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律令制的演变看唐宋间的变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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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律令制的演变看唐宋间的变革

从律令制的演变看唐宋间的变革

　　前　言　　律令与礼刑关系的研究，在《中国法制史》专书中多少都会触及，但是一般只由律或刑或法的角度入手，较少注意到「令」的问题，更遑论律与「令」，或律令与礼刑的关系。

笔者以为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时，宜格外注意春秋到战国、晋唐时期以及清末民初三个时段。

春秋到战国，是礼崩与成文法典发生时期，成文法典从此以后逐渐走向详备，但礼崩现象，则该问到何时礼的秩序才可下达庶民？

此事牵涉到汉以后儒术独尊影响至民间的程度问题。

晋唐时期，是承汉末曹魏以来整理律令，到西晋告一段落，结果确立律与令的对等性，其重要性在于「令」从此以后不再具有律的罚则，而成为规范国家社会制度的法典，直至隋唐而大备。

此期是具体将礼刑思想融入律令。

但宋以后，「令」的重要性衰退，明初以后不再制「令」，这个变化，说明了何种历史意义？

清末民初，受到列强交侵的影响而有变法之举，于是传统法受到严厉挑战，终于舍弃传统法而采用西方法，由此而形成的秩序与价值，是否适合于我们需要，迄今仍有待批判。

拙稿无法也没有能力通盘探讨这些大问题，因此将拙稿立论重点，设定在晋唐间以及唐宋间律令变迁与礼刑的关系。

也就是从律令制度探讨唐宋间的变革，主要是检讨礼刑融入律令后的变化过程中，晋唐间一度凸显「令」与礼的重要性，而律终于一枝独秀的缘由。

敬请方家指教。

一、律令不分时期１、由礼刑二分到刑治世界：

战国、秦及汉初时期　　春秋时代以前，是礼、刑二分时期。

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云云，即指此事；《荀子．富国篇》说：

「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还寓有此意。

到了春秋末期及战国时代，呈现礼崩，贵族沦没，布衣臣妾上升，属于法家的刑书、律令，乃风行于时。

商鞅指出：

要王天下，必须施行「刑九赏一」；如果「刑七赏三」，只得一强国而已。

所以商鞅的法治思想是重刑轻赏。

但是韩非子则以为重刑之外，也应重赏，所以说：

「欲治者，奚疑于重刑！

」「欲治者，何疑于厚赏！

」刑、赏的基础在于信，韩非子说：

「法不信，则行危矣。

」无论如何，法家的刑治世界是讲信，同时也要守法，以达到「齐民社会」。

　　近年来新发现的湖北云梦秦简中，在商鞅变秦后到秦始皇年间呈现大部秦律；而秦律中的「法律答问」，有「犯令」、「废令」之语；「秦律十八种」的律文中，也有「犯令」、「不从令」之语；这个「令」，就是律的副法，属于单行法规。

另外，张家山汉简也有「二年律令」的发现。

所谓二年，指西汉吕后二年（前186年），简文包含二十七种律和一种令，「二年律令」就是律令的总称，包含汉律的主要部分。

其《津关令》第一条曰：

　　御史言，越塞阑关，论未有□，请阑出入塞之津关，黥为城旦舂；越塞，斩左止为城旦；吏卒主者弗得，赎耐；令丞、令史罚金四两。

……制曰：

「可」。

所谓「越塞阑关，论未有□」之缺字，当是「传」字，也就是传符，如《汉书．宣帝本纪》师古注曰：

「传，传符也。

」所谓「黥为城旦舂」，即城旦舂加肉刑，依据后汉卫宏《汉旧仪》规定：

「凡有罪，男髡钳为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为舂，舂者，治米也，皆作五岁。

」黥刑在汉文帝时被废除，所以不见《汉旧仪》规定，但可比照髡刑施行，所以当是五岁刑；若越塞，再斩左趾。

唐律《卫禁律》〈越度缘边关塞〉条（总88条）规定：

「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

」足见汉「令」内容定有罚则，且较唐律为重，则汉「令」为刑法，也就是相当于律的性质，是无可置疑。

　　汉武帝时，杜周为廷尉，有人批评他，说他「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

」杜周回答说　　三尺安出哉？

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

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所以汉代的律、「令」，基本上可说是现行的刑法。

律是就单行法规的「令」加以整理而成的。

至于「令」，则将单行法规的诏令，按其重要程度先后，编成「令甲」、「令乙」、「令丙」等类；相当于诏敕集，而简称为「令」。

所以就成文法而言，「令」可视为律的追加法，或谓副法，违「令」与违律一样须受处罚。

因此，战国、秦及两汉时代可视为律、「令」不分时期。

２、礼刑合一：

两汉时期　　自战国中晚期以来，儒家逐渐抬头，到汉武帝时乃确立儒术独尊的局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文帝时，贾谊上疏论政事，强调不可专任刑法，同时应重视礼义在政治社会的作用。

