一致，似乎汪精卫在全民奋起焦土抗战之时媚日投敌铁证如山。
当年的小枭也不曾置疑，只是为此人从一个敢于“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大英雄堕落为卖国求荣的大汉奸惋惜不已。
后来读了汪精卫《被逮口占》以外的其它诗词，就不仅仅是惋惜惆怅了。
他的诗词不是一般的好，无论写景咏物纪游，在在都流露出一种高洁温暖仁厚慈悲的情怀，尤其是中晚年诗作，哀感顽艳，语气沉痛，饱含一种深沉的忧闷，不仅仅才情卓异学养丰厚而已。
例如：
《二十五年结婚纪念日赋示冰如》：
依然良月照三更，回首当年百感并。
志决但期能共死，情深聊复信来生。
头颅似旧元非望，思意如新不可名。
好语相酬惟努力，人间忧患正纵横。
《登祝融峰》：
直上祝融峰，远望八千里。
苍茫云海中，不辨湘资与沅澧。
古来此中多志士，国难之深有如此。
吁嗟乎！
山花之丹是尔爱国心，湘竹之斑是尔忧国泪。
《杜鹃花》：
昏啼到晓恨无涯，啼遍春城十万家。
血泪已枯心尚赤，更教开作断肠花。
《满江红》：
邦殄更无身可赎，时危未许心能白
《虞美人》：
空梁曾是营巢处，零落年时侣，天南地北几经过，到眼残山剩水已无多。
夜深案牍明灯火，搁笔凄然我，故人热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为洗神州。
……
这些作品中，家国之悲，兴亡之感，喷薄欲出。
“其胸次之涵养与性情之流露，能令读者往往爱不忍释。
”（汪的助手曾仲鸣序汪诗之语），细细品味，不由得大起疑心。
人品与诗品固然未必尽都一致，两者互异或人格分裂者史有前例，如潘岳、严嵩辈便是。
但是两者相反和矛盾到如此地步，不太可能，叫人难以接受。
而且，一个从小接受过王阳明的良知学的熏陶训练的崇儒人物，一个曾经勇于“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大无畏的豪杰之士，怎么会是人格卑污的汉奸国贼？
我知道人会变，但怎么能变成完全两样？
每念及此，胸中十分郁闷不快。
随着对国共两党认识的深入，越来越怀疑其中另有隐情。
国内发表、出版的有关汪精卫的文章书籍当然不可信，由于未能看到有关真实史料，只能存疑。
二
览读有关资料，真相渐白，尤其是林思云先生“力争做到求实客观”的《真实的汪精卫》一文及金雄白先生《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后，胸中疑团砉然冰释。
自斟烈酒猛饮三杯，热泪滚滚而下，却也大为畅怀。
这才是汪精卫啊，这才是诗词中、历史上和我心目中的汪精卫：
既浪漫豪迈又低回沉郁，既悲歌慷慨又忍辱负重，既壮怀激烈又风流儒雅！
其生平知行合一，坐言起行，嘉言懿行，精彩多多，兹特从林文中撷录一二与读者共享：
----汪精卫相貌才华一流，生活作风却异常严肃，不抽烟不嫖妓不赌博不酗酒不贪钱不近女色，生活象清教徒，被人称为“道学先生”。
婚后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
这些品格不但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便是放在当今民主社会或民运队伍中，也是十分优异。
-----汪精卫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主动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
事败被捕，他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并与黄复生在法庭上相互争著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和陈璧君举办结婚仪式后，返回他８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拜见兄长。
然后携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留学。
行前致函孙中山曰“弟平日自恨不通欧文，于世界科学真理茫乎不知其畔岸。
前当破坏时代，或不必须精深之学术始能胜任。
今则非其伦矣，政党已定共和，而弟所受之学说则日本君主立宪国学者之言也。
吾党方提倡民生主义，而弟于此学殊无所闻知，逆计将来出而任事，不为国家之福也。
现弟所有者只社会上之虚名，此等虚名，自误误人，不可久尸。
故弟求学之念至坚，而不可摇。
”
-----汪精卫淡泊名位，清廉自持，袁世凯曾要授勋给他，他坚辞曰：
“革命党人姓名下缀‘勋二位’三字，是何意态？
我辈苟有一毫功名富贵之念，不如自始不为革命。
”他对部属要求极严，从不用“结拜兄弟”“封官许愿”等方法来拉拢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都被婉言谢绝…。
-----汪精卫淡于个人荣辱毁誉，勇于任事，极有责任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合作，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后兼外交部长）。
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签了不少局部的“卖国”协定，有些是蒋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同日方订立的，汪精卫事前一无所知。
汪精卫身边有人劝他：
“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
”汪精卫答道：
“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就要负一切责任的！
”蒋介石在私下里也曾对人说：
“汪先生这几年为党，为国，为我，都说不得的，请你们不要再反对”。
-----汪精卫首次遇刺后在会见报社记者时为杀手求情：
“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
