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江西人口全面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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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江西人口全面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当前江西人口全面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全面深入剖析当前我省人口全面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战，既是我省人口计生系统不断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推动新时期统筹解决我省人口问题的现实需要。

对形势与挑战的正确判断，必须建立在对现实问题的清醒认识和对未来问题的科学预见基础之上。

分析当前我省人口全面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战，既要着眼全局，把握全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总体形势，更要立足省情，比照差距与不足，明确自身需着力谋划解决的制约全省人口全面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

一、当前我国人口全面发展面临的总体形势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30年来，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全面发展的伟大成就，全国GDP实现年均增长9.6%，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进入全球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22.2%下降至2007年的20.1%、2008年的19.5%。

2008年10月国家“十一五”人口发展规划和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结果显示：

“十一五”期间，全国总和生育率继续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之间。

2009年3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利用教育部门的全国小学生入学人数推算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总和生育率，验证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2000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0左右”的估计结果，推算出200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2001年为，2002年为。

据2009年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802亿人，当年出生人口1608万人，出生率为12.14‰，自然增长率为5.08‰。

迄今为止，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5000多年，从古代到现代的绝大多数时间内，我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当前我国面临着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压力，面临着比20世纪更加错综复杂的人口发展形势与挑战。

概括而言，就是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21世纪上半叶我国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高峰。

目前我国人口素质总体不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人口流动与迁移日趋活跃，人口发展处于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各要素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历史时期。

人口数量问题虽然仍旧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但从更长的时期看，人口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异常繁重。

对当前全国人口形势的具体观察，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人口惯性增长强劲，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加大

1.受第四次生育高峰影响，人口惯性增长势头强劲

受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惯性影响，目前我国正值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即2005―2013年期间〕，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每年增加270万人左右。

与此同时，我国有近1亿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年龄，政策内生育水平肯定会有所上升。

此外，与西方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是一个自然的人口转变过程不同的是，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8年的下降至目前的0左右，是在计划生育国策的强制推行下实现的。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巨大，总和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使得由此引发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惯性增长势头相当强劲，并且将持续较长一段时期。

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数据显示：

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人，2020年将达亿，2033年前后到达峰值15亿左右，这意味着在2033年之后我国才可能出现人口零增长的拐点，当前人口规模已从实质性增长阶段转变为惯性增长阶段，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仍未完成，稳定低生育水平、警惕生育水平反弹依然是现阶段人口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

2.群众生育意愿有所强化，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加大

一直以来，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与群众生育意愿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差距，群众的生育行为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抑制。

然而，近年来伴随着国内外出现的一些针对现行生育政策的反思和讨论，社会上逐渐弥漫着一些关于人口政策的不同声音，国内极个别知名媒体甚至还借机进行新闻炒作，误导舆论，致使在部分群众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误以为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有所调整松动。

一些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人物带头违法生育的行为，在群众中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群众生育意愿又有所刺激强化。

在一些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的地方，政策外生育明显增多，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加大。

调查说明：

2006年育龄妇女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个，略多于2001年的水平；希望生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比例达%，比2001年高出个百分点；多数妇女希望生两个孩子，其中希望生“一儿一女”的比例达%，比2001年高出个百分点。

〔二〕全国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趋势比较明显

出生缺陷是由于胚胎发育紊乱而引起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异常，它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和经济损失。

有关资料显示，在世界193个国家按出生缺陷发生率由高到低的排位中，目前我国名列第166位，属出生缺陷发生率较低的国家。

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出生缺陷发生的绝对数很大。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生缺陷上升趋势比较明显，据我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以医院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结果显示，1996年全国出生缺陷发生率为8.8‰，2001年为10.49‰，2002年为11.12‰，2003年为12.98‰，2004年为12.84‰，2005年为13.90‰，2006年为14.55‰。

目前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是先天性心脏病、多指〔趾〕、唇腭裂、神经管畸形、脑积水等，它们占所有缺陷发病总数的50%左右。

2008年10月国家“十一五”中期评估结果显示：

2007年以来，怀孕已婚育龄妇女中接受过出生缺陷预防指导的仅占%，城市和农村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均有所上升。

另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地方病患者6000万左右，每年约有20―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总数高达80万―120万例，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这意味着目前我国每30秒就有一个缺陷儿出生，而且间隔时间在逐年缩短。

在全国8296万残疾人中，由于先天原因造成的残疾占一定比例，仅智力残疾人就有554万，占6.68%。

人口出生缺陷发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主要与遗传、环境、食物、药物、病毒感染和母婴血型不合有关，但医学界至今尚无明确定论。

