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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合理性
认知合理性
认知活动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和人类进步有着内在的关联。
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引导着认知活动，对合理知识的寻求规定着活动的方向。
廓清笼罩在认知价值问题上的迷雾，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认知活动的特征。
1、求知愿望。
对知识的寻求，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历史。
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从自然环境中获得对生活有用的物品，人类不得不对周围事物的属性有所了解。
动物以本能趋利避害，人类则凭借知识适应环境。
有目的地利用自然，必须首先去认识自然。
对周围世界一无所知，对利弊得失一派茫然，人们将无法生存。
求知的愿望，根源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既是其自然属性的必然延伸，又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
正如波普尔所说：
“每当我们身处知之甚少的一个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无法预言将会发生什么的时候，我们全都会变得焦躁不安、惊慌失措。
这是因为当我们无法预言我们周围会发生什么时，就没有可能作出理性的反应。
”（波普尔《猜测与反驳》P184）
在人类社会早期，求知活动一直围绕着日常生产和生活而展开。
最先产生的知识，都是关于农业种植、房屋及水利建设、与治病相关的草本药物和时序历法等实用知识。
这些大都属于经验知识，来源于对生产活动的观察，其代表人物主要集中在生产一线的能手和工匠。
一般民众的求知欲望仅仅局限在眼前的事物上，对身外世界奥妙的探寻没有多大兴趣。
日常经验、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提供的知识，基本能够满足他们适应环境的需要。
对于他们来说，地球中心说或者太阳中心说，都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知识的另外一种类型，对世界普遍规律的探索，是由少数思想家或智者贡献的。
“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须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
”起因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说出愚蠢”。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P5）逻辑和自然的奇妙世界、知识和社会的潜在危机、人类苦难与文化灾难等等问题，深深地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强烈地激发着他们的使命感，给他们的生命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不断增强着他们内心的激情和力量。
他们沉醉在只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王国中，翱翔于别人无法企及的神圣殿堂里，品尝着神奇美妙的芳香，享受着伟大神圣的光荣。
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理智哲学传统，力求提出一种对世界秩序的终极解释，以形而上学体系取代关于世界万物的知识。
这种哲学传统到近代发展到顶峰，使十九世纪成为思想体系的时代。
我们从人类思想史上可以发现，人们求知的愿望，是世界上最不安分和活跃的力量，一旦有了时机，它就产生跃跃欲试表演的冲动。
同时它又是最脆弱，像一支随风摇摆的芦苇，遇到压力就会弯曲。
中古时期各国的强权政治压力，使人们的求知欲望蒙受了巨大打击。
为了顺从蒙昧政策，人们不敢去自由探讨，造成人类知识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使人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解放，人们的求知愿望突然迸发出来，逐渐形成了探索自然的高潮。
伽利略发现了物体运动的规律，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到牛顿实现了科学知识的第一次革命。
科学知识获得了巨大威力，正在以越来越快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