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
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
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
类似事例很多，这里恕不一一。
事实证明，汪精卫确实是淡于物欲权欲、深具高风亮节的。
他一无枪炮二无人马三无财力，在国民党中常居高位，直到“投敌”之前，在国人心目中一直享有崇高威望，“叛国”之后，还有不少优秀人物冒着身败名裂的大险，心甘情愿追随其后，秘书曾仲鸣甚至代之而死，无怨无悔，这一切靠的完全是他的人格魅力感召力。
三
汪精卫从小在父亲指导下学习王阳明哲学和陆游诗词，奠定了内在修养的基础；后来在日本政法大学学习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斯宾塞《政治进化论》等，形成了“均权”“共治”等政治信条。
在国民党群豪之中，他不仅道德人品无与伦比，其民主思想也最为真诚，对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广大同胞爱得最为炽热深沉，正如汪精卫自己所说：
“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
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
后人评汪精卫一生多变，有野心无宗旨。
事实恰恰相反，是无野心，有宗旨。
他先暴力后和平，先联共后反共，先用蒋后反蒋，先主战后主和，常常辞职又复职、出国又回国，但多变善变中始终有一个不变的最高宗旨在：
国民利益和建基于全体国民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
这是他的人生宗旨和政治宗旨，就象一条线贯穿他的一生。
例如，汪精卫开始是坚决容共拥共的，并为此成为众矢之的，面对国民党内的反对意见和“偏袒中共”的指责，汪精卫毫不退让，说：
“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
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
但是，当他获悉共产国际给武汉的中共中央密令后，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人士。
因为密令中有：
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等内容！
如果中共叛乱成功，不知多少国民党人和开明士绅死无葬身之地。
又如，蒋介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
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
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国民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
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
蒋介石这些举措都遭到了汪精卫的反对和批评。
从以下这些事实中也可体现出了汪精卫的爱民之心：
汪政府成立后，基本上维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人民生产生活活如常，日军再没有发生过类似南京大屠杀的公然暴行；汪氏政权对日妥协，日方也要受“密约”的制约，履行其“善待中国俘虏”等承诺；日军对沦陷区的直接掠夺，也由于汪政权的存在得到了控制。
。
汪精卫成立政府后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
以往日军是在秋收的时候出动军队武力收缴粮食，汪精卫政府在“清乡”地区改为政府出面征收粮食，让日占区百姓不受日军侵犯骚扰。
有历史学家认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至少拯救了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中国人的生命（刘学铫《淡水河边谈国史—你，是中国人吗？
》）。
汪精卫联共反共，用蒋反蒋，辞职复职，出国回国，主战主和，这一切一切，包括汪精卫“变节投敌”的具体经过和前因后果，在林文中都有介绍，不赘。
从桩桩件件事迹以及汪精卫的言谈中，我能充分体会出那种忧民忧国的悲心、救民救国的婆心、存亡续绝的苦心、无私无畏的金刚心！
从少年、中年到晚年，汪精卫的思想观点当然有发展、有改变，但一生所作所为始终以国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最高宗旨，其品德和精神是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的。
他早年主张暴力革命、谋刺清廷高官，是为了国家民族；晚年倡导和平建国运动，在沦陷区成立政府，同样也是为了民族国家！
四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良知修养，儒家亲亲仁民、忧民忧国的博爱精神，贯穿于汪精卫的一生的言行事迹之中。
他自尊自爱，爱妻子爱亲人爱友人，继而将这种爱发扬开来，落实到国家民族和“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身上。
汪精卫与日本达成的停战协议，一定程度上争得了国家的尊严和沦陷区人民生活的安定，其中利弊这里暂不详析，但其动机无疑是出于一腔大爱，他无疑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去做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汪精卫语），不过，主战派不但毫无个人风险，且可获得民众的拥护和英雄的桂冠，而主张和解妥协则很容易身败名裂，甚至要冒生命危险。
