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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专稿我国银行业资金错配现象研究
[国研专稿]我国银行业资金错配现象研究
作者：
国研网金融研究部
银行资金错配是指资金这种稀缺资源在一些人为因素的作用下，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以银行信贷的形式片面、过量流向某些经济效益不高的地区、行业和企业，而另外的经济效益比较高的地区、行业和企业的资金需求却得不到有效满足的扭曲现象。
长期以来，资金错配一直是我国银行业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金运用的一大显著特征。
在所有制方面，银行资金通过信贷这种产品形式源源不断的过量流向效益和效率相对地下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而经济效率比较高的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等）从银行所获取的资金却十分有限；在行业与地区方面，上个世纪90年代初海南、北海等南方城市发生的房地产泡沫以及2003年以来我国东部沿海省份的房地产热，银行信贷资金的过度投放“功不可没”，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20—30%，2006年头两个月房地产贷款占新增贷款的一半（世界银行《200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季报》）。
由此观之，银行资金错配现象在我国一直存在，而且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存在，面对这一奇特现象，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
它的现实表现如何？
它对我国银行业都有哪些不良影响？
校正这一扭曲现象都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本文将要研究的内容。
一、 我国银行资金错配现象的现实表现
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银行业实行大一统体制，人民银行一统天下，它按照政府的经济计划向国有企业提供低成本的信贷资金，自己没有选择信贷资金投向的权利。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银行改革的逐步推进，银行逐渐拥有一定的信贷投放自主权，尽管如此，银行的资金配置功能还是受到一些人为因素的掣肘（例如，1995年以前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资金支持是被当作任务来完成的），在略带“计划经济体制色彩”的政策与“所有制歧视”因素的双重影响下，银行资金源源不断地以较低的成本超量配置到低效的国有企业（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一部分国有企业具有相当的经济效率与效益，事实上，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因改革重组而不断得以改善，但是，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目前的效益的确难以令人恭维），与此同时，对经济增长贡献越来越大的、经济效益比较高的集体、个体、私营等非国有企业却仅获得与其经济贡献极不相称的银行贷款。
据OECD与国家统计局2005年的一项联合调查分析表明，在考虑企业的规模、地理位置以及所在产业等因素后，我国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两倍（OECDeconomicsurvey:
china，2005）。
据世界银行2002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我国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省份，银行贷款与该省GDP的比值就比较高，但该省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比较缓慢（JahangirAzizandChristophDuenwald，2002）。
因此，我国银行业资金错配使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偏离了潜在的最大值，也扭曲了我国经济结构，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了经济增长。
统计资料显示，1988到1992年间，我国75.6%的银行信贷流向国有企业，而在1993到1997、1998到2002年以及2003到2005年等三个时间段内国有企业获得的信贷资金占全部银行信贷的比重分别为63.6%、59.8%和54.6%（见图1）。
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配置到国有企业的银行信贷的数量在稳步下降，而配置到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数量在不断上升，这的确令人倍感欣喜，然而，如果考虑到非国有经济在接受较小比例的银行信贷支持的条件下而对国民经济所做的巨大贡献，那么这种变化的速度就显得有点缓慢了。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GDP比重，1992年为53.57%，到2003年则增加到69.00%，比2002年和2001年分别提高2.74和5.63个百分点（数据来源于《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产值在2003年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1%，就业人数也从2000年的8000万下降到2004年的6700万。
也就是说，我国国有企业在2003年占用了六成的银行信贷以及几乎全部的股票、债券市场的融资份额而仅对国民生产总值贡献31%的份额，而非国有企业仅用四成的银行信贷份额就贡献大约70%的国民生产总值（见图3）。
图1 按所有制划分的银行贷款分布（1988---2005） 单位：
