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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50]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51]辩论情况的辩论
在柏林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普鲁士国家报》发表了一篇自白书[注：
实际上是指1842年3月16、19和26日该报第75、78、86号刊登的1841年12月24日书报检查令的影响》、《评国内事务及其发展和自然条件》和《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三篇文章。
——编者注]，这使德国的所有作者和读者大为惊奇。
自然，该报选择的是一种高贵的、外交式的、不那么有趣的忏悔方式。
它装得像是要给自己的同行们一面认识的镜子；它神秘地谈论的只是其他普鲁士报纸，其实它所讲的就是那家地道的普鲁士报纸，即它自己。
对这种情况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
凯撒在说自己时就用第三人称。
为什么《普鲁士国家报》用第三人称讲话时就不能指自己呢?
小孩称呼自己往往不用“我”，而用自己的名字——“乔治”等等。
为什么《普鲁士国家报》就不能用《福斯报》、《施本纳报》或其他某个圣徒的名字来代替“我”呢?
新的书报检查令[38]颁布了。
我们的报纸认为必须学会一套与自由相适应的外貌和作风。
《普鲁士国家报》也不得不醒悟过来，并且突然产生出某种自由主义的（至少是独立的）思想。
但是，自由的首要条件是自我认识，而自我认识又不能离开自白。
因此，只要牢牢记住《普鲁士国家报》在这里发表的是它的自白书，只要不忘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未成年的半官方报纸的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一切疑团都会迎刃而解。
我们确信《普鲁士国家报》是在“用沉着的语调发表伟大的言论”[注：
《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引用了歌德《伊菲姬妮亚在陶里斯》第1幕第3场中的这句话。
——编者注]，我们只是难于决定：
我们应该更加赞扬的是这种伟大的沉着呢，还是这种沉着的伟大?
书报检查令刚一颁布，《国家报》在经受这一打击之后刚清醒过来，该报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书报检查方面更大的自由给你们普鲁士报纸带来了什么好处?
”[注：
《1841年12月24日书报检查令的影响》，见1842年3月16日《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第75号。
——编者注]
显然，它是想说：
多年来书报检查机关的严格戒律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虽然监护和管束是最认真、最全面的，可是我却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今后我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独立行走我还没有学会，但是，爱看热闹的观众总是等着看瘫痪者轻步飞舞。
我的同行们，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你们！
让我们在普鲁士人民面前公开承认我们的弱点吧，但是我们的自白要说得巧妙一些。
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们是索然无味的。
可是，我们要告诉他们，如果说普鲁士人民对普鲁士报纸不感兴趣，那是报纸对普鲁士国家不感兴趣。
《国家报》大胆地提出问题，而且更大胆地回答问题，这只是它觉醒的前奏，这是它在睡梦中背诵它将要扮演的那一角色的台词。
它正在醒悟，正在把自己的精神表露出来。
请注意倾听这位埃皮门尼德斯说些什么！
大家知道，计数是摇摆于感性和思维之间的理智的最初的理论活动。
计数是小孩的理智的最初的自由理论活动。
《普鲁士国家报》向它的同行们号召：
让我们来计数吧。
统计是首要的政治科学！
[注：
见《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
——编者注]如果我知道一个人有多少根头发，我就了解了这个人的脑袋。
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自己，你就怎样对待别人。
要正确评价我们自己、特别是我《普鲁士国家报》，还有什么办法能比统计更好呢！
统计不仅会证实我和任何一家法国或英国报纸一样经常出版，而且会证实我的读者比文明世界任何一家报纸的读者都少。
除了那些不是十分愿意而是被迫对我发生兴趣的官员，除了那些离不开半官方报纸的公共场所，还有谁读我呢?
请问还有谁呢?
