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堡垒德国历史新编第三部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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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堡垒德国历史新编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启蒙运动反对革命德意志新时代
6
特洛伊木马
从法国革命到德意志革命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奥地利玛丽娅.特蕾西娅女皇以及德意志的一些小邦的统治者所采取的一些应对革命的开明举措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应对举措相1比较而言要显得谨慎。
美国和法国的暴政被推翻，市民拥有新的自由，新的政府也得以重新建立。
在国家的统一方面，当历史即将迈向十九世纪的时候，由自由选举产生的跨地区的议会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保障在此时的德国面临扑朔迷离的前景。
1
十八世纪晚期十九世纪早期，法国人给德国人树立了一幅自由社会的榜样，使其产生心向往之的强烈驱动。
早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法国人就曾试图援助德国人，使其免于后来的皇帝匈牙利的斐迪南----1634年诺尔德林根战役的刽子手之一-----的统治，自此之后，法国人却将灾难带给了德国人。
2而今，法国人又一次以自由者的形象越过莱茵河。
而这一次，却孕育着划时代的启蒙运动和社会革命的到来，承载着将德国人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使命。
德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唯有其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能与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相提媲美。
这两场运动得以成功地使德国在语言、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脱离意大利教皇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革命中的法国政府在实施寺院土地世俗化，制定宗教戒律以及将对学校和婚姻的控制权从教会手中剥离出来的变革时，其手段如同早期德国进行的宗教改革一样，但其变革更加激进。
新的世俗化的法律确保了市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彰显市民出生的人在就业与职业提升方面的优先权。
3尽管同期的德国知识精英们认为法国文化与德国文化底蕴相比较未免流于肤浅，矫揉造作，但有识之士却清醒地认识到德国应该奋勇直追。
4
启蒙运动的冲突范式
从长远的历史进程来看，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西方文明进程中最绚丽的光环。
处于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激流影响中的德国人，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们是选择融入这个全新的世界，或是紧守逝去的岁月，抑或是寻求中间的道路？
在沥沥求索的思索中，德国人并非踽踽独行。
欧洲大陆从瑞典到意大利、从英格兰到俄罗斯，每一个欧洲大国最终都相继经历了各自的启蒙运动，与法国的脚步如影随形。
在文艺复兴席卷的国度，提升了人自身的尺度，人们思想自由的期望、避免政治暴君、寻求社会公正的期待变为了现实。
从此以后，穿越人类理智的疆土，激扬智慧的对错成为通往真理的必由之路。
启蒙运动发轫于英格兰和法国。
一些具有开创性的启蒙思想家勾勒出自然界的运转遵循可以验证的自然法则的远景。
这是一方极具抽象的假设和历史法则的宫殿，伏尔泰说5：
“精确分析自然界的事物”，并以此为准则，探究上帝和自然世界的真实面目。
康德曾为这种源于宗教典籍的新的自由奋笔疾书：
“启蒙就是人摆脱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
不成熟就是无法在没有别人引导的情况下施展其本身的理性。
如果这种不成熟不是由于缺乏理性，而是由于缺乏没有别人的引导就无法施展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人自己造成的，要敢于知道，要有勇气施展你本人的理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格言。
