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学的思想艺术特色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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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文学的思想艺术特色分析
五、改革小说
1.“改革文学”的思想艺术特色
“改革文学”是当代文坛上反映改革风云、描绘改革开放年代从体制变革到普通人生活与情感、思想与心理变革壮丽图景的文学。
它兴起于70年代末，在80年代前半期盛极一时。
改革开放的时代为它的兴起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作家感应时代、呼唤改革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则直接催生了“改革文学”，为当代城市及工厂题材文学创作开拓出新局面。
“改革文学”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变革在神州大地上引起的回响，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示了改革开放的壮丽画面。
如蒋子龙在《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中，分别描写了一个工厂、一个车队、一个村庄改革的进程，讴歌了敢于披荆斩棘迎难而上的改革者，谱写了新时期的改革之歌，显示了一种新的文学风貌。
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以国家工业部门的改革为开端，全方位地反映工厂、机关体制改革与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伦理道德变革的壮阔场面。
李国文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则是集中反映一个城市、一个县政治改革的力作。
在这些“改革文学”的小说中，有的真实描绘了锐意进取的改革家与抱残守缺、思想僵化的官僚主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展示了改革的艰难，如《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受制于官僚主义者冀申的悲剧，《开拓者》中的省委书记车篷宽在重重阻挠下被迫以退为进的结局，《新星》中青年改革家李向南最终没能冲破老谋深算的顾荣的“关系网”的描写；也有的生动展示了普通工人、机关干部、农民中自发的改革热情和聪明才智，如《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青年工人刘思佳和《沉重的翅膀》中的记者叶知秋、青工杨小东，《燕赵悲歌》中的农民武耕新等。
这样，作家在反映当代中国这场伟大历史变革时，不仅写出了改革的阻力，而且写出了改革的动力；不仅写出了改革的刻不容缓，而且写出了改革的任重道远。
在描写农村变革的作品中，贾平凹的《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写商州农村生活的变化，写得别具一格，富有喜剧色彩。
如《鸡窝洼的人家》，作者在一个“兄弟易妻”的故事中表达了对浮躁经商与传统务农两种生活方式的豁达理解；《腊月·正月》通过一个山镇老教师面对个体户的崛起而感到失落，并进而干扰个体户事业发展的故事，生动描写了日常生活中守旧派在心理上的失落过程。
林斤澜的系列小说《矮凳桥风情》描绘了温州人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一幅幅风情画，在《溪鳗》、《丫头她妈》、《袁相舟》、《章范与章小范》、《姐弟》、《憨憨》等作品中，作家以空灵、怪异、奇崛的风格表现温州人在改革年代的奇闻轶事，展示乡镇人精神面貌的种种变化，也充满情趣。
林斤澜在当代短篇小说创作中自成一家，他以奇特夸张的人物形象，突兀跌宕的情节，非严格写实的手法，书写了改革在人们心底引起的种种波澜。
何士光的《乡场上》因为展示了联产承包制使普通农民挺直腰杆做人的新气象，真切感人地揭示了冯幺爸从卑怯到勇敢的心理变化过程而饮誉文坛。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因为谱写了普通农民在艰难的生活中奋斗、在改革的浪潮中成长的颂歌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这些作品立足于展现农村变革中农民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的巨变，在反映农村改革的作品中别具一格。
在“改革文学”中，作家在写出改革的必然性的同时，也有力揭示了这样的真实：
改革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都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事件。
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人长期“一穷二白”的生存状态，而且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激活了中国人的生命热情，激发他们寻找更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精神追求。