2、求真意志。
认知活动有着明确的目标指向，发现表象后面的真相，揭示世界隐藏的奥秘，是其最根本的目的。
认知活动的最终成果，被冠之于“确证的知识”、“可接受的理论”、“真知”和“真理”等名号。
无论具体名号是什么，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在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道路上，始终飘扬着“真理”的旗帜。
“真理”作为一种目标引导和价值追求，一直指引着人们的前进方向。
从认识上说，人们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命题可分为“真”命题和“假”命题。
当命题与经验事实相一致（符合）时，我们称其为“真”命题；当命题与经验事实不一致时，我们称其为“假”命题。
“真”命题是正确的命题，“假”命题是错误的命题。
判定命题的真理性，主要依据其是否与经验事实一致（符合）。
我们对命题“真”、“假”的陈述，显然是一种价值评价，是对经验认识是否合理的评判。
在这种判断中，我们把“真”作为有价值的命题，赋予其认识的合理性；把“假”作为错误的命题，赋予其认识的不合理性。
一切认知判断，都负载着价值。
对认识“真”、“假”的区分，本身就是认知价值判断。
关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一直是现代科学哲学的中心课题，各个学派在对此问题的研究中不断演化。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科学理论的合理性中蕴含着认识价值判断。
“概念系统的选择必然反映价值判断。
而且，认知的合理性尽在概念系统的选择之中。
”（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P224）“任何概念系统的选择都预设了价值”（P226）。
“真理概念本身就其内容而言就依赖我们的合理的可接受标准，而这些合理的可接受性标准则依赖于并预设了我们的价值。
更简单地说，真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前提，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前提。
（P227）
事实与描述事实的命题根本不同，真理与存在也有本质差别。
事实命题反映事实但并不等同于所反映的事实。
自然的存在并不依赖与人，但对自然是什么的认知判断却是由人做出的；“自然比人类更早，而人类比自然科学更早”（海森堡语）。
人们用真假作为认知判断合理与否的标志词，真假伽也就获得了价值评价的含义。
“真理”所体现的是认知活动领域的价值追求，不同于社会生活领域的伦理道德；“真理”的价值是认知活动所固有的，尽管它受社会其他价值的制约和影响，但绝对不是被给予或派生的。
认为“认知活动价值中立，真理无涉价值”的说法，不仅从根本上否定和抹杀了认知活动的意义，而且也是站不住脚的谬论。
马克斯韦伯关于事实与真理的二分法，其主要意义在于划定认知价值的界限和领域，并不能否定和取消真理的价值蕴含。
这种狭隘的价值观念，不仅把认知活动的合理性排除在外，同时也堵塞了把探索别的、多样化的合理性标准的道路。
3、价值评判与划界。
人的心灵精神领域，最是虚无缥缈、波谲云诡。
它有敞亮清醒的时候，也有迷糊幻觉的片刻；既受目的意识的指挥，又有无意识的梦境。
在感觉层面，既有感觉直觉，又有幻觉错觉；在观念层面，有大量信息、形形色色的神话和传统习惯，有各种信仰、学说、宗教和理论。
在思想文化战线，各种文化观念和社会思潮更是粉墨登场、相互激荡。
这些认知材料和思想观念，显然并不都是认知的目标选项。
为了达到获取真知的目的，认知活动过程必须对这些材料和观念进行价值评价，根据合理性要求进行甄别和区分。
这个过程，就是去伪存真、获取真知的过程。
十七世纪以来随着新科学的兴起，认识论成了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对于知识科学性及其确证问题的研究，就成为哲学思考的核心课题。
哲学家们力图通过对经验与理论、感性与理性、归纳与演绎的考察和反省，确立知识与意见、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和标准，以确保科学知识“不至堕落为独断的教条或迷信和老妇常谈的唯一途径”（杜威《哲学的改造》P18）。
现代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兴起，更是把科学知识的合理性问题摆在突出位置，着力确立知识科学性的标准以及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
“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对科学理论进行规范评价的问题，尤其是阐明一个理论之具有科学性所依赖的普遍条件问题。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P234）哲学上的这些努力，实质上为认知活动立法，确立正确的认知价值标准，以实现获得合理性知识的目的。