如果把花在我身上的费用和我带来的收入计算一下，你们就会承认：
用沉着的语调发表伟大的言论，绝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你们看，统计是多么令人信服，计数是怎样使一切进一步的脑力活动成为多余！
总之，大家来计数吧！
数字表格可以启迪民众，而不会激起他们的热情。
《国家报》凭借它在统计领域的重要地位，不仅把自己同中国人[注：
可能指伏羲。
——编者注]并列，不仅同宇宙的统计学家毕达哥拉斯[52]并列，它并且表明，那位想用数列来表示动物的各种差别等等的现代伟大的自然哲学家[注：
洛·奥肯。
——编者注]对它也有影响。
由此可见，《普鲁士国家报》虽然看起来充满实证的色彩，可是并没有离开现代哲学的基础。
《国家报》是一家全面的报纸。
它并不以数为满足，并不以时间的长短为满足。
它在承认数量的原则上更进一步，对空间的量也给予了充分的估价。
空间，这是第一个以自己的量使小孩敬畏的东西。
空间是小孩在世界上体验到的第一种量，因此，小孩以为身材高大的人就是伟人。
像小孩一样进行推断的《国家报》也向我们说，大部头的书比薄本子要好得多，至于篇幅只有寥寥几页，每日只出一个印张的报纸，那就更不用说了！
你们德国人专门会发表长篇大论！
你们去写论述国家机构的内容广泛的书籍吧，去写那种除了作者先生和评论家先生以外再没有人去读的博大精深的著作吧，可是要记住，你们的报纸并不是书籍。
请你们想一想，一部内容翔实的三卷本的著作共有多少纸张呵！
所以，你们不要到报纸上去寻找当今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因为报纸只会给你们提供统计表格；你们应当到书本中去寻找这种精神，书本仅仅凭它的篇幅就足以保证它的翔实了。
好孩子，你们要记住，这里讲的是“学术性的”东西。
因此，你们首先要钻研大部头的书，然后也会喜爱我们报纸的，因为我们的篇幅不大，笔调轻松，在读了大部头的书之后，它确实可以起一种清心爽神的作用。
当然！
当然！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中世纪那种令人赞叹的、对宏大事物的真正鉴赏力了。
请看一看我们的虔诚派的短小的论文，请看一看我们的以小八开本印行的成套哲学著作，然后再看一看邓斯·司各脱的二十卷大开本的巨著[注：
邓斯·司各脱的大开本《牛津文集》实际只有十二卷。
——编者注]吧。
这些大部头著作，甚至不用你去阅读，光是它们那惊人的外观就像哥特式建筑一样，足以打动你们的心弦，使你们惊异不置。
这些天生的庞然大物以物质的形式对精神产生作用。
精神感觉到巨大物体的重压，这种压力感就是敬畏的开端。
不是你们占有这些书籍，而是这些书籍占有了你们。
你们成了书籍的附属品，而普鲁士《国家报》认为，人民也应该这样成为他们的政治出版物的附属品。
由此可见，《国家报》虽然完全按照现代方式说话，可是并没有离开属于中世纪典型时期的历史基础。
但是，如果说小孩的理论思维具有量的性质，那么，小孩的推断和他的实践思维则首先具有实践和感性的性质。
感性的禀赋是把小孩和世界连接起来的第一个纽带。
实践的感觉器官，主要是鼻和口，是小孩用来评价世界的首要器官。
因此，像小孩一样进行推断的普鲁士《国家报》也用鼻子来确定报纸的价值，特别是它本身的价值。
如果说希腊的一位思想家[注：
赫拉克利特。
——编者注]认为干燥的灵魂才是最好的，那么，《国家报》就认为“香的”报纸才是“好的”。
《国家报》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和《辩论日报》的“文艺芳香”推崇备至。
真是少见的天真，值得称赞!