贾谊说：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

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

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

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

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

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

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

……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

是非其明效大验邪！

……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云者，亦见于《大戴礼记．礼察篇》。

此处指责秦不用礼义而专任刑罚，此所以速亡也。

贾生之意，以为礼刑之作用虽有别，但互为前后表里，也就是礼刑合一论。

按，律令不分，如前所述，自战国以来已经如此。

但礼刑合一原则的确立，必待儒术独尊以后才有可能，在此之前，只能视为儒家的学说。

儒家将崇尚刑治之人称为霸，战国以来的王、霸之辨，其实是礼、刑分辨的问题。

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已经是在儒术独尊以后，足见当时仍然不赞同纯用周政礼治，也就是不用纯粹的王道政治，而是杂用霸、王道作为统治原理。

但因宣帝「持刑太深」，其实是以刑为主，礼为次。

汉家这种政策，可说自始已然。

儒家面对这种情势，不得不牵就现实，放弃纯粹的王道主张，改用以礼、刑互为表里的政策。

于是把礼定为「将然」的范围，刑定为「已然」的范围，礼刑乃成为相为表里，合而为一。

　　后汉和帝时，陈宠为廷尉，奉命整理律令，上奏时即具体指出礼刑相为表里，失礼入刑原则。

陈宠说　　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

　　陈宠奉命整理律令之事，虽因宠以他故入罪而不获施行，但可窥知当时视礼刑互为表里，皆入律令，以及律令不分的具体事实，乃至以礼救济律令之不足。

所谓「失礼则入刑」，指「刑」以外的场合不再有法，而皆属于「礼」的范围，所以「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

这个时候的「礼」，已经成为国家社会的规范，具有相当于现代政事法、民事法的作用。

礼的具体内涵，记载于儒家经典，所以前述陈宠为理官时，议决疑狱，「每附经典」，这是礼刑合一的活用，进而以礼正刑。

此事自前汉以来，其例甚多。

如儿宽、董仲舒等，仲舒并着有「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

到后汉，应劭集经义折狱之事例而成一书，称为《春秋折狱》。

利用经义折狱之事，到六朝还可看到。

　　至于刑，在汉代具体是指「律令」，以及「律」与「令」皆为刑法，由后汉陈宠之议，曰：

「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云云，可得理解。

而「律令」也泛称为「法」，前引陈宠传附载其子忠传说；「父宠在廷尉，上除汉法」云云，此处的「汉法」，就是前述的律令。

无怪乎「如律令」或「急急如律令」等乃成为汉代的公文书用语。

只是陈宠有意纳礼入令，曰：

「悉删其余令，与礼相应」一节，并不成功，这个事情，须到西晋以后才获得具体成果。

再者，汉代之令，虽亦有明定罚则，但似无概括规定违令诏者之处罚，到晋代始于律内设违令罪条。

易言之，汉代的「失礼入刑」处罚原则，虽纳礼入律、入令，但此时之律、令仍未具体区别；西晋以后始分辨律与令，并明白规定违礼、违令归由律惩罚。

日本《令集解》卷一《养老．官位令》引「或云」曰：

「令者教未然事，律者责违犯之然。

」说明日本在八世纪以后的律令制度及其立法解释，具体汲取汉代的未然、已然之礼刑相为表里的立法思想，以及西晋以后的违令入律原则。

二、律令二分时期：

纳礼入律令、违礼令入律１、西晋泰始律令　　西晋时期，确立律、令二分，同时建立纳礼而入律令、违礼令而入律原则，这是律令制度发展的一大突破，尤其藉令篇展现儒学思想。

关于西晋时期编修律令呈现儒家化一事，今日已是学界共识。

陈寅恪说：

「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

」是此说的代表。

但此期之特色，除晋律儒家化而外，尚有律与令二分，以及令主教民、养民等特质，则较少受注意。

兹先对晋律的儒家化一事稍作补充。

　　关于晋律的儒家化，由于晋律散亡，不知其全貌，程树德有辑遗若干。

从《晋书．刑法志》可得其梗概。

所谓晋律，指武帝泰始四年（268年）所公布的律令，奉诏修律令者，共有十四人，此即车骑将军贾充、太傅郑冲、司徒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