%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1989—2004），《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
图2 国有及非国有企业的工业生产总值比例（1991---2004） 单位：
%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图3 2003年我国GDP构成及银行信贷分布 单位：
%
二、 银行资金错配的不良影响分析
银行资金错配行为不仅给银行本身带来困扰，也给企业、消费者以及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不利影响。
下面将主要分析银行资金错配给银行业及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影响。
（一） 资金错配带给银行业的困扰：
巨额的银行不良贷款（资产），银行盈利能力差
毫无疑问，巨额的不良资产是银行资金错配最显著的后果（德意志银行，2002）。
受体制、政策及人为因素的影响，我国银行信贷资金超量投向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因为预算软约束及所有者缺位而引致代理人道德风险及机会主义，这样，流向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转化为银行不良资产的可能性倍增。
同时，国家作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最大出资人，有时会出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增长的考虑，通过自身的超经济力量和非商业化手段，强行要求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向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一旦国有企业经营绩效恶化，银行的不良贷款就迅速积淀，其规模就会急剧扩大。
品质低劣的不良资产的大量积聚，必然引起银行自身盈利能力的下降。
据统计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的前五年，是我国银行不良资产迅速扩张的阶段，在这五年中，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额分别为2，133亿元、4，206亿元、5，477亿元、8，534亿元和10，598亿元，5年间增加了近4倍，到1998年底已超过2万多亿元。
在1999年到2004年期间，全社会各金融机构的贷款总规模从93，734亿元上升到177，263亿元，贷款规模在五年内将近扩张近一倍，同时不良贷款总额却从30，622.90亿元下降到23，429.65亿元，下降了19.46个百分点，（见表1、表2、表3）但这并不能表示我国银行业的信贷配给效率提高了，银行放贷行为商业化了，因为银行不良贷款比例的大幅度下降是因为该期间内银行经历了两次注资、三次剥离以及银行过度放贷，人为降低了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
正如刘明康（2004）所说，不良贷款率下降比例中有八成是要靠贷款总量的增加和贷款的扩张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下降了5个百分点的不良贷款率，其中有4个百分点还是靠贷款总量的增加、贷款的扩张来实现的，而信贷的过度扩张必然在可预见的几年内导致新的银行不良资产的猛增。
表1 1999-2004全社会金融机构贷款情况 单位：
亿元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93，734
99，371
112，314
131，293
158，996
177，363
不良贷款总额
30，623
29，136
27，247
25，969
24，151
23，429
不良贷款率（%）
32.67
29.32
24.26
19.78
15.19
13.21
资料来源：
李德，《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营状况和发展方向的分析》，《经济要参》2005年第3期
表2 2001-2005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变动情况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一季度
2005
二季度
2005
三季度
不良贷款余额（亿元）
21，663
20，881
19，168
15，751
15，671
10135
10175
不良贷款率（%）
31.02
26.10
20.36
15.62
15.00
10.12
10.11
表3 2005年第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分布情况 单位：
亿元，%
机构类型
不良贷款余额
占不良贷款总额比例
不良贷款率
国有商业银行
10，175.40
79.44
10.11
股份制商业银行
1，531.90
11.96
4.51
城市商业银行
1，027.10
8.02
9.74
农村商业银行
41.80
0.33
5.80
外资银行
32.20
0.25
0.92
合计
12，808.30
100.00
8.58
资料来源：
（二） 资金错配对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
银行资金错配会导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而抑制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因为源源不断的低成本信贷资金通过银行超量配置到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企业，既降低了投资的效率，又抑制了家庭消费。
银行低效的资金配置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依赖投资，为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资金，在国有企业自身效益不高的前提下，就会更加依赖银行贷款，这就会挤出一部分消费信贷。
2004年，我国投资与GDP的比率达到42%，而同期美国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仅达19%，印度也仅有27%（见图4）。
事实上，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