近年来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升高，与三级预防措施未落实到位有关，特别是2003年国家取消强制婚检之后，婚检、孕检率下降，一些原本可以在婚前、孕前、孕产期保健检查控制的疾病失去提前干预的珍贵时机，致使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较快。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已攀升至120左右

受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胎儿性别鉴定技术日益普及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的男孩偏好一直比较强烈。

伴随着全国范围内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反映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已经开始偏离正常范围，但当时只有18个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还没有一个省超过115；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反映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至；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反映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当年除内蒙古、黑龙江、贵州、青海、宁夏、新疆和西藏等7个省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外，其余24个省区市均高出正常范围；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总体到达，除西藏自治区外，全国有30个省区市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其中8个省到达120―130，有3个省超过130；据国家统计局最近三年内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06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2007年为，2008年为，逐年有所上升，而且历年出生数据均显示一条规律，即孩次越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越高。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攀升且严重偏高，既是一个严峻的人口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推算，预计到2020年，我国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这不仅将影响到人口自身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而且会造成未来的婚姻性别挤压，引发色情业、拐卖妇女、买卖婚姻等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严重隐患。

〔四〕未富先老使社会养老保障压力越来越大

人口老龄化本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国际上一般认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就步入了所谓的“老龄化社会”，现在全球四分之三的发达国家，如日本，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在生育率下降较快、人均预期寿命提高、经济仍不发达、未富先老的状态下不得不提前迎接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目前正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老龄化过程。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统计公报显示，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000年为7.0%，2001年为7.1%，2002年为7.3%，2003年为7.5%，2004年为7.6%，2005年为7.7%，2006年为7.9%，2007年为8.1%，2008年为8.3%，老龄化程度逐年加深。

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已达亿人，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

另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推算，预计在2017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10.42%，2020年达11.31%，2025年达13.59%，2030年达16.59%，2035年达20.13%。

人口老龄化束缚着人力资本积聚的增长，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随着老年人口比重逐渐加大，社会养老负担势必越来越沉重，一个社会如果有太多老年人需要供养，其经济发展能力势必受到削弱。

我国能否成功应对老龄化挑战，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能否继续稳定健康增长，二是能否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

截至目前，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而农村老年人则基本上没有社会养老保障，随着独生子女父母逐渐进入老年，他们的养老问题就尤为突出。

〔五〕人口流动加剧对管理与服务提出更高要求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常年徘徊漂流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由最初的几百万人，增加到1984年的2000万人，1990年的3413万人，1995年的8000万人，2000年的亿人，2005年的亿人，2008年的亿人，由个人流动到家庭流动、短期流动到长期流动、近距离流动到跨省流动，逐渐形成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

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农村总劳动力资源为亿人，其中外出从业劳动力就有亿人，占25%左右。

按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划，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要到达60%，这意味着城市人口将要从目前的亿增加至亿，需净增亿，年均增加2200万人左右。

预计在未来30年内我国人口将形成5亿城镇人口、5亿流动迁移人口、5亿农村人口“三分天下”的格局，人口流动与迁移更趋活跃，这将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形成更大挑战。

实现全国流动人口“一盘棋”管理格局以及让流动人口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工作目标任重而道远。

统计显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青壮年，其中15―30岁占70%，35岁以下占80%。

国家人口计生委统计显示，2007年全国流动育龄妇女达万人，其中，已婚育龄妇女万人，占56.47%；跨省流动育龄妇女为万人，占55.99%。

流动人口违法生育现象突出，占违法生育总量的60%―80%，流动人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大大高于户籍人口，流动育龄妇女对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保健服务存在巨大需求，她们是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的重点目标人群，其管理和服务成本应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支出范围，但目前国家层面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投入保障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财政预算尚无标准的科目，省级对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投入还普遍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结果往往造成服务管理经费严重缺乏的状况。

〔六〕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关系仍处紧张状态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归根结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保护资源环境的需要。

过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必然加大消费需求和就业需求，并给资源环境带来沉重压力。

我国虽然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以及不适宜开发利用、不适宜人们居住和生产的面积很大，实际人均拥有的适宜开发的国土空间并不大。

目前我国人居环境不适宜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31.71%，土地超载地区占43.51%，水资源超载地区占14.5%，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水资源是四分之一、人均矿产资源是二分之一，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居世界第120位，许多重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

受长期以来高耗、低效、高污染经济增长方式影响，我国资源环境已处前所未有的高负荷状态，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并未根本扭转。

假设按照现有发展模式来吸纳未来数亿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则每年需新增建设用地1000―1200平方公里，提供就业岗位830万―980万个，人均GDP需增长8%―9%。

2005年我国“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居倒数第14名。

由于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已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各类自然灾害频发且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年因生态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5%―13%。

从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观察，当前比较严峻的问题和矛盾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增长与就业问题。