此十四人，可分为两类，一为礼法之士，如贾充、郑冲、荀顗、荀勖等，乃至皇室的司马氏等；一为玄学之士，如羊祜、裴楷等，虽是如此，玄学之士并不反对以儒家礼教作为最终目的。

至谓贾充为小人，其定律必无足观，但如前所述，制律者有十四人，所以程树德指出：

「下意决于郑冲，删定秉于杜预，评议由于裴楷，典守本于荀辉，不尽出于充一人之手也。

」所以武帝颁新律于天下时，诏曰　　汉氏以来，法令严峻。

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间，咸欲辩章旧典，删革刑书。

述作体大，历年无成。

先帝愍元元之命陷于密网，亲发德音，厘正名实。

……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宽禁简，足以克当先旨。

所谓「刑宽禁简，足以克当先旨」，正是晋律实现儒家思想的昭示。

此其一。

　　《晋书．刑法志》在记述晋王司马昭有鉴于前律令本注烦杂，而进行编纂律令经纬之后，曰：

　　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

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

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

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

　　据此，可知从除去之律文中，凡属于「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者，悉入令，而不入律；同时规定：

「违令有罪则入律」；其属于「常事品式章程」者，定为各府的「故事」。

这样的分类区别，实是一项重大突破。

结果，制律二十卷，六百二十条；令有四十卷，二千三百二十六条，总共六十卷。

。

律令之外，又有「故事」，有类于隋唐尚书省二十四司的「式」。

　　关于整理芜杂的律令，自汉以来即不断在进行，至曹魏初步完成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

按，自曹操干政以来，其命令曰令而不曰诏，令有〈军令〉、〈军等令〉、〈邮驿令〉、〈设官令〉、〈选举令〉、〈褒赏令〉、〈明罚令〉、〈内诫令〉等，已非全属律的范围，除作为行政命令外，更包括制度上的规定。

曹魏时代，又有九品官人法、封爵制、户调制、兵户制等，对汉制已有显着改变。

至西晋泰始四年完成律令法典时，已明白区分律与令，成为律令的对等关系。

在法制史上，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发展。

　　杜预在《晋律．序》说：

「律者入正罪名，令者入序事制，二者相须为用也。

」这是对律、令的新义，所给予最简单的说明。

此意即以律作为刑罚法典，令则为行政法。

于是「令」摆脱作为具有刑法性质的皇帝诏敕集，而成为与「律」对等的非刑法法典；所谓「序事制」，就是将国家制度予以法典化，成为有如今日的行政法典，它本身并不附罚则。

这种「令」制新义，自此以后到隋唐臻于完备。

程树德《九朝律考》于晋令三十二篇中辑录佚文者二十一篇，如首列〈户令〉二条，其一曰：

「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

」其次为〈学令〉一条，曰：

「诸县率千余户置一小学，不满千户亦立。

」余不详举。

凡此皆不附罚则，其为行政法典性质甚明。

所谓纳礼入令，最具体的表现，莫若〈学令〉、〈服制令〉、〈祠令〉、〈丧葬令〉等篇目的制定。

隋唐时期诸令篇目虽有若干异动，但纳礼入令原则不变，所以〈祠令〉、〈宫卫令〉、〈衣服令〉、〈仪制令〉、〈卤簿令〉等皆是官方礼仪规定的主要篇目。

此其二。

　　由上所述，这个时期的律令，具有二项特质，一为儒家化，一为纳礼入令而使令成为与律对等性。

这样的律令制度与礼刑关系，简单说，就是建立纳礼入律令、违礼令入律的原则。

易言之，在于礼的法制化，令则成为政典，违礼、违令皆以律处罚。

所以，两汉以来的「失礼入刑」原则，至此时更加具体化。

２、隋唐律令　　到隋唐时期，其律令制度除继续实施西晋以来的纳礼入律令、违礼令入律原则以外，这个时期也有它的新义，此即藉律令以强化君权伦理，同时建立礼主刑辅的法制思想。