正如美国哲学家丹西所言：
“除非我们有一种理解的理论把理解的可能性和合理信念的可行性或知识的可行性连接起来，否则，我们的理解就会在失去合理信念的情况下仍然存在。
这样的理论可能断言，例如理解一个命题，就在于能把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命题的情况和他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命题的情况区别开来。
”（丹西《当代认识论导论》P16）划界问题的根源，在于认知活动对于知识科学性的追求。
“当追求知识的愿望为假解释、为类比与概括的混淆、为使用图象以代替严格定义了的概念所满足时，科学就完蛋了”。
（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P23）“那么，什么是科学的标志呢？
难道我们不得不投降并赞同科学革命是一种信念的非理性变化，是一种宗教的皈依吗？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P5）划界问题的实质，就是通过为认知活动立法（分界标准所规定的），来区别好的科学和坏科学，以确立科学理论对于非科学理论的优越地位。
认知活动通过划界，将所有认知材料和思想观念放到认知合理性的尺度上进行衡量，必然形成两个根本不同的集合——一个是合理性的集合，一个是不合理的集合。
在合理性集合中，包含着所有认知上有价值的要素，这是认知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在不合理的集合中，则包含着认知上没有价值的成分，这些属于认知活动不需要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集合”看作是“空间”（这两个概念常常同义使用），则所有认知活动都通过划界，把认知要素区分成两个“空间”——一个是合理性空间，一个则是不合理空间。
所有的认知活动，都存在认知划界；所有的知识和科学理论，都内在地蕴含有两个认知空间。
求真意志的具体体现，最终都是通过划界以及两个空间的区分来实现的，这是认知活动的基本特征。
每一种知识或理论，都有自己的认知空间，它内在地划定了自己的认知“边疆”。
正如尼采所言：
“判断乃是我们最古老的信仰，是我们司空见惯的真伪之辩，是肯定和否定，是确定某物如此如此而非别样；是信仰，即认为此处确有所认识”（尼采《权力意志》）。
认知空间是由划界标准决定的，必然随着划界标准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一种知识或范式（研究纲领）中合理的要素，在另外一种知识中可能成了不合理的。
即使在同一科学理论体系或研究传统中，认知空间也会随着划界标准的演进发生相应调整。
“（广义的）分界标准，方法论或评价的标准，把好的知识与坏的知识区别开来，并给进步与退化下定义”。
（拉卡托斯《数学、科学和认识论》P148）
四、伦理原则和权力律令。
人类行为有什么基本规律？
价值判断如何作用于行为选择？
尼采曾经指出：
“生命的任何要求都用‘应该’和‘不应该’的一定规范来贯彻，生命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和敌对事物都藉此来消除”（尼采《偶像的黄昏》）。
为了深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引用相关论证。
亚当斯密在探讨经济活动规律时，对人性及其行为特点专门做过研究，明确指出：
“人们通常因为相信某事是善的、正确的，才去做它；因为相信某事实不该做的，或是恶的，才不去做它。
在导致或防止某种行为产生时，这种考虑本身完全有决定作用。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优先逻辑，又称选择逻辑，专门研究存在于价值判断间的优先关系。
优先逻辑的理论依据就是选择公理，“我们宁肯选择被认为是好的东西而不选择被认为是坏的东西”（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
价值理论也认为：
“所有的人都追求和选择他所认为是好的东西，追求和选择他所认为是较好而不是较坏的东西”（拉蒙特《价值判断》P91）。
价值判断之所以具有规范力量，能够发出选择指令，根源就在于此。
“评价判断的那种感觉到的规范力量，主要来自判断为好的目标的吸引力和感觉力”（塞森斯格《价值与义务》P91）。
价值哲学家拉蒙特，对此进行过详细的论证。
其相关命题为：
Ⅰ、对好或坏的认定是赞同或不赞同的表现。
Ⅱ、赞同主要是一种意动态度，而不是认知或情感态度。
Ⅲ、赞同是一种创造或维持以事件状态的意动态度。
（拉蒙特《价值判断》）
这些一般规律对认知价值判断同样适用，“说X真就是完成一件对X这个陈述表示同意/赞成或承认的行为”（涂纪亮《当代英美哲学》P179）。
认知活动有自己的伦理，甄别划界蕴含着认知规范——将合理的知识筛选出来，过滤掉无用甚至有害的东西。
认知活动和科学知识之所以成立，其基本的前提条件正是伦理学，“那种不仅在一切科学中而且在一切问题探讨中都被预设的合理性辩护，本身就是以普遍伦理规范的有效性为前提的”（阿佩尔《哲学的改造》P299）。