2008年，全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亿人，占总人口的69%。

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推算预测，2011年我国15―59岁人口将到达峰值亿人。

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充裕，但劳动力供需之间的矛盾却日益突出，一方面就业市场上对生产性人员特别是中高级熟练技术人才的巨大需求难以满足，另一方面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困难，结构性失业问题比较严重。

二、当前我省人口全面发展面临的形势

改革开放30年来，跟全国一样，我省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从1978年到2008年，我省人口增长占全国人口增长总量的3.33%。

自2003年以来，年均净增人口稳定在35万以内。

过去30年里，我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保持在3.31%左右，2008年全省人口总计万，妇女总和生育率已从1978年的下降到目前的左右。

在20世纪末，我省就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目前人均预期寿命接近73岁，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我省是一个欠发达的中部省份，经济总量不大，综合实力不强，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因素。

进入21世纪以来，我省人口全面发展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不仅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难度丝毫没有降低，而且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压力前所未有，制约我省人口全面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加深。

概括而言，就是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预计我省人口总量将在2037年前后到达峰值，但仍存在一些变数，主要是我省多年来人口出生率在全国居高不下，一直冲击着低生育水平的稳定，一些地方已经出现生育反弹。

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尽管近年来已呈现持续缓慢下降趋势，但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虽然我省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推迟5年，但目前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速度却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我省是流动人口大省，流出育龄妇女总量在全国居第六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到位率低，漏洞还比较多。

全省人口总体分布状况与其资源环境基础和经济社会条件还不相匹配，需要未雨绸缪，推进实施人口发展功能分区战略，探索建立人口有序迁移流动的体制和机制。

具体而言，当前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多重因素综合影响，未来生育水平仍可能飙升

统计数据显示，自1989年以来，我省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连续20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近五年内更是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2008年在中部六省中最高，在全国各省由低到高排位中名列第25位，仅次于西藏、海南、青海、广西、宁夏、新疆等地。

究其原因，除我省正处于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人口惯性增长强劲之外，另外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1.受传统观念与现实问题交互影响，群众生育意愿强烈

我省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GDP〕为6480亿元，仅占全国GDP的%；地方财政收入为489亿元，仅占全国各省〔区、市〕地方财政总收入的1.707%；全省乡村人口万人，占总人口的58.64%，农民人均纯收入4697元，低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

当前我省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履行计划生育国策，但还不能得到与之匹配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绝大多数农村群众仍依赖家庭养老，现实困难致使需要养儿防老，外加在“儿女双全”、“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交互影响下，农村群众生男孩、生两孩的愿望仍十分强烈。

据2006年我省组织开展的生育力调查结果显示：

54%的受访者想要两个孩子，94%的受访者想要一儿一女。

另据WIS回溯汇总数据显示：

最近几年，我省三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出生总人口的比重一直维持在5.60%左右，一些地方的多孩比重已经超过10%。

近年来，我省广阔群众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日益增强，但履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却仍旧比较淡薄，与此同时，由于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成熟系统的并与计划生育国策地位相匹配的政策制度，人口计生部门的工作手段日益缺失、弱化，逐渐陷入了“老方法不能用、新方法不会用、硬方法不敢用、软方法不管用”的现实困境。

现在全省一男户超生情况不仅越来越严重，而且超生间隔年龄也呈不断拉大之势。

据统计，在2000―2007年期间，全省一男户超生数占当年出生人口总数的比重依次为8.97%、9.82%、10.0%、11.59%、13.28%、15.84%、16.80%、16.29%，超生时一胎男孩年龄已在6周岁以上的妇女比重依次为23.23%、28.23%、35.11%、40.66%、47.49%、52.86%、54.11%、53.39%，超生时一胎男孩年龄已在10周岁以上的妇女比重依次为3.45%、6.06%、9.85%、13.84%、17.96%、21.41%、23.55%、24.17%。

2.部分地方工作基础薄弱，政策外生育缺乏有效控制

目前，一些能有效减少政策外生育水平的重要工作措施，如全面掌握辖区内已婚育龄妇女怀孕信息、及时落实长效避孕节育、严格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等，在一些地方大打折扣，工作基础异常薄弱。

一些乡村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仍存在阵地不实、人员不齐、能力不足、队伍不稳的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

2008年全省农业常住人口已婚育龄妇女的怀孕信息录入率相当低，当年各设区市在孕录入率最高仅达40.09%，最低为18.84%；在2004―2007年期间，全省征收社会抚养费人数仅占应征人数的50.28%，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为20%，到位率最低的县仅达8.71%；在落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中，2007年全省环孕检率仅达82.55%，生育一孩上环育龄妇女数只占一孩出生的66.2%，生育二孩结扎育龄妇女数只占二孩出生的60.6%，二女户结扎只占二孩结扎的6.7%。