从憨憨、王才（《腊月·正月》）、烟峰、禾禾（《鸡窝洼的人家》）这些普通人积极主动地创造新生活的故事中，明显感受到平民百姓中蕴藏着的渴望改变命运的巨大热情。
显然，这些人与郑子云、乔光朴、李向南那样的改革家在思想认识方面不一样。
改革家常常胸怀远大抱负，在与旧势力的较量中付出了悲剧性的代价。
与改革家们相比，普通百姓则常常是出于改善生存条件、追求新生活的朴素愿望。
因此，他们的努力尽管有时也会碰壁，如憨憨、王才在成为个体户之后遇到的麻烦，烟峰因为支持小叔子经商而遭遇的婚变等等，但他们终于在新生活的浪潮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们的生活变化更具有喜剧的色彩。
改革家遭遇的复杂斗争常常令人叹息，而普通人的生活变革则常常呈现出喜剧的底蕴。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刻画这些普通人形象时，也表现出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如写王才其貌不扬，务农不行，成为个体户以后在面对嫉恨时的一筹莫展；禾禾不安心务农，尝试经商之初又在浮躁心理的驱使下屡屡受挫，都写得十分真实。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勇于变革敢闯新路的精神就显得难能可贵。
改革固然是历史提供的机遇，而这些普通人能抓住机遇，又与他们的生命热情、浮躁欲望、趋新冲动、执着性格很有关系。
作家们写出了这一点，实际上也就写出了改革与普通人命运的紧密联系，写出了普通人积极投入改革浪潮的内在冲动。
这种切入的角度也昭示了作家的立场：
他们无意将普通人美化，正如他们同样无意将改革家神化一样。
“改革文学”的作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改革家形象，给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艺术形象。
蒋子龙在《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改革家形象，展示了改革的艰难。
其中既有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乔光朴，也有柔中有刚、和风细雨的解净。
《沉重的翅膀》中的副部长郑子云在思想上、工作中积极支持改革，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他又有所顾虑，有所提防，有所犹豫。
他渴望按照自己的真实愿望生活，却不能不为自己的地位而在家庭生活中维持无爱的婚姻。
这位思想解放、行为谨慎、生活在矛盾中的改革家形象是“改革文学”的重要收获。
柯云路的《新星》则成功塑造了一个锐意进取、铁腕反贪的青年政治家形象。
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有着“政治家的气派”。
他不仅有政治抱负，还有自己研究政治的一套心得与设计。
他有反贪的“铁腕”，也知道“必要时，还不得不用一定的权术经验来装备自己”。
尽管如此，他仍然因为年轻而不时显出稚嫩的毛病，因为面对着过于盘根错节的政治反对势力而一筹莫展。
从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政治家到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后悲叹自己“并不适合搞政治”，作家写出了改革的艰难、做政治家的艰难。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因为成功塑造了在巨变中浮躁、在浮躁中有所作为的农民金狗的形象，并深入揭示了当代农村中复杂的家族、社会、政治矛盾而荣膺“美孚飞马文学奖”。
由此可见，当代作家在塑造这些人物时，既写出了改革家的英雄气质，又写出了改革家改革的艰难。
另一方面，作家对那些思想僵化、观念保守的官僚主义者的描写没有漫画化。
《沉重的翅膀》写部长田守诚既擅长玩弄权术，也善于见风使舵；《新星》刻画李向南的对手县长顾荣，在政治上老谋深算，以娴熟的政治手腕阻挠改革；但在家里，他又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
这些描写都把握得颇有分寸，也显示了人性的深度。
“改革文学”常常在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下描写改革的进程，这样既反映了当代生活的巨变，又开掘出当代生活与历史的深刻联系。
《燕赵悲歌》中的武耕新是从地主赵国璞的发家史中获得了农牧业扎根、经商保家、工业发财的启示的，这样的描写揭示出了改革家不拘一格的思路，也显示出农民尝试改革的思维特色；《沉重的翅膀》触及到体制改革、观念改革、人际关系改革各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作家更常常通过议论将改革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题紧密相联，这样，也显示了改革与“五四”精神的思想联系；李国文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也通过现实政治生活中改革家与阴谋家之间的较量写出了历史的深度。