对此汪精卫是有充分精神准备的。
其部属梅思平说：
“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
”陈公博也打电报劝谏汪精卫。
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
“决定了！
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
”他对老蒋说“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真是“士为天下生，亦为天下死。
方其未死时，怦怦终不已。
”（汪诗）
汪精卫个人表现的勇气和原则性，甚至嬴得了日方敬重。
据胡兰成回忆，当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的清水重三，曾参加多次汪精卫与日方的重要会见，私下叹道：
“我在旁看著，这边是战胜国，坐著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著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见汪先生是大人，我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
汪先生的风度气概，如山河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
”（《今生今世》）
览读汪精卫遗书《最后之心情》，对于汪精卫晚年的苦心，我感同身受。
正如汪精卫政府中周佛海的亲信金雄白所言：
汪氏以保全国家命脉抢救陷区人民而不惜自毁其四十年之光荣革命历史，大仁大勇！
固仍为其蚤岁行刺前清摄政王一贯的祇知牺牲一己的爱国热忱之表现也。
《最后之心情》是汪精卫逝世前一月曾口授全文、最后由汪夫人陈璧君誊正的“国事遗书”。
汪精卫遗嘱，应于其逝世二十年之岁始可将此文发表，故本文由金雄白于五九年在香港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时，始予公布。
文中历述他对抗战的态度：
为了拯救国家；所以离渝的原因：
想保全蒋氏；组府的苦衷：
为欲与虎谋皮；对甘心附敌者的观感：
称曰：
鹰犬；汪政权最后之立场：
应不背“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原则；生前的遗恨：
为未能目睹东北四省之收复（见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后人对汪精卫“投敌”原因作过很多分析，或认为是汪懦弱自卑性格和民族失败主义发展的结果，或认为汪缺乏民族骨气，缺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或认为企图夺取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或认为反共、媚日、对抗战缺乏信心以及个人权力欲望的恶性发展等所致。
参照汪精卫生平事迹和涵养，统统不合逻辑，尽属无稽之谈，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大人之腹的胡言乱语。
汪精卫先生“投降”主要或最大的原因是：
最大限度地维护民族利益、减少民众牺牲！
同时由自己有限求和维和，让重庆政府坚持抗战，蒋易汪难，一目了然。
汪精卫先主战后主和，侧重点不同，目的都是国民和国家的利益，为了救亡图存，故主战时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主和时支持重庆政府抗战。
他“叛逃”前曾对蒋介石说：
“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所以，当他后来听说蒋也与日本方面和谈时才会表现得那么紧张。
如果蒋介石也和了，他的和平运动就丧失意义了。
汪氏政府在太平洋战争后,除了乘机废除种种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和驱逐日人外,还不顾日本政府一再反对，向美英宣战，旨在拖美英下水与日本正面作战，虽不为美英所谅，为重庆政府抗战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想起先生顶着汉奸骂名为民众的苦难和民族的未来默默地工作和奉献，想起他的一腔炽热无限爱心反而招致无边侮辱无情攻击，我心隐隐作痛，深深体会到那种“夜深案牍明灯火，搁笔凄然我”的的艰难沉痛！
让那样一个品性高洁的人被国人骂为汉奸而不能声辨，是怎样惊心动魄比死更难受的一种大悲哀！
五
不由得联想起明末的袁崇焕。
袁崇焕主战为主，主和为辅，汪精卫先主战后主和，自己主和但不反对甚至配合支持蒋介石主战。
两人的战和政策皆以国家民族为权衡，汪精卫更为重民。
汪袁二人的人格、才能和遭遇何其相似乃尔：
都是文人出身，都是那样的豪迈慷慨仁德赤心，都写得一首好诗，都被冠以卖国投降的汉奸恶名，蒙冤而死！
如果不是后来清朝在修明史时将先帝爷施反间妙计之事透露出来，民众永远不会知道，袁崇焕，那个被他们生啖其肉的人，正是国之干城和他们的保护神。
且听袁崇焕临刑之时口占之诗：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马上要被寸寸凌迟了，他心头所念的，依然是国家的安危！
而国共两党联合泼在汪精卫身上的污泥浊水，至今依然臭气熏人。
汪精卫的绝笔之作《朝中措》：
“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经几度兴亡？
”身受两次暗杀，头戴一顶高帽，受尽人间的奇耻大辱，他心头所念的，依然是民族的兴亡！
蒋介石否定汪精卫，是为了确立自己的合法权威和历史地位。
共产党诬骂汪精卫，是因为汪精卫认清中共真面目后坚决反共。
人民大众则是受国共蒙蔽欺骗，以致善恶不分良莠不辨，认父为贼认圣贤为汉奸，又反过来认贼作父认狗熊为英雄。