近年来，正是由于不少育龄妇女怀孕信息未及时掌握、相当数量的农村育龄妇女未及时落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以及社会抚养费征收对抑制计划外生育行为受到严重削弱等因素综合影响，我省普生二孩和纯女户生多孩的问题在一些地方比较突出，致使全省出生政策符合率在全国多年处于偏低水平。

据WIS数据汇总显示，无论是按政策口径还是按统计口径，我省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生政策符合率呈逐年下降趋势，政策外生育比重逐年上升，有的县〔市、区〕出生政策符合率不到60%。

3.统计数据不实，一些地方存在严重的瞒漏报问题

一些地方不认真执行计划生育国策，存在比较严重的瞒漏报人口出生问题，统计误差大、水份多，影响对人口发展形势的正确判断，对全省控制人口增长和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隐患。

比照公安、统计和人口计生部门掌握的历年人口出生数据，可以发现存在较大的差异。

以2004―2007四年期间全省出生人口总数为例，公安部门的人口出生户籍登记数据合计为277.8397万人，统计部门在各年度抽样调查的数据合计为237.4136万人，人口计生部门报表数据合计为195.6507万人，而通过我省WIS系统回溯汇总出来的数据合计为250.2899万人。

相比之下，人口计生报表数据比WIS数据少万人，统计部门的数据比WIS数据少万人，而WIS数据又比公安部门的数据少万人。

尽管上述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部门间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确实不完全具备可比性，但在人口计生系统内部，报表数据与WIS数据相差如此之大，原因何在？

值得深度反思。

我省人口计生统计底数不清、数据不实问题常年存在，已成顽疾，出现年年清理，年年漏报的情况。

〔二〕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但社会对此关注不够

妇幼卫生监测数据显示，1996年我省人口出生缺陷发生率为3‰，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或项目支持，出生缺陷逐渐呈现升高态势，2000年已上升为10.26‰，但社会对此仍关注不够，缺乏建立有效的出生缺陷干预体系。

研究显示，在2000―2004年期间，全省出生缺陷发生率为‰，出生缺陷高发病种排序前五位的依次是先天性心脏病、多指〔趾〕、总唇裂、外耳其它畸形、先天性脑积水，它们分别占出生缺陷总数的16.34%、10.25%、9.03%、8.42%、5.71%，男性出生缺陷发生率均高于女性，20岁以下妇女所生婴儿缺陷发生率最高，35岁以上孕妇生缺陷儿的几率也比较大，25―29岁妇女发生率最低。

2005年我省出生缺陷发生率飙升至‰，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高居全国第6位，仅次于广东、广西、湖南、浙江、贵州等地。

2006年全省出生缺陷发生率继续攀升至‰，照此计算，当年我省有8900多个缺陷儿出生，平均每小时就有一名缺陷儿降生。

2007年我省出生缺陷发生率出现下降，基于全省30多所出生缺陷监测医院的数据结果显示为14.12‰，2008年也继续有所下降。

这期间出生缺陷高发病种前五位的排序略微有些变化，依次为先天性心脏病、多指〔趾〕、外耳畸形、唇腭裂、唇裂等。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虽持续下降，但仍居全国前列

数据显示，过去14年来，无论是依据统计部门抽样调查结果，还是依据人口计生部门WIS系统回溯汇总结果，我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呈波状变动态势，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但近几年已进入持续稳定下降状态。

以WIS系统回溯汇总数据为例，1995年全省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995―1998连续四年高位攀升，1998年已达，1999―2001连续三年出现下降，2001年降至，但是2002年又上升至，随后在2003―2008连续六年期间，全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再次出现缓慢下降，2007年降至。

2008年，统计部门公布的全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为。

尽管在最近6年内，我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已进入持续稳定下降状态，但却仍居全国前列，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我省一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年高出全国平均值，2005年高出，2008年高出，迄今为止我省依然是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另据全省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11个设区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均超过正常范围，性别比偏高最为严重的是二孩和多孩出生。

〔四〕人口老龄化逐年加重，老年保障问题凸显

按照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人口老龄化社会”标准，我省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推迟5年。

2005年我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省人口比重首次突破7.0%，到达7.35%，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

随后几年内，我省老年人口比重增速加快，2006年上升为7.89%，2007年上升为8.35%，2008年上升至8.41%，老龄化年均增长速度是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老年人口规模在2007年到达万人，2008年到达万人，总量逐年增多，老年保障问题也随之日益凸显。

当前我省老龄化进程加快与老年保障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一是需要社会赡养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退休职工养老金迅速上升，社会负担沉重，财政压力巨大；二是老年人口是医疗卫生资源的主要消费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