花园街五号是一座经历过四个朝代、五位主人的洋房。
它是权势和悲剧宿命的象征。
入主其中的每一位主人都是在激烈的斗争中取代了前任主人的，前四位主人的家庭也在这座洋房中重复着冲突的厄运。
这样，作家对新时期选拔领导干部中产生的激烈斗争的描写也就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主题：
当代人能否走出历史的循环，开拓新的道路？
陈冲的短篇小说《小厂来了个大学生》在“改革小说”中别具一格。
作品讲述了一个满怀改革热忱和现代管理知识的大学生在小厂却处处碰壁、一筹莫展的悲凉故事，揭示了孤独的改革者、先进的科学管理理论与工厂陈旧僵化的小生产、宗法制管理机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矛盾冲突的结果是大学生被挤出小厂。
小说中的小厂厂长路明艳，不懂现代管理知识，却凭着责任心、刻苦精神、社会经验将小厂治理得颇有成效；她一心扑在工作上，也善于经营自己的权力、关系网。
她挤走了大学生，显示了她的力量的强大和现代知识力量的暂时脆弱。
在这个朴素也有心计、刻苦又有手腕的女厂长身上，作家明显寄寓了自己对改革年代怎样提高企业负责人的素质的深刻思考。
“改革文学”也存在一些问题：
由于有些“改革文学”作品是急就章，难免有粗略之笔。
《沉重的翅膀》中的过多议论，《新星》中流露出的“清官意识”，都曾经受到过评论界的批评。
2.蒋子龙的小说
蒋子龙是“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家，擅长在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中刻画棱角分明的人物性格，他以一系列改革小说谱写了新时期改革的时代画卷。
《乔厂长上任记》就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一个“喜欢当主角”、锐意进取的实干家形象。
乔光朴不仅面对着“文革”后普遍存在的“政治衰老症”、“精神萎缩症”的压力，而且在改革的进程中得罪了因为自身利益受到冲击而对改革不满的人们。
尽管他大刀阔斧、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地坚持斗争，可由于不谙权术，不搞“关系学”，他还是在“搞外交”方面遭到了失败，最后不得不离开机电厂。
作家由此写出了工厂的改革牵涉到体制和社会环境的深层次问题，从而超越了仅仅为改革家呐喊的主题。
到了《乔厂长后传》中，乔光朴与外商竞争的努力再次遭到老对手冀申的刁难。
他向上级申诉，结果发现冀申的“关系网”强大到连经委主任也无可奈何。
这样，作家就在热情讴歌改革家的同时，也真实反映了改革的艰难。
《开拓者》中的省委书记车篷宽也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遭到了从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到自己的妻子王剑秋的阻挠。
为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敢于先罢妻子的官。
他的举措激起了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
最后，他被迫以退为进，向中央递上了退休报告。
这些写改革艰难的作品都因此显得既慷慨激昂又十分悲凉。
蒋子龙的“改革小说”风格沉雄悲怆，与他在作品中真实地反映改革的艰难、深刻地揭示改革家的内心苦闷密切相关。
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超越了一般的工业题材作品，显示出深刻的现代忧患意识。
中篇小说《燕赵悲歌》是以天津农村改革的先进典型大邱庄为原型写成的一部当代农民的“创业史”。
为了改变贫苦的生活，大赵庄的支部书记武耕新苦苦思索三天三夜，从地主的发家史中得到了启示：
要想富，得农业为本、经商保家、工业发财。
为此，他解散生产队，成立承包组；大胆起用能人，多方聘请专家，创造了农工商联合公司，终于走上了富裕之路。
蒋子龙笔下的武耕新是当代“改革文学”中一位有眼光、有魄力的农民企业家形象。
他的成功与乔光朴、车蓬宽的饱经坎坷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而作家敢于写他从地主的发家史中汲取致富的经验，也发人深思。
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则是写当代青年人生观变迁与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改革的力作。
解净是领导的“红人”，虽然单纯、正派，也难免被同龄人冷落。
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她见识了人生的丰富多彩，也以自己的真诚感动了同龄人。
她改革思想工作方法，主动积极地做“后进青年”的朋友，以与人为善的胸怀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小说中的另一人物刘思佳则是当代青年的一个典型形象。
他怀才不遇，对现实有自己的看法；有时显示出强烈的逆反情绪，但在逆反的举动中又闪烁着个性的光芒。
他在解净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性格弱点，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更展现出他的侠肝义胆。