伟大的、最伟大的庞培！
[注：
见《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
——编者注]
《国家报》在令人感激地发表了让我们得以窥见其灵魂的想法以后，终于用一种高深的议论概括地叙述了它对国家的观点。
议论的中心就是它那伟大的发现：
“普鲁士的国家管理机构和全部国家机体是同政治精神脱节的，因此，它们在政治方面无论对人民还是对报纸都不可能发生丝毫兴趣。
”[注：
《评国内事务及其发展和自然条件》。
——编者注]
这样一来，按照普鲁士《国家报》的意见，普鲁士的国家管理机构并不具有政治精神，或者说，政治精神不会存在于国家管理机构之中。
《国家报》竟然说出了连最凶恶的敌人也想不出的话，断言现实的国家生活没有政治精神，政治精神不存在于现实国家之中。
它这样做是多么莽撞呀！
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普鲁士《国家报》的小孩式的感性观点。
它向我们说：
当谈到铁路时，只应当想到铁和路；当谈到贸易合同时，只应当想到糖和咖啡；当谈到制革厂时，就只应当想到皮革。
当然，小孩超不出感性知觉的范围，他只看到个别的东西，想不到还有把这种特殊和一般联系起来的看不见的神经存在，这种神经在国家中也如在各处一样，把各个物质部分转变为精神整体的活的成分。
小孩相信太阳围绕地球旋转，一般围绕个别旋转。
所以，小孩不相信精神，但却相信鬼怪。
因此，普鲁士《国家报》认为政治精神是法国的鬼怪，而且还以为把皮革、砂糖、刺刀和数字向鬼怪头上扔去，就可以降伏这个鬼怪。
不过，读者会打断我们说：
我们本来打算谈谈“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而现在却给我们抱出一个“无罪的天使”——新闻界上了年纪的孩子《普鲁士国家报》，并且反复地唱起了老练的摇篮曲。
《国家报》一再想用这种摇篮曲使自己和同行们安静地沉入冬夜的梦乡。
但是，难道席勒没有说过：
“明辨事理者的理智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
”[注：
席勒《信仰的话》。
——编者注]
普鲁士《国家报》“以它天真的心灵”提醒我们说，普鲁士的情况并不比英国差，我们有等级会议，只要报刊有能力，它是有权对等级会议的辩论情况进行讨论的。
因为《国家报》具有伟大的典型的自我意识，它认为普鲁士报纸缺少的不是权利，而是能力。
后一种品质作为该报的特权，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同时我们不想多谈该报的能力问题，倒愿意不揣冒昧地把该报以它天真的心灵透露出来的那种思想付诸实现。
只有在等级会议的辩论情况被当作“公开的事实”来对待，也就是说，成为报刊的对象时，公布会议辩论情况才能成为现实。
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最近一届莱茵省议会。
我们现在从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开始谈起，并且事先必须指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间或将以参加者的身分发表我们自己的实际看法，而在以后的几篇论文中，我们将更多地以历史观察者的身分来注意并叙述辩论的进程。
这种叙述方法上的差别是由辩论的性质本身决定的。
在辩论其他问题时，我们发现各等级的代表对各种意见的辩护是势均力敌的。
而在新闻出版问题上则不然，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人稍占优势。
这些人除了发表一些空洞的流行言论和老生常谈以外，我们发现他们还有一种病态的激动，一种由他们对新闻出版的现实的而不是想象的态度所决定的强烈的偏见；而为新闻出版辩护的人，总的说来对自己所辩护的对象却没有任何现实的关系。
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新闻出版自由是一种需要。
在他们看来，新闻出版自由是头脑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心脏去过问。
对他们说来，新闻出版自由是“异国的”植物，他们只是把它作为“业余爱好”来同它打交道的。
因此，他们只是举出一些十分空泛而含糊不清的论断来对付论敌的特别“有力的”论据，可是就连最愚蠢的想法在未被彻底驳倒以前也自认为是很了不起的。
歌德曾经说过，画家要成功地描绘出一种女性美，只能以他至少在一个活人身上曾经爱过的那种美作为典型[注：
见歌德《模仿和超过法尔科内》。
——编者注]。
新闻出版自由也是一种美（尽管这种美丝毫不是女性之美），要想为它辩护，就必须喜爱它。
我真正喜爱什么东西，我就会感到这种东西的存在是必需的，是我所需要的，没有它的存在，我的生活就不可能充实、美满。
然而上述那些为新闻出版自由辩护的人，即使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看来也会生活得很美满的。
自由主义反对派向我们表明政治会议的水平，正像一般反对派表明一个社会的水平一样。
一个时代如果把不信鬼神视为哲学上的胆大妄为之举，把反对女巫审判视为奇谈怪论，这样的时代就是把崇信鬼神和女巫审判视为合法的时代。
一个国家如果像古代雅典那样把谄媚者、寄生虫和阿谀逢迎之徒当作违背人民理性的人和人民中的丑类来加以惩处，这样的国家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
一个民族如果像美好时代的所有民族那样只让宫廷弄臣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这样的民族就只能是依附他人、不能自立的民族。
一个等级会议中的反对派如果还要说服人们相信意志自由是人的天性，那么，这样的等级会议至少还不是享有意志自由的等级会议。
例外只是证实常规。
自由主义反对派向我们表明，自由主义的立场已变成什么样子，自由在人的身上体现到怎样的程度。
因此，如果说我们看到，省等级会议中新闻出版自由的辩护人根本不能胜任其任务，那么整个省议会的情况就更是这样。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从这一点开始叙述省等级会议的辩论，这不仅是由于对新闻出版自由有特殊的兴趣，而且也由于对省议会有一般的兴趣。
我们认为，在关于新闻出版的辩论中，特殊等级精神比在其他任何场合都表现得清楚、明确而充分。
新闻出版自由的反对派尤其是如此，正如在一般自由的反对派中，特定领域的精神、特殊等级的个人利益、品格的先天的片面性表现得最为强烈、明显，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
辩论向我们显示出诸侯等级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战、骑士等级的论战、城市等级的论战，所以，在这里进行论战的不是个人，而是等级。
还有什么镜子能比关于新闻出版的辩论更真实地反映省议会的内在特性呢?