”6
卢梭的思想为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铺平了道路，镌刻着时代的光辉，就其原创性的思想对于法国启蒙运动以及大革命的影响而言，同时代的思想大家无人能出其右。
“世间万物源于造物主之手其性本善，”卢梭在其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中如此宣称，“但一经人手，一切就变坏了”。
人类从初始的自然属性进入到文明状态，其善良、自尊自爱的本性也由此而退化成虚情假意、背叛自我的状态。
7卢梭夸张的言语将原始状态的人的善良本性呈现出来，而发展的文明却无可争辩地磨灭了人性的善良。
基于卢梭的哲理，社会方方面面的革命便有了行动的准则。
8
十八世纪最后的十年，法国相继涌现出一批政治家―――皮埃尔．雅克．布里索、乔治．丹东、让－保罗．马拉、马克西米里安．罗伯斯庇尔以及路易．德．圣鞠斯特——他们使处于启蒙思想浇灌中的法国社会政治电闪雷鸣。
所有这些政治家都死于暴力：
马拉在浴室中被刺死；布里索，这位吉伦特派的领导者在１７９３年被送上了断头台，其余的几位政治家也在１７９４年殒命。
“如果人就此堕落，”罗伯斯庇尔曾这样解读卢梭，“责任就在于这些邪恶的社会机构”。
在巴士底狱风暴和法国国王以及皇后被执行死刑四年之后，罗伯斯庇尔认为法国不仅只是一个新生的国度，法国更将承担拯救世界的“弥赛亚的梦想”职责。
9
德国的思想家很早就为法国的启蒙思想所吸引并为之充满热情。
自１８世纪中期以来，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帝也同时在德国掀起了启蒙运动，国王本人成了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和代表性的人物。
尽管弗里德里希大帝更多时候选择说法语，其法语水平高于德语，其无忧宫的座上宾客法国人更受青睐，但和同时代的德国知识精英一样，弗里德里希认为柏林曾给予法国很多的教诲如同巴黎给予德国人的启迪一般多。
国王本人对伏尔泰的拜访更强化了这一信念，在国王看来，伏尔泰无拘无束、轻率鲁莽，还厚颜无耻地宣称以其自律的思想挑战皇权的统治，以个体的自由反对国家的威信。
18世纪80年代，德国的选择在一篇由柏林科学院发起的征文比赛获奖作品中初露端倪。
征文比赛是由弗里德里希亲自发起的，但未及结果出炉他就逝世了。
这一主题征文比赛盛况空前，吸引了前所未有的人参与其中。
征文比赛辩论的主题是：
欺骗人民是否有益？
掌权者，世俗的统治者或宗教的领袖，是应该对其下属启迪明智还是简单的统治？
掌权者是该信任下属去探究与己相关的真理还是必须采取适当方法慢慢灌输？
一部分征文作者认为给予人们理智和自由行动的权利比其它有待发掘的真理更为重要；而其余的人则纠缠于真理的申明和强化观察真理的过程。
1789年巴士底狱风暴点燃了所有征文作者心中固有的疑虑，这正与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德国专制君主心中萦绕的问题相吻合：
德国当局对大众进行启蒙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有多大的风险？
与法国不同，德国的社会政治历史在宗教改革中以新的上帝的名义完全颠倒了，已不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德国人也没有充分考虑以法国的方式追求启蒙会带来什么后果。
10柏林科学院征文比赛最佳论文获奖由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平分秋色，这清楚的表明1792年的德国还没有变成当时的法国。
对德国人而言，个体的启蒙（理性和自由）和主观的真理（高一级的权威并服从于它）是恰到好处的共存方式，这也是德国社会的道德伦理信念逼迫使然。
法国的启蒙运动，大革命运动以及其后对德国的占领都没有将德国人的这一信念予以颠覆，半个世纪之后德国自身的民主革命也未能将这一信念荡平。
吸引德国人关注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运动的原因在于后者所催生的自由解放的条款：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铲除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基于工人的能力和技术而不是社会阶层出生来决定工人是否得到聘用和提升。
这些权利和自由也曾是德国人在中世纪时一直抗争和改革的历史组成部分。
因此，德国的知识分子在柏林的酒吧和沙龙里争辩着一个问题，受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影响的法国人是否“力图建立一个基于完善的普鲁士法则的国家”。
奥地利的知识精英们也在酒吧和沙龙中就法国人是否建立“基于完善的奥地利法则”的国家而争辩。
１１
两者对比的差异性显然大于其相似性。
普鲁士学派没有面对处于“邪恶社会”的未来公民，也不主张以法国式的革命方式反对“不合乎自然的政治当局”。