正确与错误的评价与划界，从根本上意味着：
愚昧和欺骗是不应该的行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绝不是美德。
作为真理，一个起码的要求是不能把白的说成是黑的，把对的说成是错的。
其实在每一个陈述句里面，都蕴含着运用逻辑和科学的责任，在语言结构中都是以一种完成行为式的补充为前提的。
具体来说，真假二值绝对划界传统所体现和蕴含的认知伦理，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认知陈述应该以是为是或以非为非，不应该以是为非或以非为是。
（2）认知评价应该以真为真或以假为假，禁止以真为假或以假乱真。
（3）认识为真（正确），就有责任和义务相信并接受它；认识为假（错误），就有责任和义务怀疑、拒斥和纠正它。
“科学的诚实性标准：
未经事实证明的理论在科学界被认为是罪孽深重和异端”（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P3）在认知群体的职业操守中，颠倒是非是无德，以假乱真是损德，用谬论压制真理是缺德。
甄别划界规定认知态度，并发出选择指令。
对认知要素进行评价划界，标示的不仅是不同认知要素的合理性差异，也指出了认知主体应该具有的认知偏好和态度，为认知选择提供规范指导。
“普遍化的分界问题与科学合理性密切相关。
这个问题的解决应给予我们这样的指导，即什么时候接受一个科学是合理的，什么时候是非理性的”（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P235）。
合理性与可接受性密切相关，非合理性与不可接受性密切相关。
说一理论或命题是合理的，意指该理论或命题是有根据的、值得接受；说一理论或命题是非合理的，意指不值得接受。
在真值二值划界传统中，真假的区分意味着：
一个真正的思想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
如果我们对它进行判断，那么我们要么把它作为真的予以承认，要么把它作为假的予以拒绝“（《弗雷格哲学论著选集》P207）。
真的理论或命题应该予以接受，假的理论或命题应该予以拒绝。
一个理论或命题为真（正确、合理），它就应该得到肯定和允许；一个理论或命题是假（错误、不合理），那么它就应该被否定和禁止。
真与假、合理与不合理，分别体现着不同的规范方向：
对于真（正确、合理）理论或命题，它发出了肯定性的允许指令；对于家（错误或不合理）理论或命题，它发出了否定性的禁令。
对理论或命题真（正确、合理）假（错误、不合理）的不同认定，也是对其命运的不同裁决。
真假的区分，不仅给出了一个允许的认知空间，同时也限定了一个禁止涉足的边界。
“任何‘好’的科学理论都是一种禁令：
它不容许某种事情发生”（波普尔《猜测与反驳》P51）。
研究纲领或范式的不同，内含着不一样的认知合理性标准，有着不同的肯定和否定、不同的正常与反常、不同的允许空间和禁止范围。
在一种纲领或范式中被认为是合理的，在另一纲领或范式中可能成为非理性的；一种纲领或范式所肯定认可的，另一纲领或范式则会受到怀疑和拒斥。
这种情况不仅形成了科学研究中的多样性，并必然在不同学派之间产生分歧、对立和斗争，而且还会导致科学研究过程中认识论障碍的存在。
认知价值及其分歧的存在，使我们明白：
“多样性和分歧以相等的程度影响了道德也影响了科学，在这一个领域中的争论并不比在另一个领域中的争论更容易解决”（彼彻姆《哲学伦理学》P68）。
5、认知权力学定理。
权力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但人们对权力的概念却众说纷纭。
广义的权力是指某种影响力和支配力，它贯彻一种意志让人产生服从的可能性，而不论这一可能性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
传统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将权力因素排斥于知识之外，显然不能全面把握认知活动的本质。
认知合理性握有思想的裁决权。
“哪里有欲望，哪里就有权力”（阿兰*谢里登《权力的意志》）。
求真意志支配认知活动，要求一切思想和观念必须置于合理性标准和法则的天平上进行评价、检验和衡量，合理的科学知识才能被接受，不合理的意见则必须被拒斥。
所有的思想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权，必须首先经受认知规则的检验。
思想和观念的存亡之道，在于能否通过认知规则的评判，在于其是否符合合理性要求，在于划界标准将其归于肯定或否定的哪一方。
在科学合理性的法庭上，认知价值或合理性说了算，所有思想的命运取决于对其合理性的认证和评判：
凡是合理的认识，都应受到肯定和推崇；凡是不合理的认识，都应受到否定和打压。
任何思想或认识，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力，就必须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这是思想（理论）的生存法则。
