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专项得到中国政府财政支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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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专项得到中国政府财政支持
转基因专项获得中国政府财政支持
转基因专项日前通过了国务院审议，首次获得了来自中国政府明确的支持。
这不仅暗示着转基因支持派在国内持久的“口水战”中赢得了上风，转基因产业由此走上了“先实施、后完善”的道路。
与此同时，上百亿的财政支持所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也在搅动着生物科技企业的神经，各路角色开始“走马圈地”。
转基因产业在全球发展的路径，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在以跨国巨头为主体的转基因产业化运动中，农民在享受高科技的同时，也在逐渐丧失着延续了几千年的与土地的共生关系，在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已经表现出了更大的脆弱性。
如何更好地驾驭转基因产业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发展，是中国政府在未来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所要审慎回答的问题。
转基因专项的实施，因此也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两年的暗战
7月9日，对于中国的转基因产业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获得原则通过，并要求“抓紧组织实施”。
转基因问题上升到中央政府层面来讨论，并最终得到了高度肯定，这还是第一次。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涉及13亿人未来食物来源和安全问题的大项目，国内各大媒体并未给予任何大篇幅的报道。
会议刚刚结束，一直参与专项方案起草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就接到了起草小组组长、中国农科院作物所所长万建民的电话。
“听到这一消息非常振奋，专项通过显示政府已经把现代生物技术作为未来解决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
”、黄季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
转基因专项和大飞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项目一样，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的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也是农业领域获得的唯一专项。
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转基因专项的实施目标是：
“要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这个听上去似乎可以改变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发展路径的科技支撑，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谓经历了千辛万苦。
事实上，自2006年转基因被列为上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唯一一个农业内科技重大专项后，它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反复讨论和修改之中。
2004年末，国内媒体曾经相继报道，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申请已经上了农业部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桌，转基因大米可能很快就能端上中国人的饭桌。
消息发布后引来一片质疑声，这些声音不仅来自绿色和平等国际组织，也有来自反对派的技术专家，更有媒体直指部分研究转基因水稻的科学家出于个人利益驱动而急于推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
虽然支持派的科学家纷纷高调宣传转基因稻经过严格实验证明是安全的，但该商业化申请最终还是没有通过农业部的审批。
2005年春天，被国内外媒体转载的湖北省出现转基因稻米“抢跑”事件，又给中国造成了很负面的国际影响（参见本刊2006年4月5日《中国提高转基因安全门槛》一文）。
支持派开始反击。
2005年下半年，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转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
该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商业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试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同年12月1日，绿色和平组织针对上述报告公布了一份由两位英国科学家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共同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
该报告认为，关于转基因会不会给人体带来损害等问题还没解决。
由于论战双方都无法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说服对方，各执一词，农业部采取了审慎的态度，2006年6月和11月，安委会每年两次的固定例会均搁置了关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申请。
显然，这些质疑声音也增加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推进的复杂性。