通过这个人物，作家也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人生丰富多彩的感悟。
与《乔厂长上任记》等篇的悲壮格调相比，《赤橙黄绿青蓝紫》显得清新明朗，充满了青春气息。
在人物塑造上，蒋子龙刻划了“开拓者家庭”的人物群像。
在这些改革家的群像中，有的充满阳刚之气，如乔光朴、车蓬宽、武耕新，有的则以柔见长，如解净。
这些人物形象是蒋子龙对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重要贡献。
他们堪称是时代的英雄。
然而作家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对他们在改革进程中遭遇的重重障碍和苦闷的深刻描写，突破了规范化、模式化的窠臼，使这些人物形象的精神气质不同于“文革”文学中那些“高、大、全”、无往而不胜的“英雄”。
从这个角度看，蒋子龙的“改革小说”为如何塑造有丰富内涵的英雄形象积累了经验。
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可以在一个厂里将改革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在搞“外交”上，他束手无力，大败而回。
作家通过乔光朴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阻力，揭示出这样的真谛：
一个单位的改革，从根本上说，离不开体制的变革、全社会的变革。
这样，作家就写出了改革的深刻社会内容。
此外，小说对乔光朴上任前硬拉党委书记石敢去帮助自己“说服群众服从我”，也从另一个侧面写出了乔光朴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的自知之明。
又如《开拓者》中的车篷宽的性格，也颇有心理的深度：
他对上级不懂经济的瞎指挥有不同意见，但是，“政治斗争的规律，战胜了他的经济规律。
权力角逐的教训提醒了他”，他不得不“克制自己，或者是装出一副冷漠超然的样子，但是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怎能不愤怒，不痛苦，不焦虑？
”这样，作家也就写出了改革家的局限性：
不仅是认识上的局限性，而且是地位上的局限性。
相比之下，倒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刘思佳无官一身轻，反而活得自在洒脱得多。
蒋子龙的小说雄浑深厚，风格以粗犷豪放见长。
他善于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擅长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情节推进中展开故事。
在这方面，蒋子龙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传统。
他曾经特别谈到《三国演义》给他的深刻影响。
《乔厂长上任记》就是通过对主人公在关键时刻敢立“军令状”、激老战友出山、与狡猾的政客冀申交锋等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情节推进塑造改革家叱咤风云、迎难而上的鲜明性格的。
《赤橙黄绿青蓝紫》也是通过刘思佳违反厂纪、解净受命下基层等一连串波澜起伏的情节塑造人物的，他的小说因此而具有鲜明的特色，受到人们的好评。
80年代中期以后，蒋子龙转向了新的创作题材。
长篇小说《蛇神》通过深入解剖邵南孙的病态人格，对“文革”在人心中发生的复杂效应进行了反思：
从“文革”中追求纯情至美的浪漫主义、反抗邪恶的斗争锋芒、潜心办事业的深沉品格，到“文革”后功成名就、骄矜自负、放浪形骸，作家写出了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人生。
系列小说《饥饿综合症》则通过刻画历史悲剧造就的种种病态人格，揭示了人格异化的政治与社会根源。
这些作品显然是“反思文学”的继续，但与那些从政治、社会角度切入反思当代中国问题的作品相比，《蛇神》、《饥饿综合症》具有心理分析的深度。
这些小说显示了作家在“改革小说”创作上取得成就以后，努力开辟新的创作天地的可贵尝试。
3.高晓声的小说
高晓声是新时期擅长描写农民问题的作家。
他的小说，继承了鲁迅针砭“国民劣根性”的传统，真实地展现了极左政治给农民带来的灾难，深刻分析了农民生活贫苦的政治、社会根源，揭示了农民历久形成的“精神创伤”。
如《李顺大造屋》，通过一个普通农民几十年造不起自己的屋的悲剧，剖析了悲剧的双重原因：
一方面是极左政策对农民的不断掠夺，另一方面也是农民逆来顺受的结果。
作家写出了这种逆来顺受的品格与农民对“社会主义”的真诚拥护之间的紧密联系，又显示了作家对农民悲剧品格的深刻体察和无限悲悯，《李顺大造屋》因此而成为“反思文学”的重要收获。
反映高晓声新时期创作成就的是“陈奂生系列”小说，“陈奂生系列”由《“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陈奂生出国》等篇组成。
这个系列以农民陈奂生几十年的生活变迁为线索，描绘了农民在极左政策当道的年代里尽管艰苦奋斗，仍然无力摆脱贫困的命运，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才逐渐走上发挥自己才干的道路的过程。