兹再分别说明于下。

（1）、继续实施纳礼入律令、违礼令入律原则

　　就纳礼入律而言，例如唐律〈名例律〉所规定的「八议」、〈户婚律〉所见的七出、三不去的离异条件等，亦均可见于礼典。

至于唐律《律疏》引礼经解律，则比比皆是，不待赘言。

兹举一例，如唐律〈户婚律〉规定　　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

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

各还正之。

《疏》议曰　　妻者，齐也，秦晋为匹。

妾通卖买，等数相悬。

婢乃贱流，本非俦类。

若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违别议约，便亏夫妇之正道，黩人伦之彝则，颠倒冠履，紊乱礼经，犯此之人，即合二年徒罪。

所谓「紊乱礼经」，在〈名例律〉规定十恶之十曰内乱条，《疏》议曰　　左传云：

「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

易此则乱。

」若有禽兽其行，朋淫于家，紊乱礼经，故曰「内乱」。

　　据此可知，所谓「紊乱礼经」，就是违背《左传》的规定。

《左传》见于桓公十八年条引申繻曰：

「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

谓之有礼，易此必败。

」杜注：

「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违此则为渎。

」

　　就纳礼入令而言，《新唐书》卷五十六〈刑法志〉序云：

「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

」此即除说明令的性质是规定国家的制度以外，又以令来规定礼制；《荀子．富国篇》说：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此处的礼，就是前引《新唐书．刑法志》所说的令。

日本《令集解》养老官位令引「或云」：

「令者教未然事，律者责违犯之然。

」更直接将令解为礼。

就令的篇目而言，如前述〈祠令〉、〈学令〉、〈选举令〉、〈仪制令〉、〈丧葬令〉等，本皆见于礼典。

　　再者，自西晋泰始律令以来，已建立违礼、令入律原则。

如上所述，由于许多礼仪已规定在令典中，所以违礼、令入律原则，大部分指的还是违令入律原则。

例如《新唐书》卷五十六〈刑法志〉说；「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

」此即说明这个原则的运用。

例如唐律〈杂律〉规定　　诸违令者，笞五十；别式，减一等。

这是以律对违令的一般处罚。

再如唐律〈职制律〉规定：

　　诸称律、令、式，不便于事者，皆须申尚书省议定奏闻。

若不申议，辄奏改行者，徒二年。

即诣阙上表者，不坐。

《疏》议曰　　若先违令、式，而后奏改者，亦徒二年。

所违重者，自从重断。

这是严格规定不可任意改动令、式规定，刑罚较重，其与违令处事者不同。

又如唐律〈名例律〉规定：

「嫡孙承祖，与父母同。

」《疏》议曰

　　依礼及令，无嫡子，立嫡孙，即是「嫡孙承祖」．若闻此祖丧，匿不举哀，流二千里．故云「与父母同」。

此处所谓「礼」，当指《仪礼注疏》卷三十〈丧服〉「齐衰不杖期」条云：

「适孙。

」郑玄注曰：

「周之道，适子死，则立适孙，是适孙将上为祖后者也。

」此即「嫡孙承祖」之由来。

所谓「令」，当指〈封爵令〉，《唐令拾遗》〈封爵令〉二乙「开元七年」、「开元二十五年」规定：

　　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

若无嫡子及有罪疾，主嫡孙。

以上都是在说明到唐朝定律令时，更将纳礼入律令、违礼令入律原则予以具体化，而显得更为完备。

（２）、君权法制化的确立

隋朝一建国，即以统一大业作为施政主要目标，其反映在刑律上，则强化君权为至高与最后。

所以隋开皇律在周齐律影响下，首列十恶，有五恶之惩处规定，目的是在保护皇权及其相关事项；此外五至六恶的场合，则在规范社会伦理秩序。

保护皇权者，最主要在于将秦汉以来刻意要深入人心的皇权理论基础，此即天命与祖灵，在隋唐律予以具体法制化。

当然论法制化过程可追溯至秦汉律，但是到唐律大备。

例如唐律〈名例律〉「十恶」条一曰：

「谋反」疏议曰：

　　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

为子为臣，惟忠惟孝。

所谓宸极，《晋书》卷十七〈律历志．中〉云：

「圣人拟宸极，以运璇机。

」也就是北极星天帝所居的地方。

此处的圣人，是比喻古代的王者，与《律疏》的王者，其实同义。

所谓二仪，指天地，《周易．系辞》云：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这一段的意思，说明王者居于天帝至尊地位，承奉天命，如同天覆地载施恩德于万物，作为万民的父母。

