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户投资行为因素调研以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土地乡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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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户投资行为因素调研以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土地乡为例
影响农户投资行为因素调研——以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土地乡为例
[内容摘要]调研小组通过在湖南省临武县的多个乡镇深入访谈，并从当地的县农业局得到了近年的农业方面的政策、计划以及所取得的绩效等作为资料，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影响山地丘陵地带农户投资行为的有关方面的因素——即技术、资金和劳动力。
该组成员通过案例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特殊的地质地形固然是限制山地丘陵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然而，缺乏技术指导和培训，没有资金支持和保障，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才真正是西南地区农业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商业迅速发展，但作为国之根本的农业却相对发展缓慢，农业发展与工商业发展的不平衡，致使非农业项目也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影响。
正如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王朝科用水桶原理来解释中国农业与各行业的关系那样：
一只水桶盛水量多少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长度，“三农”问题正在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进步、经济发展中最短的那块木板。
其后，该组成员就该问题的解决方法又做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关键词]农村技术资金水桶原理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境遇却有着与整体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发展状况。
近年来，大批的优秀人才投入到工业化建设的伟大计划中去，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却相对减少，农业技术专业人员严重缺乏；农业的发展也相对缓慢，农民增收乏力，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村长期投资严重不足，粮食生产徘徊不前；农村生态恶化，土地撂荒严重等问题日益突出。
而农业主要的投入要素可分为四类：
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知识。
农业的发展就是这些要素的投入、结合以及产出的过程。
从土地要素来看，中国农户平均经营规模只有0．5公顷，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况且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无弹性的，因此，依靠土地要素促进农业发展的空间是很小的。
从劳动力要素来看，1978—1998年的农业发展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但是，劳动力投入对农业的促进作用具有阶段性：
前期主要取决于数量，当劳动力数量的作用达到一定程度时，主要取决于质量。
目前的状况是，中国农民数量过剩，依靠数量投入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在1995年达到极限；同时，农民素质普遍偏低，文盲、半文盲仍然大量存在，依靠质量投入农业发展的作用非常有限。
这样一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就要依托资本和知识这两个要素了。
此外，自1987年以来，我国农户投资占农业总投资的比例开始下降；虽然金融部门为农户提供信贷资金，但农户仍面临着缺少足够流动资金的困境；再加上农户对未来收入预期信心不足而导致缺乏投资积极性等。
近几年，国家为缓解农民压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尤其是2006年一月一日在全国取消农业税这一举措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
但正如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一句话“Everycoinhastwosides”（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虽然一方面这以政策确实减缓了农民的压力，提高了农民投入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税的免除，当地乡政府失去了资金的来源，也就不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时准确的做出反应，制定合适的政策。
不容忽视的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创造的一项“人类之最”就是两三亿的农村人口从农村走进城市，有中国专家估计，未来还将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
毫无疑问，这个比美国人口的总和还大的数字，势必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但是如何保证这些变化都会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呢？
中国由于其复杂的国情，广阔的幅员，再加上多变的地质地形，很难以世界上任一国家作为模板而一成不变的就借鉴过来使用，中国的路还很长，而且中国的路也只有自己走。
正是由于中国农业，特别是山地丘陵地区的农业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发展缓慢，而这种情况听之任之，也必将会引起相应的其他社会问题。
湖南省一直都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农业问题比较突出。
其郴州市临武县是湖南改革开放的南大门，通往广东沿海的咽喉地带，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此也被选为调研的对象和地区。
二、相关研究及理论视角