我们从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敌开始，而且——这是合理的——从诸侯等级的一位辩论人[注：
指莱·佐尔姆斯-劳巴赫伯爵。
——编者注]开始谈起。
我们不想详谈他发言的第一部分，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都是恶等等”这一部分，因为这个论题已经由另一位辩论人比较透彻地分析过了。
不过，我们不能不谈一下辩论人的独特的论据。
“书报检查制度同新闻出版界的不法行为比较起来”是“一种较小的恶”。
“这一信念在我们德国<请问：
这是德国的哪一部分?
>已日渐巩固，因此，联邦颁布了有关的法律，普鲁士已经接受这些法律并服从这些法律。
”[注：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
——编者注]
省议会正在讨论关于使新闻出版摆脱羁绊的问题。
这位辩论人说：
这些束缚新闻出版的羁绊、锁链本身就证明，新闻出版的使命不是要进行自由的活动。
它的被束缚状态否证了它的本质。
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就否定了新闻出版自由。
这是一种用来反对任何改革的圆滑的论据，某个派别[53]的经典理论把它表述得最为透彻。
对自由的任何一点限制实际上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当权人物曾一度坚信必须限制自由，而这种信念也就成为后来信念的准绳了。
有人曾经命令人们相信太阳是围绕地球运转的。
伽利略被驳倒了吗?
同样，在我们德国曾经用法律手续确定了下面这种为各个诸侯所赞同的全帝国共同的信念：
农奴身分是某些人的躯体的特性；用外科手术即刑讯拷打最能查明真相；要用尘世之火来向异教徒显示地狱之火。
难道法定的农奴身分不正是否定关于人体并非使用和占有的对象这一合乎理性的怪想的实际证明吗?
难道自发进行的刑讯拷打不是驳倒了关于依靠屠杀不能弄清真相，刑讯台上抻拉脊骨不能使人丧失刚强，抽搐并不是认罪等等空洞的理论吗?
在辩论人看来，书报检查制度存在的事实就这样推翻了新闻出版自由；这在事实上是正确的，这是真理，它十分真实，甚至可以用画地形的方法来确定它的界限，——只要越过一定的界限，它就不再是事实和真理了。
接着，我们又听到了这样的说教：
“无论在言语上或在文字上，无论在我们莱茵省或在整个德国，都看不出真实而高尚的精神发展受到了束缚。
”[注：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
——编者注]
据说照耀着我们新闻出版界的这种真理的高尚光芒，就是书报检查制度赠送的礼物。
首先我们用辩论人过去的论据来反驳他自己。
我们举出的不是一个合理的论据，而是政府的一项法令。
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正式宣称：
直到现在，新闻出版一直受到太大的限制，它还必须设法具有真正民族的内容。
辩论人可以看到，在我们德国，信念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把书报检查制度看作我们优秀的新闻出版业的基础，这是多么不合逻辑的奇谈怪论！
法国革命时最伟大的演说家米拉波的永远响亮的声音直到现在还在轰鸣；他是一头狮子，你想要和人们一起叫一声“吼得好，狮子！
”[注：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5幕第1场。
——编者注]，就必须亲自倾听一下这头狮子的吼声。
米拉波是在监狱里获得知识的。
难道监狱因此就是培养口才的高等学校吗?