所以作臣子者，应该尽忠尽孝。

相近于这条规定，又见于〈贼盗律〉「诸谋反及大逆者」条曰：

　　人君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齐明，上祗宝命，下临率土。

这些规定，很具体指出王者是秉承天命而治天下，其权力来源，出自天命。

足见先秦及秦汉以来的王权天命论，到唐而法制化。

这是自古以来，有关王权论的重大结论。

此后千年间的天命王权，不但有理论，而且有法制依据，乃更加巩固，甚至独裁。

　　上举十恶条其二曰：

「谋大逆」。

注云：

「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

」宗庙、山陵及宫阙本都是皇家建筑物，为何侵犯这些建筑物成为十恶的「谋大逆」？

《律疏》解释「谋大逆」云：

「此条之人，干纪犯顺，违道悖德，逆莫大焉，故曰：

『大逆』。

」这是指冒犯法纪、天常，背悖道德，悖逆罪以此最大，所以叫「大逆」。

冒犯宗庙、山陵及宫阙，视同冒犯天理、人伦、法纪，显然将宗庙等作为「皇帝权威象征」。

所谓宗庙，《律疏》曰：

「宗者，尊也。

庙者，貌也。

刻木为主，敬象尊容，置之宫室，以时祭享，故曰宗庙。

」所谓山陵，《律疏》曰：

「山陵者，古先帝因山而葬，黄帝葬桥山即其事也。

或云帝王之葬，如山如陵，故曰山陵。

」所谓宫阙，《律疏》曰：

「宫者，天有紫微宫，人君则之，所居之处，故曰宫。

」所谓阙，《律疏》曰：

「尔雅释宫云：

『观，谓之阙。

』郭璞云：

『宫门之阙也。

』」唐代的宗庙，起初立四庙，后来增至七庙，乃至于十一庙。

其建制，包括始封君、受命君等不迁之庙以及诸亲庙等。

山陵是本王朝诸帝王陵。

所以宗庙与山陵两者，皆指本王朝诸皇帝及其先祖，此等「祖灵」，均属于现世皇帝承继权力的由来；而宫阙则是现世皇帝执行权力所在地。

整个说来，宗庙、山陵及宫阙都是象征皇权的有形建筑物，所以规定为神圣不可侵犯。

这是皇权源自祖灵说的法制化。

　　依此看来，所谓皇权，除皇帝本人所执行的权力而外，同时还包括象征皇权的有形建筑物所代表的权力意义。

创业君主的权力，着重于天命源头，其继任的皇帝则着重于继承祖灵要素。

天命与祖灵合而为一，然后展现皇权的地方，就是宫阙。

于是侵犯皇帝以及象征皇权之有形标的物，成为罪大恶极，乃规定于十恶之前三恶，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

据此可知《律疏》又将皇帝及其象征皇权之有形标的物，广义解为社稷、国家，明清律皆同。

　　　　令方面，从晋令、梁令篇目到隋唐令篇目顺序的变动，也可窥知强化中央集权的意图。

此即晋令、梁令篇目顺序，以户、学、贡士诸令居前，但自隋开皇令以后，直至明令，则取官僚制度的相关规定，置于户、学、礼等之前，而作为篇首。

这个变化，当与隋开皇律设定十恶之科，以保障君权有关。

易言之，西晋律、令成立之初，两者在尊君、保民的立意上，一如法典性质所示，具有对等性；但自隋代以后，显然有意屈令就律，在尊君主义的前提下，订定保民制度。

隋唐时代的律令，形式上犹具对等性，实质上已经出现变化。

宋代以后，令的特质又再褪色；相对的，在尊君主义的前提下，除了律以外，乃将敕提高到第一位。

因此，从隋代以后，在法制上很清楚可看出官方不断建立皇权一元化的努力。

（３）、礼主刑辅原则的实施

　　理论上，自周代以来即施行「明德慎罚」。

自汉以来，儒生亦不断鼓吹制律必须本于礼的主张，而逐渐落实。

例如董仲舒对策时就提出教化论，而有所谓「任德教而不任刑」、「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在此前提下，孔子所的：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乃成为政者的圭臬。