农户投资行为不当，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我国现阶段“三农”问题的恶化，最终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稳定受到威胁。
就“三农”问题在我国的地位和重要作用这一问题上，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朝科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他用“水桶理论”“水池理论”和“逃跑理论”来解释我国现实中的农业问题的现状和重要作用。
另外，陈文水、胡继连、马鸿运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对农户投资进行了研究。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利用全国农户调查资料对农户投资问题进行分析，得出了基于相应农业投资背景下的中国农户投资的基本投资模式。
林毅夫利用农户调查资料就农户的特征、抑制农户农业投资的潜在因素作了计量分析。
中共中央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考察点，庾德昌、吴绍田、陈娆等也从不同角度对农户投资做了研究。
孔祥智利用三大地带划分法对我国不同类型农户各个要素投入的产业特点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农户投入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国外学者刘易斯主要是引用“二元结构说”来分析“三农”问题。
他认为由于人为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把中国社会分割为城市和乡村两块，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人口的流动以及现代化意识的培养，进而影响农户投资行为的积极性，因而“二元结构”的矛盾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可为我们的调研提供大量的背景支持和理论启迪以及可借鉴的研究方法，是宝贵的第二手资料。
然而，这些相关研究大多都是从宏观方面出发的，另外，对农民的忽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而对于山地丘陵地区，又以其独特的情况而不能与其他地区而不得不与其他地区作一个区分，从而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研究过程和方法
本组成员从2010年7月一日起，经过10余天的时间在临武县的几个乡镇进行实地调研，考虑到农村的教育水平可能不是太高，而且可能各个地方，甚至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人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当地状况，笔者选择了就地访谈的形式来获取相应的访谈记录以分析湖南省临武县农业的发展状况、农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农民的投资取向，最主要的还是获取影响农户投资因素方面的内容。
之后笔者所在小组成员又一起去了各乡政府、县农业局等地，获取相关的官方资料，通过对工作人员的访谈，以期在官方的视角下来分析相应的三农政策。
四、研究工具
此次调研，我们在访谈记录的基础上，将相关的信息整理至EXCEL表格，并将相应的重要数据设计成柱形图，雷达图，圆饼图等来分析。
五、调查研究结果
（一）农民缺乏可指导性的技术帮助
在笔者所在组成员对调查对象进行的访谈中，问村民“在农作时是否会有相关的技术人员来帮助你们解答生产过程中的疑惑”，这个问题时，所得到的答案是（如图一所示）。
在笔者小组所调查的20个村民中，只有一个回答会有相关的技术指导，而这位回答“有技术指导”的村民目前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他的回答是基于6年前他还是一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经验，所以不具有可信性。
还有19个村民，占95%的比例回答是“根本没有这回事”。
如下内容（摘自案例一），对雷大爷的访谈：
（图一）
雷大爷是临武县土地乡湾口冲村的种植大户，每年都会有种植大量的经济作物，如西瓜、香瓜以及一些蔬菜。
这些作物主要是雷大爷担到县城去卖的。
笔者问雷大爷如何种植出这么好的经济作物（注：
像雷大爷这样能将瓜果蔬菜种植的这么成功的人在湾口冲村还是第一个，该村的很多村民因为种不出这些作物而只能到雷大爷家来买）时，雷大爷回答说，这跟自己的天赋有关，自己从小就跟着父亲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如果没有什么天灾的话，种植出来的瓜果蔬菜一般都会比别人家的好。
雷大爷还自豪的告诉笔者，在这个村很多作物只有他一人能够种植出来。
在问及是否会有农业部的技术人员过来提供相关的技术指导时，雷大爷告诉笔者，现在农民种植都是靠自己摸索，或者是问村民，还没有听说过有技术人员过来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雷大爷所在的乡（离湾口冲村只有一里地）设有农技站，对于农技站村民也有自己的理解（如图二）：
由于该乡所在的农技站提供给村民的功能基本上就是卖种子，
（图二）
所以在笔者访谈的时候，村民中有75%认为农技站的功能就是卖种子，只有1%的告诉笔者应该是提供技术帮助，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享受到这种待遇的确是一个都没有。
还有1%的认为农技站里的工作人员只是吃国粮不干事的人。
接受访谈的一名村委告诉笔者实情（摘自案例二）“我们这边的农技站现在已经变成私人经营，它的功能也主要是出售种子，肥料，农药等。
没有什么技术方面的推广，更不会有相关方面的指导。
”在进行调查时，笔者发现该乡的农业技术水平确实不高，该乡熟练掌握扦插、嫁接技术的人并不多，甚至有些人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
获得这些信息后，笔者所在小组成员又去县农业局了解实际情况，以下是对县农业局技术推广部门进行的部分访谈（摘自农业局访谈）：
“我们县各乡镇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实际上并不是由我们局直接管辖的。
就我们县而言，并不是每个乡、镇都配有农技站，这主要是人才、资金方面的原因。
另外农技站工作人员的来源一部分是高校毕业后回来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农业技术水平过硬直接从农村提拔出来的。
工作人员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直播工作人员，另一种是插播工作人员。
直播工作人员每月有固定的收入，负责技术的推广。
插播工作人员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来源主要还是靠自力更生，这也就导致了相当部分的农技站变成卖种子、化费、农药的场所。
”
通过以上调查笔者发现，对于农技站职能的缺失，村民以及县农业局的工作人员还是能够理解的。
他们将里面的原因归结于农技站的工作人员也得养家糊口等情感方面的因素，但真正的原因却值得探讨。