虽然有一整套精神上的关卡，德国精神仍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如果认为这种成就的取得正是由于关卡和限制，那么这种看法是地道的王公老爷的偏见。
德国的精神发展并不是由于书报检查制度，而是由于违背了这种制度。
当新闻出版业在书报检查的条件下枯萎凋谢、艰难度日时，这种情况却被援引来作为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据，其实它只能否证新闻出版的不自由。
当新闻出版业不顾书报检查制度的刁难仍保持着自己的主要特点时，这种情况却被援引来为书报检查制度辩护，其实它只能用来为精神辩护，而不能用来为镣铐辩护。
其实，“真实而高尚的发展”是有其缘由的。
在实行严格书报检查制度的1819—1830年间（后来，即使不是在“我们德国”，也毕竟在德国的绝大部分，书报检查制度本身也受到时势和这一时期内形成的奇特信念的检查），我国著作界处于“晚报时期”。
我们同样有权把这个时期称为“真实而高尚的”、精神的和充分发展的时期，正像《晚报》的编辑“温克勒”幽默地用“赫尔”这一笔名称呼自己一样，虽然我们认为他的亮度比深夜沼泽的亮度还要微弱。
这位以“赫尔”作为笔名的愚昧的乡下佬就是当时著作界的典型。
[54]那个大斋期一定会向后代证明，如果说只有少数的圣徒才能在禁绝饮食的条件下坚持40天之久，那么，整个德国虽然从来不是神圣的，却能在既不消费也不生产精神食粮的情况下存在20年以上。
新闻出版界堕落了，很难说，是智力不足和形式缺乏甚于特性不足和内容缺乏呢，还是恰恰相反。
如果批判能够证明这个时期根本没有存在过，应当说这对德国最有利了。
当时著作界中唯一还有充满生机的精神在跃动的领域——哲学领域，已不再说德语，因为德语已不再是思想的语言了。
精神所说的话语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的话语，因为已不允许可以理解的话语成为明辨事理的话语了。
至于莱茵著作界的例子（这个例子实际上和莱茵省等级会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那么即使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走遍五个行政区恐怕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了。
我们不认为这是莱茵省的缺陷，相反，我们认为这是它具有实践政治意义的证明。
莱茵省可以办“自由的报刊”，但是要办“不自由的报刊”，它既欠圆滑又缺乏幻想。
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实行严格书报检查制度的著作时期”的那个刚告结束的著作时期，从历史上清楚地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无疑不负责任地给德国精神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这个制度无论如何也不能起辩论人所认为的高尚艺术的导师的作用。
或许当初人们是把“高尚而真实的新闻出版业”理解为体面地戴着锁链的新闻出版业吧?
既然辩论人“可以提起关于小拇指和整个手这一尽人皆知的俗语”，那么让我们也来反问一句：
如果政府向本国人民的精神伸出的不只是一只手而一下子就是两只手，这不是最符合政府的尊严吗?
我们看到，我们这位辩论人以满不在乎的傲慢和外交式的冷静抹杀了书报检查制度和精神发展的关系问题。
他在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形态展开进攻的时候，就更明确地表现了本等级的消极方面。
至于别国人民的新闻出版自由，据说：
“英国不足为例，因为那里几世纪以来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些条件，不是别的国家用理论所能创造的，但是这些条件在英国的特殊情况下是有其根据的。
”“在荷兰，新闻出版自由未能防止沉重的国债，并且在极大的程度上促使了革命的爆发，结果使二分之一的领土沦丧。
”[注：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
——编者注]
我们暂不谈法国，留待以后再谈。
“最后，我们是否能把瑞士看成是由新闻出版自由赐福的黄金国呢?
当各党派正确地意识到自己缺乏人的尊严，分别按动物躯体的某个部分称为有角者、有爪者，并由于庸俗地谩骂而引起四邻蔑视时，难道我们不是带着厌恶的心情回想起它们在当地报纸上的粗野争吵吗?