2006年，转基因项目起草小组成立，由科技部会同发改委、农业部等七大部委共同组织，专家成员包括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的万建民、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宁以及中科院的黄季、朱祯等。
“初稿修改次数之多，已经无法统计了。
”黄季对《商务周刊》回忆说。
从最初的初稿到今年7月9日报请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定稿，中间经历了反复的专家论证和修改，“从2006年开始就一直开各种论证会，在我印象中起码有二三十场”。
据《商务周刊》所知，在讨论是否将转基因立项之时，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论证主要从科研、财政、环境以及产业化等几个方面进行，其中就邀请了大量来自科研机构、大学、政府部门甚至企业的各类专家。
然而，一旦被问及关于论证的前后详细过程，从农业部转基因办公室到科研专家，对外都是三缄其口。
“农业部明确禁止与会专家透露关于该专项的具体信息”，全程参与了各项论证的专项起草小组组长万建民婉言拒绝了《商务周刊》的采访。
“围绕转基因项目的争议一直很大，如此对外界保密，除了因为相关实施细则当前正在讨论之中尚未明确之外，害怕社会舆论给该专项的实施带来负面压力，也是相关部门所担心的。
”黄季解释说。
这样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过去几年中，围绕转基因的任何举动，都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甚至是轩然大波。
时隔两年，资金高达200亿人民币的转基因专项终于得以审议通过，或许是出于保护项目的目的，农业部还是下了“封口令”。
在这样的遮遮掩掩中，转基因支持派静悄悄地获得了“完胜”。
薛达元的最后一次会
转基因项目如今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上”，而是“如何加快实施”了。
据《商务周刊》从多方了解，转基因专项从专家论证阶段伊始，支持派专家就占到了绝大多数，主导了整个项目的论证。
持审慎态度，尤其是强调风险评估和管理的生态学家，在此过程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薛达元，国家环境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首席专家，也是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强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谨慎进行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的科学家，在专家论证会议上就遭遇了尴尬。
2007年上半年薛达元代表环境部参加的一次专家论证会议上，他成为仅有的一位在会上提出审慎发展转基因产业意见的代表。
薛达元告诉《商务周刊》说：
“我主要‘轰’了两条意见，其一，从这么多年的农业发展来看，并不是主要靠转基因技术，还是以常规技术为主。
因为涉及利益、名利问题，大家对转基因技术研究一轰而上，却忽视了常规研究，导致后者资金短缺，相比转基因来说，农业常规技术发展缓慢；其二，转基因研究涉及几个风险，包括技术难度、公众接受程度、专利纠纷以及作物基因安全性等等，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是会伤害到转基因产业的长期发展。
”
话音一落，会场陷入了沉寂。
“此后，最多有两三个人附和了我的观点，有专家也提出，不能将‘宝’押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上。
”然而，至于后来这些意见是否得到了进一步讨论且贯彻在方案的起草中，薛达元已经不得而知，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受邀参加专家论证会议。
“一些专家因此对我有些意见，后来的会议也没有让我参加。
”薛达元无奈地说。
据了解，早在3年前，农业部召开会议就农业转基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曾经有人提出严格转基因食物标识等管理问题，立时遭到四五位支持派科学家的批评。
“反对的声音很弱，因为科研课题被把持，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不愿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发现了问题，也很少提出。
大家一团和气。
一旦通过，搞转基因开发的科学家获利极大，而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也不损失什么，所以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尽职。
”薛达元激动地说，“我提这些意见也是基于国家和民众利益考虑。
”
他说：
“关于转基因问题，中国有100个专家，如果发出的都是一个声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总是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
薛还指出，在目前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2/3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很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
“这样所做的评估是否公正公平？
”薛达元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这种一面倒的现象，其实也并非中国独有。
在国外针对转基因的争论，科学家也基本分为两派，一派属于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领域，他们研究开发转基因食品，另一派主要是生态学家，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损害持保留和批评的态度。
绿色和平组织的科学顾问杜琳•斯德宾斯基对此问题就曾经指出：