在社会信仰上，由于“‘真实’是赋予思维以最大的力感的东西”，所以“任何信仰都自以为真实”，而要驳倒他们的唯一方法是这样的：
即说明他们的错误不在是慈善的——他们危害甚多，简言之，他们自己‘对力的证明’不在有效“（尼采《权力意志》P277、571）。
知识产生合理认知的权力要求。
知识划界将认知要素区分为两个集合：
一个是合理性空间，一个是不合理空间。
这样做的目的是明确哪些要素是有价值的，哪些要素是没有价值的。
认知主体有责任在有价值的空间中去探索，也有正当权利去获取合理的知识。
相反，则有权力去过滤、排除无价值认知要素的影响，但是无权触碰不合理的边界。
科学知识不仅有生存发展的权利要求，更有相比于不合理知识优越地位的权力要求：
我是经过认知检验的，好于没有经过检验的意见，所以要服从科学而不要被意见所左右；我是有理由相信的知识，优于没有理由相信的迷信，所以要重视科学的价值而不是迷信，不要被迷信所左右；我能够对世界作出合理的说明和准确预言，好于不能验证的形而上学思辨，所以要相信科学的力量而不要被教条所蒙蔽。
在认知活动中，科学号召人们用知识战胜愚昧，以科学反对形而上学，坚决与所有谬论划清界限，避免滑向错误的深渊。
认知活动划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人们远离并清除一切教条和错误，坚决杜绝以假乱真、混淆是非、以谬误打压真理的事情发生。
所有科学也都有自己的话语权要求：
我揭开了世界的奥妙，为人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以前知识的矛盾反常得到了澄清；我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揭露了长期存在的欺骗，人们不要再去遭受教条的蒙蔽了！
科学划界问题表明：
科学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科学与非科学、真知与错误的斗争。
只有坚持真理，反对谬误，才能促进科学知识的增长。
正如乔治·萨顿在总结科学发展史时指出的那样：
“科学史是一部长期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将永远不会完结，要同迷信和愚昧的惰性斗争，要同说慌的人和伪君子斗争，要同欺骗和自我欺骗的人斗争，要同所有黑暗势力和谬论斗争。
……人类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一部《天路历程》的历史，它绝不可能没有斗争，因为这些斗争是永远不会完结的，除非人生本身完结。
”（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
知识具有差异化的权力要求。
人们对一个命题或理论的态度与其合理性密切相关：
合理的命题或理论，对应着偏爱和肯定的态度；不合理的命题或理论，对应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由此可以推论：
命题或理论受到偏爱和肯定的程度，与其认知合理性程度成正比，与其不合理的程度成反比；命题或理论受到怀疑和否定的程度，与其合理性程度成反比，与其不合理性程度成正比。
合理命题或理论受到偏爱和肯定的极致，是作为绝对真理而被神圣化；不合理命题或理论受到怀疑和否定的极致，则是作为邪教而妖魔化，这就是认知的神圣与魔鬼法则。
另外，一个命题或理论要求人们尊崇服从，以及对自身优越地位的权力要求，与其对自身合理性的自信密切相关。
命题或理论对其自身合理性的自信越高，就越是要求有更加崇高的优越地位，越是要求人们更加绝对的服从。
命题或理论对其自身合理性的自信越低，则不敢要求过于崇高的地位，权力服从要求也相应降低。
知识权力意志的极致，就是自信自己的命题或理论是绝对真理，要求绝对真理拥有绝对的权力。
另一个极端，则是相信怎么都行，走向无政府主义。
知识自身的权力要求，在这两个极端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和突出。
后现代哲学敏锐地看到了知识的权力倾向，明确指出：
基础主义对真理的终极基础——阿基米德点的追求，是受统一性思维所左右的。
“向往统一性，在原则上就具有极权主义的性质”（木田元《海德格尔之后的存在主义》）。
否定绝对真理，就可以避免陷入独断论。
“由于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称王称霸”（纽曼《后现代氛围》），因此，应该容忍多种视角、多种解释的并存。
6、认知循环及其效应。
“理解循环”是解释学的概念，用以说明理解的形成和变化机制。
其含义是：
任何理解都不是从“白板”开始的，理解以“先见”为基础，并通过文本与“视野”的融合形成新的理解。
解释学的这一思想，也适合于认知过程。
因为所有认识都不是从零开始的，“观察渗透理论”。
用“认知循环”和划界规范，更有助于揭示认知活动的特点。
框架一致拓展效应：
科学研究会在一定的框架内，按照一致性要求持续探索，逐步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
科学研究大致在世界观、研究传统、科学理论和经验四个层面上循环。