”[注：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
——编者注]
据说英国报刊不能用来论证一般的新闻出版自由，因为它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的。
英国报刊之所以有功绩，只是由于它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与一般报刊不同，因为一般报刊的发展据说应该是没有历史基础的。
由此可见，这是历史的功绩，而不是报刊的功绩。
似乎报刊就不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好像在亨利八世、天主教徒玛丽、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的统治下，英国报刊为了争取给英国人民奠定历史基础，没有经过严酷的、常常是野蛮的斗争似的！
既然英国报刊在最不受束缚的情况下也没有破坏历史基础，难道这不是恰好说明新闻出版自由的好处吗?
但是辩论人前后是不一致的。
英国报刊不能成为替一般报刊辩护的理由，因为它是英国的。
荷兰报刊却是反对一般报刊的理由，虽然它只是荷兰的。
时而把报刊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历史基础，时而把历史基础的一切缺点都归咎于报刊。
时而说报刊对历史的完善没有起到自己的作用，时而说历史对报刊的缺点不能承担自己的责任。
在英国，报刊是同本国的历史和特殊环境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荷兰和瑞士的情况也是一样。
在对待历史基础方面，报刊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
是反映它，抛弃它呢，还是发展它?
辩论人对报刊的这三种做法全都加以责难。
他斥责荷兰报刊，因为它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
它本应当阻止历史进程，它本应当使荷兰防止沉重的国债！
这是多么不合历史情况的要求！
荷兰报刊未能阻止路易十四时代的出现，它也未能阻止克伦威尔时期英国舰队称霸欧洲。
它未能对海洋使用魔法，使它把荷兰从充当大陆强国厮杀战场这一倒霉的角色中解救出来；它同德国所有的书报检查官一样，也未能取消拿破仑的专制法令。
但是，难道自由的报刊什么时候曾经加重过国债吗?
奥尔良公爵[注：
菲力浦第二。
——编者注]摄政时期，约翰·罗的疯狂的证券投机[55]使整个法国处于混乱状态；那时有谁曾经起来同这一荒诞的金融投机狂飚时期相对抗呢?
只有几个讽刺作家。
当然，他们获得的报偿并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巴士底狱的入狱证。
要求报刊防止国债，如果再进一步，连个人的债务也应当由报刊来偿还了。
这种要求正像一位作者总是暴跳如雷地责怪他的医生只是给他治好了病，却没有同时使他的作品不印错字一样。
新闻出版自由同医生一样，并不能使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变得完美无缺。
它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如果由于好事只是某个方面好，而不是一切都好，由于它是这种好事而不是别的好事就予以痛骂，这种做法是十分鄙俗的。
当然，假如新闻出版自由无所不包，那它就会使人民的其他一切职能、甚至人民本身都变得多余了。
辩论人把比利时的革命归罪于荷兰的报刊。
每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否认，比利时脱离荷兰[56]这一事件远比它们的联合更合乎历史情况。
据说荷兰的报刊引起了比利时革命。
什么样的报刊?
主张改革的还是反动的?
对法国我们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辩论人斥责比利时教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民主主义的报刊，那么，他也同样应当斥责法国教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拥护专制的报刊。
两种报刊在推翻本国政府时都出过力。
在法国，为革命准备基础的不是新闻出版自由，而是书报检查制度。
但是，这一点我们不谈。
比利时革命在最初出现时是精神的革命，是报刊的革命。
超出这个范围而硬说什么报刊产生了比利时革命，那是没有丝毫意义的。
但是，难道这就值得斥责一通吗?
难道革命一开始就应当以物质的形式出现吗?
难道一开始它就应当动手打而不是用口讲吗?
政府可以使精神的革命物质化；而物质的革命却必须首先使政府精神化。
比利时革命是比利时精神的产物。
因此，报刊——目前精神的最自由的表现——也参加了比利时革命。
假如比利时报刊站在革命之外，那它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报刊；同样，假如比利时革命不同时又是报刊的革命，那它也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革命。
人民革命是总体性的，这就是说，每一个领域都按自己的方式起来造反；那么，为什么报刊自身就不应该这样做呢?
这样说来，辩论人对比利时报刊的斥责并不是针对报刊，他斥责的是比利时。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新闻出版自由所持的历史观点的关键问题。
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
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报刊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报刊，成为上流社会的报刊，还要求它们围绕个别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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