于是，历史悲剧便又重演！
呜呼。
汪精卫的一生就象传说中的那只“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汪诗）的精卫鸟。
他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反对专制的革命精神、民生至上的爱民精神、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视死如归牺牲精神、忍辱负重的奉献精神、勇于担当的圣贤精神，还有自爱、博爱、高尚、宽容等品格，不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侠之大者，儒之大者，才子诗人之大者，英雄豪杰之大者。
其实这些评价仍嫌“名不符实”，我以为他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雄大无畏，称得上是佛之大者！
周作人就是将汪精卫所为比作佛陀投身饲饿虎的：
“汪先生蒙难不止庚戌，民国以后，乙亥之在南京，乙卯之在河内，两遭狙击，幸而得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只生命，且及声名，持此以观庚戌之役，益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世无不可也。
”（转引犹自李相银《《古今：
汪伪文人的声音》）
袁崇焕被诬下狱时，布衣程本直拼死上书呼冤并甘愿与之共死。
他这样描写这位袁大帅：
“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
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
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
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
这些话移到汪精卫身上，非常切合。
六
在此，我要向当年追随汪精卫先生的群雄致以崇高的敬意，周佛海、陈公博、曾仲鸣、梅思平、周隆庠、王克敏、江康瓠、赵叔雍、诸青来、金雄白等，乃其中矫矫者。
此外，还有许多亲汪伪的学者或文人，如周作人、瞿兑之、谢刚主、谢兴尧、徐凌霄、徐一士、沈启无、纪果庵、周越然、龙沐勋、文载道、柳雨生、予且、苏青、陶亢德、周黎庵等，皆一时名家也。
远见卓识，亦有足多者。
汪精卫对部属要求也极严，如果说他们追随汪精卫是为了捞什么好处，那是诬蔑。
不过我也深深羡慕他们，虽与汪精卫一起蒙受奇冤，毕竟曾经切身领略汪精卫先生的风采，与先生一起工作奋斗，也算不幸之中的幸运。
陈公博原是力阻汪精卫组建政府的，多次劝戒至於声泪俱下，但最后知口头的劝阻已对事实无补，乃凄然对汪氏道：
「九一八事变後，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国供职，现在抗战到了艰险关头，你又以跳火坑精神想旋乾转坤。
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祇有为你分忧分劳。
」这样，公博就参加了汪政权，一直到他的死，他临难前向陈璧君诀别时有一句话：
“我此去有面目见汪先生於地下了！
”这是公博参加汪政权的全部心境（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从周佛海《<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序》中，可见汪精卫的同道及部属对先生爱戴之一斑。
他写道：
“先生的为国之忠，用心之苦，治事之勤，起义之勇，任难之毅，使我得了不少的熏陶和感召。
自从发动和平运动以后，出生入死，追随左右，至今将近五年。
其中所经的危难困苦，不是笔墨所能形容，而先生安之若素，应之以定，丝毫没有因为危难而稍馁其气……这样的功业，其根本的动力，全在先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而勇毅的精神。
”（《古今》第18期，转引犹自李相银《《古今：
汪伪文人的声音》）
我特别要向为汪精卫而死的曾仲鸣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曾仲鸣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任主席，曾仲鸣任秘书，从此一直相随左右，直到被谋刺汪精卫的杀手误杀。
他临死前对汪精卫说：
“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
”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为汪精卫尽了最后的一份力。
我要向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汪精卫出发赴京刺杀清政府高官，她坚决要和汪精卫一起北上，有人半开玩笑地说：
“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
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
”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
陈璧君被捕后坚决不服罪，并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为汪精卫先生辨。
她说：
“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
说汪先生卖国？
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
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
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