总有一天，这种增长模式会走到其发展的极限，这已经被韩国、日本等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实。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效率越来越低。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上半期，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投资需要增长3.3个百分点，而到2001年，投资产出比高达4.9（见表4）。
高投资的必然后果是低消费，由图4可以看出，伴随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张，家庭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1年的50%降低到2004年的40%，年均降低0.7个百分点。
图4 中国、美国和印度GDP构成比较 单位：
%，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CEQdatabase，BEAUS
表4 我国投资的效率（1991-2003年） 单位：
%
年份
增量资本/产出比率
投资/GDP
经济增长率
1991——1995
3.3
40.0
12
1996——2000
4.6
37.8
8.3
2001——2004
4.9
41.2
8.4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CEQSTATISTICSDATABASE
三、 资金错配现象的原因分析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银行资金错配的行为是银行有限理性选择的结果，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我国银行很难得到关于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个体与私营企业的高质量的财务信息及其信用历史记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并没有广泛的收集客户的信用记录，而一些私人的信用评级公司的征信系统的客户覆盖率也非常有限。
更进一步说，尽管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一直企图提高其信贷员的信用评价技巧及能力，但是，银行信贷部门的贷款定价能力、信贷风险管理及信用评价能力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将储蓄资金超量配置到国有企业也就不足为奇：
因为国有企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优势及政府背景，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对于银行来说似乎是一个低风险的选择，而银行本身治理机制的缺失及激励机制的不完善抑制了银行精确甄别信贷风险的积极性。
（一） 来自银行自身的原因：
治理结构不完善与信贷行为缺乏商业纪律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的国有股权在银行股权结构中占统治地位，2004年，国有控股银行的资产占全部银行资产的83%。
为了履行开放金融市场的承诺，在最近几年我国政府有意识的在几家大银行内逐步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来完善银行的治理结构，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银行的管理能力，但因战略投资者的所占股份很小，其在董事会的代表的影响力极其有限，最近，银监会要求上市的银行必须任命一定数量的外部独立董事，但是并没有就上市银行的外部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以及董事会的人员构成情况等制定出明确的指导意见。
就现实的表现来看，我国大部分银行缺乏责任透明的决策结构，这为董事会有效控制银行风险提出了挑战。
银行国有股权的过度集中降低了银行业的竞争性，减轻了银行按照商业化经营的压力，增加了政府干预银行信贷行为的可能性。
我国政府自1998年以来向国有银行注资1050亿美元以及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转移了大约2.4万亿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都是最好的证明，尽管监管部门一再声称是“最后的晚餐”，但政府还是一次次不间断的向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因为国有银行最清楚国家（出资人）的弱点，也就是国家行使退出权的潜在成本十分巨大，从而不会轻易行使这种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的理性反应将是利用国家无法行使退出权实施惩罚的弱点和信息的不对称，从事最大限度增进自身利益但可能有损国有产权的机会主义行动（张杰，2003），因此，银行盈利的压力自然而然的减低了。
（二） 来自银行自身的原因：
银行自身运营管理存在缺陷
银行资金错配的第二个原因在于银行自身经营管理的缺陷。
尽管我国的一些大银行已经开始提升其经营管理及信贷定价的能力，但这些努力的成果还需要一些时间方能显现。
目前，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特别是120多个中小商业银行和散布于城乡的30000多个农村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在经营管理方面还有很多缺陷。
作为一个整体，这些中小金融机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特别重要，其信贷投放量占每年新增贷款的50%以上，但因为其地理位置极度分散，很难进行统一的监督与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中小金融机构管理水平、贷款的定价能力远远落后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银行经营方面的第一个缺陷是缺乏良好的内部信用评价能力。
由于指令性信贷的长期存在，银行信贷部和信贷员都没有必要发展信用评级技巧，也没有必要开发用于评价客户信用等级的信用评级工具，更不用保留目标客户的信用历史记录。