“这些年来，大学等研究机构给生态学家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使他们很难发出声音，因为大学从政府那里拿到的钱越来越少，于是越来越依赖大的生物公司提供研究经费，因此，大学不希望自己的科学家对生物公司有太多的批评。
另外，在大学里，生物技术研究掌握的科研经费相当多，分子生物学家们在大学里的影响力比生态学家要大得多。
”
同样，在国内，转基因学者们也掌握着这一领域的话语权。
同时，政府部门出于部门利益考虑，又直接导致了这一话语权的扩大。
“涉及200多亿的资金，搁在哪个部门，哪个部门至少解决了未来十年的吃饭问题，”薛达元认为自己提出的意见损害了某些部门的既得利益，因此，自己被“边缘化”也在情理之中。
“所幸，在国内外的争论声中，政府的头脑还是冷静的，希望听到更多的不同意见，”薛达元告诉《商务周刊》，8月5日，也就是转基因立项一个月之后，国家发改委宣布成立一个“生物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
薛达元拿着刚刚收到的聘书，高兴地说：
“我也是成员之一。
”
这一委员会的成立虽然与转基因专项并无直接关系，但薛达元认为，“可以看出，从高层的角度，还是很关心转基因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出路。
几百亿的项目需要有人提不同的意见，需要有人把脉，这就是此专家委员会的职责之一。
”
边实施，边完善
转基因立项一个月后，本刊记者见到“抗虫棉之父”郭三堆时，他谈及此事仍然满面笑容，并一再说“不容易，不容易”。
两年来，作为中国农科院转基因棉花（13270,-110.00,-0.82%,吧）研究首席专家的郭三堆多次向国家提出建议，希望批准立项，并尽快启动。
“有些事情拖得越久就越难做，所以我一直想这个项目能尽快地运作，而不要只是表面上的批示。
”相比较薛达元的保守，郭三堆等转基因专家更希望项目能够先实施再完善。
7月9日的国务院审议会议上也发出了同样的信号，“专项实施方案经过科学、民主、严格的论证，已基本成熟，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这项重大工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完善方案，抓紧组织实施。
”
转基因专项“抓紧组织实施”的背后，有着国际粮价飞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提高农业产量、减少饥饿、增加农民收入方面承担的巨大责任。
有关专家也向《商务周刊》透露，“许多年来，国家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巨大，全国上百个单位研究转基因，除了转基因棉花外，目前只有转基因水稻项目接近成熟。
数年来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压力很大。
”
根据黄季介绍，转基因专项将主要分为技术研发、安全管理和商业化三大部分。
当时申请的中央财政拨款以及地方财政和社会投资配套金额均为120亿元人民币，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水稻、小麦（2012,7.00,0.35%,吧）、玉米（1690,1.00,0.06%,吧）、棉花等主要农作物，以及猪、牛、羊等主要牲畜。
“具体内容、产品目标、时间节点和拨款额度等，将会在未来一个月内有所披露。
”黄季对《商务周刊》说。
不过，根据7月9日国务院审议会议的决议，转基因专项的主要目标已然很明确:
“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
”
“自主创新在中国的转基因研发中至关重要，”中国“抗虫棉”专利的持有者、曾经取得转基因棉花技术重大突破的郭三堆向《商务周刊》强调说，“没有自主创新，就没有你的知识产权，而拿不到知识产权，也就谈不上进一步的技术创新。
”
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曾透露，1999年至今，中央财政和地方配套投入上十亿资金，中国植物重要功能基因的分离克隆研究也取得重要进展，获得新基因610个，其中包括新型抗除草剂基因、隐性抗水稻白叶枯病基因xa5和xa13等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基因46个。
但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和专家也对中国是否真正拥有这些“新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提出疑问。
以上述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为例，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贾士荣是该基因的发明者。
但据调查，该基因的专利权并不专属于中国人。
有媒体曾经报道，贾士荣是通过在美国的合作伙伴，征得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同意来使用这种基因。
他在美国的研究伙伴是位于加州的国际热带农业和生物技术实验室。
绿色和平的调查显示，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目标就是将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和销售，美国转基因生物巨头孟山都公司正是该实验室的重要伙伴。
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的农业与食品项目主任罗媛楠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中国最可能获批商业化种植资格的三个转基因水稻品种，“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国外专利”。
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依赖标准的技术和方法，绿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网络的研究员搜索专利数据库，发现这三种转基因水稻品种均使用了标准技术，这涉及了国外公司持有的多项专利。
专利持有人包括孟山都和杜邦先锋等公司。
其中Bt水稻至少涉及11—12项国外专利，CpTI水稻涉及至少5—7项国外专利，CpTI/Bt水稻涉及至少10—11项国外专利。