德国的启蒙教育不是法国人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式的革命启蒙教育。
１２其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公民在政府的控制下渐趋成熟，使个人囿于社会并支持既有的社会。
内务部学校和教堂事务主管威廉．冯．洪堡对于德国教育的贡献就如同谨小慎微的康德对于德国哲学的启蒙教育之功绩一样。
洪堡的有关个体与国家权利的思考文章最先于１７９２年出版，早在三个世纪之前新教改革的倡导者马丁．路德就曾发表过相似的文章，洪堡给其注入了新意。
马丁．路德就警告当时的统治者不要让政治的权力侵犯心灵和道德的隐私领域。
１３洪堡捍卫个人成长和成熟的权利是德国形成公民意识的开创之举。
容许年轻人自由的展现生命的精华，按照自然的属性成长，德国政府的这一决策也有益于国家的利益，使得公民了解自我，忠于国家。
因此，个人的自由，与法国不同，不是主要体现在公共领域以对抗业已建立的政府为首要目标。
比较法国和德国启蒙运动的不同模式，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德国的启蒙运动是自我意思的觉醒而非政府的自发行为---是德国人在审美或是精神上对现代政治生活所作的准备，而非有针对的训练。
14德国人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持更加肯定和积极的态度，他们拒绝在政治上采取法国式的暴力，服从于国王和国家的稳定。
基于此，他们集体表现出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而宁愿选择专制的统治。
在德国人看来，法国构建自由的过程威胁到了自由与威信、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平衡。
从路德的“因信称义”到康德的“智慧之人”以及洪堡的“自然绽放”之人，固执的德国人将自身束缚于君主的统治和自我牺牲的公众生活的理念中。
每个人都自认为自身宗教信仰自由，深受哲学的启迪，蒙受社会的教育，有义务为邻居和国家服务。
德国人所赞赏的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举措，其他欧洲人都不以为然，心存恐惧，疑虑重重。
曾经认为自由就是个人绝对的政治权力的法国，最终与启蒙运动的旋律渐行渐远。
法国的病症
1789年6月的法国，革命的国民制宪议会取代旧政权的三级议会，德国在和其它的法国邻国一样驻足观望。
在这场变革中，法国社会的第一、二阶层，教士和贵族，变成人数众多的第三阶层的附庸，这一阶层包括拥有财富和专业技能的社会阶层，其中也包括很多政府官员。
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勉强同意之下，新的政府治理机构得以形成，但投票权利不再按照社会等级阶层依次进行而是依照不分阶级，每个阶层的代表在议会中平等投票的原则进行。
是年七月，巴黎手工业者和商人掀起了巴士底狱风暴。
八月，农奴制得以废黜，《人权宣言》颁布实施，每一位法国人在生活、自由和财富方面的权利都得到了保障。
是年十月，武装起来的巴黎妇女加入到凡尔赛宫外的群众大军中要求国王向革命投降。
1790年夏天，法国国民大会下令废除商业行会，这使德国人原本对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并非革命的唯一目的，甚至远非其真实目的疑虑确信无疑。
新的平均主义对普通人群而言代价非常昂贵。
1790年代15革命时期的法国成了人们纷纷外迁，避之唯恐不及之地。
七月，新政府通过没收教会的土地以土地卷的形式支付革命所产生的堆积如山的债务。
“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这项新命名的没收教会财产的法案使得法国政府成为法国教会的实际掌控者，并减少牧师的数量，使他们转变为新型内政服务人员。
这一法案使得早些时候加罗林王朝和萨利安王朝的国王对教会的掠夺行径相形见绌。
这一法案迫使天主教被从启蒙运动中排挤出去而投身于反动统治者的怀抱，也由此埋下了日后教会和国家之间冲突的祸根。
德国也曾演绎这一冲突的历史，在德国走向统一得后的几十年间，这一冲突让德国人饱尝痛苦的滋味。
革命不可能够洞悉未来的发展，一场不知何去何从的革命最能让旁观者感觉到胆战心惊。
法国的军队在靠近德国西部边界大规模集结的时候，对法国革命的发展何去何从的关注让曾经相互充满敌意的竞争对手---普鲁士和奥地利迅速结成了联盟。
普鲁士显然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于是有意提升雅各宾派的影响---这是一个有组织、反君主政体的共和主义团体，以此搅乱法国的政局，让法国靠近奥地利的南部和北部（今天的比利时）的地区不得安宁。
其后结盟的双方才认识到这一策略有多么愚蠢。
而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和新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利奥波德二世达成了新的外交一致，两邦于1790年缔结《赖兴巴赫协定》，同意共同铲除法国革命给两邦的王朝带来的致命影响。