研究传统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的实体和过程的基本假定，是一组真题轮和方法论的“做什么”与“不做什么”。
它划定了经验问题与概念问题的范围并确定他们的重要性。
通过指明在已知范围内讨论某类经验问题是恰当的，讨论其他问题则属于不相干的，或是可以合理地忽略不计的“假”问题，给理论的应用范围划定界限。
无论是研究传统的本体论还是方法论，都能对把什么看作是其构成理论的合法问题产生影响。
例如，具有强烈归纳主义或观察主义方法论的研究传统都将认为：
任何一个假定了那些不可观察实体的具体理论，都是不能允许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科学家所皈依的研究传统阻止他采纳与该传统的形而上学或方法论不一致的具体理论”（劳丹《进步及其问题》P40）。
研究传统还将对其构成理论如何被修改，提供有效的指导。
还能影响到对其构成理论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的承认和估价。
科学家的方法论信念常常深刻影响着对理论的评价，理论的命运与这些理论的方法论的评价密切相关，“消除方法论与科学理论之间的‘张力’，常常是通过修改科学理论以使它与方法论规范相一致而取得的”（劳丹《进步及其问题》P57）。
这是常规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世界观与理论的关系也是一样：
如果研究传统和理论与一个已知文化背景中的某些更广泛的信仰体系不一致，这些研究传统和理论就会在认知和接受上遇到严重困难。
如哥白尼理论在中世纪、遗传学在苏联的命运。
反常引发变革效应：
当科学研究遇到反常而不能在原有框架内消除时，常常会提出变革科学理论的要求。
上面讲的是科学研究循环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反常推动变革。
当具体科学理论遇到许多经验问题和反常时，就提出了修改、变革理论并使之与经验一致的要求；当按照某一研究传统不能解决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时，也会提出修正、变革研究传统的问题。
科学理论对世界观的反作用也是这样：
一个高度成功的研究传统可以导致人们放弃与该研究传统不一致的世界观，并精心选择制成一个与该研究传统一致的新世界观。
科学革命中，这样的事例非常普遍。
认知循环放大效应：
一个认知要素一旦进入认知系统，在经过内部各层次循环以后，其效应就会被放大。
微小的错误经过循环，会形成结构性的认知错误；而基本概念框架的广泛渗透，会产生系统性的思维模式。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
“对真理的最小的初始偏离，到后来就会谬之千里”（阿德勒《哲学的误区》P1）。
康德也指出：
“只要知识中有某种虚妄，就必定也会产生虚妄的结论”（康德《逻辑学讲义》P43），“原理中的错误，要比在原理应用中的错误更大”（同上，P48）。
演绎逻辑表明：
在演绎推理体系中，结论的正确与否全靠前提及推理的正确与否，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在它之后的推理就会全错。
在西方哲学史上，“理念”自从柏拉图提出以后，被唯心主义唯理论持续接力演绎，最终在黑格尔那里形成包容一切的哲学体系，历时两千多年。
罗素在总结哲学史时曾经指出：
“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觉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可以全盘错误。
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罗素《西方哲学史》P143）。
科学史上革命性变革发生的时候，认知循环的正效应也会迅速扩展，从而形成一系列革命性科学成果。
两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历程，充分说明了认知循环放大效应的存在。
认识论障碍效应：
错误的思想一旦模式化，必定成为新认识的巨大障碍；有问题的理论一旦系统化，克服和超越就会难上加难。
新旧思想或理论，往往在认知合理性标准上存在分歧、认知空间划界上存在差异、选择律令上存在矛盾。
当两者相遇时，必然会产生对立和冲突。
由于认知空间的结构循环，一个长期流行的思想或理论如果有缺点或错误，就会在推演过程中形成系统化成见和模式化错误。
要洞察剖析并克服其错误，常常需要透过和贯穿各个主要环节，难度非常之大，这就造成了超越的认识论障碍。
没有整个概念框架的转换，就很难摆脱掉它的制约。
狄德罗说过：
“如果人们的无知只是由于他们什么都没有学过，那么，那大概可以教导他们；但是，他们的盲目是成体系的”。
马克思也曾指出：
“在科学的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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