直到今年五月人民银行全国间个人征信系统正式运行以前，我国绝大部分银行的放贷行为仍然基于不完全的目标客户信息基础之上。
正如麦肯锡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的那样：
当银行审查自己在某一单一地区的信贷资产时，他们就可能发现，有60%的贷款的目标客户不能被证实所属的行业和产业。
目前这种情况有所改观，我国一些比较大的银行已经开始提高信贷员的信贷技能。
银行经营方面的第二个缺陷是绩效管理体系不完善。
信贷员做出错误的放贷决定并不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放出一笔收益良好的贷款（比如一笔中小企业贷款）也不会得到应有的奖励。
因此，信贷员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因为相对来说，中小企业的风险更高。
这也为中小企业（一般是非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设置新的障碍。
（三） 资金错配的体制性原因：
国有银行代行部分财政职能
长期以来，由于政府与国有企业“隐性契约关系”的存在，使政府事实上对亏损的国有企业及其职工承担着一种“无限责任”，通过补贴等形式维持其生存。
但是，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进行，国家财政集中和分配的资源大大减少，国民预算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逐年下降。
这样一来，除了少数国家重点项目以外，国家无力向国有企业注资，于是将国有企业的资金供应推给了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使得国有银行成为国有企业资金的主要供给者，也就形成了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刚性依赖。
国有企业改革并未使政府与国有企业间的“隐含契约”真正解除，银行改革也并没有割断政府与银行间的“血肉联系”，这样，在政府或明或暗的指引下，银行资金源源不断地超量配置到国有企业，资金错配由此产生。
理论上，同时作为国有企业和绝大多数银行的所有人，国家有权利也更倾向于突破企业的边界，将银行和国有企业视为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单位”，按照类似于企业内部调拨的方式而非通过效率更高的市场“交易”方式，来“组织”银行和企业之间的经济活动，这时，处于就业与维护社会稳定等因素的考虑，职能错位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就有强迫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的冲动。
四、 校正我国银行资金错配的几点建议
从全局的角度看，我国银行资金错配既有体制性原因，也有银行自身经营管理方面原因，要校正银行资金错配行为，也必须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清除资金错配现象滋生的土壤。
（一）银行方面
1. 坚持银行商业化原则，保证经营管理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商业化的内在要求，商业化是独立经营的重要保证。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下的企业和银行存在同一所有者的血缘关系，国有商业银行充当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金供给者的角色，而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金出借人角色。
在银行资金错配行为中，处处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子，在政府的影响下，银行借贷流向的选择不是基于商业化原则之上的目标客户财务风险判断，而是迫于政府压力的身不由己。
1995年，《商业银行法》出台，政策性业务的剥离，银行业已经向摆脱作为国家财政附庸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银行商业化方向并不彻底，银行业务尚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各级政府仍不时将救“急”之手伸向银行。
最近新一轮银行改革在迈向完全商业化的道路上又跨出了一大步，改制、注资、上市的运作到底能不能完全让银行走上独立、商业化道路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不过银行资本结构的微小改良（国家全资到国家绝对控股）能否使银行完全摆脱政府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尚存疑虑。
因此，更进一步的关于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内部风险定价、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改革提上了银行完全商业化、独立性改造的议事日程。
2. 完善银行治理结构，强化以市场化经营的方式发放贷款
尽管我国银行业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规模巨大，但是因为其结构分散，其分支机构散布于全国城乡之间，这种分散的组织结构阻碍了银行收获规模经济的好处，反而使分支机构的员工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而做出糟糕的信贷决策，这种状况尽管在一些比较大的商业银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在其它银行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银行要减少乃至杜绝政府的干预，就必须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
而银行治理结构的完善离不开镜内外战略投资者的参与和推动，只有真正建立了以“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特征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银行资金错配的扭曲程度才有可能得以缓解乃至消除。