其后两年，1790年至1792年间，普奥两邦竭力实施安全行动，接纳成群结队的从革命的法国迁徙过来的难民，张开怀抱欢迎在法国受到迫害的胡格诺教徒和天主教教徒。
普奥联盟还威胁一旦法国王室处于危险之中就将入侵法国。
到1792年，普法联军屯兵莱茵河岸，奥地利公然撕毁业已存在三十六年的法奥互不侵犯条约。
普奥之间两年的外交协调一致政策很快就被相互协防条约所取代。
17
并非每一位德国的知识分子在最初一接触到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运动就心存喜爱。
这种接触很多时候是谨小慎微、有所选择的。
德国启蒙运动之父康德，对法国启蒙思想的接受就基于其摒弃了给予公民任何反叛既有政府的权力而为之。
律师尤斯图斯.默泽对此亦非常警觉，他警告说，“属于每个人的抽象的权力”的概念听起来似乎会促使人处于“危险的幻觉之中”，而不为社会所接受。
18歌德最初和拿破仑交往甚笃，拿破仑在巴黎公开对歌德的作品表达很高的评价和尊敬。
然而，歌德并不希望德国模仿法国的所作所为。
他将启蒙运动和大革命记录为法国的“加剧动乱时期”，并与德国路德主义对“和平研究”１９的破坏作用相匹配。
对于如此超然于革命的时代之外的态度，现代历史学家批评歌德“逃避权利之责任”。
詹姆斯．Ｊ．希恩斥责歌德：
“他认为激进的变革要冒风险，其理想虚幻莫测，认为贫苦大众是一群薄情寡义的暴民。
他比较倾向于政治上中立，治理得当、慈爱仁善的独裁政权――保持中立，就等同于接受现状。
”２０
歌德倾向于“个人甜美的幸福”生活而不愿“政治权力的介入”。
基于此，法国的武装力量就被歌德危言耸听般地解读为政治的权力试图控制世界的预先的警告。
回顾德国走向联合的“悲惨历史”，歌德怀疑德国人在政治运动方面是否具备模仿法国人的智慧，抑或担忧德国人在选择帝制方面更加熟练。
他和黑格尔一道坚定的反对启蒙运动之后的浪漫虚无主义。
浪漫虚无主义认为在事件的真实背后有一种先验的力量充满着敌意而非善意。
22弗里德里希.冯.席勒也认识到了这种“错误的观念”存在于革命年代的德国，而且“根深蒂固，挟裹着破坏的冲动……威胁着人类漫长的从蛮荒时代到文明状态那险象环生的进化历程。
”23对于很多其他德国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而言，法国革命的阴暗面只是在其演变为对内的残暴统治和对莱茵兰地区的虎视眈眈之时才变得清晰明了。
最终而言，即便法国启蒙运动震撼了德国人的思想意识，一场法国式的革命也不可能在德国社会蔚然兴起。
德国社会缺乏像法国大革命一般大规模革命的领军人物。
德国社会还未孕育出革命所攻击的对象——商业上比较成功、拥有大量财富的有产阶级，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无套裤汉群体向富人以及特权阶层发起攻击。
24尽管1790年代德国青年知识分子充满着自信，但三十年战争和七年战争的创伤依然历历在目。
很少有德国人会像法国人一样乐观地认为人类有能力超越自己。
25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埃德蒙德.布尔克撰写的法国革命的手抄本在德国比在英国更为畅销。
当德国启蒙运动的领导者阅读布尔克的作品时，路德所称的君王的明镜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就会在他们那博学的思绪中闪烁。
路德，像布尔克一样思考着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是需要“路德式的人物”---不妥协的改革者，最终改革的思想走向了毁灭，抑或是害怕社会的潮流会授权予“闵采尔”，一位掀起了灾难性革命的人物。
或者像布尔克一样，路德曾经提醒他所处时代的革命者历史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改天换地的机遇，应该采取更加适度的、更加顽固的举措。
“因为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内不可能再组建新的政府……而改变现存政权并非明智之举。
因此，只让有能力的人对其修修补补，对使用暴力者予以惩罚，给早已千疮百孔的政体打上绷带，涂抹膏药。
”26
法国主人
1792年夏天至1794年夏天，大革命呈现出不可抵挡的改过自新的需求使得欧洲的注意力重新转向巴黎。
诡计多端的雅各宾派和其充满斗志的革命同盟---无套裤汉，掀起了新一轮的革命。
第二次革命的决议确定保留原来的乌托邦宪章的内容，结果导致街头大屠杀，国王和皇后接连被处决，伴随罗伯斯庇尔的起起落落，这便是所谓的革命恐怖时期。
对内，法国自由和启蒙运动的伟业被大屠杀和断头台的威慑钳制着；对外，法国开始向北面和西面输出其革命的模式。
1792年4月，法国对奥地利及其懦弱胆怯的盟邦普鲁士宣战，大军挺进至德意志莱茵兰地区，“解放”了斯派尔城，沃尔姆斯和美因茨。