（二）补助变相转移，农民优惠有待考虑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村民实质获得的补助和实质应得的补助是有出入的。
在对村民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如图三）一头母猪的补助是100元，一亩水田的补助是120元，一亩玉米地的补助是40元。
但实质获得的补助（如图四）却是除了水田补助如实照发的外，其他两项都跟实际应得有所出入。
从图中可以看出，村民实质上种植玉米是没有补助的，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村民对补助落实的情况不清楚，除了一亩水田的补助是120元外，其他还有哪些相关的农业补助竟然。
这很令人诧异。
后面在采访一位卖猪肉的大叔（见案例三）笔者才了解到一些基本情况：
（图三）
（图四）
（图五）
“养母猪有补助发放，不过到底该发多少就是个未知数了。
第一年发放的时候是去汾市农村储蓄所领，那时是按一头100元来发放的。
第二年是乡政府发放，到我们手中的数额就成了60元一头。
后面就不知道发了没，我家也没再养母猪了。
”
在对不同的访谈对象访谈时，笔者所得到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如在龙头江水井旁对那周围的一大群洗衣服和乘凉的村民访谈时（见案例四）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哪有什么补助，自从第二年发放了60元后（此数字是针对第一年的100元而言的），就再也没听说过有补助发放了”
但在另一个村，笔者访谈一位正在农田务农的村民时得到的情况又是这样的（摘自案例五）：
“有补助发放啊，每头是按一年60元来发放的，在汾市农村储蓄所领。
在问及第一年是发放多少时，该村民的答案和卖猪肉大叔的答案一致。
”
这说明这些村民说的都是实话，只是由于所在区域以及所属家庭背景的不同，导致了母猪补助落实的差异。
但在问及玉米是否有补助时，除了土地村的一位村委（该名村委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告诉我们每亩有40元的补助，以及另一村村委告诉笔者曾经听说过每亩有10元钱的补助，但一直没见落实这两位的回答外，其他村民均是不知道有这回事。
玉米补助也是从未领取过。
这些问题说明补助的落实有待深思！
（三）地理环境影响了农业机械化
临武县属于盆地环境，四面被山包围。
临武县管辖的村大部分都是在丘陵地带，农田的分布是典型的梯田式农田。
在此次调查中，笔者针对这个问题对土地乡的副乡长进行了相关的访谈（摘自访谈副乡长）：
“我们这边也想过进行机械化大生产，前几年我们还在几个示范点施行了土地平整计划。
但因为我们这边的梯田多是建国初期直接在山上挖土，建田。
所以很多农田在施行平整的过程中因为要达到跟比他矮些农田的高度，只能是挖去部分土壤，但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几块大石头。
这也直接导致了土地平整计划的失败，说明我们这边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
但小型机器倒是可以投入生产，只是因为这种机器太少，供不应求，所以还是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
在被问及政府是否愿意购进一批机器，租赁给农民用于农业生产时，该副乡长告诉笔者所在小组的成员，我们也愿意，但因为没有钱，所以那只能是一个愿景。
”
在对村民的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农民确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摘自案例六）
“本来今年那些人是要开着农机来我们这边的，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没来的。
我猜应该是嫌我们这边太远了，过来不划算。
笔者问这位大叔是否愿意用机器收割时，这位大叔告诉笔者，现在大家都想用机器收割，但因为在我们这边机器的数量有限，所以一般是很早就去预定了，而且你预定上了他也不一定来。
”
通过观察笔者发现，这些地区还是有一定数额的农田能用小型机器进行生产的，但限于机器数量的供不应求，所以在很多地区对这种小型收割机还只是单纯的期盼当中。
（四）农民缺乏可支配的资金
通过调查，笔者发现，相当部分的村民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如图六所示，在被调查中，被问及有钱后你将做什么时，有5位的回答是想承包村里的大型鱼塘，有1位是想种植花木，从事园林，还有5位是想拥有一个大型养猪场，另外2位是想种植大棚蔬菜。
在对这些村民的访谈记录仔细观察后，笔者发现，这些村民都是依据自身的兴趣爱好来回答的。
这说明村民都有自己的思想。
在他们心中也有个宏伟的愿景，但因为资金方面的因素，导致村民的愿景也只能是一个愿景。
（图六）
六、调查研究结果分析
（一）农民缺乏可指导性的技术帮助的原因
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农技站的职能缺位。
在我国，农技站的功能是不定期的对村民进行农业生产方面的培训，调查所负责村落的农业生产状况，解答农民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疑惑以及灾虫的预防和防治。
但在笔者的调查中笔者发现目前农技站的唯一职能是疫情的防范于控制。
而导致这种职能实现的真正功臣还是上级农业部，不是农技站。
这种职能的产生通常是因为上级部门发布疫情防控文件，强制农技站执行。
对于现实生活中，农技站失去了他的服务功能，而变成纯粹的商业机构，成为市场经济的产物。
他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该乡的副乡长所说的那样，“没办法，谁叫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呢”。
固然，市场经济导致农技站职能的异化是一个方面，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这种原因远远超过市场经济产物、资金短缺方面的借口。
当然这两点也是原因，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了现在的农业局得自负盈亏，上级可获得性的资金短缺也导致农技站每年不能拿到一定额数的补助，从而很大程度的挫伤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工作人员为了生存需要，不得不从事商业活动，从而缺乏时间和精力进行技术方面的推广，更没有时间来更新自己的农业知识水平。
但除了这两点原因外，还有更最重要的原因——领导部门观念错位。
该县农业局对本县城的农业发展所抱期望值不大，因此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对农技站职能不重视。
上级领导部门的忽视也导致了农技站的自暴自弃，最后转向商业发展。
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得让农业局重新树立自信。
全方位的重视该县的农业工作。
引进优秀人才来发展本县城的农业。
再者，县农业局的资金短缺问题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市场经济时代，对于这么大的一个部门，如果资金不到位，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不能进行相关的工作，那么，即使该农业局拥有再宏伟的蓝图，最终也只能是一片幻想中的风景，永远不可能实现。