一方面，在保证国家相对控股的基础上，让更多的非国有资本和外资参与银行资本重构并允许相应代表入主银行股份公司的董事会，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逐渐削弱政府在银行信贷投向上的决定性作用，提高银行配置资源的效率；另一方面，在确立清晰的业务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基础上，改革银行内部组织结构，推进内部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真正树立银行价值最大化的商业化经营理念，建立以资本为核心的风险和效益约束机制，引导和约束经营行为，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和完善全面风险内控制度，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股份公司框架下的法人治理结构。
3. 升级信贷定价工具，扩大基于风险定价贷款的范围
对传统的风险识别、检测与风险定价的工具进行改造和升级，对银行信贷部门进行信贷定价能力培训，提升其贷款定价能力；引进国际先进的量化风险管理工具，实现全额风险计量和控制。
在保留贷款过程中的“三查”和“审贷分离”制度的基础上，在不突破监管部门设定的贷款利率下限的前提下，运用升级后的贷款定价工具确定潜在客户的贷款利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经济效益不好的低质量的客户将被排除在银行服务的范围之外，而那些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企业（相当一部分可能是非国有经济企业）的信贷资金需求可能得到部分满足。
同时，利用多样方式和工具转移和分散信贷风险，防止银行信贷过度聚集于单一行业、单一部门。
（二）政府方面
1.完善征信系统，方便银行做出正确的信贷决策
正如前文所说，我国非国有经济所获得银行信贷份额与其对国民经济所做的贡献不匹配，为了校正资金错配现象，银行就应该扩大对中小企业等非国有经济的银行信贷的份额。
然而，在非国有经济部门获得银行信贷之前，银行还需要对这些潜在的客户群体的资信状况、信用质量进行评价以确定贷款的风险和利率，而目前我国有关个人和企业客户的征信系统建设才刚刚起步，需要进一步完善。
今年年初，我国全国联网的个人征信系统开始运行，截至今年4月底，央行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录自然人数已达4.88亿，其中有信贷记录的人数为4500万。
显然，这对我国银行了解自然人客户的资信状况提供了便利，也有利于信息库中的自然人容易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
很显然，如果要校正信贷错配的扭曲状况，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还需要尽快构建针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征信系统信息库，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监管当局可能需要进一步强化企业财务报告与审计制度，进一步支持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
2.进一步推行经济市场化改革，解除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隐性契约”
校正银行信贷资金错配的又一选择在于进一步推进经济的市场化，以此割断政府与国有银行资产部分的血肉联系从而避免其左右国有银行信贷行为。
政府的多次注资行动显示了政府与银行的资金运用、信贷投放之间有了某种隐性联系，而且政府从国有银行的贷款损失（很大部分来源于国有企业）中获得了某些收益（如流向国有企业的银行信贷挽救了即将倒闭的国有企业节约了政府救助的财政成本，避免了大规模失业就社会动荡等），如果不是这样，则政府就不必如此大动干戈、多次注资。
因此，一旦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解除政府与国有企业间的隐性契约，政府在银行的资产部分就没有了既得利益，也就没有了干预银行信贷资金投向的冲动与欲望，而银行也将在基于企业财务状况的好坏的基础上决定信贷的流向与流量，其资金错配的扭曲程度也将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
五、 几个重要结论
1. 尽管资金错配的扭曲程度在不断降低，但是银行资金错配现象在我国一直存在，且还会在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存在。
2. 银行资金错配给我国银行也带来巨额不良资产，致使银行盈利能力减弱，如果没有政府的注资，银行很难满足巴塞尔协议中有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3. 银行资金错配导致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增长，抑制了消费对经济的增长作用。
4. 银行资金错配既有银行本身经营管理、治理结构方面的缺陷有关，也与银行代行部分财政职能有关，更与政府机构职能错位，干涉银行信贷决策有关。
5. 银行通过优化治理结构，升级信贷定价工具，强化全面信用风险管理等商业性操作可以逐步校正信贷资金错配的扭曲程度，此外，政府部门应收敛自己的行为，减少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干预，为银行基于商业化基础上的独立性放贷提供良好外部环境。
六、 未来研究的方向
正如一位哲人所说：
“一滴水包含了整个世界。
”是的，银行资金错配牵涉了太多的经济内容：
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经济增长模式和就业等无所不含。
受精力和能力的限制，本文没有进一步深入挖掘下去，比如，校正我国银行资金错配的收益的数量分析，校正资金错配究竟应该达到什么程度为佳？
是与经济增长贡献完全匹配，还是基本匹配？
等等，或许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就构成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与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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