然后向东挺进，开始了跨越欧洲的军事扩张，持续二十年，最终止步于幅员辽阔，深不可测，冰冷阴森的沙皇俄国。
早些时候，奥地利和普鲁士拥有的兵力可以阻挡法军的攻击。
然而两邦联合的努力出现了分歧，贪婪的两邦伙同沙俄瓜分波兰，战利品的瓜分大部分却对普鲁士有利，引起了两邦的争斗。
皇帝弗朗西斯二世直到1793年3月才宣布对法国宣战。
宣战之后，德意志各邦的军队根本无法和法军相抗衡，莱茵兰地区便成了法国进行启蒙运动和革命试验的新的实验基地。
在这里，如同其征服的每一片土地一样，法国人移植其革命的模式：
镇压当地贵族，废除农奴，在当地推行男性普选权，投票选举新的政府。
为了安抚被其击败的德意志的大邦，法国人允许他们在一些小邦自由的流动，法国人想出了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巩固其在莱茵兰地区的管理并补选它的统治者。
这种领土自治形式的开展，磨灭了德意志的民族感情，泯灭了德意志人统一的愿望,也进一步为法国侵占和掠夺德意志的土地提供了便利。
然而，岁月也会证明，一旦德意志人重回祖国的怀抱，法国对莱茵兰地区的占领并将其模式化的转变成管理有序的领地，这一举措也为德国催生了抵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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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初始阶段，普鲁士决定从冲突中全身而退，使得法国控制力量得以加强。
担心雅各宾派抢夺其新占领的波兰土地，又缺少两面作战的实力，普鲁士于是以其控制的莱茵河地区西面的领地与法国作交换，换取法国对德意志北方保持中立并承诺将德意志莱茵地区东边新领地的控制权（巴塞尔和约，1795）给予普鲁士。
普鲁士从法国的大漩涡中抽身出来独立行事，换来了十年的相对和平时期，普鲁士的绥靖政策使其巩固了新占领的土地。
无论如何，普鲁士的行动都是背弃信义的举动，它为其它的德意志邦（巴登，巴伐利亚和1796年效仿的符腾堡）开创了一个有害的先例，增加了奥地利邦的脆弱残存并加速了帝国的灭亡。
28在两年之内，迫于入侵者法国的淫威，奥地利相继放弃了莱茵河一带，比利时和伦巴第的领地，退缩到更接近它的帝国边界。
像法普签订的《巴塞尔和约》一样，法奥在1797年签订的《坎波福米奥和约》擢升了普通德意志人民对于地域认同的观念,把帝国变成了一个州。
1801年，霍亨林顿战役失败，奥地利遭受了第二次严重打击，被迫割让莱茵兰西部地区给法国。
至此，法国在东部前线建成了一个防御体系和一条通达东欧的畅通路径。
30其后，拿破仑作为这片土地的掌控者，在莱茵兰地区重新布兵列阵，这个举动羞辱了退位者但取悦了新主人。
沃尔姆斯帝国议会接受了在巴黎拟定，签署于雷根斯堡的“委任代表报告”，边界分界线的更改获得了官方的批准，同意庞然大物般的法国在占领期间对吞并的德国领土进行合并重组。
1803年4月17日，皇帝弗兰西斯二世正式公布了这份报告。
莱茵河岸教会公国只有三个未曾脱离教会；51个自由皇家城市中的45个不复存在；一些大邦吞并了帝国骑士的私有领土。
南部和西部的一百一十二个小邦也永劫不复，其中的大部分被巴登，巴伐利亚，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吞并了。
自霍亨斯陶芬时代以来，德意志曾经涌现多达三百多个拥有主权的邦，至1800年法国入侵之初至其离开之时，这些邦国被合并调整至三十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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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稻草和最后的一击
普鲁士遵照其与法国签订的中立协议保持中立，法国却打破了其与哈布斯堡王朝签订的条约承诺，这迫使奥地利与俄国和英国结成新的同盟，试图最后一搏挽救帝国的生存。
由来至巴登，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联合部队在新法奥战争中与拿破仑的法军共同战斗，而此时的普鲁士和其他的德意志邦依然保持中立，这就宣告了由哈布斯堡主导的帝国终于在18世纪之交走向覆灭。
1805年奥斯德立兹战役是法国对奥地利发起的最大一场战斗，也是拿破仑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
在德意志诸邦中，唯有奥地利昔日的盟邦，沉默的普鲁士迎接着惨遭蹂躏的奥地利的归来。
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正式解体。
是年八月，弗朗西斯二世投降，随后拿破仑加冕称帝。
拿破仑在废墟上建立了莱茵联盟，它是法国和其未来东边敌国的另一个缓冲区。
从最初帝国前期的十六个小公国，到中期吞并莱茵河岸的诸多邦国，新的莱茵联邦成长为三十九个邦国联盟，吸收了一些原来在旧帝国中追随普鲁士，奥地利，丹麦属地荷尔施泰因以及瑞典属地波美拉尼亚的邦国。