最后就是对农技站的工作人员提供相关的物质支持并进行必要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提高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二）补助变相转移，农民优惠有待考虑的原因
针对这个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是党内部执政人员的素质水平问题，一部分执政人员在获得国家发放的工资的同时还将肮脏的双手伸向惠农政策的补助，直接损害农民的利益。
但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国家分派给地方的执行命令过多，而下拨用于执行命令的资金却很有限，这就导致了地方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采取某些不大光明的手段获取资金。
在2008年临武县的农业局资料当中，笔者发现了这个问题，惠农政策确实很多，就比如修缮水泥路，兴修水利工程等，但这些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除了一部分是政府拨款的外，还有相当数额的是来自农民自筹资金。
下拨资金的不足，给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所以，上级部门很有必要在每项政策下发的同时，活动资金也同时到位，而不是让下级去自筹资金。
在这种没有多少大型企业的地区，自筹资金只能是一句空话，到头来就是农民自筹资金，或者是利用农民的补助来弥补那份空缺。
最终只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三）地理环境影响机械化的原因
这部分原因是硬性的，可改变的因素很少。
无法施行土地平整计划，那么就不能推行机械化大生产。
临武县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农民的生产大部分只能依靠双手来进行。
资金欠缺也导致小型收割机不能满足现有的需求，笔者建议上级部门可制定相关的农机补贴政策，鼓励更多农民自购农机，缓和手工劳作带来的矛盾。
（四）农民缺乏可支配的资金
对于这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村民一方面得独立自主，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范围，以获取更多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鼓励并扶助农民的生产。
七、结论与讨论
总的来说，这些地区农业发展比较落后，由于多是山地丘陵地区，因此也不适于大型机械的耕种。
但是该地区水源还是比较充足，对于发展经济蔬菜，培育果园等还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由于缺少相关专业人员的指导，又没有政府的资金保障和支持，因此发展缓慢。
而又由于希望子辈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往往携家妻小一起到城里谋生，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子辈们有深切感觉到农村的艰苦与落后，也很少有愿意回到农村的，进而导致农村劳动力缺失，人才匮乏，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对于中国农村状况，其实与日本和英国有些类似，都逐渐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年轻一代的人都到城里面去务工经商，一贴家用，只剩下老人在家耕种，或许还有年龄尚小的孩子。
但与日本和英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民明显人均耕地远不如日本和英国的农民。
此外，关于收入方面，日本的农民收入是城市人口的1.18倍，而中国的农民收入则远不足城市人口。
而与中国的农业发展缓慢呈对比的就是韩国和加拿大。
韩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一个农村人口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落后农业国转变为一个人均收入超过两万美元的新兴工业国，但随之的人口大量进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也相继产生，韩国政府实施“新村运动”后，改变农村水电供应设施，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使得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只占5%的人口却创造了10%的GDP。
加拿大更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城市人口大量返乡的情况。
这些都是因为政府兴修农村基础设施，制定合理的鼓励政策所取得的成果。
但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且不考虑复杂的国情，也不说什么地质地形、幅员辽阔，光是那笔美国总人口还多的农村人口就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中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做到像美国那样的农业补助，也不可能像日本和英国那样使私人占据大量土地，从而出现“农村老板”雇佣“城市工”的戏剧化场景，而落后的农村条件也不能使我们达到韩国和加拿大那样的健全的农村设施。
因此，中国只有走自己的路，特别是山地丘陵地区，可以借助其特有的优势开发农村旅游经济，培植果园，修建大棚发展经济作物。
正如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朝科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将农业比做一个水池，我们发现这个池子中的水长期以来只有流出而没有流入，或者说流出量总是大于流入量，久而久之，水池中的水必然流干，从而失去对其他部门的支持能力，其他部门也将因此而衰落，以‘三农’问题为核心的农业部门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干涸的水池，越来越失去其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制定合理的鼓励政策，改变制约农村发展的现实条件，切实搞好新农村建设。
使农民能够自给自足，试问又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去那陌生的地方，离开久临的乡友呢？
中国农村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的综合实力也必将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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