据了解，中国对转基因水稻的专利保护范围包括基因本身及其使用方法等基本内容。
但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专利还保护转基因的植物、种子和后代，甚至派生品。
“目前转基因科学研究不收取专利费，但如果是商业化生产，专利所有人可能会要求停止生产，但是多半会要求收益共享。
”罗媛楠不无担心地说。
薛达元也认为，即使是那些在国内已经成功进行商业化生产的棉花和番茄等转基因产品中，“专利是否属于我们，还说不清楚”。
黄季则透露，“规避潜在的专利‘陷阱’、健全的安全风险监测机制，以及寻找适合的商业化模式，是目前迟迟未出台的专项实施细则的几个重点讨论环节”。
转基因专项此次涉及中央财政拨款120亿元和地方配套资金120亿元，除主要用于加大研发投入外，有20%将用来进行有关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测试和相关设施建设。
对于这笔资金中有多少能够真正到位，也有专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主任吴燕民在谈到此问题时，道出了心中积攒了很久的话：
“与国外相比，由于国内很多专家为一己利益考虑，导致大家对科研部门的研究经费申请意见比较大，对此大家心知肚明。
现在，这个利益集团形成了一种风气、一种规则。
科研部门、政府部门和企业，三大集团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牢固了。
”顿了顿，吴燕民说，“这也正是影响了国内科技创新、转基因技术研发进程缓慢的症结所在。
”
这一层利益纠葛的矛盾，在围绕转基因产品商业化生产的商业利润追逐中，无形中又被进一步放大了。
转基因专项立项的消息一经传出，商业化生产所搅动的巨大财富“转轮”就开始嘎吱转动起来。
7月10日，专项通过国务院审议的第二天，中国证券网的上证博客就适时推出了“种子闹革新”的转基因题材攻略。
丰乐种业、登海种业、隆平高科、亚盛集团等国内一干从事转基因生产和销售的上市公司受到热捧。
伴随着转基因重大专项的立项，争议不断的转基因水稻，由于一直是转基因科研投入的重点，被认为很有可能成为继转基因棉花之后下一个批准商业化生产的粮食作物。
作为主粮的水稻自然有着比棉花更为广阔的种植面积和消费市场，谁将抓住这颗“金种子”，引发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窥视水稻的巨头
总部位于安徽合肥的丰乐种业，一直被誉为“转基因水稻第一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丰乐种业曾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展开合作，共同组建中科丰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抗虫转基因杂交水稻新品种——转SCK基因水稻。
根据丰乐种业的公告，中科院遗传所和福建省农科院以相关的技术、品种等无形资产出资，分别占合资公司总股本的18%和17%。
此消息一出，丰乐股价遭遇两个“涨停板”。
不过丰乐种业水稻经作公司总经理彭家成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称，因为国家一直没有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这个项目已经暂停。
但该负责人表示，“国家政策一旦放开，我们的转基因水稻项目会立即上马，毕竟这是一块很大的蛋糕。
”
作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种子公司，丰乐在杂交水稻、转基因棉花方面已居国内领先水平。
据报道，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与福建省农科院合作，对后者研发的转SCK基因水稻进行大田测试。
作为一个将来可能走向市场的转基因作物，它必须通过实验室试验、中间试验和环境释放以及商品化生产四个阶段。
目前，福建省农科院的转SCK水稻已经完成前三个阶段的工作，一旦商品化生产的许可申请通过，丰乐种业依靠科研部门的研发支持，先发优势是很明显的。
丰乐这样的具备农业开发背景的专业公司，是“接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最好的选择。
“只有这些在常规和杂交水稻的研发和销售方面已经具备多年经验的公司，才有可能抓住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机遇。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对《商务周刊》说。
除了丰乐，黄季还提及了隆平高科。
事实上，这些公众公司也仅仅是转基因产业中的前台公司，更具控制能力的另有其人。
国外种子巨头，尤其是孟山都和杜邦先锋，面对媒体一向显得颇为低调。
孟山都远东有限公司中国办事处的媒体官员MichelleChang在接受《商务周刊》时坦言：
“孟山都自转基因棉花以来，在中国转基因作物生产方面一直采取着极其谨慎的态度，以避免引起任何不良的反映。
”
孟山都从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实际上一直占据着中国转基因棉花市场的主要份额。
然而随着国产转基因棉花的崛起，以及孟山都始终无法确保在中国通过其惯用的专利垄断模式获得高额利润，当然，更重要的是，国内对于孟山都企图垄断市场的质疑给后者带来了很大压力，孟山都最终选择了“隐退”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市场。
“我们一直采取和中国政府积极合作的态度，希望能够将孟山都的高科技、高质量的优良种子引入中国，以获得共赢。
”MichelleChang强调说。
在不希望招致中国政府以及公众的对立情绪的前提下，孟山都选择了更为稳妥地开拓中国市场的方式——创立合资公司。
早在2001年，孟山都公司与中国种子集团合资，成立了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
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是第一家获得许可经营玉米等大田作物种子的中美合资企业。
或许出于同样的原因，杜邦中国区公共事务负责人王勋彪也向《商务周刊》否认了杜邦在中国市场开展有任何与转基因作物相关的经营活动。
不过不难发现，通过合资公司同样的途径，杜邦也为自己占据了制高点。
据本刊了解，杜邦先锋已经在国内与多家种子公司展开合作，包括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杜邦先锋占投资比例49%）。