法国占领期间，普鲁士偷得了和平的时机，发展了自己，现在它却以最粗野的方式力图唤醒所有德意志邦国的意识。
1806年10月，对南部垂涎已久的法军，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两场孪生战役中踏平了普鲁士。
在普鲁士王国东部，法军占领了柯尼斯堡（现加里宁格勒）；在王国的西部，法军建立了一个新的公国——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将普鲁士的西部、汉诺威以及其他十二个小邦合并到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由拿破仑的幼弟热罗姆出任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国王。
1807年的战争解决方案最终只允许普鲁士保留其王国东部地区的领土（勃兰登堡，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普鲁士的人口数量被削减了一半，占领军法国士兵的数量与普鲁士人的数量比例达到了四比一。
若非俄国沙皇要求将残缺不全的普鲁士作为俄国和法国之间的缓冲屏障，普鲁士就会被彻底消失。
32这就是普鲁士在德意志其他邦国在与法国作战时保持中立所付出的绥靖代价。
随后的六年时间，法国对被占领的德国领土进行了彻底的重建，特别是莱茵兰地区。
拿破仑法典鼓励建立相对开放的社会，构建社会的平等，赋予个人更多的权利（莱茵兰地区被解放的农民），倡导自由贸易，实施宗教包容政策。
33这些改革也给紧邻的奥地利和普鲁士造成了压力，奥地利和普鲁士也被迫进行顺应时势的自由改革。
普鲁士认识到如果给予人民更多的土地，赋予人们更多参与政府管理的权力，普鲁士人就会更加勇于牺牲，驱逐法国侵略者，普鲁士大臣卡尔·冯·施泰因帝国男爵和卡尔·奥古斯特.哈登贝格伯爵实施改革，革除官场陋习，解放农奴，扩大中产阶级。
为了击败拿破仑试图灭亡普鲁士军队的企图—--此时的普鲁士军队只剩下四万二千名士兵，必须要让士兵知道为了普鲁士、德意志的统一事业而战。
同时给予底层人民更大的自立和自由，使得普鲁士人在能力，道德和自我牺牲精神方面有不断的提升。
34
激起领土问题上的憎恨一直不乏为击败德意志人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却也是唤醒民族情感的一段历史。
在德国战败所郁积的灰烬中饱含着对法国的仇恨。
莱茵兰的人民早在被占领初期就知道法国人不是为解放和教化他们而来的，而是为统治和剥削他们而来的。
与同时代的法国人和许多现代历史学所描绘的莱茵兰人民欢迎法国入侵者相反，他们大部分人“看到他们自己的财产被掠夺和任意破坏，庄稼遭蹂躏，所有物资被强征，他们的马匹，马车还有人民被充军，教堂也被亵渎，[而且]牧师遭到迫害。
”35
法国改革加速了德意志被占领区的法律和管理的现代化。
法国改变的事物越多，特别是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德意志人越希望他们维持原状。
这种反弹更多的是源于德意志人在法国占领军统治下的个人遭遇而不是源于改革自身的，改革既不是完全的新生事物也不触及德意志人的禁忌。
然而，在德意志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和传统背后，法国占领军队的举动使自己成为了自身最大的敌人。
如果说法国占领军在给德意志人进行启蒙培育，整合他们的土地，催生了成套的政治机构，刺激工业发展，他们却也横征暴敛，为所欲为，强征德意志人入伍为法军效力。
新的贸易壁垒将先前国际化的德意志经济集中转向法国市场。
随着新税收的征收，奥地利和普鲁士还必须赔付战争赔款，应对大规模的法国军队征兵问题。
最突出的问题是，驻扎在这片土地上的法国士兵和高级军官在与德意志人的频繁接触中，将自己看成是德意志人的领主和主人，蔑视德意志本土文化和宗教。
36
长远发展的结构和暂时发展的障碍也同样存在。
如果德意志人对于法国式革命在哲学的理念和社会学的思考方面还准备不足，他们也不会抛开历史而去追求那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和乌托邦式的目标。
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法国将国王和皇后处以死刑，革命派审判官粗暴的量刑判决意味着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已朝混乱的方向发展，充满杀气。
德国社会不同的政治阶层都在试图让拿破仑的专制主义走投无路，难以为继。
37历史上，德国人曾依靠政治身份的认同和效忠而走在了一起，不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村民或市镇居民，抑或是边远的领地或邦国，以及跨地区的帝国的成员邦，都臣服于政治身份的认同和效忠这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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