东晋初，李充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尝着《学箴》，曰：

　　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

此即以礼律来实现仁义之政。

至隋初定刑律时，进而确立礼主刑辅原则定律，《隋书．刑法志．序》曰：

　　仁恩以为情性，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

」其具体事例，如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分颁新修刑律于天下，诏曰：

「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条目甚多」，此即死刑除绞、斩以外，其余残酷刑罚均废除。

至三年，再敕苏威、牛弘等宽减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

　　唐代制律，虽有若干修改，但大致与隋律相差无几。

于是刑律五百条为之定型，并成为此后各朝修律之蓝本。

儒家的恤刑宽仁精神在隋唐律获得具体的展现。

至高宗永徽四年（653年）完成永徽律之《律疏》三十卷，即今日吾人所见《唐律疏议》者。

其〈名例律〉《疏》议序曰：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这是提示唐律及其疏议内容，即以礼主刑辅原则来编纂，其视汉以来礼刑合一原则，实是一大突破，也是隋唐律与汉、晋律以来较为不同之处。

其目的，可谓为制律或注律诸臣，欲突显礼在律中的作用，以更接近原始儒家的主张，虽然实际上仍无法摆脱君权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其用心良苦，概可想见。

　　隋唐律，纳礼入律的具体事例，在今本《唐律疏议》随处可见。

论法制上的渊源，恐始于曹魏的「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

」这是对秦法规定：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否定，是对儒家孝义的强化。

至于唐律所见的八议、以服制论罪、子孙违犯教令、犯罪存留养亲、官当，乃至十恶等，均是以儒家伦常礼说入律的典型例子。

无怪乎《四库提要》谓《唐律疏议》是「一准乎于礼」。

兹再举一例，十恶第六恶曰大不敬，注云：

「谓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

」《疏》议曰：

　　礼者，敬之本；敬者，礼之舆。

故《礼运》云：

「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考制度，别仁义。

」责其所犯既大，皆无肃敬之心，故曰「大不敬」。

此即「大不敬」条系源自《礼记．礼运》。

又七恶曰不孝。

注云：

　　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

　　如前所述，不许「别籍、异财」之事，可源自曹魏律，此处《疏》议对「供养有阙」再释曰：

　　《礼》云：

「孝子之养亲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以其饮食而忠养之。

」其有堪供而阙者，祖父母、父母告乃坐。

所谓《礼》云，指的就是《礼记．内则》引曾子曰。

所以隋唐律是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当无疑问；而法制上以礼为常经，刑为变则的原则，至此可谓完全确立。

　　三、令典褪色、敕兴时期　　这是指两宋到明清期间的发展，其变化较大是令与格、式，律变化较小。

就律而言，宋初犹用唐律，其后删定后周《刑统》而颁行，但其内容，基本上仍沿唐律之旧。

神宗时，以律不足以周延诸事，乃规定：

「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

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

」此即规定法制之目，曰：

敕、令、格、式，而律遂存于敕、令、格、式之外矣。

这个意思并非完全改变律，而是指旧律有不能见用之处。

整个说来，两宋依然无远离唐律。

　　到明清时代，再直承唐律，这是明太祖采纳丞相李善长等议以「宜遵唐旧」而来的。

惟明清律的纲目是以六部名称加上「名例」而成，这一点异于唐律，但其条目仍一准于唐律之旧。

所以，唐律在法制史上，可称为后代法典的蓝本。

　　至于令、格、式的变化较大。

关于令，宋初犹见编定部分令文，如仁宗天圣七年（1029），完成的天圣令三十卷。

今日仅存宁波天一阁所存藏书名为《官品令》三十卷最后的十卷，此即天圣令的残卷。

自大陆戴建国于一九九九年发表〈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以来，广泛引起学界重视。

由于天圣令在编修时，每一种令分前后两段记载，前段于记载天圣令文末，以另列一行标示如下文字；「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所谓旧文，即指唐令。

后段记载唐朝令文，文末再以另列一行标示如下文字；「右令不行」，即提示宋朝不用此等唐朝令文。

据估计天圣令最后的十卷总共二八九条，附载的唐令也有二二二条，非常珍贵，目前学界已经披露之唐朝〈田令〉有四十九条、宋天圣〈田令〉有七条，〈田令〉总共五十六