其中，山东登海种业是国内杂交玉米领域的领跑者。
显然，这是转基因棉受阻后，外资巨头在中国的潜伏战略。
“一旦转基因水稻商产通过，这些跨国巨头的合资企业必然起到排头兵的作用，利用自己的销售网络和渠道，为生产和销售转基因水稻铺好路。
”国家环境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
中国的转基因大鳄
这些国际巨头在中国也不乏已成气候的对手。
国内大部分转基因棉花的销售渠道回溯到源头，都是来自一家名为创世纪转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
正是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曾经在国内转基因棉花市场上击败了孟山都。
走进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幢办公大楼里，远远就能看见一棵硕大的由无数个棉桃装饰的大树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这里就是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的办公室所在地。
作为国内转基因棉花商业化生产最成功的企业，创世纪的主营业务与收入与这棵树上所结的“转基因抗虫棉”息息相关。
杨雅生，不高的个子，戴着黑边眼镜的他掩饰不了身上浓厚的学者气息，他正是这家转基因棉花市场大鳄的“掌舵者”。
作为留美生物学博士，杨雅生同时还具备了丰富的商业运作经验，他曾经是另一家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奥瑞金的创始人之一。
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杨雅生毫不掩饰对转基因水稻市场的向往和期待。
虽然相比国外种子公司大手笔的研发投入，创世纪在研发方面累计投资1000万元的数字并不很惊人，但创世纪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堪与国内一流实验室相媲美的生物技术中心。
创世纪生物技术中心主任崔洪志告诉记者：
“转基因水稻技术，我们一直在做着这方面的技术准备和积累工作。
”
创世纪与中国农科院从创立之初就存在一衣带水的合作关系，也是创世纪获得技术资源的一个重要保证。
10年前，作为国家“863”计划重点项目的转基因抗虫棉研究正式启动。
1997年，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郭三堆成功推出转基因抗虫棉技术，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转基因抗虫棉技术的国家。
在深圳市政府当时卓有远见的撮合下，郭三堆带着他的技术落户深圳，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和他本人以专利入股，拥有注册资金8000万元的创世纪公司33%股份，剩余股份则由私营公司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创世纪目前拥有单价抗虫基因专利权和双价抗虫基因专利的排他实施许可权，公司总裁杨雅生向《商务周刊》介绍说：
“目前使用创世纪转基因技术的抗虫棉种植面积已占全国的90%以上。
”2008年度，创世纪所销售棉种的生产规模扩大到2万余亩，销售额达8000多万元，创利润近2000万元。
创世纪的早期业务基本上围绕着出售专利权的技术许可来获得收益。
然而，由于国内专利保护意识淡薄，创世纪初期举步维艰。
即使2004年郭三堆亲自上任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创世纪也面临濒临倒闭的窘境。
杨雅生当时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奥瑞金的总裁，看到了创世纪的价值所在。
“奥瑞金当时已经在杂交玉米方面经营了5年，正准备美国上市，它瞄准的下一个业务点就是抗虫棉。
”杨雅生回忆说。
与杨共同创立奥瑞金的韩庚辰，现任奥瑞金总裁，曾经在全球知名的种子公司先锋（后被杜邦收购成为全资子公司）担任研究院及亚洲地区技术经理，将美国种子公司的商业化运作经验搬回了国内。
两人瞄准了创世纪在抗虫棉方面拥有的技术优势，入股34%，杨雅生成为被重新注入新鲜血液的创世纪公司总裁。
“奥瑞金借鉴了先锋的商业运作模式，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我则是将奥瑞金的模式复制到了创世纪。
”杨雅生说。
所谓孟山都、杜邦等全球知名种子公司的商业运作模式，就是一方面生产、销售转基因作物种子，同时利用获准的转基因作物种子专利保护出售专利技术，通过技术垄断占领市场并获得高额利润。
杨雅生接手后的创世纪，也将业务重点从单一出售专利许可到种子销售和专利许可两相结合。
2004年之前，占据中国市场90%以上的是来自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抗虫棉。
1990年代末，孟山都先与河北农业厅下属的河北省种子站以及岱字棉公司合作成立了其在中国的第一个生物技术合资企业——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随后又在安徽省成立了安徽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
这两家合资公司主要在中国销售美国的转基因棉花种子，这些转基因种子凭借其领先一步的高新技术优势，迅速占据了国内95%以上的抗虫棉市场。
然而，由于孟山都按照国际惯例收取的几近20%的高额使用费，它们的种子相比创世纪当时主推的棉种，价格几乎高了一倍。
在这样的压力下，曾经辉煌一时的冀岱公司退出棉种行业，而安岱公司所销售的大部分转基因棉花种子已经转为国产种子。
从此，在国内抗虫棉市场很难再见孟山都身影。
目前，中国转基因棉花生产面积380万公顷，几乎占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70%，这其中90%属于转基因棉花，使用的都是创世纪的技术。
在创世纪看来，自己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迫使孟山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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