其中，《陈奂生上城》通过主人公过上温饱生活后进城卖食品，因为偶染风寒住进县委招待所的一段经历，刻画了主人公的复杂性格——对舒适生活的陌生与自卑，由此写出农民的贫苦与自卑相伴随的自欺与自大，写出农民的精神创伤，这样的描写足以使人联想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它在改变农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怎样“改造国民性”的严峻问题。
由此可见，这篇小说与那些简单歌颂新时期农民精神面貌巨变的作品不同，展示了改革年代里的历史创伤，显示了深刻的历史感。
因此，《陈奂生上城》就将“反思”的主题与“改革”的主题成功结合到一起。
另一方面，陈奂生又凭着他与县委书记的特殊关系和勤劳、朴实的品德，一步步走进了市场，走出了国门。
在经商和出国打工的过程中，他的朴实、憨厚常常使他在复杂的社会上显得颇为尴尬。
小说由此写出了农民走向商品经济的惶惑和不易，进而写出了另一种改革的艰难。
高晓声的“改革小说”既写农民的精神创伤，又写农民的人生巨变。
风格亦庄亦谐，自成一格。
除“陈奂生系列”外，高晓声还写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哲理小说。
在这些小说中，作家超越了社会现实问题，将探索人性的目光升华到哲理的高度。
如《钱包》就通过抗战时期一群人在河里摸钱包的故事，深刻揭示了人生的困境：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摸到钱包，发一笔横财；但每一个人也都知道：
自己摸到了，别人的希望就破灭；如果别人摸到了，自己的希望就幻灭。
“老天爷如果有灵，就该让大家空手回去。
”这样就生动写出了人生的尴尬，希望的悖论。
最后，老实巴交的黄顺泉摸到了钱包，可这希望的实现却给他带来了新的痛苦：
“因为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不起他的村坊们。
”他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摸下去，“他要瞒住大家并不是昧了良心，因为宣扬出去可能是一场灾祸”。
结果众人明白以后，都恨他走运，更恨他虚伪。
他把摸到的光洋倒给众人，也无济于事。
他只好把钱包送交警察局，换来的却是挨打。
钱包，成了一个绝妙的象征：
既象征着希望，也象征着绝望；既象征着命运，也象征着人心；还象征着生存的困境和幸运与灾难之间变化无常的紧密联系。
高晓声的小说于朴素中藏深刻，在幽默里寓冷峻，因而包容了复杂的人生意蕴，耐人寻味。
如《陈奂生上城》中对主人公住招待所花了五块钱以后寻找自我安慰的理由的那段文字：
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花得值透。
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
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
有谁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
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
看谁还能说他没有见过世面？
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
……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
他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
从这段读来似乎轻松、颇有喜剧意味的文字的后面，细细品去，蕴含着多少沉痛悲哀的社会历史内容，令人深思，令人感慨。
除了自我安慰的阿Q遗风以外，还传达出了农民的贫苦生存状态（“有谁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
”）、陈奂生从前的卑微处境（“看谁还能瞧不起他”）诸多辛酸的人生滋味。
高晓声的小说也有某些不足：
由于作家写作的匆忙，“陈奂生系列”的后几篇小说在结构上显得散漫，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流于平面化，文字多有枝蔓之嫌。
4.张一弓、路遥的小说
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这篇“反思文学”的名作中，张一弓大胆揭露了1960年大灾害中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历史悲剧，成功塑造了敢于在危急关头为民请命、舍身试法、却因此成为“犯人”的基层干部李铜钟的英雄形象。
这个既是英雄又是“犯人”的悲剧形象在当代人物画廊里具有特别的意义——在李铜钟的悲剧中，充满了英雄气，也蕴涵着荒谬感：
一个富于正义感、责任感的共产党员，为了在大饥荒的年代里避免饿死人的悲剧发生，去国家粮站借粮。
而他的义举，却使他成为“哄抢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
而那些真正应该对导致大饥荒负责任的浮夸风的追随者，如小说中的“带头书记”杨文秀，却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小说结尾发出的关于“对于那些吹牛者、迫使他人吹牛者，那些搞高指标、高征购以及用其他手段侵犯农民利益而屡教不改者，也应酌情予以法律制裁”的议论，震撼人心、发人深省。