“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
中共赶走蒋介石后，陈璧君依然被关押。
宋庆龄何香凝亲自出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求情放了她。
毛周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自由。
宋庆龄遂致函陈璧君：
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难于接受。
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好姐妹的意见。
陈璧君在狱中给宋何回信道：
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
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先生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
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
她宁可坐牢也绝不昧着良心承认汪精卫有罪！
只有如此壮烈深情的奇女子，才配得上汪精卫。
惊才绝艳的一代璧人，能相逢相爱，忧患相从，一生共度，令我深羡，也为他们庆幸！
《二十五年一月病少间，展双照楼图，因作此诗以示冰如》是汪精卫病中写给爱妻古风，开头曰：
“松枝与梅花，来自月轮中。
皎洁自有质，婉娈相为容。
”松枝与梅花，正是他夫妇人品风格的写照。
在《西伯利亚道中寄冰如》，他将爱妻比为梅花：
我如飞雪飘无定，君似梅花冷不禁。
回首时晴深院里，满裾疏影伴清吟。
我还要向清政府以及肃亲王、摄政王致敬。
汪精卫行刺未遂，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审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也同意从轻发落。
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９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汪精卫入狱后，肃亲王亲自到狱中看望汪精卫。
后来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
“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确实，肃亲王了不起，清政府和汪精卫的刺杀对象摄政王也很了不起。
大臣如此怜才如此胸襟，政府如此仁厚宽大，此前的历代王朝少见，后来的政权则是再也见不到了，可以当时清政府的宪政运动，并不象后人所说那么虚伪。
袁世凯不如摄政王，蒋介石不如袁世凯，毛泽东不如蒋介石，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我想，如果汪精卫能预知后来的国共比满清更为专制反动，为民生计，必会听从肃亲王之劝而与清政府合作。
那样，历史可能会可走完全不同的路径，中国有福了。
先生防蒋防得迟了，反共更反得迟了。
仁厚君子，磊落光明，又怎能测知野心家阴谋家特权专制者的歹毒险恶？
如果要论汉奸，中共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组织，一个充当外人走狗奴才、出卖中华民狭利益之败类集团。
我在《当汉奸，可耻还是光荣？
》中说过，应站在民众和民族的立场上来为汉奸定义。
汉奸者，汉人中之奸贼也。
凡是对他国人好对本国人坏，为了个人或某个小集团利益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者，皆可以称之为汉奸。
事实一再证明，在有史以来所有政权中，中走“奸”的程度最高，其对中华民族祸害的程度最深广，不仅祸及政治、道德、社会、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而且全方位地背叛、毁灭了中华文化，在草芥民命、戕残文化方面，比日本鬼子、比塔利班有过之而无不及！
七
汪精卫生前酷爱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为梅花，在名古屋大学养病时，曾赠送名古屋大学纪念红梅树苗株，种在病房前。
死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后被蒋介石烧尸炸坟）。
他还写过多首梅花诗：
《邓尉山探梅口占》：
其一、林外春山断复延，泮冰池水乍涓涓。
田家篱落欹疏处，一树红梅分外妍。
其二、湖光如雪静无声，掩映梅花更有情。
山路纡回行不尽，冷吟才了暗香生。
《见梅花折枝》：
家在岭之南，见梅不见雪。
时将皴玉姿，虚拟飞琼色。
只今雪窖中，却断梅消息。
忽逢一枝斜，相对叹奇绝。
乃知雨雪来，端为梅花设。
烟尘一扫净，皎皎出寒洁。
清辉妙相映，秀色如可掇。
香随心共澹，影与神俱寂。
蔼蔼含春和，稜稜见秋烈。
侠士蕴冲抱，美人负奇节。
孤根竟何处，念此残枝折。
忽忆珠江头，花时踏寒月。
《生平不解作咏物诗，冬窗晴暖，红梅作花，眷然不能已于言》：
鹤瞑髹栏日上迟，南枝红影静中移。
由来潇洒出尘者，定有芳华绝世姿。
风骨转教添娬媚，冬心聊复寄冲夷。
与君冰雪周旋久，欲近脂香似未宜。
这样芳华绝世的诗句，不是那些巧伪浊俗者写得出来的。
汪精卫精神就是“一树红梅分外妍”，一株“蔼蔼含春和，稜稜见秋烈”、“幽赏自有在，香色皆已屏”（汪诗）的绝尘梅花。
老枭大半辈子清高自赏，对比先生却自愧不如：
纯洁醇真不如，为义敢死不如，忍辱负重更不如！
清代郑燮（板桥）喜爱徐渭作品，曾刻一印曰“青藤门下走狗”以示他尊崇；齐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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