小说对李铜钟在审判席前发出“救救农民吧！
”的呼喊的描写，掷地有声；关于李铜钟被捕以后，国家的粮食仓库全部打开赈粮就灾的描写，令人感叹；关于年仅31岁的李铜钟最后因过度饥饿和劳累而死亡的交代，也充满了欲哭无泪的悲凉。
作者的另一篇小说《张铁匠的罗曼史》，也是反思历史的。
小说通过讲述张铁匠从“大跃进”到“文革”期间的婚变故事，表达了作家对农民的悲欢离合与政策变化紧密相关的历史之思。
小说中的铁匠张银锁手艺出众，却因此被诬为“白旗”。
他大闹会场，因此被捕入狱，妻离子散。
出狱后，他千辛万苦找回妻儿，又被强权活活拆散。
直到新时期，张铁匠夫妻才得以破镜重圆。
张铁匠虽然性情刚烈，终不敌强权的欺凌。
如将这个形象与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形象作个比较，不仅有同工异曲之妙，而且足以使人生发出关于农民命运的万千感慨。
另外，小说中对于恶人王木庆的描写，也有独到之处。
虽然作家对他为非作歹的描写有脸谱化倾向，但在这个人物身上，作家还是写出了某种历史的真实：
王木庆是张铁匠的内兄。
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为了巴结公社领导，他一手造成了妹夫的婚姻悲剧。
这些描写真实反映了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岁月里，人情沦丧，人际关系空前紧张的无情现实。
张一弓密切关注当代农民命运的沉浮，多方面描绘农村生活变革中的悲喜剧。
《黑娃照相》在黑娃由想吃包子到想买新衣到照张相“美一回”的念头转换中，以轻快幽默的笔触表现农村青年在改革的年代第一次挣了八元四角钱后的兴奋与富足感。
《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讲述了春妞儿冲破阻力学开车、贷款买车当上汽车专业户，并在跑运输的过程中经历了艰险考验的故事，刻画了改革时期农村女青年的精神风貌：
勇敢、自信、朝气蓬勃。
而《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则展现了宋福旺在改革浪潮冲击下成为农民企业家以后的内心惶惑：
“从前恨的是人没有人样，现在愁的是学不会做人！
”过去的屈辱使他心理扭曲，他“不干不净地大把抓钱”，又花钱资助公益事业；他有“用金钱赎回自己”的私心，也有想找回失去的自我的真诚。
作品写出了他的可敬可悲可悯，也就提出了农民企业家如何提高自身素质的问题。
应该说，这样的主题比起描写创业艰难的主题更具有尖锐的现实针对性。
张一弓的小说风格朴实，故事性强，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他常常将人生的悲剧写到极致，如李铜钟从抵制浮夸的悲壮到冒死借粮的决绝再到饿死的凄凉；张铁匠在抗争中一步步走向失败的悲凉。
同时，他也善于写出悲剧中的荒诞感。
如李铜钟、张铁匠的正直却使他们遭受苦难；宋福旺渴望摆脱内心的苦闷却不知从何入手，作者还写出了喜剧中的辛酸感，如张铁匠人生的悲欢离合，揭示了生活的复杂底蕴。
然而，对情节曲折的刻意追求有时也妨碍了对人物性格丰富性的开掘。
他笔下的某些人物形象流于脸谱化（包括张铁匠、王木庆、春妞儿），似与此有关。
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一部反映“文革”动乱的作品。
小说描写县委书记马延雄在“文革”中将动乱看作考验，为了制止两派群众即将爆发的武斗，自投罗网，终于被残酷虐待至死的故事。
在马延雄的思想与行动中，对群众负责的共产党人责任感是与对“文革”的误解（以为“文革”是“党对咱们的考验”），交织在一起的，慷慨赴死的豪情又是与人生的无奈混合为一体的。
因此，这部作品在“伤痕文学”中具有特别的意义。
它超越了“伤痕文学”中常见的控诉“文革”的主题，写出了受害者的可怜与无奈，凝聚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复杂人生体验，体现了作家对“文革”的独到思考。
路遥走过坎坷的人生道路。
他因此擅长刻画改革年代中不甘平庸、努力奋斗的农村青年形象。
《人生》中的高加林是当代浮躁青年的一个典型形象。
他有理想又心高气傲，有才华又不满现状。
他向往城市文明，学习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在偏僻的乡村传播现代文明。
为了追求城市文明，他不顾良心的谴责和故乡人的批评，抛弃了挚爱的女友刘巧珍。
然而，他所向往的城市不仅没有容纳他，反而以令他难堪的方式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
小说中描写高加林在城里卖馍遇到老同学而羞愧的情节和最终被城里人赶回乡村的结局是具有强烈艺术震撼力的。
作者刻划的高加林是一个既有追求又很浮躁的人物形象。
他的追求、奋斗，他遭受的挫折、失败、痛苦，可以说是当代农村青年的一个缩影，理想、爱情的幻灭又使他重新思考人生。
这篇小说显然受到了世界文学名著《红与黑》的影响，但高加林又与《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不同，高加林的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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